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外口述史2:那个大院里唯一上过私塾的女子

摄影+文字=张澍

侯静远,1932年生在山东掖县(现在的莱州),1939年被父亲接到哈尔滨,住在道外区北大六道街39号院。在哈尔滨上过私塾。现住在仁里街113号。

八个哥姐在同一年发痄腮死了

妈妈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最后就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本来还有八个哥哥姐姐,差不多是在同一年发痄腮(腮腺炎)死了。因为这段经历,妈妈对我和弟弟很是疼爱,不让我们做任何家务。小时候,我们院里的女孩有十多个,就我一个被送去上学。其他女孩,从小就在家帮助做家务;男孩放学回家,也得帮助做些杂七杂八的活,整个院里,都是做生意的人家,每家无论大小,没人待着。

我在私塾启蒙后,家里又把我送到太古校读书。当时太古校校长是日本人,学校里讲授日语。我各科学习都很好,就是日语记不住。

我家住的这个院临近太古街,我很害怕自己一个人走太古街。那时候总有披着麻袋片的人坐在太古街头晒太阳,大人说这些人基本都是抽大烟的烟鬼或是赌钱输了的赌鬼。这些人晒着晒着太阳,有的身子一歪,就死了。天天早晨,会有辆两轮的人力推车到太古街捡尸首,盖上帘子就推走了。

侯大娘十岁那年与母亲、弟弟在南七道街丰昶照相馆的合影

这幅照片已经陪伴侯大娘七十多年

照片一角 留有照相馆的名头与地址 老照相馆早已消失了

患天花的父亲神奇地被治好

我的父亲是掖县人,当年掖县人有四处闯荡的传统。父亲十多岁打算出来闯关东,连续四次都被他爷爷追了回去,爷爷舍不得孙子离开。第五次,家里偷摸拆了四床被子给父亲做了行李,又偷摸把他送到北渡的船上,父亲才成功到达闯关东目的地——哈尔滨。

父亲到了哈尔滨之后,先是进入鱼市胡同做学徒,不久,感染上天花。掖县老乡,用门板抬着父亲,送到七道街一个专治此病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不是医生,但父亲的病竟然被她治好了。

当年,天花病是高死亡率的烈性传染病,最好的预防方式是种植牛痘。一段时期,城市居民被强制种植牛痘。种痘之后,会发一张“种痘完了证”,此证注明必须随身携带,以备随时抽查。同时用日文注明:不准转借他人。
母亲在俄国人开的医院看病时死亡

病好后,父亲开始在大六道街出菜床子,卖蔬菜。有了些积蓄后,父亲把家人接到哈尔滨。母亲生在山东,从小被裹脚,小脚母亲总是走三步退一步,走不快。当时哈尔滨的女人,小脚的不多。

我家住在北大六道街39号院,当时院里32户,多是闯关东到哈尔滨跑破烂市的、卖柳条筐做小买卖的。院里的大户,是开织布厂的刘家。刘家是老太太掌家,人极公正,儿子儿媳都孝顺。刘老太太去世时,出的是“大殡”,在家停灵七天,挽幛挽联摆满了整条街。出殡时吹吹打打,很隆重。我在旁边看了七天热闹。

我的父母恩爱,父亲劳苦工作,挣的钱也够家里生活。1946年,不幸降临,母亲患上子宫癌,当时这病只有道里俄国人开的医院能看。母亲去那住院,天天打针,不让吃饭,病情见好。就在临出院的头一天,母亲突然病故,一查原因:药物中毒。父亲花了300元买了棺材,出殡时吹吹打打很是隆重;在俄国人墓地(如今南通大街往道外、太平下坡处)那买了墓地,挖地六米多把母亲埋了。有亲戚当时感慨地对我说:看看你妈走的多风光。可再风光,我也不想失去我妈。

二轮马车:起步五分钱三里一角钱

小时候,虽然父母疼爱,但家庭条件有限,我几乎没吃过零食。过年时家里买些没有包装纸的糖块,偶尔买些带包装纸的大虾糖。那时候公交车很少,去哪基本都是步行,偶尔坐车,坐的也是二轮马拉斗子车。

哈尔滨那时候的搭客车辆,分为大汽车、小汽车、四轮马车、二轮马车、人力车五种。老百姓最常坐的是二轮马车,因其形似斗,也叫斗子车或板斗车。车上两座,客人要和车夫并肩而坐。车费便宜,起步价是五分钱,每三里一角钱。

