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场有这样的描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

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萧红，多部小说都提到“喇嘛台”一词。《一条铁路的完成》有如下的描述：“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1936年3月创作的《手》：“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

这些描写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频繁出现的“喇嘛台”又是什么？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是两个爱国青年，夜晚去哈尔滨火车站纪念碑刷写革命标语。情节中“从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去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从南岗方向去哈站确实是一段坡路，也就是现今的红军街。萧红1928年在哈工大附中念书，校址在铁路局和哈站之间。她小说里“喇嘛台”和哈站同时出现，显然这是两个非常近的建筑。

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为取得修路所需的沙石、石灰和木材等。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欺骗等手段，野蛮地把铁路沿线很大的范围划为附属地。俄国有驻军、设警、司法和行政权，完全是”国中之国”。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清朝二百年间，东正教虽然“打开了中国之窗”，但是信徒和教堂极少。直到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跟随沙俄的哥萨克士兵们，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东北。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年在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一面坡和横道河子等地，信仰东正教的俄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如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铁证，有的拆除了、有的闲置、还有的另作他用。

1898年，俄罗斯人来到松花江畔的，在田家烧锅（今香坊）设立修建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从原喇嘛台，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广场段到现在省政府一段，路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再往南至香坊站是土路。走出哈尔滨站沿红军街（以前霍尔瓦特大街的一部分），前面是一段上坡路。很快就能领略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红军街和东西走向的大直街在省博物馆交汇，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交汇处有一个建筑，在“文革”前，这个建筑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俗称“喇嘛台”的圣·尼古拉教堂。也就是萧红多次提到的“喇嘛台”。

1966年8月23日深夜，圣.尼古拉教堂被红卫兵破坏。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最负盛名的东正教堂之一，只能在历史照片和文艺作品中，领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下图为1910年的圣.尼古拉教堂与红博广场（原圣·尼古拉教堂位置）。

尼古拉大教堂

尼古拉大教堂原址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落下帷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慕名来到具有浓郁欧陆风情的罗西亚大街。我沿着古老的街道，穿街走巷，翻墙攀瓦。很多闲逛的当地人也注意到我。都给我讲述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面发生的故事。数量众多的老建筑得以保全。一个穷呀！穷就没钱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衰落了，没能力把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拆除。穷在某种意义还是好事，昂昂溪幸运的没有变成，钢筋混凝土林立的火柴盒。

一位六十岁老人讲述一个心酸而无助的故事。

他说：“过去昂昂溪火车站正前方，也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前面，竖立一座有两个尖顶的“喇嘛台”，淡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砖砌拐角，木质房架，绿色的铁皮屋顶面。平面成长方形，每当上面塔楼大钟报时，悠扬的声音传得很远。在手表缺乏的时代，附近几公里的人都按它的声音计时。”

我急忙问老人：“昂昂溪过去是俄罗斯人聚居地，怎么会有喇嘛庙？”

老人疑惑的看着我喃喃道：“是外国修道士住的，老辈人都叫“喇嘛台”。

我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发现，对教堂遗迹都称呼为“喇嘛台”。我猜测也许是俄国信仰东正教，昂昂溪和哈尔滨等地，当年离蒙古很近，受到喇嘛教影响，以前很多人文化不高，就习惯把信教的地方称为“喇嘛台”了。

老人所说的教堂，是1902年建立的东正圣使教堂，俗称“喇嘛台”。一座砖混结构的俄式教堂。老人还说：六七十年代曾用作粮店。八十年代初租给人炸油条，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一场火，结果石头为主的俄国建筑，除了把建筑熏黑以外，整个结构损失不大。火灾发生后铁路部门把教堂收回，一直闲置荒废了好几年。后来铁路部门要建幼儿园，就拆除了教堂。

八十年代初，大型施工设备极少，建筑拆除还没有应用爆破技术。教堂拆除以人工作业为主。

“异常坚固的教堂，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音，响了三个月，施工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拆完。据说工钱是加了好几次。”老人说。

教堂拆除期间，工人们发现一座坟墓，立即报告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几位公安干警骑跨斗摩托来了，查看了现场，断定是一个俄罗斯修女的墓葬。

老人有点激动：“他们把修女脖子上长长的银十字架拿走了，骑摩托扬长而去。没说尸体怎么处理”。

“那后来怎么样呢？铁路和施工队没移走尸体埋葬吗？”我急忙问。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微带哀伤。叹了口气继续说：

“没有，谁也不管。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公安没说话，谁出拿头呀。尸体随意抛弃在工地上，后来小孩淘气就把脑袋给砸了，绿色的脑浆四溅，老人回想起来就吃不下东西。”

老人继续说：“当时我就想俄罗斯是侵略我们，可修女也不是警察、军人，她有没有罪，都死好几十年了。不该那样对待遗体，还是该给她找个地方埋葬”。

老人还说，在政治环境还不宽松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处理此事。从那以后他就想：“不能出国，死也在自己家里，在外国死了连尸体都随意被抛弃”。

据说修女遗体就没了，谁也不知道那去了？修女的黄头发，挂在工地铁丝网上，随风哀鸣很长时间。

现在这里是铁路幼儿园，基本没留下照片。据说当地政府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征集“喇嘛台”照片。后来我多方查找资料发现了一张昂昂溪车站（原称齐齐哈尔车站）教堂的历史照片。

中东铁路沿线，目前还是称呼东正教教堂遗迹为“喇嘛台”，这个奇怪的名称从何而来呢？

十七世纪的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由于缺乏贵重金属，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沙俄为掠取更多的皮毛贡赋，沿着西伯利亚水路并进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清圣祖实录》记载：“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侵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

正当沙俄疯狂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之时，清朝大举入关，同李自成争夺天下，东北边防空虚，力量极其虚弱。清政府无力组织对沙俄的大规模反击战，只得下令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疯狂烧杀，短短十几年，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烧毁的原居民住宅。

清朝平定“三潘之乱”后，随即在东北边疆对沙俄展开反击战。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沙俄战败，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反击战中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近百名，按《尼布楚条约》第四款：现在俄军民之在中国或者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清军将这些愿意归顺大清国的俄军战俘带回北京安置，将其编入镶黄旗。当时的清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定居于北京的这支俄罗斯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中，有一俄人是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俄罗斯百人队”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也叫“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在中国统治中心建立了合法的传教场所。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教区领导。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当初，列昂季耶夫为了传教方便，给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历次来华传教团也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来华俄国传教团，当年走的线路：一是从彼得堡，途径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越蒙古，取道张家口到达北京；二是从莫斯科，途径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到达北京。进入中国走的地方是蒙古族和其它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这些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清政府非常重视喇嘛教，这都会影响到在华俄国传教士们。下图是原中东铁路（今滨绥线）免渡河尼古拉耶甫卡娅教堂。

意大利人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所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述了这些俄罗斯战俘后代：“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崇拜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个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马国贤的记载了俄罗斯在华教士被称为“喇嘛”的说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开通后，为满足俄人东正教徒的精神需要，修建了一些教堂，这样俄国东正教堂逐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以白俄流亡者居多。而当年北京传教团把东正教教士称为“喇嘛”，教堂称为“喇嘛台”的说法也就传承下来。即使清末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铁路沿线实行殖民色彩的统治。俄罗斯人在也不会像清初时期，为了迎合中国人称教堂为“喇嘛台”了。可多年来经中国人口口相传，“喇嘛台”也就成为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教堂的俗称了。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晨报》2011.7.20~21

不久前，尼古拉·扎伊卡因患病离开哈尔滨回到澳大利亚。在他临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眼神却让人看出他的茫然无助。他是由于突然到来的拆迁而终日焦虑愁苦，突发脑梗病倒的。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俄侨，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他的昵称“科利亚”是人们熟悉的名字。1999年《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后，12年来，科利亚已经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他一直在为哈尔滨为中国做宣传，他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科利亚一家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近30次。2003年，当他的祖宅被退还以后，他不仅以出租房子的房租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还要长。他是最后一个依然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老哈尔滨俄侨。

突发脑梗后 妻子从澳大利亚赶来

在哈尔滨的侨民生活

在老宅里回忆往事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厂。

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曾为紫丁香音乐厅，现为小资太太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科利亚的爷爷100多年前建造的木房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在一位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墓前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科利亚家临街住房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科利亚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移民澳大利亚

1955年，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哈尔滨俄侨回国。但有很多哈尔滨俄侨选择了澳大利亚或者南美等其他国家移民。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鲍里斯和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科利亚与苏联侨民中学同学合影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科利亚经常去买卖街旧居看望中国姥姥——这是他家离开中国之前的租户，现仍居于此。12年前，我亲眼看到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如今中国姥姥也早已去世了。

和妻子在哈市俄式民居内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年轻时的科利亚(左一）与家人合影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他很相信中医，有一位哈医大的于教授已经成为他的朋友。

科利亚在哈尔滨请朋友吃饭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这些年不断有人回来。维卡也来了，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2003年，当我为呼吁保护太阳岛的别墅群向他求助时，他一次次给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拨打国际长途，终于一位在太阳岛居住过的朋友寄来手绘的别墅分布图，科利亚连夜绘制更为标准的图纸，然后我们一起把图纸送到哈尔滨市规划局，规划局立即转给太阳岛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得到重视。他还自费在国外媒体发广告，征集有关太阳岛别墅的历史资料。那些原定拆除的一栋栋老别墅，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区的重要景观和旅游资源。这里面有科利亚的无私贡献！

