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小萝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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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见过父亲的苦孩子
与母亲一同进了监狱
苦难的童年
知道身世寻亲人
继承父亲遗志走进军营
曲折艰辛的中年生活
知足快乐的幸福晚年
后记：

“小萝卜头”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原型叫宋振中，江苏人，生于1941年。宋振中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妈妈徐林侠，1926年参加革命，前后几次被捕入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在女牢里长大，一直到四、五岁也没有见过关在男牢里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都是发霉发臭的饭菜，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1949年9月6日，他和爸爸、妈妈一起给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戴公馆，遇害时年仅九岁。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宋振中生在南方，牺牲于监牢，他是不幸的，没有看到全中国的解放。

可是，在我们北方，还有一个和他命运是那么相似的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共产党员，他也是在出生不久就和母亲一起被捕入狱，辗转在绥化、铁力、佳木斯等地羁押，受尽了折磨。不同的是，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3个月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而他在大约3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得了伤寒，被监狱赶了出来，至今，他还活着。

他，就是被抗联老战士李敏主席称谓的我们北方的“小萝卜头”–包武雄。

没有见过父亲的苦孩子

北方的“小萝卜头”包武雄1940年9月23日出生在北方抗联密营地，他的名字是当时也是满洲省委书记，他父亲的好战友冯仲云起的，在他之前，母亲于1938年在铁力还生了一个姐姐，但因为战争环境残酷，只好把她送给了当地的一户农民家庭抚养，解放后曾去寻找无果。

他的父亲张兰生，原名包巨魁，是赫赫有名的抗联高级将领，牺牲前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省委常委。

张兰生1909年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毕业于呼兰师范学校。曾任中共珠河（尚志市）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中共北满临时委员会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张兰生家境殷实，出身地主，1927年娶妻张秀春，系呼兰名门望族，是家中五小姐，两人育有一子两女，后参加抗联中断联系。1937年于小萝卜头的母亲在战争的浴火中结为夫妻。

张兰生1928年考入哈尔滨电车厂当工人，加入秘密工会。他思想进步，追求真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和赵一曼等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工人大罢工运动。他曾同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宾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后在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主持开办训练班和教导队，同年7月19日在德都朝阳沟遭日伪军突然袭击，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1岁。

1940年12月28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警卫团回到朝阳沟，举行了追悼会。冯仲云同志写了一副挽联悼念战友：为民族生存，数载苦斗，忠魂长卧朝阳山；求国家独立，千里转战，热血遍洒嫩江畔。

父亲牺牲时，母亲怀着只有7个月的他，还在被服厂留守，尚不知晓这个噩耗，直到他出生后她才知道这个消息，母亲发誓，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大，无论如何也得给丈夫留下一个后代。

与母亲一同进了监狱

小萝卜头的母亲叫李英根，别名张佩珊、张英华。1915年5月20日生于朝鲜，8岁随父亲迁到延寿县玉河乡永胜朝鲜屯，父亲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作为家庭的独生女儿，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李英根受其叔父李寅健革命思想影响，读国高时偷偷逃离家庭，追随叔父和后来成为金日成时期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二号人物）的崔庸健，在北方辽阔的大平原，开始了为驱逐日寇而战的斗争，后由金策（朝鲜开国元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教过学、做过秘书、厂长、书记…… 她曾是抗联老战士李敏的恩师。

60年代初，已经是朝鲜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崔庸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指名要见见当年的老战友，包括李英根，并特别交代哪怕是在火车上见上一面也好，可惜，当时终日大雨滂沱，山道泥泞，住在乡下的李英根因为交通不便，无法出去，未能握手相逢，造成终生遗憾。

李英根是个坚强的女子，1940年12月29日那天，北方的寒冬大雪纷飞，乌云压日，一位经不起拷打的朝鲜女工向敌人说出了抗联被服厂的地址，得知消息，她带领被服厂的几名女同志迅速转移，谁知大雪封山，在行走中迷了路，被敌人抓住。当时，小萝卜头只有2个多月，还是吃奶的孩子。

日本侵略者把她们交给了合江省的宪兵司令部，对她们严刑拷打，但她们几个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回答就一句话：我们是有孩子的妇女，只管做衣服，其它什么都不知道。敌人对她们用尽了酷刑。当时，小萝卜头太小不记事，等他长大了，问母亲，监狱里都受过什么刑罚？母亲听了不说话就掉眼泪，问急了就告诉他，每次受刑都把他背在身上，他是和母亲一起受刑！陆陆续续地，通过别的途径，小萝卜头知道妈妈坐过老虎凳、顶着烈日跪过砖头、卧过铡刀、灌过辣椒水……英雄的妈妈遭受了太多的蹂躏。

1943年夏天，母亲患了伤寒病，拷问不出来结果的宪兵队把她们母子一脚踢出佳木斯监狱。此时，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小萝卜头也哭得快背过气了。

监狱附近有个朝鲜人经营的旅社，老板看她们实在太可怜，就收容了他们，还治好了母亲的病。后来，在延寿的外公知道了她们母子的消息，把她们接回到家里，这时，小萝卜头已经快5岁了。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母子的生活才算稳定。

