小时候，就买过很多本武术期刊，家里现在还存有好多这方面的杂志。《武术健身》、《武林》、《中华武术》、《武当》、《武魂》、《少林武功》等等，其中就有《精武》，知道是哈尔滨出版的。记得第一次来哈尔滨时，还特地到宣化街99号看过，一个很小的牌子，写着“当代体育杂志社－精武编辑部”。

等自己毕业来到哈尔滨，开始在这个城市扎根时，也常去邮政的书店看期刊，自己以前看的一些杂志都看不到了，比如《散文诗》和《精武》等，常常暗自可惜，是不停刊了。

用一个武术朋友的话说：“《精武》，中国大陆著名的武术专业刊物，因其始终不渝坚持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而在读者中极具亲和力；因其精心整理的武术套路精华而具传统性；因其切实可行的技击和健身作用而具实用性；因其集中国武术与世界博击功夫于一身而具搏击领域的全面性。受到广大武术爱好者的青睐。”

《精武》开始本着以实战技击为目的，发表大量的实战武技文章，由于相应的功法训练和实战训练缺乏，所以谈的技击方法在实战中是无法运用的。后来《精武》杂志改变开本和包装，内容上着重全面介绍传统武术的理法功技，并不时推出单拳种的专辑介绍，尤其可贵的是发表了众多珍贵的名家拳照。无论是外型，还是内容，《精武》都堪称精美。

由于经济等各方面原因，武术类杂志一向是销售不好。《武术健身》停刊最早，1994年夏因故停刊。2006年底，《武林》也停刊了。我以为《精武》也早停刊了。今天因为工作方面的需要，要查阅哈尔滨武术方面的资料，想起《精武》来，当地的杂志，又是黑龙江省武协主办的，这上面一定有许多哈尔滨武术方面的资讯，就上网来找找，一找才发现，《精武》自1983年4月创刊，一直到2011年才被迫停刊。共坚持了28年，总计出了263期。

《精武》杂志出版情况，我做了整理如下：

2011年，总263期，一期，价格10元每本；

2010年，总251至262期，月刊，价格10元每本；

2009年，总239至250期，月刊，价格6元每本；

2008年，总227至238期，月刊，价格6元每本；

2007年，总215至226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6年，总203至214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5年，总191至202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4年，总179至190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3年，总167至178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2年，总155至166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1年，总143至154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0年，总131至142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1999年，总119至130期，月刊，价格4.5元每本；

1998年，总107至118期，月刊，价格4.5元每本；

1997年，总95至106期，月刊，价格3.2元每本；

1996年，总83至94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5年，总71至82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4年，总59至70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3年，总53至58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2年，总47至52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1年，总41至46期，双月刊，价格1.4元每本；

1990年，总35至40期，双月刊，价格1.4元每本；

1989年，总29至34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8年，总23至28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7年，总17至22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6年，总11至16期，双月刊，价格0.58元每本；

1985年，总6至10期，季刊，另出一增刊，价格0.44元每本；

1984年，总4至5期，二期，价格？元每本；

1983年，总1至3期，三期，价格？元每本；

这是由在哈尔滨从事多年武术教学工作的老拳师张继修先生写的一本关于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书，也是一本较系统介绍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专著。此书对哈尔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相关流派及代表人物都作了详尽而客观的记录，是本不可多得的史料集，为哈尔滨武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此书以记叙的方式，记录了哈尔滨自开埠以来至80年末，哈尔滨武术前辈们的武术活动，近而揭示了他们所代表的拳种流派的风格特点，及他们在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高尚武术精神，在编写本书过程中，作者注重史料性、技术性和趣味性特点，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哈尔滨近八十年来武术运动的发展历史，体现了哈尔滨市武术的兴起和沿革脉络。

其中，对哈尔滨武术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武馆情况如下：

武术第一馆为八极拳，代表人物黄焕章及再传孙亮亭。

武术第二馆为山西形意拳，代表人物许承麟。

武术第三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及再传刘洪仁。

武术第四馆为龙形拳，代表人物刘志清。

武术第五馆为河北形意拳，代表人物刘英玉。

武术第六馆为弹腿和少林拳，代表人物刘振岑。

武术第七馆为太极梅花螳螂拳，代表人物曹德坤及再传张炳煦。

武术第八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再传弟子于寿学。

武术第九馆为鸳鸯拳，代表人物曲寿增。

武术第十馆为绵掌拳，代表人物吉万山。

武术第十一馆为形意拳，代表人物王玉。

武术第十二馆为中国式摔跤，代表人物王元璋。

武术第十三馆为太极拳，代表人物李玉琳。

武术第十四馆为唐拳，代表人物祁树兴及再传王连城。

表面上看起来，中央大街是因其建筑和街道的欧洲风情而被誉为“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但回溯这一名称在20世纪初的产生过程，却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成因。然而在今天人们沉醉于这条街道的异域风情及其传奇性的时候，这些复杂纠结的历史动因及其背后的屈辱体验却有意无意被从记忆中删除了。应该客观地承认，中央大街建筑和街道风貌的异域色彩与早期被殖民和俄侨移民文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初这种畸形的繁华都市胜景，其背后伴随着晚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民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个以铁路附属地为名义的沙俄殖民地，以及随后作为“北满”重镇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力量对东北大肆掠夺的前哨。因此，说哈尔滨较早与资本全球化进程扭结在一起，这并非妄言。