他在2009年通过外国媒体做广告，成功地组织了200多位当年哈尔滨外侨或后裔回访哈尔滨。他不仅想帮助这些人圆思乡之梦，也想帮助哈尔滨做对外宣传。而他的家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对外窗口，科利亚成为许多国家（包括中央电视台）媒体报道的对象，成为许多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的主人公。俄罗斯政府通过我国政府要寻找埋葬在哈尔滨的将军卡佩利的遗体时，是科利亚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科利亚成了名人。有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老哈尔滨侨民找到科利亚，当他了解到他们经济并不宽裕时，他就热情地让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住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到他家的餐桌上坐满了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他在各种场合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拆迁终于来临

前些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这是祖父约瑟夫·扎伊卡在100多年前建的，不仅是住宅，还是哈尔滨现存最早的俄侨灌肠厂。我曾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看到关于扎伊卡灌肠厂的记载。1961年，当他们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后，这个院子的多栋房子住了很多人，他从1985年回到哈尔滨，就开始要自己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退还他其中一栋。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哈尔滨。

如今，扎伊卡灌肠厂已经是当年哈尔滨多家灌肠厂仅存的一处历史遗存了，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尤为突出。2007年，科利亚居住的这一栋建筑被纳入拟定的第四批保护建筑名单，2009年，这个院子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并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其余的房子还是别人住着，并没有退还。

今年，这一地区动迁启动，正在澳大利亚照顾住院的儿子的科利亚闻讯急匆匆赶来哈尔滨。在拆迁范围图上，他家的数座建筑除了临街一处房屋定保留外，其余的都将拆除。他开始带着产权证四处上访，诉说自己的苦恼。

这二十多年来，他在哈尔滨目睹那么多珍贵的老建筑轰然倒塌，自己家里已经退回的和没有退回的房子将面临何等命运？科利亚心里没有着落了，他终日陷入愁闷和苦恼中。

除了为房子担心，还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哦，我到处说中国很好，你们都来做买卖的事情，你们都回来。现在我的房子怎么办？别的人怎么看我？”是的，有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国人，已经为此骂过科利亚，如果科利亚的房子被拆了……我都不忍心想下去。

他低着头，双眉紧锁，一整天就那样坐着。有时刚说两句话，眼泪就涌上眼眶，说不下去了。就叹息着沉默。

这期间，试图来他的家里量房子的人来过几次，他亦不堪其扰。

终于，他病倒了。

一个为了哈尔滨无私地做出那么多贡献的外国人，如今因突然来临的拆迁病倒了。

科利亚突发脑梗，当即送医院抢救。病情十分严重，起初全身不能动，不能说话，过了半个月天才能坐起来。

他的妻子玛莎和儿子都来哈尔滨了，玛莎要带科利亚回澳大利亚治疗。

从北京回来跟科利亚告别的时候，科利亚说：“上帝让你回来了。”我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这没完没了的拆迁还要害多少人？！

科利亚也曾经多次在拆成废墟的老房子前面流泪，他不理解，有这么重要历史价值，又那么漂亮的老房子，为什么会拆掉呢？

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些“下面人”做的坏事情，“上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出了什么事情。”

是的，他没有想到，拆迁这件事终于来临。

他带着满心的伤痛回澳大利亚了。

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前排左一）和曾外祖母切斯娜（前排右一）自海拉尔来哈尔滨，与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扎列茨基（后排右一）、外祖母吉塔（后排左一）、玛拉的妈妈因娜（7岁）合影。后来曾外祖父母去了苏联。

2．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自苏联返回哈尔滨，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免于难，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死去了。前排左起：玛拉的外祖母吉塔，3岁的玛拉，切斯娜；后排左起：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妈妈因娜，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

玛拉·穆斯塔芬的名字不断听人提起，她是瓦莉亚·韩的同学的女儿，又是省社科院的客人。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她的家庭——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构成于哈尔滨——这个不寻常的城市当年居住着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也包容了这些人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带来的差异。如今，玛拉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望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离开哈尔滨时她还不满5岁，但她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哈尔滨人。”

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外婆的父母于1910年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来到海拉尔，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俄文名字为格利高里·马特维耶维奇·奥尼库尔），是生产著名的 “胜家” 牌缝纫机公司驻海拉尔的代表。那时外婆只是五个月的婴儿，名叫吉塔。后来一家人移居哈尔滨。外公的家族于1908年来到哈尔滨，经营畜牧场和肉类加工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今西十一道街）开了一家肉店。外公莫迪亚·扎列茨基（俄文名字为马特维·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1912年来哈尔滨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两年后去美国，以后又回哈尔滨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与他的兄弟合开“扎列茨基兄弟公司”，在海拉尔有一个大畜牧场，供应哈尔滨公司的肉类。1927年，外公和外婆结婚以后，去海拉尔居住，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又回到哈尔滨。

1929年，玛拉的妈妈因娜·马特维耶夫娜·扎列茨卡娅在哈尔滨出生，外公外婆的家在斜纹街（今经纬街）155号一座二层的公寓楼，楼里住的都是俄国人。1935年，妈妈去坐落在高士街（今高谊街）上的玫瑰学校上学。在日伪时期，苏联公民受了很多苦，由于日本人不让苏联公民的孩子上学，妈妈1945年才毕业。后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在这里认识了玛拉的爸爸。外公在1955年～1959年任犹太国民银行副经理。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母带着其他的子女回到苏联，但他们没能逃过斯大林的“清洗”，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只身一人回到哈尔滨，曾外祖父和她的孩子们都死去了。

玛拉的奶奶安东尼娜·阿尔特莫夫娜·舍洛玛诺娃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出生在俄罗斯的萨马拉。爷爷穆罕默德让·穆斯塔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出生在喀山，曾经是市杜马的议员。二十年代，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哈尔滨，在这座城市相识相爱并结婚。爷爷是无国籍的白俄，来到哈尔滨后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生活比较拮据。奶奶在马家沟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做护士。他们住过南岗也住过江北。

1929年，玛拉的爸爸阿利克出生。爸爸是在炮队街（今通江街）的俄罗斯学校上学（即原犹太教会学校），他还记得在江北住时，每天划着小船过江上学，而冬天就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去。后来，他也考入哈工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汉语的读写都很熟练。平时喜欢到松花江上玩游艇和冲浪板。爸爸和妈妈在工大读书时相爱，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为穆斯林是不与犹太人通婚的，而犹太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宗教的人结婚。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了家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住在外婆家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也搬到他们楼下居住。这样，在五十年代哈尔滨通江街155号,就居住着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这是哈尔滨这座独特的移民城市里发生的美好而动人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爸爸和妈妈来到阿城糖厂为苏联专家作翻译。后来，由于他们不同意移居苏联，被糖厂解雇，爸爸去哈尔滨外专俄语系任教师。1954年，他们的独生女儿玛拉出生了。1959年，他们一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和一些初到澳洲的俄侨不一样的是，他们到了悉尼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玛拉说，这是因为犹太人都很团结，能够互相帮助。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在澳大利亚不被承认，悉尼大学的一位汉语教授主动找了爸爸，让他跟他学汉语，重新得到了毕业证书。爸爸在政府里当过汉语和日语翻译，技术员。在七十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而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担任同声翻译的就是玛拉的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玛拉的妈妈和外公都找到了会计的工作，外婆在家里照看幼小的玛拉。玛拉不会英语，同学们听不懂她的话，这也许使这个哈尔滨来的小姑娘有些困惑。其实，她的记忆中没有储存多少关于哈尔滨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帽儿山。来澳洲后第一次去大自然中游玩，玛拉说她来过这里。妈妈说，你没来过，你去过帽儿山，外公和外婆曾在那里找过工作。但是，玛拉说，她在感情上很怀念哈尔滨。在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中有很多哈工大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同学会，经常见面，一直非常想念哈尔滨。

玛拉也毕业于悉尼大学，以后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专业是政治学和俄语，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2年，从事战略战术分析研究，作过外交官，还当过外交部长的顾问。离开外交部后做新闻工作，在国家报纸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代表国会、议会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研究。以后又回到外交部，被派往驻泰国大使馆任政务和商务参赞。还参加过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1990年，为了会见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玛拉第一次回到中国来，她记得当时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两年中又去了一次北京，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中澳大利亚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她参加了澳大利亚电视通讯公司海外部，负责在柬埔寨的发展工作，在柬工作了两年。那时柬埔寨刚和平解放，回到联合国，公司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她决定留在公司工作，不回外交部了。以后她被公司提升为整个东南亚发展的工作的负责人。在越南、老挝工作两年后，于1998年回到澳大利亚。

玛拉想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写作，因此辞去了工作。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主要是纪录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亲属的命运及家族的遭遇。这是一本关于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书。她了解到，1937年克格勃头子叶佐夫曾有一个命令，所有在中东路工作过回到苏联的人都被看作日本间谍，一律逮捕。玛拉到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查阅到的材料不仅是家族的，也是其他人的命运，这里也有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命运和遭遇。1996年，正在东南亚工作的玛拉看到了上海社科院俄侨专家汪之成的著作《上海俄侨史》，她很感兴趣，并把这本书带给精通汉语的爸爸看。一年以后，通过友人与汪之成建立了联系。

