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安往事｜远去的中国最大步枪厂，一个中国最著名枪械品牌的没落

核心提示：军工626厂也称国营庆华机械厂，曾经是中国枪械行业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今天，它生产的带有“三角66”标的枪械，依然是二手市场的一个口碑极佳的品牌……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个中国最大的步枪生产厂却彻底地走入了历史。累计生产枪械900余万支，可装备800个步兵师，在多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这是历史对626厂的盖棺论定。本文寻访寻访最初建厂的老工人，让他们带您走进庆华厂的峥嵘往事。

庆华厂遗址一角，枪标“三角66”被铭刻在纪念碑的基座上，历史上这是庆华出品的象征 （心花小记/摄）

提起“三角66标”，95岁的侯四维老人的眼睛是湿润的。

侯四维说：“当年在中印边境冲突、珍宝岛事件、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最受欢迎的、战士们最想用的枪就是那个刻有‘三角66标’的，它有劲儿、皮实、可靠，可以将之以生命相依托。”类似的反馈来信从前线战士们那里辗转寄到位于北安县的兵工厂时，侯四维备感欣慰与自豪。

“三角66标”是中国造枪大厂庆华工具厂的厂徽，从它诞生以后，在该厂出品的所有合格枪械上，都标记着这一符号。庆华厂也称626厂，那年，在设计枪标时，在主要领导人的创意下，选择了“△”与“66”这两个符号，一个中国兵器史上的知名品牌就这样诞生了。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三角形内是两个“6”，没“2”。事实证明，此灵感，耐推敲，简捷、美观、稳定、有力，是这一枪标本身带给观者的直观感受。其实，简捷、美观、稳定、有力，同样可以拿来形容庆华枪品的使用特性。将每一枚“三角66标”铭刻在枪身上，都是一种慎重的行为。在38年的历史存在中，它凝结着数代兵工人的信誉与心血。

侯四维，1948年10月2日于沈阳入厂，此后，他常年从事生产调度工作。他熟悉枪械的每一个部件，比熟悉自己的身体还清楚。1950年初冬，国家一声令下，侯四维挥别已生活三十年的沈阳城，来到北纬48.3度的北大荒，从此扎根小城北安。此行，我们寻访到的几位老人都是在全国解放前入厂，然后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高寒之地开创新工厂。夏延年，87岁，1947年入厂；邵国丰，86岁，1948年3月入厂；石学铭，89岁，1948年4月入厂，几位老人都将自己大半辈子的精气神都奉献给了造枪事业。

上世纪50年代，庆华职工自己动手扩建厂房

告别沈阳，枪厂落户北大荒

1950年10月29日下午3时，由部门领导高光耀两口子带队，石学铭一行踏上北上列车。这一年石学铭24岁，是青工骨干，“无忧无虑，没牵没挂，一心一意跟党走”。报名去北大荒时，他甚至都没和家人打个招呼。火车一路没停，于次日晚9时直接开抵北安城。地处老北大荒腹地的北安城，也确实给这些沈阳人来了个下马威，寒风透骨，用石学铭的话讲，“唾口唾沫，到地上就成钉了”。据记载当年北安最低气温达零下42摄氏度，而沈阳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不过零下20多度。当晚，石学铭就住进了东郊的原伪满旧兵营，未来的626厂将由此发端。次日一早就开始工作。石学铭被分配到厂部。他找领导请示工作，刚到楼梯，就遇到了加了一夜班的副厂长李作潢下楼。李作潢说，小石你去西岗动员老百姓腾房子吧，上千人的大队伍马上就都开来了，这事儿要抓紧！

当时，北安县委接到的上级批示是：全力准备，不讲困难，不要条件，占房给房，征地给地，用人出人，要像解放战争时搞支前一样，把沈阳迁来的工厂和人员安排好。

那时的北安，在时年22岁的夏延年眼中，满城举目可及，一共也就十几条街，主城区超过两层的楼房也就那么几座，有部分日伪时期修建的日式洋房，普通民居基本都是土坯草苫房。尽管如此，北安仍是齐北一带基础最好的县城之一。伪满时，日本人曾在此设立北安省，提出“大大的北安，小小的哈尔滨”的口号，对此地的战略前景极为重视。日本投降后，中共直接接管此地，最早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与省政府就建立在北安。

县城的东面有一处日伪遗留的旧兵营——东大营。东大营有残缺的围墙，有十几栋机关、兵营、仓库和马厩、岗楼一类的砖房。已有几栋被启用，林彪之前在此创建了“东北军政大学”，已毕业两期学员。余下的房屋大都残破，或缺门少窗，或屋顶破烂，“大烟炮”将一米多厚的积雪灌进屋内……经过先遣人员的考察，兵工厂的新址已选定于此，而东北军政大学则顾全大局，南下另择新址。