哈尔滨于1907年开埠通商，原本这里只是一座自给自足小渔村。1895年，俄国人赴松花江考察，绘制出松花江两岸目测图。图中明确标出了几十处村庄，这就是今天哈尔滨肇始之初的轮廓。（见图1-1）
俄国人在《中俄密约》签订前一年（1895光绪二十一年）溯松花江秘密考察。果科沙依斯基绘制的松花江两岸目测图第18页明确标出了“哈阿滨”“哈阿滨烧锅”等几十处村庄[1]

图1-1 俄国人之目测图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取得在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境内修筑铁路的权利，密约的签订伴随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形态的急速改变。哈尔滨犹太人史学专家李述笑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后，短短的几年内，特别是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哈尔滨的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农业人口的构成，从各方面来看，到1907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的规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尔滨这个城市已经可以和中国国内的很多城市相比了。到二十年代，哈尔滨已经可以和京津沪杭并驾齐驱了。”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包罗万象的摩登之城，哈尔滨仅仅用了二十几年。那条满载侵略者野心和幻梦的铁路已让这片遥远的东方乐土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与风云变幻的世界接轨。

世界近代史本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中国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个被殖民的角色。殖民空间在经历了百年历史与现实的洗刷之后，试图以一幅全新的面貌呈现世人，但其表层空间背后仍然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文章《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指出，存在一种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的空间类型，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其定义为“差异地点”，同时列举了“差异地点”的六种特征，殖民区正是这种差异地点的典型类型。“差异地点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开展了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后一类型并非幻象，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2]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似乎是对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空间场景的印证。最初的中央大街，本是为了卸运铁路材料在芦苇地上碾压而成的一条街道，后因中东铁路工程的加速而聚集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中国人开始在道路附件筑屋安家。这时的中央大街的名称是“中国大街”。但随着沙俄殖民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大街开始被殖民者租卖招商，大兴土木，一时间商贾云集，洋铺遍布。此后，中国大街渐渐名不副实，中国人不得不逐渐迁居到更远的道外等周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前苏联的内战致使十几个国家的侨民云集到哈尔滨，中央大街开始声名鹊起，迅速变成移民者的天下。中国人居住的痕迹很快全然消失，替代中国大街的是一座外国流亡者和外国资本的乐园。外国势力的强行注入，使得本土传统及其生活方式被推到城市文化的核心圈之外。1928年7月，中国大街被当时的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更名为中央大街，其作为城市空间的核心的意图在新的命名中袒露无疑。而在这一核心中，多方外国势力的渗入使得这条大街成为不同背景资本相互角力的国际竞技场，资本的输入与角逐也加速了相邻街区的现代化（欧洲化）建设进程。多国移民或殖民者在这片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建设自己的家园，一度使这条街道的建筑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流派，欧洲近三百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在中央大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快，中央大街在远东地区闻名遐迩。最终，中央大街和城中一度比比皆是的教堂、会所和现代化繁华大商场一起，使哈尔滨博得了“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的“美名”。但也正是这一命名和“美誉”，暴露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哈尔滨的所谓现代化开端，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和复制，是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殖民性行为，而中央大街作为城市空间的文化核心，显然在整个城市文化空间的构筑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与此相对，具有本土色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则渐渐被排斥和挤压到次等空间甚至城市之“外”，并蒙上了混乱和残破的污名，比如对“道外”的命名以及可见的对“道外”的描述，既显示出某种化外之地的命名意图，又显示出对其污秽、病态和混沌状态的指斥。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街上仍是以平房为主