今年5月，玛拉要来哈尔滨收集资料，也很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她说服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回到哈尔滨，这是他们自195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是到上海后，在汪之成的陪同下回来的。41年过去，哈尔滨的变化非常大，许多街道已面目皆非，让寻访故地的爸爸妈妈感到很困难。他们来到经纬街，发现那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除，他们的老家也不见了，新盖的楼房上挂着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霞曼支行的招牌。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遗憾，尽管玛拉说四十多年过去了，不能指望会原封不动地保留过去的痕迹，但听得出，她也同样感到遗憾。他们去看望了两座改作他用的犹太会堂（即犹太教堂）和住进人家的鞑靼清真寺，又一次感到遗憾。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看到一座座熟悉的老建筑以及爷爷工作过的犹太国民银行，一家三口的心情才好起来。

他们来到犹太墓地，看到那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汪之成的帮助下，仔细辨认着一个又一个墓碑，终于找到了曾外祖父母和一些亲属的坟墓，非常高兴。玛拉认为这是在东亚保护最完整也最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但在回民墓地没有找到爷爷的坟，她的爸爸非常伤心。那天恰好是东正教复活节后的第十天，他们幸运地在与犹太墓地相邻的东正教墓地遇见了正在过节的俄罗斯人和华俄混血的教徒们，其中一位正在自己父母的坟前招待客人的漂亮的老太太认出了他们，她就是爸爸妈妈的哈工大同学朝鲜族人瓦莉亚·韩明禧。她热情地陪他们在哈尔滨各处游览。但是，玛拉去省档案馆试图查阅犹太人档案时，却被拒绝。这使她十分诧异，因为她去过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那都是对外开放的。

11月中旬，她与悉尼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兰·雅可布、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雅库波维茨（波兰犹太人，曾居上海）以及上海社科院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一起来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为准备她将要写作的第二本书（关于犹太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情况）在哈尔滨收集资料。玛拉说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曲伟和其他研究人员给了她很大帮助，尤其是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市档案馆查资料。她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并且查到了外公外婆的档案。她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属于历史的。应该尽快对外开放，否则再过若干年了解这些历史的人就不存在了，这些资料也就失去作用，而成为死资料了。”

玛拉说，看到哈尔滨最近在犹太人研究和保护犹太人遗址方面所作的工作，感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会有许多犹太人来哈尔滨。但是，为了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哈尔滨寻根，省档案馆应尽快对外开放。第一次访哈后，她又去美国访问，那里的很多犹太人都问什么时候能开放档案。由于哈尔滨有很多资料和遗址，在犹太研究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具有重要位置。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开放档案，会吸引很多人来哈尔滨。否则他们会认为来了也是白来，会认为这是一个闭塞的城市，不会为这里做什么贡献的。玛拉去过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那里有很丰富的资料，并且全部对外开放。她还谈了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的愿望。玛拉几次提到哈尔滨犹太墓地，她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很多犹太人谈到这块墓地保护的如何好，他们都很惊讶，对此非常高兴。她认为管理这块墓地的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更值得高兴的是，目前皇山公墓已经上网，并且专门为犹太墓地做了一个英文网页，便于远在海外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查找亲友的墓址。

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瓦莉亚阿姨的带领下访问了老俄侨叶夫罗希尼娅·尼基夫洛娃，交谈中，她问起老人认不认识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老人说：“托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我们是同事，我还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恰好笔者带来一些刊载关于哈尔滨俄侨的文章的报纸，想到写尼基夫洛娃的文章很可能配了这张照片，便请老人过目，果然，照片上有玛拉的奶奶。她的奶奶回到苏联后，还经常与尼基夫洛娃通信。

这次她的朋友们是为了准备在澳大利亚举行“犹太人在上海”的展览而来，她希望在澳大利亚也能举办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展览会，因为过去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在哈尔滨。

后续报道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1年8月10日

去年12月，玛拉（见《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回澳大利亚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看望伏洛霞阿姨（叶·安·尼基伏洛娃）。她从身后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民歌的歌词，《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书页已经发黄，硬纸封面也已经破损，但在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Инна　Зарецкая（因娜·扎列茨卡娅）。

因娜是玛拉的妈妈。这个签名如同普希金那朵夹在书中的小花，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和疑问。

伏洛霞阿姨对我说，这本书是玛拉的奶奶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在1959年回苏联以前送给她的，那时她们都在比乐街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工作，东尼娅是护士。从此以后，她们再未见面。当然，差不多同时随着外祖父母和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的玛拉也再未见过奶奶。因娜是安东尼娜的儿媳，这本书是她在分别时送给婆婆的？还是因行李过重而留在家里的？安东尼娜孤身一人回苏联时，又为何把这本书送给尼基伏洛娃？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房子动迁等变故的42年间，伏洛霞阿姨又是怎样把它珍藏至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个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家庭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情感。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早已卒于苏联，而这本小书经历了42年的时空变化，却成为这个国际家庭的历史见证。伏洛霞阿姨真了不起！

伏洛霞阿姨问：“能不能寄给玛拉？她一定高兴。”

于是，我给玛拉发了电子邮件。那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东正教要晚13天），我不知这个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鞑靼人的后裔过不过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但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当作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玛拉在回件中非常激动，并且给我回寄了一个中国小孩放鞭炮庆春节的网上卡通贺卡。由于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都担心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一直希望哪位澳大利亚的俄侨回哈尔滨旅游时，托他捎回去。但一直没等到这样的朋友。

今年五月，玛拉在电子邮件中询问是否可以邮寄这本书，我在去邮局咨询后告诉伏洛霞阿姨，邮局说，可以挂号寄，不会丢失的。伏洛霞阿姨很信任地将书交给我，并且系上一条黄色的带子。于是，这本跨越了57年时间、又跨越了莫斯科到哈尔滨的空间的小书，带着因娜的名字，带着一个家族也是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带着伏洛霞阿姨与安东尼娜的情谊，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玛拉说，看到书上面妈妈的签名，感觉太奇异了。

几天以前，我从邮局取回玛拉寄给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和我的礼物。我看着老人读着玛拉用俄文写的信，品尝着澳洲巧克力、英国红茶时快乐的样子，心里也被一种奇妙而温暖的感觉填满。玛拉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条手绘水墨花卉的真丝纱巾，我已经转送给身患重病的伏洛霞阿姨，她非常高兴地收下——这是准备在她去世后作为丧服的一部分戴在头上的。

注：这些照片是去年12月《玛拉的国际家庭》见报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由于电脑出了故障，无法打开附件，因此留下一个遗憾。现发表以使读者能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印象。

作者后记，2008年12月20日

玛拉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伏洛霞阿姨。玛拉给了伏洛霞阿姨500元人民币。伏洛霞阿姨让我收下：“医院里有小偷！”后来，我特地和奋斗药店的人一起去她家里，当面把钱还给她。

现在，伏洛霞阿姨已经辞世两年了，她长眠在哈尔滨俄侨墓地。她的头上戴着玛拉送给我的这条中国丝巾，身上穿着我给她订做的白色真丝缎礼服。海兰泡的萨沙在一年以前给她修了黑色大理石的墓。

本报讯（记者曾一智）26日，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市靖宇街的东华学校旧址，没想到一进入街口就看到这座老楼与相邻的另一座楼蒙上拆迁时用的绿纱网，一种不祥的预感使记者加快脚步，来到近旁观察。果然，这座已列入哈尔滨市第四批拟定保护建筑的珍贵革命旧址的房顶和所有的门窗已经不见，院内一侧的外楼梯也已经消失，只剩下一个空壳。记者不由十分震惊。

今年6月26日本报刊登了《又一处革命旧址将消失：建于1918年原哈尔滨东华学校在拆除》一文后，经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规划处现场执法，已经确定了对于东华学校的保护。要求拆迁单位立即停止拆迁，并对这幢老建筑进行测绘，以便今后进一步保护。对已拆除部分，则要求其照原样修复（见本报6月29日《本报呼吁有回音革命旧址东华学校被保护》一文）。
自那以后，记者与本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会员经常来此观察，十一期间还特地来此拍摄。直到十月中旬，这里还维持着与6月份相同的状态，即除部分门窗和少数室内间壁墙被拆除以外，老楼原貌基本没有更多破坏。而在此期间，在记者参加哈尔滨电视台策划拍摄的专题片《红色之路》座谈会上，还特地向编导推荐此处历史遗存。因为这里不仅是周恩来的南开学校同学邓洁民创办的学校，并进行了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进步活动，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张太雷、马骏等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曾来此进行革命活动，张太雷和马骏还曾下榻于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的干预、职能部门的执法都未能阻止这座老楼被进一步破坏。
记者于27日晨再向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举报，规划处处长赵波、名城保护处赵阳均很震惊，立即与哈尔滨市规划监察大队赶赴现场再次调查处理，并已责令开发商立即停止拆除。
（见报时由于版面原因编辑作了删节）