多年以后，仍有不少老职工向参与选址工作的高光耀等人发牢骚，怎么就选了这么个地儿，选再往南一些的绥化也比这儿强呀……对于这些抱怨，高光耀亦一脸无奈。还能选哪儿？东大营好歹相对独立，有院有房，有电有水，离火车站也不远，且地处县城边缘，有扩展余地。再说，选址在齐北一线，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定下的方向呀。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访苏，专列途经齐齐哈尔一带的碾子山站加水。毛泽东漫步车下，被兴安岭冰封雪野中的地貌所吸引。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回国时，就对迎接他的东北局负责人提出了在这一带建兵工厂的想法。这次沈阳51兵工厂北迁，在选址时，东北局采纳的其实就是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据石学铭介绍，沈阳51兵工厂一分为三后，他们所在的枪厂搬到了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炮厂搬到了松嫩平原西南部的齐齐哈尔，弹药厂搬到大兴安岭余脉雅鲁河畔的碾子山，呈三角之态。其实，让当时的石学铭、夏延年、邵国丰等人不甚理解的，还另有深意。东北兵工局如此布局，首先是考虑了将一个大军火厂按职能拆开，更加定向，互不影响；再者齐北一带为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可进可退；三者这里是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必要时，可进一步“工厂进山，设备进洞”；还有一个深层理由就是，这里离苏联远东地区近，在当时这叫“背靠沙发”。据老工人们回忆，当时形势紧迫，东北局破例为副厂长、军代表李作潢等人安排了直升机直飞黑龙江。他们沿着齐北一线考察了泰来县等几个地方后，最终还是觉得北安城建厂更方便。

1950年冬天，1631名经过挑选的员工以及八百余名家属陆续来到北安。紧随而至的，是1358台套机器设备，以及3000多吨材料、工具。一时间，原本安静的小城北安热闹非凡。工厂里，不分昼夜地点炉生火，把冻土烤化，把水烧开，打地基，和泥垒砖……北安土著对此甚感奇怪，自古就没见过有谁在寒冬腊月里抹墙、盖房子的呀！除东大营之外，城里的西岗、北岗、南大营等地日伪遗留房屋也全被利用。马厩和仓库等大一些屋子被间隔，改成了南北屋式的大走廊，又搭上火炕，垒起火炉，就成了职工宿舍，再加上周边百姓腾出来的民房，两千多名沈阳人总算是有了立脚之地。街上也是人喊马嘶，从火车站到东大营，到处是拉爬犁、人抬肩扛地搬运货物的工人。据夏延年回忆，北安老百姓当年对他们的沈阳口音感到很奇怪。那时，夏延年他们佩戴的厂徽上面有个和平鸽的标志，于是老百姓们就传开了，新来的这些人是养鸡的，要在北安建大型养鸡厂。

在邵国丰的记忆里，那是人生中最繁忙的一个冬天，他是经常累得直不起来腰，但还得坚持。将机器、物资从北安火车站运送到厂里，他们没日没夜地干了45天。在此后更为复杂、艰难的安装、调试、恢复生产阶段，厂里到处贴着“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等大标语。在这样的气氛下，你想懒想慢也不行。最麻烦的就是组装机器。因拆卸时间仓促，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在北安抢运时的疏漏，致使原有零部件的搬运顺序被打乱，常常是为了一个零件，要到堆积如山的零部件中一个一个地翻，一遍遍地调试，每次成功复原一台机器，大家都会高兴得互相庆祝。就这样，到1951年2月初，兵工厂新建和维修临时厂房3万多平方米，安装调试机器设备1400多台，设立了第一批的8个生产车间，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至此初步形成。

那年，95岁的侯四维接受记者采访（心花小记/ 摄）

2015年底，89岁的石学铭讲述造枪往事（心花小记/摄）

2015年底，87岁的夏延年对626厂充满了感情 （心花小记/摄）

2015年底，86岁的邵国丰向记者讲述枪厂往事 （心花小记/ 摄）

一列列满载50式冲锋枪的火车，从北安开向朝鲜战场

从沈阳辗转到北安，一切皆因朝鲜战争。军工人都懂枪，也都清楚我志愿军的装备水平，所以如何尽快地恢复生产，把新枪、好枪送上前线，让从厂长尚耀武到青工邵国丰、夏延年们备感压力山大，更何况上级的催促也在加紧。