开埠之后的中国大街——新盖的楼房逐渐连成一片，开始建起三层高楼
1910年的中央大街街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有着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新整合，这种“去殖民化”的努力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存在着。但是，无论是在人们的历史记忆深处、还是人们当下生活的现实空间，被殖民的烙印依然未能完全消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实际来自于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制度使得殖民地政府得以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群体认同，并在其后的社会生活脉络中表现为新的社会事实。中央大街曾经被殖民者构建成自己异域的家园，也被视为犹太人的避难乐园，对于那些旧俄和东欧故国的侨民来说，哈尔滨在某一方面正寄托着他们对自己曾经的生活空间的强烈怀念和想象，而一旦他们把这种想象转化为具象的文化符码和空间形式，并使其在哈尔滨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对于生活的文化想象也就深入到哈尔滨本土居民的意识当中。到如今，中央大街被打造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正是这种建构于上世纪初的文化想象幽灵般地重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近代殖民主义将其遗产留给了现在和未来，从而塑就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历史轨迹。我所提议的是，倾心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导致了一种过去控制当代现实的观点，而漠视了由当代权力重构所导致的历史遗产的重新配置。”【4】就今而言，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重新配置，中央大街虽然渐渐不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经济核心，但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上，它却客观上造成了对哈尔滨其他空间之意义生产的压抑，也造成了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央大街自身记忆的忽视。对这些记忆的追溯，将使我们认识到，当下的“重新配置”过程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后殖民的色彩。

[1]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3]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4]刘东主编．[美]阿里夫?德里克 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民族[A]．中国学术[C]．2003(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l19 ．

（本文涉及一些历史资料，描述正确与否还待研究，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在我国众多的城市中，哈尔滨被认为是个性很鲜明的一个。它的特色所以不同于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是因为这座城市并不是在传统中心城市的基础上演进为如今的现代大都市，而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延伸在移民或殖民文化的推动下和操控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带有浓重“洋味”色彩的城市。但如果我们对此保持后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化的警惕，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认识的偏颇和狭隘，很大程度上，这一认识正可以视为当下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后殖民精神对人们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之潜移默化的渗透，它既有可能造成我们对并未走远的殖民历史的忘却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忽视，也有可能造成对其历史复杂面相及其多样经验的遮蔽。

实际上，哈尔滨这个颇具异国禀赋的“东方小巴黎”，在百年多的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中，曾经被多样、多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书写，从而在身份及功能上具有更为多样化的特征。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文化核心——中央大街的身份变迁上。中央大街这一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形式，时常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权力关系体系中担负特定的社会功能，并被塑造出具有特定历史性内涵的文化身份。与此同时，这些特定的表征系统的建构，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判断，进而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由此，通过这些受影响的人群的实践，城市空间所担负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得以完成。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完全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和生活想象对城市空间所提出的召唤选择性适应或拒斥，通过话语和行为实践表现出“再结构”的可能。与此同时，每一特定历史时代对中央大街的书写并不仅仅停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在此后的诸多历史时刻，其形式完全可能被选择性地重新征用，进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实现一定程度的复活，从而产生与其前世既相互联结，又有所变异的文化意义。因而，在这条街道中，不同时段的表征往往同时存在，但却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各种层面的意义层层跌至、交叉书写。由此，类似中央大街这样的城市文化空间，其文化意味常常是流动、变化而复杂的，而其文化身份自然也就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

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渐成热点，这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结果。当代文化研究的新趋向是超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分析范畴，寻找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更微观的分析视角。单一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现代性问题被放在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语境下加以审视。

自十九世纪出现了巴黎和伦敦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以来，人们就被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当中。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现代赞美诗率先开启了对现代化大都市锻造的新经验的抒情回应。在这种现代化的体验视角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敏锐地捕捉到之后，城市研究便开始了新的理论征程。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等著作及其工程浩大的“拱廊街计划”理论研究已成为一个经典的参照系统体，同时也成了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灵感起源。德雷克?葛里高里(Derek Gregory)在《地理学的想象》一书中，不但论述了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型意义，还特别指出了当代理论的许多视角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的限度》对作为“第二帝国”的巴黎做了全面的研究，在后期，他又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为理论观照，对后现代性的状况和当代都市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释；爱德华?W?索亚（Edward?W?Soja）的《第三空间》以洛杉矶的都市研究为分析背景，讨论了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都市问题，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了社会理论的脉络当中；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的《城市文化》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和“自动化”的文化欺骗与虚构性；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明日城市》从各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出发，讨论了城市规划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演变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了解，丰富了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理论诸多方面，同时也绘制和整合了资本、商品、消费、空间、文化和现代性等问题在当代城市语境的复杂景观。

在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带动下，国内的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以来也渐渐初具规模。上海师范大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成为正式的研究机构。包亚明的《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以及孙逊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丛书等或借鉴国外都市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当代都市加以文化批判，或深入当代都市现场寻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潜在脉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03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会议已然成为国内城市文化研究的启程碑，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在地经验”，既有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实的思考，也有对当代都市历史想象的探讨，其间更多的，是对上海几十年间空间变化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会议后陆续出版的“热风思想论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也成了国内文化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丛书；上海大学文学学院的文化研究系于2004年7月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化研究系，王晓明、蔡翔、雷启立等学者主编的《热风学术》也开创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先河。