注：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

又一处革命旧址将消失：建于1918年原哈尔滨东华学校在拆除

2006年06月26日

本报25日讯24日，记者接到读者的电话：位于哈尔滨市保护街道靖宇大街东端南侧的一些老建筑正在拆除中，记者急忙赶到现场。

在现场，记者看到，自靖宇大街东口南侧向西至南十八道街一带的老建筑已在拆迁
中，而这其中便有著名的东华学校旧址。这一带楼房的窗扇已被拆掉，东华学校旧址院内堆放着拆下的木料和各种垃圾。还未搬走的居民陆续过来向记者发问：“来过那么多专家、记者看过这房子，都说要保护，现在怎么又要拆？”

据党史专家张福山介绍：1918年4月1日，著名教育家、周恩来的南开学校同学邓洁民先生在这里创办了东华学校（哈尔滨第二中学的前身），著名的共产党人张太雷、周恩来、马骏曾在此活动过。周恩来于1917年、1920年两次来哈期间，不仅为创办中的东华学校提建议，还在学校多次发表介绍五四运动的演讲。周恩来在哈期间便住在路北的邓洁民家中。1922年2月，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发起了维护我国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东华学校师生亦积极参与。

而邓洁民曾在滨江关道衙门做俄文通事（翻译），后曾获五品顶戴。东华学校是他去日本留学归来后，“目击吾国学术不振，人才萎弱，怒然忧之”，遂联络同记工厂总经理赵禅唐、天丰源商号主任兼公立储蓄银行总经理吴万选、吉林省议会议员刁荫堂、顺和裕机器油厂兼农产信记公司理事长于冲湘等组成董事会，并得到在哈南开校友霍占一、于芳洲、赵松年、白一震和留俄学生张西曼号称五君子的支持建成。这些在哈尔滨的历史上留下过重要印痕的名字，也证明着这座老建筑的珍贵历史价值。

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本报曾刊登张福山、周淑珍等党史专家的文章《红色之路上的红色足迹———哈尔滨革命旧址简介》，东华学校被列在首位。当时，经他们考证的哈尔滨市73处革命旧址，已被拆掉35处。今年是建党85周年，现存革命旧址已不足30处，而东华学校的拆除意味着又一处珍贵的革命旧址即将永远消失。

文/曾一智，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8.06.26，原名为《一篇旧作引来重大发现：法驻哈领事馆旧址在颐园街》

在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14日刚刚开通的哈尔滨文物网上，记者一篇旧作《寻找领事馆》(见1999年7月23日《黑龙江日报》第12版《城与人》专刊)引来了一幅老照片。这是民国年间发行的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幢飘扬着法国国旗的欧式建筑，背面用俄文明确标记着“法国领事馆”字样。　　

 余泓摄

记者收藏的上个世纪30年代老照片中的法国领事馆是坐落在龙江街的，早已拆除。而这幅照片中的法国领事馆却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犹太富商斯基德尔斯基住宅，后为日本关东军陆军情报机关，现为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坐落在颐园街3号，并已在1997年被公布为哈尔滨市一类保护建筑，其建造年代是1914年。

记者曾一智摄

数年前，记者曾在一个俄罗斯朋友带来的一本书中看到过相同的一幅照片，也在这座建筑下面标注着“法国领事馆”字样。当时，曾求教过一位专家，但被他否定。不想这幅当年的明信片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法国驻哈领事馆早期旧址依然存在，为哈尔滨的城市历史填补了重要记录。

记者将此明信片转给中东铁路研究专家郑琦，不想他也收藏了这幅老照片，他认为法国驻哈领事馆曾有三处旧址，现仅存此一处。

明信片的提供者为沈阳市的余泓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明信片收藏家，也是一位民间文保志愿者。据他介绍，这张明信片是1915年前后哈尔滨秋林洋行发行的一套《哈尔滨风光》明信片中的第四张。

文/朱俊峰

1959年8月11日至18日，在哈市召开了东北三省城市建设会议，我和与会代表参观了改造后的中山路。

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建设局由海参崴迁至哈尔滨。1921年4月5日，哈尔滨市公议会推举中东铁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霍尔瓦特为市“荣誉公民”，同时将这条大街命名为“霍尔瓦特大街”。1925年改为陆军街，1931年日军入侵后改为“土肥园路”，哈尔滨人还是习惯叫它通道大街。1946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这条街改为中山路。

1959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哈尔滨市政府对这条古老的中山路实施“大手术”，经过40天的紧张施工，于6月25日胜利完工。施工总长度从南岗博物馆至省政府共2400米，总面积为53900平方米。根据道路的现状，由博物馆至工人文化宫路段的900米，从原有的17米加宽至24米，并将原有两侧各5米宽的方石路面，全部改成了平坦、光滑的柏油路面。当时可以并排同时行驶大型汽车6台，小型汽车8台。

题记：位于哈工大主楼对面，今百脑汇后身被“砍掉一半”的建筑，曾经是哈尔滨非常珍贵的百年气象台。曾一智老师从2002年开始，为保护这座珍贵的历史建筑奔走呼吁了四年。在四年中，得到专家和职能部门的认可，终于将他列入哈尔滨市拟定保护的第四批保护建筑，上报市政府待批。然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还是被一所高校拆毁了。以下是曾老师曾发表于《黑龙江日报》的，关于这栋建筑的呼吁报道，谨以此文展现纪念百年气象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对高校的文化建设方面，也是警钟长鸣吧——编者。

保护百年气象台

2002年3月22日有些事情当真神奇，在采访拉丽萨·拉缅斯卡娅时，那座与她的父亲、丈夫有关的气象台引起我的兴趣。另一位澳大利亚俄侨尼古拉·扎依卡告诉我，这个气象台就在哈工大对面。我立即知道那座曾经拍摄过的老房子的用途，不由得激动起来。于是，在与尼古拉和他的妻子玛莎一起去俄侨墓地凭吊亲友后，又一起来到这座老气象台。老楼的居民见我们拍照，便主动对我们说，经常有俄罗斯人来看这座房子，还沿着楼梯一直上到房顶（即观测平台）。以前是省气象台，1970年以后为哈建筑工程学院（即哈建大）的房产，现在住的都是哈建大的教职工，建大与哈工大合并后，这里便属于哈工大的房产。

“这房子快拆了！”

正在兴奋中，这熟悉的声音又如同炸雷般响在耳畔。急忙打了一串电话，最后在哈工大基建处得到证实，这座老楼将于4月份动迁。

于是，又开始了近半个月的调查、采访。非常遗憾的是，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省、市档案馆、省社科院等研究地方史的专家们都知道1898年建于香坊的气象台，对这个气象台却不大了解，仅有哈尔滨铁路局史志办主任王静秋知道这曾经是中东铁路的气象台，建于二十世纪初期，建成后香坊的老气象台即迁来此处。在对省气象局、省气象台、省气象科研所打了多次电话后，才找到省气象台档案馆档案科科长侯兆滨。　在前往省气象台的路上，顺便去香坊公园寻找老气象台，在请五六位老先生看过照片后，终于有一位名叫梁永水的老人认出了这座老房子。他说，建国后，这里曾是香坊市政局，于八十年代拆除。

由于省气象台最早的气象档案只有日伪时期的，因此对于南岗那座气象台的早期历史仍是知之不详，好在自1945年“八一五”后的资料比较详尽。建于1898年的气象台，已拆除。

据侯兆滨介绍，1898年5月8日在香坊司徒街开设我省第一个气象站，后又在南岗修建了气象台，只开展地面气象观测和短期天气预报业务。日伪时期改称哈尔滨地方观象台，由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管辖。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气象处组织动员气象人员，利用保存下来的气象仪器，在旧址上恢复、整顿、组建了省气象台前身———哈尔滨气象台，1949年1月1日恢复了地面气象观测。主要任务是适应军事的需要，及时准确地为空军部队提供气象预报、情报服务，为后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做出贡献。1954年由军队建制转为政府建制，担负着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双重任务，逐步增加了高空、日射、农业气象等观测项目，开展了长、中、短期预报业务。