“立刻试制生产50式7.62毫米冲锋枪”，上级的命令在这时下达到了庆华厂管理层的桌面上。

有关50式冲锋枪的家史，夏延年、邵国丰、侯四维等老兵工都先后向记者做了介绍，这是他们庆华人的“家珍”，都耳熟能详。50式冲锋枪的原型是波波沙-41冲锋枪，此枪由苏联设计师乔治·斯帕金设计，1941年以后大量在苏军服役。波波沙-41弹药足，射速快，适应性强，结构相对简单，便于大量生产。二战中，在与德军造价昂贵的MP40冲锋枪的对抗中，波波沙尽占上风。据估计，二战期间和后期，总计有超过1000万支波波沙被世界各国制造或仿造。庆华厂的前身51兵工厂就曾仿制生产过这种枪，毛泽东亲自将其命名为50式冲锋枪。今天，很多普通人也对50式冲锋枪熟悉，因为当年随处可见的抗美援朝宣传画上，往往都有该枪的身影。而最典型的宣传，莫过于雷锋同志的挎枪标准照，就是那种枪管上面有方孔，配有弹夹的木柄冲锋枪。

虽说曾经仿制成功，但厂长尚耀武、总工程师赵瑞之等人心底很清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小批量边打边磨地生产是可以的，但如果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则有许多难题或细节尚待完善。而且他们缺乏高精尖设备，原厂的高精尖设备一大部分接管的苏联红军给运走了，另有部分毁于国民党的战火。同时，现存图纸也不完整，北迁时原测绘图纸、工装工具部分遗失，再说原有生产的配套班底在人员结构上也早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再度生产几乎等同于重新试制。

1951年4月，从冰天雪地中走出来的庆华厂召开誓师大会：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把美帝打回老家去，就是用刀削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赵瑞之领导的设计队伍满负荷工作，新绘制、修订图纸1200多份。生产一线人手短缺，就压缩机关干部并抽调后勤人员充实一线，夏延年、石学铭、邵国丰此前都参加了管理或宣传性工作，而此时他们都重返生产车间。“车间就是战场”“后方不多流汗，前方就得多流血”“生产最好的工具、加工最好的零件”……一时间，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

经过庆华人的再次修改、调整、设计，1951年6月，第一批2628支50式冲锋枪经驻厂军代表严格检验后，被插上优良产品的小红旗，装上开往朝鲜前线的军列。目送军列离开时，很多庆华人高兴得手舞足蹈。

该枪在实战中，表现出了特别适合穿插、近战和夜战的特点。志愿军战士曾为它编了歌谣：“50式冲锋枪，我的好战友。打近战，打夜战，杀敌是能手。”而大吃其苦头的美军大兵也给该枪起了个尖刻的绰号“博菩枪”（意为小巧冲锋枪）。

据老同志们回顾，在仿制时，他们也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改进。如有些地方苏联用铆接，而我们采用焊接；如该枪在苏联有带弹夹的和带弹鼓的两种，弹鼓有71发子弹，庆华厂只生产了少量带有转盘弹鼓的冲锋枪，大部分成品最终使用了装35发子弹的弹夹，这样做的优点是重量较轻、兼容性好、供弹故障底。

一列列运送特种钢材的火车进厂，一列列满载着冲锋枪的火车从这里驶向部队和战场。到1953年12月，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庆华厂向朝鲜战场供应50式冲锋枪35.8万支。

抗美援朝期间，庆华厂为志愿军生产50式冲锋枪35万余支。图为当年枪支出厂时的模拟场景（心花小记/摄）

朝鲜战场上甘岭阵地，高举50式冲锋枪庆祝胜利的志愿军战士

一大一小两条生产线，主宰中国军队大半个世纪的武器装备

品质，是一个知名品牌的生命线；对于兵器来说，品质则实实在在地关系血肉生命。严格把控质量关，是庆华从立厂就开始的铁律，来不得丝毫的妥协。

侯四维多年从事生产调度，他说庆华厂造出来的枪一定要“抗造”，即适应性好，使用期内故障率低。严格的质检从50式冲锋枪研发时就开始了，最初他们将枪的可靠使用寿命定位在1.5万发子弹，后来根据实际需要，这一指标降为1万发射击无故障。即测试时，要连续射击1万发子弹，这中间不出现任何故障才算合格。这也是那些年北安人天天都要枕着枪声入眠的根本原因。枪支还要应对不同的气候、气温环境，于是要在雨中测试，要在模拟的沙漠环境中测试，高温四五十度时它要能正常使用，而在低温四十度时也不能卡壳。工厂方面测试结束后，还要经过驻场军代表的抽查，如果有一支枪被发现存在小毛病，或达不到使用寿命，那么整批枪都要入库封存。直到查明原因，修正，经再度测试合格，才能出厂。“三角66标”可不是随意就能打上的，每一枚都代表着庆华人的慎重。