就目前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状况来看，基于西方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研究理论的城市文化研究是其中的主流，也是最有生产力的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资本全球化大背景下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呈现的同质化面目相关联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即使考虑到全球化的同质化进程，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以及不同区位和拥有不同历史的城市中，其发展状况往往又有着深刻的差别，不同的文化成分在其中交织混杂，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交织方式，因而，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承担都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空间生产总是具有千差万别的内涵，并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以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反思，这些差异性的经验和状态就显得极为重要。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既要充分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的资源，又要潜入当下中国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城市的自身脉络当中，在理论的反思借鉴和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对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方面做出的尝试性努力。作为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线或三线城市之一，哈尔滨无疑有着区别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等标志性现代化都市的特征，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城市形态及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经验等等都使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哈尔滨自1907年开埠以来，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西、华洋、殖民与反殖民、现代和传统、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等多重的冲突长时间纠结缠绕。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冲荡之中，哈尔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都市文化生产机制和独特的空间体系，对这种城市文化的分析显然必须同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多样的现实诉求联系在一起。这一研究无疑也需要社会学、文化理论、文学叙事学以及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而不能简单套用任何现成的规范式理论或示范性研究案例来图解这些地方性意味浓重的文化现象。

确切地说，哈尔滨这座在我国较早具有现代化都市特征的城市的诞生，时常被归结于中东铁路的建成以及外国殖民势力的扩张，但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哈尔滨乃至龙江的区位所具有的边地风情，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以及新中国初始阶段的工业化等等文化因素，都参与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空间书写当中。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座城市的俄侨和犹太文化等异域风情成为构筑哈尔滨城市形象的显著文化表征，这从哈尔滨的“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等历史“美誉”的当代复活可见一斑。作为今日哈尔滨城市形象的主打名片，中央大街步行街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城市文化形象体系的核心。在一个世纪之久的城市发展史中，中央大街因其被外国移民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等文化力量的多重书写而被编制成一个特殊的历史混杂网络，逐渐被提升为独特的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中央大街本是因中东铁路开建而由沙俄在建城之初打造的一个运输物资的通道，经过苏俄和日本的移民或殖民、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市场化转型以来的商业化改造的百年历史锤炼，这条街道在时间的更迭中渐渐演变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1997年，哈尔滨市政府将中央大街设定为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商业步行街。一个敞开的大商场、一张城市的明信片、一座建筑艺术的博物馆、一个中外旅游者的观光地，这是今天的中央大街的几个被关注的面向。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央大街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充分体现这个城市变迁的缩影之一，而围绕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几乎也就是中外文化历史交流下的，有关旅游经济和时尚休闲消费的景观化都市。如今我们在中央大街漫步，无疑会因其展览馆式的欧洲建筑艺术所独具的异国风情而被吸引，会因其持存近百年的石头路面而瞬间忘却现实社会的问题与危机，我们会忘记这些建筑作为殖民文化符号同时潜藏着的殖民文化的屈辱意味，会忘记这条街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的意义变迁，甚至更不会去关注近二三十年来这条街道周边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也因此而不会去念及：在市场化转型和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之际，这条被幻化成物质文化乐园、消费文化集散地和异国风情折射板的街道，对我们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又是怎样书写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

画册《犹太人在哈尔滨》

犹太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几千年以来一直饱受着流离和奴役之苦。曾一度迁居埃及，后来逃回巴勒斯坦定居，在经历了所罗门时期的鼎盛之后，又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奴役。公元一世纪左右，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了，犹太人也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

犹太人正是因为这种流离的生活，造就了他们举世无双的生存智慧、成功的教育、科学的管理理念、睿智的商业头脑。他们在各个领域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深远的影响。影响世界的犹太人太多了，如马克思、耶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海涅、卡夫卡、卓别林、毕加索、胡塞尔、马斯洛、斯皮尔博格、洛克菲勒、巴菲特、卡耐基等等。据统计，犹太人占全球总人口的0.2%,却有167个犹太人或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人获得诺贝尔奖（1901年至2004年），占获奖人数的20%。

然而也正是他们商业方面的成功，让许多犹太人寄居的当地人对其持有异见，视他们为敌人，认为他们将控制他们国家的经济命脉。再加之宗教教义上的差异，使得反犹主义成为一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积淀下来，经常被一些政客加以利用，特别是二战时期，被希特勒推向极端疯狂的地步。而犹太人自己也一直坚持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复国的理想，在他们生活圈 子里，锡安主义盛行。锡安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园的意识形态。

随着中东铁路建设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哈尔滨城市建设展开，从1899年开始，哈尔滨使在漫长岁月中四海漂泊的犹太人找到了新家园，在这里犹太人最多时达到了20000多人，松花江畔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中心。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以他们所特有的聪明才干和创造力，为哈尔滨的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同给他们尊重和关心的哈尔滨人携手，创造了哈尔滨辉煌的建筑史。