1955年，改为黑龙江省气象台，担负全省天气预报服务中心的繁重任务，同时对全省台站的业务技术指导。由于距省广播电台过近，电波干扰太大，于1958年1月1日迁往香坊公滨路现址。经过数十年发展，现已形成地面、高空、大气探测、测雨雷达和气象卫星接收的完整系统。新近建成的15层黑龙江省气象中心是全省惟一的一座多普勒雷达楼，气象观测手段已具备国内先进水平，将于今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　在侯兆滨的热心帮助下，找到了一位曾在伪满时期在“哈尔滨观象台”工作过的技术人员邢长志。他已年逾八旬，但记忆力仍未减退。他讲述的那段亲身经历的特殊历史不仅具有可信性，也对侵华日军的罪证做了补充。　邢长志毕业于日本东京中央气象技术官养成所（中等专科学校），1941年3月来到哈尔滨观象台做气象观测技术工作，职称为观测技士（相当于工程师）。哈尔滨观象台隶属于伪满洲国交通部的中央观象台，是从中东铁路接收的。分为业务科、通讯科、密码室（机要室），有三十余名技术人员，一个台长和二三名总务人员。各部门领导均为日本人。台长景浦哲造，业务科科长青山浩，通讯科科长姓津田。密码室的领导是一个姓工藤的预备役军官。观象台的主要工作是每天观测天气情况，并作预报，但并不对市民预报，而是通过电报局内部保存，为日本关东军提供气象情报。后由于增加了管区，哈尔滨观象台改为哈尔滨地方观象台，牡丹江也改为管区气象台，景浦哲造调去牡丹江任台长，后任台长为村田透。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来了。当时政治情况比较混乱，为了保护气象台的仪器、资料，留守气象台的4名中国技术人员中的柴富山（其余两名为费连城、宋恩）去已被国民党接管的省市政府及国民党的接收委员会联系，希望能有人来接收气象台。但由于气象台是个没有油水的技术单位，无人过问。后来是苏联红军来接管了气象台，并在1945年年末派来了一名俄罗斯人任台长。邢长志记不得他的名字，但还记得他身材高大，会讲汉语。这人应该就是拉缅斯基。当时没有任何经费，但4名中国技术人员坚持每日观测，从未间断。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气象台归东北铁路总局工电部领导，那位俄罗斯人离开了气象台。1947年初，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接收了这个气象台。当时，全东北的八十多个气象台都被破坏了，只有哈尔滨的气象台保存完整。1947年夏，为配合解放战争需要，空军部队将气象台全部设备撤到绥芬河，并动员邢长志等技术人员参军，但当时4人的觉悟不高，放不下家庭，没有同意。　 1947年底终止观测。1948年7月，邢长志和费连城到刚成立的东北科学院（后为医大卫生系）自然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九月中旬，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伍了解哈尔滨气象台的情况后，把邢长志调到资料室，筹备恢复哈尔滨气象台的工作。邢长志在《东北日报》上刊登启事，招聘气象技术人员，并购买了一些仪器。但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邢长志随部队去接收国民党的沈阳气象总台，对以后哈尔滨气象台的建立情况知之不详。　综合几方面得来的史料，这座老气象台的文物价值便凸显出来。它经历了沙俄时期、日伪时期、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记载了哈尔滨那短短百年间的屈辱与辉煌，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见证。仅就其作为我省气象事业发展史的实证和侵华日军的罪证而言，就有不容置疑的保护价值。

于是，我拨通了哈工大校长办公室的电话，我说，我只是想提一个建议，应该保护这座具有文物价值的老房子。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这样答复：“我们拆迁是为了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对于文物保护都有共识，但有些东西是矛盾的，为了保护文物城市就不发展了？我们是要在‘三角地’（指那一片区域）建科教大市场，这对于振兴哈尔滨的经济很有意义。若要保护这一个小楼，整个小区就无法改造。要算一些总的经济账，不能说所有老的都保留。老图书馆，我们也想改造，但市里不同意，列为保护建筑。现在市里的批件（指批准拆除的批件）已经下来了，这个楼不属于保护建筑。”

我说：“我一直认为哈工大是哈尔滨的最高学府，素来仰慕哈工大的人文精神，你这样说话太让人失望了！不属于保护建筑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了解它的价值，一旦拆除那损失将无法弥补。”

过了几天（3月1日），我直接拨通校长杨士勤的电话，但接电话的还是那位李先生。他说：“我们工大要拆是经过政府同意批准的，你反映的问题不是学校的范围，是应该政府做的工作，应该是政府来考虑。你还是去跟政府协调。你说的它具有多少价值，这只有政府来鉴定，我们也不知道它具有多大价值。我们是从振兴哈尔滨经济这个角度考虑的。”他似乎忘了是工大要拆房子，而不是政府要拆这个基本事实。

我说：“我有一种悲愤的感觉。”真的，要不是想到做了电话录音，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刺耳的声音来自哈工大。

在结束这篇稿子之前，又一位哈尔滨的普通市民打来电话，要带我去看一处很有价值的老房子。我为此感动并且快慰，为了这个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我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还是那句老话：

为了哈尔滨的未来，保护历史的见证———老房子！《保护这百年老气象台》一文（见本刊3月22日）见报的第二天恰逢世界气象日，澳大利亚俄侨尼古拉·扎伊卡打来电话。他已几次去这座老气象台录像，并且发现了该楼建造者的标志牌（后来在发现了其他带“水平测量”俄文字样的标志牌，并向省市测绘部门请教，才知道这是测量用的水准点）。标志牌上的俄文说明建造者是“总司令部”，“就是大直街那个，你知道的。”

大直街上的老建筑即现哈铁卫校，据地方史专家李述笑介绍，这里原为俄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这样看来，这座气象台在建造之初仍是用于提供军事气象情报的。再次来到老楼，找到了那个与楼一体的标志牌。上面还有一行意为“水平测量”的俄文。

无论这块铁牌和大楼记录的是哈尔滨的屈辱还是什么，都是历史的珍贵见证，绝不该让它在发展经济的借口之下一笔勾销。

请留下百年气象台

城市发展史见证 侵华日军罪证遗址将消失

紧急呼吁：请留下百年气象台！

本报讯（记者曾一智）近日惊闻建于1902年的百年气象台原址将要拆除，实行所谓的“异地迁建”，记者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得知老楼的居民已开始了搬迁。

这座百年气象台坐落在西大直街，曾为中东铁路气象台，并为当时的沙俄殖民者的军队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提供军事气象情报；日伪时期为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管辖的哈尔滨地方观象台，不向民间预报，只为侵华日军提供军事气象情报；解放后，先后为哈尔滨气象台和黑龙江省气象台。1958年黑龙江省气象台迁移到香坊区，1970年后，这里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教职工宿舍，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职工宿舍。

百年气象台经历了沙俄时期、日伪时期、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记载了哈尔滨那短促又漫长的百年间的屈辱与辉煌，是非常珍贵的城市发展史的见证。仅就其作为侵华日军的罪证遗址而言，就有毋庸置疑的保护价值。它与紧邻的原中东铁路尤格维奇小学（以首位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格维奇之名命名）并在日伪时期作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独身宿舍白都寮恰成一个历史见证的组合，其建筑艺术亦独具特色，更何况，这种百年以上的建筑在哈尔滨已属凤毛麟角。

据一位文物专家介绍，这是我省现存建造年代最早的气象台，尽管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有确定无疑的文物价值。

2002年春，哈工大即有意拆除此楼，记者曾为保护这座珍贵的历史见证而与该校基建办及校办同志交涉过，但并未得到理解。当时曾就此事进行报道（见本报2002年3月22日《保护百年老气象台》一文），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此后，由于开发此处的计划搁置，而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便将百年气象台列入第四批保护建筑上报市政府待批。 记得4年前与校办的李同志交涉时，他说：“你说的它具有多少价值，这只有政府来鉴定，我们也不知道它具有多大价值。政府并没有把它定为保护建筑。我们是从振兴哈尔滨经济这个角度考虑的。”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已将这座老建筑拟定为第四批保护建筑，那么，学校是否可以重新考虑开发建设的设计方案？记者也请教过相关规划设计、建筑专家，他们都说，这座气象台体量不大，在那一大片开发区域中恰在中心一个很小的位置,完全可以原址保留在中心位置，并不影响整体建设。而一旦拆除，一个珍贵的历史见证就将灰飞烟灭，其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

记者在现场遇见拆迁公司的人，他们证实了异地迁建的说法，并说，要做到将所有建筑构件包括砖在内逐一编号后再注意拆下后迁建。记者大为吃惊， 第一，古建筑的原址保护是被国际国内的各项法规一再强调的，而具有中国特色的“迁建”也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的，要有各级专家论证，各级部门的批准，拆除与建设的公司也要有相应资质。 第二，这种迁建经过技术上的论证吗？记者就此请教多位建筑专家，他们均认为，一座百年的欧式建筑要做到原砖原构件不被拆坏根本没有可行性。而那些拆迁公司的人在现场也已经看到楼梯的铁艺栏杆是用极坚固的铆钉铆在一起的，他们也表示，这是无法拆卸的。而那些被混凝土牢固地粘和在一起百年的砖墙如何把原砖一块块拆下？这是费钱费力又不可能按预想实现的计划。 第三，即使再重新建造一座，也是违反国际国内各项关于保护古建筑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法律法规的假古董，没有任何价值。

记者在两年前开始在哈工大多次做关于哈尔滨历史建筑的保护过程的讲座，特地向同学们介绍这座建筑。两年内，已有许多该校教师、学生前往探访。大家深知这座建筑的历史价值。尤其在今天日本政府仍然一再否认侵华罪行的现实中，若拆除这座罪证遗址，无疑是在替侵略者抹煞罪证。如何在大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这样一个有悖人文精神并且会让仍然向往着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们失望的事件，决不该发生。

请制止这个计划的实施，留下这个珍贵的历史见证。 注：此文在发表前，曾三次作为急件寄送哈工大校长王树国，并多次向该校各部门打电话反映情况。但均置之不理。

百年气象台拆迁位于顶楼的永久性测量标志失踪

8日清晨，记者与哈尔滨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一起来到已开始拆除内部的百年气象台顶楼，发现原有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三角点已经失踪。在场的一位自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建处的现场施工负责人称对此不了解。