苦难的童年

虽然小萝卜头和妈妈回到了外婆家，可是，外公不要吃闲饭的，他非要把母亲嫁给有钱的鲜族人，妈妈怕小萝卜头到人家受气，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没办法，下嫁给了外公家的长工赵占东，小萝卜头改了名字叫赵德春。

在外婆家不久，外婆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三口搬了出去，他们来到了宾县万春镇，这时，小萝卜头还穿的是皮鞋和呢子大衣，暂且还不愁吃穿。可是好景不长，那年冬天，特别冷，有一天夜晚突然来了三个爬犁，把他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皮鞋和大衣）统统拿走了，家里此时一贫如洗。

继父带着家里人靠种水田为生。母亲又生了妹妹和弟弟。白天大人下地干活，小萝卜头就在家带妹妹和弟弟，午间还要煮一锅大碴子粥，继父十分疼爱弟弟，他想吃什么小萝卜头就要飞快地去镇里买，镇里离家一里多地，要趟过一条河，买回来后，弟弟吃，他就在一边看着。

1948年他该上学了，妈妈把他送到了镇里的小学。每天中午放学后，他要拿起扁担到河套割8捆柴，扁担两头一边四捆，晃晃悠悠地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从河套到家里要经过独木桥和河流，到家后放下柴火，扒口饭就赶快跑去上学。

那年冬天特别冷，他要拉着爬犁拾烧柴，没有棉花，只穿着空心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乌拉草。经常是把鞋穿漏了，脚冻得流脓。后来，到了小学四年级，家里实在太困难了，他只好辍学。继父的弟弟（二叔）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他接到了二叔家，在那里，他才得以继续念书。

就这样一步步走来，小萝卜头小学毕业了，被保送到通河师范读书三年。

知道身世寻亲人

东北小萝卜头是幸运的，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有两个妈妈，那一位就是父亲张兰生的原配妻子张秀春。

最初，他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有一天，在他上师范的第一年，放假回家，他和妹妹发生了一点儿口角，妹妹指着他说:“你不是我们家人，不要你管。”他懵了，哭着跑去找妈妈，妈妈把他搂着怀里，叹气道：“你也长大了，这些事该知道了，孩子，你不姓赵，你姓包啊。”

妈妈坐下来，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讲给他听。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抗联的将军张兰生，还有个大妈叫张秀春，他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同胞哥哥和姐姐。

妈妈告诉他，这一切事情在北京的冯仲云叔叔都知道。

擦干眼泪，只有10多岁的小萝卜头暗自决定一定要找到这些亲人，他拿起幼稚的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要寻找亲人的愿望，信很快就转到当时的黑龙江省长李范五手里，李省长高度重视，责成专人处理。终于，事情有了眉目。

60年代的一天，妈妈李英根带着他来到了哈尔滨的大妈家里认亲，敲开房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哥哥包洪滨，看到他，妈妈就哭了，屋里的大妈迎了出来，两个女人没说几句便拥抱着痛哭起来。

从此，大妈和哥哥姐姐有了牵挂，那就是远在延寿的包二妈和弟弟。从此，小萝卜头心里也有了依靠，他在哈尔滨还有浓浓的亲情。

继承父亲遗志走进军营

为了和大妈经常见面，1958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了哈尔滨11中学念书，念书的日子是欢快的时光，每个周末，大妈都眼巴巴地盼着他回家吃饭，他更是下了课就往大妈家里跑，若是有一天有事来不了，哥哥说，大妈就想得没着没落的，好像丢了魂儿。

中学毕业，包武雄（包二哥）有两个选择，或者保送去哈尔滨船舶学院继续读书，或者去参军，想到自己的父辈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解放被压迫的穷苦百姓，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包武雄心中热血沸腾了，他决定去参军，他要接过父辈们手中的枪，捍卫祖国，保卫家园。

1962年，22岁的包武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军营，做了一名通讯兵，在部队，他刻苦训练，专研业务，很快就入了党，正当他雄心壮志的时候，不料一次训练匍匐前进中，他被地上的石珂子挫伤了胸部，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部队六年，期间，别人给他介绍了现在的老伴，他和她通了三年的信，漂亮的女友虽然和他没见过面，但在心里早就认定了他，所以，当他因病转业时，女友毫不犹豫地和他成了家。

曲折艰辛的中年生活

1968年，包武雄退伍，分配到哈尔滨轴承厂上班，后来，他思母心切，申请回到了延寿的广播局上班，可是，他并没有过上一帆风顺的日子。

母亲生活在延寿偏远的小山村，她没有工作，过着清苦的日子，她从不向组织提出生活上的额外要求，也不宣扬自己的抗战经历。可是，母亲的这段经历在文革中被翻出来，竟然说成是“叛徒”，母亲受尽了屈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也被停发了，但母亲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是问心无愧的，她相信党。

他也受到牵连，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每一次批斗会上都要把他和母亲的事情拿出来，他据理力争质问当权领导：“我的父亲张兰生是革命烈士，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都有记载，他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说我母亲是叛徒，拿出真凭实据来，没有根据就把我调离工作岗位，是何道理？”包二哥不断地上告，直到1984年，在陈雷省长亲自关怀下，和李敏妈妈的督促下，组织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加在他母亲身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母亲得到了平反，可惜，她没有等到这一天，母亲已于1976年5月30日带着希望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