画册《犹太人在哈尔滨》（2006年增订本）。是一部曾经在哈尔滨居住过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生活轨迹的相片集，是一部珍贵的记忆。全书共有400多幅照片（第一版300多幅），这些照片来之不易，是编者多方收集而来，有不少还是曾居哈尔滨现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裔提供的。画册里还有不少哈尔滨老建筑的相片，相片质量非常高、解析度高。是铜板纸印刷的，史料价值很高。

全书共七部分，均采中英文对照形式写成:

第一部分，犹太人在远东栖息的乐土 ：展示了犹太人生活情况，包括他们在在哈尔滨创办宗教公会、犹太妇女慈善会、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等相关图片，还有他们积极参与“锡安主义”运动、出版报刊，传播犹太文化等情况。

第二部分，犹太人开创哈尔滨经济奇迹：展示犹 太人凭借着自己的商业智慧，与哈尔滨人休戚与共，创造哈尔滨无数的经济奇迹情况，比如把中国大豆首次出口欧洲，建立早期哈尔滨金融业、工商业等等。

第三部分，犹太人对哈尔滨文化的贡献：来哈尔滨的犹太人表现出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引进了先进的欧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为哈尔滨文化写下光辉的篇章。

第四部分，原居中国犹太人对哈尔滨的情结：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视哈尔滨为其再生地和故乡，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哈尔滨情结。在这部分里收集了几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家族或个人的珍贵照片。

第五部分，犹太人留在哈尔滨的屐痕：主要展示哈尔滨保留着的当年许多犹太人在这里生活的遗迹和遗址。如马迭尔宾馆、犹太人新老会堂等等，以及皇山犹太人公墓等。

第六部分，犹太人与哈尔滨近年来的友好往来：介绍哈尔滨与世界各地的犹太老乡开展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情况。

第七部分，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以编年体的形式，介绍了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大事记。

画册中的文字不多，但每幅图片都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一张相片都有一段或动人心魄，或让人回想的记忆，如果我们细心地用史料和相片对照着看，那段段或美丽或凄惋的故事就会无比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那位有兴趣，去做解读老相片的工作 ，一定会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哈尔滨犹太人》

这本书算作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姊妹篇，都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犹太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书2004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计33万字，由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及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主编。

这本书主要是犹太研究中心自成立三年以来研究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犹文化交流的论文、访谈录、回忆录等汇编而成。全书由学术研究、调查报告、名人访谈、往事回忆四大部分，共计47篇文章组成，其中有10多篇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回忆性等文章。

在学术研究部分，曲伟、李述笑、张铁江等人从哈尔滨犹太人探源，哈尔滨犹太人遗存，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哈尔滨犹太人文化和艺术，以及哈尔滨犹太人墓地研究等多角度，分析了哈尔滨犹太人的活动情况，极具参考价值。

调查报告部分，介绍了我省中犹文化交流方面 情况，以及哈尔滨犹太研究情况。

名人访谈部分，由曲伟、曾一智、李述笑、特迪-考夫曼等人写的访谈记录构成。特别是曾老师写的《玛拉的国际家庭》，对我介绍下一本书《哈尔滨档案》很有参考价值。

往事回忆部分，是原居哈尔滨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研究人员撰写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A.N.考夫曼的回忆录节选等等。

《黑龙江志稿》，是黑龙江最早的一部省级通志，之所以没称为通志，按此书的总纂张伯英说法，尚有缺略疏漏，”此不敢居通志之名也，曰《黑龙江省志汇稿》方副其实”。

最早提出纂修黑龙江省通志的是黑龙江将军恩泽，他于1887年向光绪帝上奏请示纂修通志，但最终也没有付诸实施。1914年，为政清廉的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在齐齐哈尔成立通志局，开始搜集资料，撰写初稿。但时作时辍，几经易手。1929年，时任黑龙江军务督办的万福麟，由于支持张学良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得到了张的赏识，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别看他政务不精，军事不济，并且在西安事变中，通电效忠蒋介石，出卖老上司，却在主政的当年就聘请名士张伯英主事，开始编纂通志，历时三年，全书脱稿。这是他遗惠后世的两件善举之一，另一件就是修建黑龙江图书馆新馆。

此书于1933年，由万福麟出资，在北京出版。1992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志稿》，分上、中、下三本。此书是按着1933年的版本，为了便于我们阅读，进行整理版本。本书的整理工作由黑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崔重庆教授带头成立的整理工作委员会完成的，共48多人参与整理工作。第一版印刷2000册，计240万字。