7日，记者来施工现场提出要拍摄位于顶楼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但被工作人员以三楼居民未交钥匙为由拒绝。8日晨，记者与哈尔滨电视台记者一起来到顶层，发现在三角点原位置只残留5个铁质螺栓，三角点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铁和木板搭建的架子（经介绍，这是摆放测绘仪器用的），三角点的周围还有三处残留螺栓，但原物为何已不可知。经向在场工作人员询问，他说在接收此楼后，顶楼的这个标志就已不存在。　据原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总工程师魏少珊介绍，他在1964年工作后就来此处使用这些标志进行测绘工作。设在百年气象台的两处永久性测量标志是该建筑建造之初就设置的，1958年，又成为重新启用的城市测量标志。位于楼门入口处墙壁上的铸铁标志是一个水准点，从俄文字样来看，应为当年的沙俄驻军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设置。而位于顶层的则是三角点，是此位置的地理坐标。

记者分别给省测绘局和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打电话询问此事，他们均对这个标志的下落不知情。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领导派人实地考察后回复：顶楼三角点已于70年代停止使用，但其测绘资料仍然有用，若涉及拆迁仍要报批。记者又拨通具有审批权的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测绘处的电话，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永久性测量标志不管是否在使用，都要依法保护，若涉及拆迁也要按应有程序报批，但他们并未接到哈工大关于拆除永久性测量标志的报告。

百年气象台拆迁又爆新闻：砍丁香60余株被罚2万

日前，记者去哈尔滨百年气象台所处地区走访，发现该地区已开始大规模拆迁。百年气象台周边的数座大楼已成废墟，而在气象台南侧的一大片高大茂盛的丁香树丛竟然也不见踪影。

据附近的居民说，6月6日深夜，他们发现有人正在砍伐丁香树，便拨打12319向城管行政执法局举报。随即，哈尔滨市南岗区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查处。

记者又来到南岗区行政执法局，负责此事的八科科长王秋红向记者介绍，他们在案发当日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赶到现场调查取证。发现被违法砍伐的丁香树达60余株，砍树的是在此拆迁的单位,他们已依据《哈尔滨市城市绿化条例》对该单位处以2万4千元罚金。该单位在缴纳罚金的支票上的名称是国龙物业管理公司。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发建设的项目，国龙物业管理公司是什么单位呢？记者拨通哈工大基建处电话，他们称对国龙物业管理公司一无所知。

“中东铁路”时期钢轨被发现

29日，记者和文保志愿者去百年气象台探访。在三楼一个房间内的两个墙角处，由于拆掉了地板而露出钢轨，哈尔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哈检网络公司设计师姚稷发现在钢轨内侧有俄文字母，记者忙近前观看，果然是猜想中的“К.В.Ж.Д”———因此前常听澳大利亚籍哈尔滨俄侨尼古拉·扎伊卡说起在用于房屋建设的钢轨上有这样的俄文缩写字母，而这四个字母就是“中东铁路”的缩写。

这时，姚稷在另一个墙角的钢轨处也发现了字母，记者再看，发现4个俄文缩写字母和一个英文单词。俄文字母的排列与前一个却不一样，是“В.К.Ж.Д”，据郑琦介绍，中东铁路初创时叫东清铁路，但俄文名称却没有改变过，缩写就是“К.В.Ж.Д”。К是中国，В是东方。

英文字母是MARYLAND，这应该是美国马里兰州出产的钢轨。4年前，哈尔滨车辆厂被拆迁时，记者曾在机加分厂看到1906年产于美国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市庞德机器公司的龙门铣床（原为刨床），这小小一段钢轨又见证了哈尔滨早期工业发展史、工商贸易史。　据此，记者先向哈尔滨城市规划局和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报告发现文物，两个职能部门对此都非常重视，并立即到现场踏查。哈市文管站站长刘云才、副站长邢晓莹认为，这段钢轨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因为目前并未发现带有这种缩写的俄文字母的钢轨，从而更加证明了这幢百年建筑的珍贵价值。

记者向长年研究哈尔滨历史的尼古拉·扎伊卡请教。扎伊卡也十分激动，尽管他也未看过这种缩写，但他认为这应该是东清铁路时期的钢轨。

百年气象台拆迁引来各方关注

28日下午，记者途经百年气象台时，发现顶楼有数名民工正在切割铁围栏，想到楼体上珍贵的铸铁水准点和楼内一些可移动的构件，急忙向哈尔滨市文管站站长刘云才报告，刘云才立即与其他工作人员赶赴现场。他们到时，顶楼铁围栏已拆掉，楼内所有精美的铸铁楼梯栏杆都被切割下来并和一些拆下来的木门一起堆在楼门口。

刘云才对记者说，这幢百年气象台尽管还没有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根据国务院去年下发的文件精神，凡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底蕴的建筑都是文化遗产。而这座建于1902年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老楼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它原址保护下来，可以成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一个物证。对于目前确定的迁建方案，刘云才认为不符合国家文物局已经确定的关于文物建筑复建的量化标准，即文物建筑必须原址保护，可以复建的是在原有建筑存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允许复建缺失的百分之十。

29日上午，记者再去百年气象台探访，只见楼内各个房间的地板都被拆卸，做工精美的老木门拆下随意乱放。在现场遇见一些前来与百年气象台告别的市民，其中一位是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赵鲁臣老师，他曾在几年前看到本报呼吁保护这座建筑的文章后首次来此探访，没想到再来已是另一番模样。他说，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并不矛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了发展经济就拆掉这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实在是得不偿失。

职能部门下令停拆 开发单位仍一意孤行百年气象台深夜被毁

6月30日1时44分，记者接到市民举报：开发商正在用挖掘机砸气象台，老楼的第三层已经消失。记者迅速赶往拆迁现场。只见百年气象台东侧的三层楼已经拆毁，只剩一个塔楼，而挖掘机正向塔楼砸去，塔楼轰然倒塌。此时是2时29分，这座具有珍贵历史人文价值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百年建筑就这样消失。

6月29日中午，记者与哈尔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哈检网络公司设计师姚稷一起去老楼内部拍摄时，发现了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19世纪末中东铁路初创时期的钢轨（见本报6月30日《中东铁路时期钢轨被发现》一文），并立即向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负责人和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负责人报告，规划局已于6月29日下午责令拆迁单位停工，并与记者商定于6月30日下午一同去现场考察。

争论许久的关于气象台的去留问题，在此前已从“整体平移”改为“异地迁建”。而异地迁建意味着需要将原建筑的构件逐一编号后妥善拆下，再使用这些构件建设。记者于6月29日在现场看到气象台二楼窗口的砖上被拆迁单位标上阿拉伯数字，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可行，毕竟是一种认可异地迁建规则的姿态。然而，6月30日晨4时3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却是遍地残砖，珍贵的百年钢轨、粗大的木方、散架的木质楼梯横七竖八地铺了一地。百年气象台在一个小时之内化为一堆“建筑垃圾”。并且，这些建筑残骸被推土机一刻不停地送上十余辆大卡车，不知运往何处。记者在现场拍照时，被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制止。记者指着扔在地上的钢轨，对他说：“这些钢轨要留下来，交给文物部门。”并问：“门口那个铸铁的圆牌子呢？”指的是铸铁测量标志水准点。他说：“不知道。”

当6月30日上午9时记者随哈尔滨市文管站站长刘云才赶到现场时，现场已基本清理干净，被拆下的钢轨也不知去向。这座见证着哈尔滨历史的百年建筑已夷为平地。几处深坑是裸露的地下室，还能看到深坑上面作为梁架的钢轨。一些民工将一些砖头上的白灰敲掉，然后写上阿拉伯数字，再码到几个大筐里。他们说，给他们派活儿的人说：清理出1000块砖，写上号就行。刘云才对这座文物建筑的消失表示十分惋惜，他希望能尽快追回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珍贵的构件。并当场要求工头保管好还残留在地下室顶部的钢轨，文管站将作为文物收回。

记者向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名城处、规划处举报后，两位负责人也赶到现场。据规划处处长赵波介绍，他们已要求开发此处的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把拆下的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铸铁测量标志水准点、钢轨等构件找回。对方回答，这些构件都保管在一个地方。规划局要求该公司妥善保管，下一步将与市文物管理站领导和文物专家共同去现场进行鉴定。对于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按迁建规则拆除百年气象台的事件，将进一步研究处理方案。

7月1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只见在残留的一处平房前堆放着装满了旧砖的5个木箱，箱外写着“外墙砖1至200块”，记者拿出几块砖，却不见编号。木箱旁扔着原在顶楼外部的铁楼梯栏杆，已被砸得歪七扭八。而地下室也被挖开，6月30日仍在地下室顶部的钢轨此时也不知去向。 7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多日拆迁的挖掘机已撤离。

百年气象台拆迁现场寻文物，19世纪钢轨已不见

3日下午，记者与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工作人员以及中东铁路历史研究专家郑琦按开发商的约定来到哈尔滨市百年气象台拆迁现场，准备对本报报道过的不同标记、不同时期的三根钢轨进行文物鉴定。然而，拆迁方工作人员只带来了铸铁俄文水准点，现场的一栋平房内只有一根没有任何标记的钢轨，上述钢轨均不知下落。　这个曾多次被人试图盗窃都未成功的水准点，如今终于离开了它已坚固地附着百年的墙体，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直径16.5厘米的铁牌，背部有一个梯形铁根。