1952年考进轴承厂 一个月能挣38元

妈妈离世,父亲续弦,继母进家。从那时开始,我做起家务活。“慢慢什么都会做了。”每天爸爸很早出去做活,起床之后,我要给继母做饭,继母要睡到11点才起床。

哈尔滨解放后,因为我上过多年学,文化水平在当时的妇女中很出众,政府就让我去业校——业余学校,教速成识字班。在那,我遇到了与自己牵手一辈子的人。

1952年前后,轴承厂到业校招人,我同其他五个人一起去报名,只有我留下来。轴承厂当时是保密工厂,招人要求很严格。去轴承厂报道的当天早晨,继母还在床上睡觉,我在厨房悄悄拉过来小我四岁的弟弟,说:“老弟,以后姐姐挣钱养活你。”

去了轴承厂,每个月开38块钱,36块钱要交到家里继母手里,剩下两块钱,要交厂里每月一块六的伙食费,仅剩四毛钱零用。

房子被继母偷偷卖了

解放后,父亲的蔬菜床子不出了,靠一辆人力推车拉零活出力挣钱。实行生产资料合作化后,父亲凭这辆手推车做为资本,进入了工厂工作。后来父亲得了糖尿病。当时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每天吃一斤半瘦肉。家里在街口的肉食铺子定好,每天早晨留一斤半鲜肉,买肉回家,天天给父亲烀肉吃。这样治疗了几年,父亲还是去世——因为胃病。

父亲去世后,继母背着我和弟弟,偷偷地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改嫁。

1958年旅行结婚

1958年,我与业校当时同事老王成婚,那年我已经是27岁的大姑娘,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婚事没有操办,我旅行结婚,去了长春。当时他在长春检验局工作,我们在那度的蜜月。

侯大娘的结婚照与儿子的周岁照

婚后,我就搬到仁里街这院,和婆婆与仨未成家的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共同生活。六七口人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孩子们都住在屋里临时搭建的卧铺上。婆婆疼我是没娘的孩子,视我如女。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婆婆因病离世,临去世之前,托付我一定要带好尚未成家的几个小叔子小姑子。我应承下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我只要一个孩子;一直伺候三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成家。

因为从工作的香坊往返道外很不方便,我就把工作调回道外,最后我是在百货批发部退休。工作调动频繁,我错过了多次单位分房子的机会。我多少有些后悔:“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没住上好房子。”

80岁时还想给饭店洗碗赚点钱

如今,我每个月开1800元的退休金,孙子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上学,每个月拿出500元给孙子。前几年,我和同院和我同岁的杨大娘商量,俩人去给饭店刷盘子,俩人给开一份工资就行。问了周边几家饭店,没人敢用。
我一直惦记去坐坐地铁,但不知道如何坐车去。常年在自己住的院子周边活动,很多新的公交线路我很陌生。这些年出现的大量新地名,我也基本都不清楚哪是哪。

(感谢金总编修改)

侯大娘没事翻出当年给儿子买的小人书,自己看看

侯大娘家里的摆设

侯大娘没事时在家练练字

侯大娘正在看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肃反学习参考材料》

侯大娘家里摆设

我在室外经过时,隔着玻璃看到侯大娘正坐在厨房凳子上看书

文革时期的水杯

老人遗憾几次错过单位分房

侯大娘在仁里街这院生活了近六十年

手记:

翻拣时光尘土下的记忆

2006年,妻子的表姑从上海回到哈尔滨,老人是1946年哈尔滨刚解放时离开的,那一年,她18岁。整整60年,这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回到生活了18年的故乡。

老人生在道外十八道街,曾经在二十道街的纺织厂上班。开车带她由靖宇公园沿着靖宇街与太古街转了一圈,当时太古街还未改造,诸多老房子合围的一个个大院还在。看着街道周围已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老人摇摇头;看着大院里暗黑的木梯与斑驳的长廊,老人摇摇头……总是凝视片刻,发出一声轻轻叹息。

四年后,老人在上海离世。我一直记得她凝视老房子时的眼神:呆呆的,像是看到几十年未见的母亲,痴痴的,像是看到自己光鲜的青春。

2012年春天,我端着相机从北头道街进入张包铺胡同,开始拍摄与记录老道外。

白天,在老房子的木廊中,偶尔会遇到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基本都是山东或者河北闯关东者的第二代,多数在老房子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我进屋——此时家里往往就老人自己;进屋后,常颤颤巍巍地给我倒上杯白开水。我问啥,老人就说啥,没有避讳;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一小时……老人絮絮叨叨地讲述着。

人老了,靠着回忆打发光阴,生活的细节多半堙没在时间的尘土下了,但,在她们的絮絮叨叨下,一部老道外、一部哈尔滨的历史,如同一幅画卷慢慢地展开。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张澍

黑龙江晨报记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个人原创今日头条号:吃喝玩乐张师傅。原创作品,授权大话哈尔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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