我的这套藏书，是几年前从旧书滩淘来的，记得当时发现时，我欣喜万分，卖书的因我常去也认识了，就没向我多要钱，好像只付了20元，就把这套书放到我的书柜中了。

张伯英

《黑龙江志稿》总纂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江苏铜山人，光绪时进士。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著名画家齐白石的老师。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1929年张伯英接受万福鳞聘请任修志局长，并邀请铜山同乡与黑龙江省人士共同完成了这部自上古至清末，内容详备、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

参加编纂的人员有孙宣、张从仁、黄维翰、孙雄、谭祖任、谢国桢、徐东侨、魏毓兰、韩朴全、吕云龙、杜鸿宾等等。

全书由地理志、经政志、物产志、财赋志、学校志、武备志、交涉志、交通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和艺文志十二大类，计62卷，又附大事志4卷，共计64卷，约(不计标点符号)180万字。

“哈尔滨战舰”币

文/曹增伸

1928年拍摄的“东乙”号驳船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特殊的铜币，这枚铜币面值壹分，正面图案是一艘无动力战舰，上方有“哈尔滨”3个汉字字样，背面有“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字样。这枚具有神秘色彩的样币，就是俗称“哈尔滨战舰”币。根据史料记载，此币是哈尔滨银行工会1930年年初设计的，由沈阳造币厂制作，目的是为纪念在同江阻击战中牺牲的将士，颂扬在战事中立下赫赫功绩的“东乙”号驳船。

先谈谈“东乙”号驳船的来龙去脉。文中的这张照片是1928年10月20日哈尔滨东北造船所“东乙”号驳船下水时拍摄的，可以说这是“东乙”号驳船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该船是铁甲船，容量为5万布特（每布特合30市斤），下水后属东北航务局货运船只。东北造船所是哈尔滨船厂前身，位于松花江北岸滨洲线东侧江北船坞。“东乙”号驳船是东北造船所生产的第一艘大型船只。1928年底，造船所有员工880人，下设机器厂、船机厂、翻砂厂、铜厂、打铁厂等部门。当年在哈尔滨30余家造船厂中，东北造船所是规模最大、设备较齐全的国有企业。

到底这艘货运船和“哈尔滨战舰”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东清铁路事件说起。1929年，南京政府唆使奉系军阀张学良单方面撕毁“奉俄协定”，强行接管了东清铁路，并驱逐了前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和当时的铁路局长，逮捕了东清铁路局在哈尔滨开会的各站负责人及商贸局、煤油局等前苏方领导39人，从而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前苏方应急组建了远东特别军区，选派布留赫尔担任司令（此人即加林，1924 1928担任国民党最高军事顾问）。在双方谈判破裂后，10月10日，由斯加斯克率旗舰“雪尔诺夫”号等9艘军舰，在25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哈巴洛夫斯克沿黑龙江、松花江逆水而上，矛头直指哈尔滨，试图占领东清铁路枢纽，造成全路停运，为后续谈判增添筹码。中方调集东北江防舰队8艘千吨级舰船阻截，并派依兰镇守李杜部队在陆路接应。冯庸大学学生在校长冯庸带领下，组成300余人“学生义勇队”北上哈尔滨助战。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为增强江防舰队火力，特从葫芦岛旧舰上拆下两门4.7英寸大炮，装到东北航务局两艘大吨位铁甲货运船上。这两个活动炮台事先隐藏在芦苇丛里，待机出击。前苏军深信在松花江上中方无重火力炮，一路横冲直撞。到同江附近时，芦苇丛中的两门大炮同时向前苏方舰只猛烈轰击，前苏军的4艘战舰起火，随后“雪尔诺夫”号旗舰沉入江中，司令官斯加斯克和参谋长等70余人丧命。前苏方舰艇、飞机报复性地狂轰乱炸一番，但终因没有指挥官，只好从原路返航回哈巴洛夫斯克待命。10月30日，舰队第二次向哈尔滨进军，途经佳木斯时气温骤降，江水结冰无法前行，不得不返航。

这次战役被前苏方击沉、劫持和扣留船只多达32艘。历史上对参战的这两艘驳船名称没有明确记载。我查阅的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1929年夏，兼任东北航务局董事长的沈鸿烈从局运货处调集了2艘驳船，准备安装大口径火炮，当时要求这两艘驳船一是体积要大，二是1929年夏天还要服役运货。在原东北造船所负责人邢契萃所著一书中列举了同江阻击战中被前苏方击沉、劫持的东北航务局属下驳船共有6艘，其中4艘吃水量在3万布特以下，而“东乙”号和“名闻”号为5万布特铁甲驳船。从这点来看，可以锁定铜币上的“哈尔滨战舰”是这2艘船。如果再精确划分，币上的战舰取材于“东乙”号铁甲驳船更名符其实，因为这艘船是哈尔滨船厂造的新船，而“名闻”号是比利时造的旧船。