哈市文物管理站站长刘云才向工作人员询问其他文物钢轨的下落，他不予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去问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建处。”当刘云才提出要收藏水准点的要求时，他回答：明天去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规划处交接。记者拿出在三楼发现钢轨时以及老楼被拆毁后地上堆放的大堆钢轨以及老楼拆除前精美的木质太阳间、木门的照片，向该人追问下落，他仍然不予回答，让记者去问哈工大基建处和哈市规划局。

记者与哈尔滨产品质量监督所哈检网络公司设计师姚稷在百年气象台三楼共同发现的中东铁路初创时期的钢轨，经中东铁路历史研究专家郑琦根据照片确认，为1898年产于美国马里兰州的钢轨。

郑琦介绍：中东铁路初建时，大部分钢轨都是美国马里兰州的产品，而机车大部分产于费城。而哈尔滨的百年老建筑使用钢轨做建筑构件很普遍，以往拆除百年建筑时，也经常拆出钢轨。但是这样标记的钢轨他只见过一次。长年研究哈尔滨俄侨历史的澳大利亚籍哈尔滨俄侨尼古拉·扎伊卡几天来正在不断地给澳大利亚、俄罗斯的老哈尔滨俄侨打电话，并已经证实了那段标有不寻常的俄文缩写、英文单词的钢轨的确是中东铁路初创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的产品。

而对于在同一屋内发现的带有“9田9”字样的钢轨，郑琦认为十分珍贵，因为他收集的各个时期、不同国度的钢轨资料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标记。他认为应产于日本。　郑琦还给记者提供了他曾在3年前于气象台顶楼拍摄到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三角点的照片。这个标志是中文的，上部有“三角点H14”等字样，中间是一个十字形，下部能辨认清楚的字样有“测量”二字。但他并没有看到沙俄设置的铜质的测量标志，也许早已丢失。这说明，他拍到的这个标志，正是在1958年哈尔滨市设置的，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现在依然下落不明。记者在测量那根没有标记的钢轨的长度（233公分）时，发现在凹槽里有两个模糊不清的字母，经过努力一行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出现在大家眼前：“1917U.S.A”。郑琦说：“这也是美国出产的钢轨，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物价值。”

记者了解到，对于下落不明的其它文物，文物管理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要求相关责任人追回。

百年气象台丢失文物仍无下落

4日上午，记者与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站长刘云才按照与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立军的约定，来到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准备在此进行百年气象台俄文水准点的移交，并在规划局的协助下追寻丢失的钢轨、三角点等珍贵文物和木质太阳间、木门等构件的下落。

然而，孙立军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出现。在规划局规划处处长赵波的沟通之下，才知孙立军不来办移交手续的原因：他正按照规划局的要求，针对为何不执行规划局的约定擅自拆除百年气象台一事写一份材料，待校领导签字后交到规划局等待处理。赵波要求文物管理站出具一份正式文件，把要收藏和要追回的文物写明具体名称，再由规划局与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沟通。

赵波再次重申职能部门的态度：对于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按异地迁建的规则，违法拆除百年气象台的事件，规划局将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依法行事。

对于百年气象台中已丢失的文物和建筑构件，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站长刘云才与记者曾在现场向孙立军提问，他不予回答并让记者和文物部门去问哈工大基建处和哈市规划局。记者分别向这两个单位询问，哈工大基建处处长李世泽表示对此毫不知情。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局长俞滨洋和规划处处长赵波都表示规划局将配合文物管理部门，按要求监督哈工大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把丢失的文物和建筑构件追回。

现场目击：百年气象台深夜被捣毁

拆毁百年气象台

6月30日凌晨1时44分，我接到市民举报：开发商正在用挖掘机砸气象台，老楼的第三层已经消失。

我十分震惊，因为昨天下班前刚刚与哈尔滨城市规划局、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沟通好，要在今天下午共同去现场踏察。怎么会拆呢？

昨天中午，我与哈尔滨文保志愿者一同去老楼内部拍摄，我们在三楼的一个房间的两个墙角露出的几根钢轨上发现了俄、英字母和汉字，分别为“К.В.Ж.Д”、“В.К.Ж.Д
117 MARYLAND V”、“9田9”。我知道这几根钢轨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尤其是第二根，有可能是东清铁路时期即19世纪末的钢轨，便向哈尔滨市规划局负责人和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负责人报告，规划局已于29日下午令拆迁单位停工。

怎么又拆了？

我急忙向各职能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求助，但不是关机就是不接，大家都在休息。怎么办？拨通110报警：“这里发生了毁坏文物的事件……”对方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挂市长热线吧。”拨通市长热线，却是语音留言。只得拨通了一位市领导的秘书的电话，他很惊讶地问：“不是说不动了吗？”并且确认了那位领导已经就保护气象台在我发的报道上批示。然后，他答应去沟通此事。

但拆迁在继续，不能坐等。终于一个人穿过漆黑的大院和空无一人的大街，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往现场。

从西大直街这边看去，百年气象台东侧的三层楼房已消失，只剩一个塔楼，，而挖掘机正无情地向塔楼的上半部砸去。拍了一张照片，却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便叫司机绕场一周，然而就在这时，塔楼訇然倒塌。我的心也随之碎裂。此时是2时29分。

有灯光的邮政街上站着很多人，还停了好几辆车。见有车来，便盯着看。还有人在录像。我没敢下车，让司机接着开。这时，整条街都弥漫着烟尘。忽然想到，不能回家。便让司机往报社开。

一路上，司机从倒视镜看到，有一辆面包车始终跟着我们。于是，司机也紧张起来。到了单位，才发现大门的电动拉门紧锁，我不敢下车叫门，仍叫司机往前开。司机说：“去公安局吧，我也挺害怕。万一他们记住我的车号，想收拾我太容易了。”

于是，就沿着经纬街往前开。司机说，那辆车不再跟了。

到了市公安局，那里大门紧锁，我上前敲门，里面值班的警察开了一个门缝：“什么事？”我说了原由。他说：“去派出所吧，派出所有人值班。我们这里不能随便进。”

幸亏好心的司机等着我没走，他加大油门直奔最近的工程派出所而去。砸了好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干警。但是，他拒绝了我想在此躲避的要求。然后，又去兆麟派出所。因为在今年2月11日，我为了接到匿名恐吓信事曾来此报案，那时我说怀疑目标应该是开发商。这里大楼的门敞开着，司机看我进了门才走。

拖着疼痛的双腿（因膝盖有骨刺）好不容易爬上四楼，按响门铃。真是无巧不成书——编也编不出来这么巧，出来的警察正是4个月前接待我的人。他也记得我。听我说了情况，他说：“你还是去你们单位吧，找你们保卫处开一下门。”我说，保卫处的电话号码没带来，没法找。另一个只穿一条短裤的中年男人在他身后大声说：“你不能在我们这儿待着，我们屋里有枪，不能随便让乱七八糟的人进来。走吧！走吧！”

我只得下楼，出门打了出租车，看看已经3点10分，狠一狠心，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朋友说，真高兴你能想着我们，赶紧过来吧。

在路上，我望着已在天边升起的早霞，忍不住痛哭失声。

朋友两口子都起来了，给我热了八宝粥。我喝着粥，看看天已大亮，便和朋友一起去气象台拍片。

百年气象台——我的老朋友，我为保护她呼吁了4年，她却和百年厂房铸铁车间一样，在深夜消失，满地残留的遗骸，正被推土机送上十数辆大卡车，不知运往何方。

我下车来到近旁拍照，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过来阻止。我指着扔在地上的钢轨，对他说：“这些钢轨不许动！要留下来，等文物部门来取。”我又问：“门口那个铸铁的圆牌子呢？”我指的是铸铁测量标志水准点。他说：“不知道。”

早上，陆续与职能部门联系上，便再去现场。这时，现场已经基本清理干净，被拆下的钢轨也不知去向。这座见证着哈尔滨历史的百年建筑已夷为平地。一些民工在做一件奇怪的工作，将一些砖头上的白灰敲掉，然后写上阿拉伯数字，再码到几个大筐里。他们说，给他们派活儿的人说：清理出1000块砖，写上号就行。

想到两天前，这座老楼前搭起脚手架，民工们往二楼窗檐的砖上写号，但每个窗户的号都是互相重复的。当时就明白这个所谓的编号是假的，但仍然没想到会连夜拆毁并造假。

从地面裸露出的一个个深坑，能看到那神秘的地下室，在个别部位，仍残留着钢轨铺设的大梁。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站长刘云才在现场要求拆迁单位把钢轨上交文物部门。

我俯身拾起一块残砖，像拾起我的亲人的残骸，转身离开这罪恶的现场。

20世纪70年代的安乐街与和平路交口处。朱俊峰摄

文/朱俊峰 王宝滨

今日之“三大动力路”，是哈尔滨市二环路上的主要路段。驰名中外的“三大动力工厂”位居路北，路南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横空飞跨的二环路立交桥上，车辆川流不息。

然而60年前，“三大动力路”这里仅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土路，那时的街名叫“安乐街”。

据史料载，二十世纪初的安乐街，是一条由顾乡屯通往阿城的乡间土路，路边只有几户人家。时至1932年，这里绝大部分地区仍是荒原，仅有两处地方有从河北、山东等地逃荒而来的农民。上世纪四十年代后，位于现在的三大动力路中段路北的村落叫安乐村，村四周建有土墙，设有4门，南北门有木制结构门楼，正面横额书“安乐村”3个字。村内有五六十户人家，有侵华日军建造的别墅、宰牛棚、军用仓库等；俄国人建造的奶牛棚，还有一座中国人经营的“东裕油坊”。1937年，由伪满哈尔滨市公署工务处组织施工，将这条乡间土路改成了沙石路。