注：

1.本文作者为曹增伸，哈尔滨机械研究所退休干部

2.本文由东北网文兴龙江频道授权转载。

本文发表于2011年12月26日《黑龙江日报》， 曾一智  文/摄

日前，笔者接到李兆麟将军之女张卓娅女士的电话，她急切地说：“一智，张甲洲的儿子张佳田大哥说我和母亲与父亲住过的房子还在，他今年还去拍了照片。”接着，她就将电话转给了张佳田先生。笔者在惊喜中，听着张佳田讲述确认李兆麟将军生前最后那处旧居的依据，也急于与读者分享这个好消息。

李兆麟旧居

图右二层楼即李兆麟旧居，图左正在建设中的新楼即已拆除的哈尔滨市委机关及中国志愿军儿童保育院旧址。

众所周知，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一早从距离哈尔滨市委机关很近的家中出来，到市委机关开会，然后赴水道街9号，不幸遇害。

据李兆麟夫人金伯文生前回忆，他们的家就在马家沟河畔，就在哈尔滨市委机关旁边。而其他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哈尔滨市委机关就设在红军街1号，而李兆麟将军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市委机关会议就在此地。红军街1号即国民街2号，为北方大厦幼儿园旧址，这里的居民说这些建筑在日伪时期由日本警察署的人居住。2009年6月，笔者曾将这里的3座日式建筑通知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市文管站已将这里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见本报2009年6月2日报道《马家沟河畔一批历史建筑被纳入三普范围》）。然而，这里启动拆迁，尽管笔者与南岗区领导进行沟通后，得到不会拆除这几座建筑的承诺，但3座日式建筑还是在2010年3月拆除。拆除时，还曾于最精美的一座建筑的天棚里发现一把日本军刀。而北方大厦的一位负责人曾对我介绍，他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关于这座楼的介绍，好像曾经是党的机关。笔者曾经根据种种信息认为李兆麟将军旧居应该在这3座日式建筑之中，并为其被拆除深感遗憾。

张甲洲是著名的抗日英烈，1937年牺牲。他的夫人刘向书和儿子张佳田1950年来哈尔滨，住在河沟街。张佳田在1954年做手术后，李兆麟的母亲为了照顾他，曾将他接到她在马家沟河畔国民街1号的住宅居住，当时赵尚志的父亲也住在这座小楼里。张佳田说，这座楼就是李兆麟将军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哈尔滨解放以后，领导安排李奶奶住在这里。这座楼后来为黑龙江省领导住宅。张佳田现居北京，但经常回哈尔滨，每次都会到这座楼前探望，并拍照留念。

笔者对那座楼十分了解，因而进一步追问：“那么当年的哈尔滨市委机关是不是就在这座楼对面的大院？那个大院可以从红军街1号和国民街2号两个门进入。”对这个问题，他不能确认，但他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院子尽管一街之隔，但的确就像前后院似的，相距很近。他还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来哈尔滨时，曾提出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儿童保育院的要求。院址就设在红军街1号，一些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领导子女被寄养于此。张佳田的母亲刘向书曾在此任院长，高岗的夫人李立群也在这里工作。后来，这里改为省政府第一幼儿园，1959年改为北方大厦幼儿园。

根据多方信息和亲历者的讲述整合，可以确认李兆麟将军生前最后居住地的准确位置：国民街1号。而当时的哈尔滨市委机关和后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育院即为红军街1号（国民街2号）。前一处珍贵的革命旧址还在，后一处尽管已经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却已经由于经济利益而消失。今年6月2日，同样为了经济利益，中华巴洛克二期工程竟然擅自拆除已经具有保护建筑身份的李兆麟将军与冯仲云接头地点天泰栈，此案经《黑龙江日报》报道，经笔者依法举报，但直到现在都无处理结果。

抗联烈士子女们对笔者表达心愿：呼吁保护李兆麟将军旧居，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将这处珍贵的历史建筑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和保护建筑。

链接

张甲洲（张进思），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甲洲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等职。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遇害，时年30岁。

早晨打开电视机，水均益正在介绍20年前上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以及中央为“四五事件”平反的情形。可巧，晚上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宴会，不期然便遇见“四五事件”时，哈尔滨惟一一例贴出悼念周恩来标语的参与者，不禁心生感慨。

众所周知，“四五”是一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自发运动，是人民对“四人帮”法西斯暴政的反抗，为半年之后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做了重要铺垫。当时，各大城市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可谓波澜壮阔，惟有地处北陲的哈尔滨，全市只有第七百货商店（今百货大楼）门前贴了一张饰以白纸花的小幅周恩来遗像，和一条没有任何过激言辞的悼念标语。此事被定为哈市惟一一例“四五反革命事件”，公安部门奉命追查，却也不了了之。这两位挺身而出的勇士即诗人谢文利和省文化局干部李树栋。在周围一片沉寂中，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勇敢。

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的沉寂，还不由让人一阵阵心凉。这像北方的冬天一般凝滞的状态可说呈现在各个方面。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红红火火，只有我们这里还在观望，致使中央多次批评，百姓怨声载道。文化方面更其如此。八十年代中期，本城的几位美术界精英组成的“北方艺术群体”，形成与国内前卫的“85美术思潮”同步的一环，但很快便由于人为的因素被迫解体。之后，这个群体的所有画家纷纷流入武汉、珠海等地。记得一位朋友临走时不无眷恋地一次次环视这座城市，但他却冷静地判断：“这里没有适合艺术生长的土壤，我必须离开。”

在这座自诩为“音乐名城”的城市里却整年也听不到一场有水准的音乐会，两年一度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请来国家级的小提琴手，竟然拿一些粗浅的曲目愚弄观众，却也获得如雷掌声。这又能怪谁呢？1993年这里曾来过一流的萨尔茨堡莫扎特室内乐小组，在音响极差的剧场里，整个演出过程是伴随着观众的谈笑声、咀嚼声、脚步声、鼾声、座椅的噼啪巨响和乐章之间不恰当的掌声进行的。观众的粗俗表现使哈尔滨蒙受巨大的耻辱，此后再未来过高质量的演出团体。

一位留学多年回哈探亲的女友，一上街即震惊得目瞪口呆：“哈尔滨姑娘怎么这副打扮？这会让人误解的！”哈尔滨姑娘着实敢穿却不会穿，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有限，只能盲目地模仿电视剧女主人公或歌星的打扮来包装自己。常见穿晚礼服上班逛大街，却又穿职业套装、休闲装出席晚宴，不分场合地浓妆艳抹、袒胸露背、披纱挂穗，常闹国际误会。九十年代初期，国内服饰已趋向棉麻丝毛等崇尚自然的潮流，但直到1993年，哈尔滨各商场仍挂满了半透明的并缀满粗糙机制绣花的化纤衬衫，欲穿纯棉或真丝衬衫得借出差之便去京沪一带购买。近几年，才逐渐向国内水准靠拢。

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让人时时想起“文化边缘”。这四个字很容易理解，拿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水域，石头落下的中心激起浪花并产生一圈圈密集的涟漪，扩展到外围的涟漪已经趋于平静了。我们这座城市就经常处于最后一圈涟漪上。若说北京是文化中心，我们便是文化边缘，文化中心发生的事，要经过许久才会传导到我们这里。地理位置是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此说又未必适合其他内地、沿海城市。我们仍应自省，回溯不太久远的历史便知其详。

从瞿秋白对20年代哈尔滨的记述中，我们了解到“全哈书铺，买不出一本整本的《庄子》，新书新杂志是少到极点了。上等人中只有市侩官僚，俄国化的商铺伙计。”哈尔滨早期移民多为关内未受过教育的贫苦农民，而俄国的贵族文化并不曾与本地文化交融，因此，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缺少薪火相传积淀的厚度，先天文化底蕴不足。建国后，大批被贬谪的“右派”、下放干部、十万官兵、内地知青给这里带来过文化的生机，但随着右派改正，知青返城，老一辈知识分子陆续辞世，新一代文化精英一批批涌向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使留下的这座城市更加沉寂。这里关于文化的一些动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远离主流文化的悲哀。一天晚上，一位作家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拿起电话竟发觉没有几个可以交谈的人，感到无比孤单。说完便无话。我在电话这一头却沉重地接住了这份孤单的感受。一位长者在右派改正回北京后，曾写信给我，说有时想起留在哈尔滨的我们一家，会想起契诃夫的《三姐妹》。

我们不能指责离开这座城市的人们，从文化落后的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是生物的趋光本能。但是留下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凡是正视这座城市的缺陷的人，必是真心的热爱这座城市，为了她的新生，我们必须经历应有的阵痛，也必须一次次旧话重提。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我们都该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那么，我们的建设能否从文化的建设开始？而文化的建设是否该从自身的完善开始？我们是否该从把粗野当豪爽、粗俗当民俗、肉麻当有趣、无知当淳朴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按一个现代城市居民应有的文化素质来一点点塑造自己？

我曾参加过一次紫丁香音乐厅的爱乐者俱乐部的活动,十分惊愕地发现，种种活动内容竟是从音乐的入门常识开始。主办人苦笑着说，“没有办法，我们比不了北京上海，能有人喜欢音乐就不错了。目前只能做这种普及性的工作，以后会逐渐深入。”此话质朴且令人肃然起敬，这正是从边缘向中心靠近的一种建设。但愿我们的城市多一些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的建设者，他们的每一份努力将打破以往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