安乐街的巨变始于1951年，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的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相继在这里落户。1951年6月6日，哈尔滨电机厂在安乐街破土动工，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挖了第一锹土，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参加了动工仪式。1954年6月和1956年5月，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开工建设。昔日的荒原出现了盎然生机。因这三家大工厂皆制造电站动力设备，故有“动力之乡”之美誉。

为适应工厂需要，1954年9月，由哈尔滨市土木工程公司施工，安乐街铺设了哈尔滨历史上的第一条混凝土路面。当时，宽阔的路面中间是树木隔离带，人行道两旁绿树如盖，三大动力厂制造的电站设备披红戴花，由此运往祖国各地。1953年，由教堂街（现南岗区革新街）始发的10路公共汽车率先开往这里。1958年12月31日，安乐街街头出现了哈尔滨历史上的第一辆无轨电车，始发站是省人委（现黑龙江省政府址），经亚麻厂等6站，终点是汽轮机厂，全长6.14公里。1956年，位于安乐街西端南侧的动力副食品商店落成。1958年3月15日，位于安乐街西端北侧的和平百货商店竣工营业，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跟当时的哈尔滨秋林公司媲美。

当时的安乐街，国内闻名，北侧是工厂区，昼夜机声轰鸣；南侧是生活区，职工住宅楼鳞次栉比。生活区内的家庭，几乎都是双职工。多数夫妻同在一个车间，孩子都入托，大人都在为工作而忙碌。每天的工作时间内，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里顾客寥寥无几。然而，当早晚上下班时，街头会出现上万名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曾有北京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将此景拍摄成纪录片，多次在国内外放映，成为新中国工业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安乐街曾留下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辉足迹。从1953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德怀、贺龙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先后到三大动力厂视察，对工厂的发展作出过重要指示。特别是1963年6月18日，周总理陪同朝鲜外宾、1965年10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到三大动力厂参观时的盛况，令人难以忘怀。

1966年，安乐街改称大庆路。1987年5月15日至9月10日，大庆路实施改建，清除了道路中间的树木隔离带，拓宽了路面。2004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形势下，大庆路被命名为三大动力路。

注：本文原载于2010年5月9日《新晚报》-周刊老哈尔滨版

联发街64号

文/摄 曾一智

日前，记者接到一封来信，信中说，他是刘泽荣之子刘仁，听说记者找到了刘泽荣在哈尔滨的住宅，非常想看到照片。因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立题编写刘泽荣的传记，他们已经完成了这部书，但很想把这座建筑的照片收入书中。

刘泽荣——不仅是哈尔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两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三次被列宁接见。他在哈尔滨工作、居住的时间是1921年至1931年，曾任中东铁路稽核局局长、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记者曾多次在哈尔滨档案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与刘泽荣有关的内容。2005年夏天的一次查阅中，发现了刘泽荣的家庭住址：花园街与耀景街拐角40号。记者恰好在紧邻这里的院落中住过34年，因此清楚地记得周边那些建筑的分布和形态，认为应该就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类保护建筑，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阿法纳西耶夫官邸（现使用单位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一时十分激动。但由于始终找不到更为确切的依据，因此一直没有公布这个发现，只是与一些专家、友人谈起过。

记者急忙按信中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泽荣的儿媳王易女士。经过简短的交谈，互相传递了照片。记者看到了刘仁寄来的70多年前的照片，两个男孩子（刘仁和他的弟弟）站在木质外楼梯上，身后是一个半圆形的窗户。在记者的记忆中，那座新艺术运动的楼房是有半圆形的窗户的，然而，刘仁看了记者的照片却说不太像他记忆中的房子。原来，刘仁离开哈尔滨的时候只有6岁，他只记得住在一座二层楼房里，有一部分是三层的。

他这么一说，记者心里没了底，再次来到现场，由于是周六，大门紧锁，只得绕着楼房走了一圈，的确没有发现印象中的半圆形窗户，一时心存疑虑。只好从各个角度将此楼拍摄一遍，希望刘仁能够从细节中回忆起当年的形状。记者又向中东铁路历史研究专家郑琦请教，他也说在花园街与耀景街拐角只有这一座楼房。

记者在一遍遍观察楼房外部照片时，忽然想到，半圆形的窗户会不会在一层的会议室中，被外部接建的小屋遮挡了？便又再次来到现场，怀着一线希望用力敲门，果然，收发室的人闻声出来了。听记者说明来意，他说，由于省社科联已经搬走，会议室的门打不开。但他带领记者来到会议室门口，从门缝里向里张望，果然看到了刘仁照片中和记者记忆里的半圆形的窗户。

至此，刘泽荣在哈尔滨的故居终于得到了确认。记者已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王易女士。

记者在21日19时接到王易女士的短信，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座楼全貌的老照片，与记者提供的完全一致。

背景资料

刘泽荣(1892-1970)，原名刘绍周。广州市人。1897年随父母前往俄国高加索定居。1917年4月，他在彼得堡联络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他被选为会长，1918年底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仍任会长。为解决旅俄华工生活的困难和遣送回国做了大量工作。其间，从1919年3月至1920年8月，他被邀请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会议，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20年7月1日，任苏共（布）华人中央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批准）。1920年11月18日，他携眷回国，在哈尔滨落户。先在铁路交涉局做翻译，后任中东铁路稽核局局长，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他为人正直，精通俄语。1921年被推选为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当时该会仍被白俄所控制，此后，他与其他中国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多次展开维护中国人主权和收回市政权的斗争。终于将俄人把持的市公议会解散，成立了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同时成立市监察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曾参加中苏谈判。“九一八”事变后去北平，1930年至1937年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俄语教授，1937年为西南联大俄语教授。1940年6月随驻苏大使邵力子赴苏担任使馆参赞。1945年初，从苏联调往新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9年9月，他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他被周恩来总理聘请，一直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并主编了《俄汉大辞典》。1956年，他由陈毅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

( 文章发表于2009年6月22日《黑龙江日报》)

在光芒街40号，有一座貌不惊人的俄罗斯风格木质平房。然而在七八十年前，这里却是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1933年-1934年间，这里便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地区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即满洲省委。10月24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奉天（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遭到破坏。1932年初，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由于在沦陷区的工作和斗争异常艰苦，省委机关经常变换地址，在当时的道外十六道街、南岗花园街、河沟街、人和街、小戎街都设过省委机关。

1933年夏，满洲省委机关转移到小戎街2号(今光芒街40号)，同时为省委秘书处的办公地点。? 至于为何选择这栋很不起眼的俄式小木房，理由很简单：“这里出于城市边缘，平房旁边是一片树林，便于隐蔽和远离日伪军的搜查”。

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商船学校和第一中学的数学老师)就住在最外面的一间房子，他的妻子薛文担任交通员，每次送文件进出家门的时候都要看一眼窗台上是否还摆放着绢质玫瑰花，就知道组织是否还安全。

1934年，由于党团中出现叛徒，组织再次受到破坏，省委机关搬离了这里。时至今日，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工作的各处遗迹多已消失，只有此处成为唯一的见证。

1981年1月27日，黑龙江省政府公布此地为文物保护单位，但1988年才经赵尚志的哥哥赵尚朴多方呼吁而恢复原样。2005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修葺一新的“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开馆，并由市文管站进行管理。

这是光芒街一代曾经很普遍的窗套样式

俄国人似乎很喜欢这种孔雀羽毛形状的檐口装饰图案。

虽说这个展馆“常年开放”，但长河绕了好几圈，发现所有的入口都锁上了。于是只好看旁边的这个建筑里面是否有工作人员可以咨询情况的。

门口雨搭上的铁艺也可算是好看吧，但是局部花纹已经坏了啊，更夸张的是，门把手竟然掉落在地上了。当时我还真有点担心，万一出来的工作人员误以为是我把门弄坏的，可如何是好。

终于找到了一位工作人员。大姐说，平时来参观的人很少，于是展馆就不经常开门。

进屋后，大厅里最显眼的便是墙上的壁炉。这个壁炉用途可不小，除了采暖之外，还有“销毁文件”的功能呢。

壁炉门

壁炉的一半在客厅里，一半在卧室中

这是从卧室里看到的壁炉

冯仲云当年就是在这里批阅文件的吧

床上的老把手，除了这种，在其他窗户上还有另一种样式。

这是冯仲云夫妇

我开玩笑地问工作人员大姐“这盆就是当年的玫瑰花么？”，她也开玩笑地跟我说，“嗯，大概是吧”。

当然，这大概也不是当年用来藏文件的沙发

经向工作人员大姐请教，这面火墙冯仲云以后的住户自己后建的，并不是建筑原貌的一部分。

长河以为，光芒街40号的这栋建筑，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小品，但在建筑史上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如果光芒街周边类似这样的建筑群能够得以保留，那价值可就非同一般了。另，可能是没有到主题布展的时候，所以展馆内的物件要单薄了一些，如果在这里多办一些当年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联相关历史资料展览，会不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