朝鲜停战后，50式冲锋枪也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庆华厂开始转产波波沙-43式冲锋枪。该枪系波波沙-41的升级改良版。和50式冲锋枪的设计过程一样，庆华人在没有得到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依实物仿制成功。1954年下半年，根据此前签订的中苏协定，波波沙-43冲锋枪的原始图纸随同苏联专家来到庆华厂。虽说该枪已经被庆华厂仿制成功，不过既然是有协议的正式授权，工厂这时就得听苏联专家的指挥，让改就得改，让变就得变，于是工厂再次组织人马重来一遍。于是，本该在1953年上线的这一型号冲锋枪，直到1954年才定型，并命名为54式冲锋枪。

庆华厂除了生产冲锋枪外，也大量生产手枪等其他品种的枪械。在普通中国人对枪械的认知方面，有一种短枪曾大名鼎鼎，它就是54式手枪。该枪原型是苏联的TT30/33式手枪，50米内可杀伤有生目标，曾是中国军队和警察必备的近距离防身装备。别看手枪小，实际上仿制难度比冲锋枪还大，因为与它配套的工装设备多，用料也更特别。经过半年多的攻关，该枪也在1954年实现量产。到此，庆华厂成为冲锋枪与手枪两条生产线并存的工厂，由此铺就了一条通往兵工大厂的通道。

在庆华造枪史上，曾大量仿制并自主研发了诸多型号的枪械，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一代“枪王”苏联AK47的仿制。AK47是苏联著名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本是一款突击步枪，但在我国习惯性地称之为冲锋枪。AK47的实战表现无须做更多介绍，因为在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国家现役部队的首选武器。此枪是中苏协议中有关枪械部分的核心，由苏联提供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并由苏联专家入厂全程帮助制造。1955年8月，工厂陆续得到AK47的技术资料，总计781册。这款枪被中央部委命名为56式冲锋枪，它的出现同样终结了54式冲锋枪的使命。56式冲锋枪此后在庆华厂经过不断改进，最终成为一个子孙繁多的枪系。1970年代末，该枪被当时敌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评为优质武器。

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作为庆华厂的生命之魂，被庆华人昵称为“大枪”（56式冲锋枪）和“小枪（54式手枪）。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防装备的需要，庆华厂研发的很多产品产了又停，只有54式手枪和56式冲锋枪一直扮演着主角，昼夜不停地生产，成为主宰中国军队大半个世纪的武器装备。

庆华职工正在加工56式冲锋枪

1964年，叶剑英元帅试用626厂生产的56式冲锋枪

从“两参一改三结合”到走上一条自主研发之路

历史上，庆华厂人创造了“庆华精神”，这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他们在1950年代创造的一条重要管理经验。采访中，这条经验同样被老同志们多次自豪地提及。

其主旨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被毛主席批准纳入到《鞍纲宪法》，中央曾下发文件，《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社论，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随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不断推广，庆华厂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成为当年的全国红旗单位。

花无百日红。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随着苏联专家撤出庆华厂，如何走好自主研发这条路，就摆上庆华管理层的桌面。

提起自主研发，几位老同志都一再地向我们提及一个名字：赵瑞之。过去因为涉及保密，时人很少了解这位中国枪械设计名师。赵瑞之经历了庆华厂从仿制、改进到自主研发的全过程，是中国枪械自主研发史上的关键人物。他的很多巧妙设计、改进的加工手段、研究的替代材料，都曾颠覆了苏联的原创设计。他的一些设计思路，如更改枪膛来复线的加工工艺，曾被苏联专家连连称道，并把这些改进技术带回了苏联。赵瑞之是四川德阳人，1918年生人，早年入国民党军工企业。他精通英语，能阅读德文，又自学了俄语、日语。50式冲锋枪就是由他率先牵头仿制的，之后他又组织了54式冲锋枪与手枪、56式冲锋枪、57式信号枪的仿制和制式化。这个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一心扑在事业上，据夏延年回忆，当年他以厂为家，很多时候早饭都要由老伴从家里送过来。

以赵瑞之为代表，庆华厂不断创造枪械生产的新工艺，此后又推出了64式微冲和64式手枪。庆华厂还开辟了研发运动手枪的先河，向更加精准的高精度领域进军。1974年至1985年，我国共有13名运动员使用庆华厂生产的运动手枪在世界大赛上获奖夺冠，比如我们熟悉的许海峰、李对红。

纵观庆华造枪史，它自行研制了8个系列40多种枪械。在我国生产的制式步兵武器中，有近二分之一是该厂设计定型的。全国有17个兵工厂生产56式冲锋枪，庆华厂是第一原始底图厂。有6个军工厂分别生产54式、64式、59式手枪，57式信号枪，11毫米信号枪，这些设计图纸最初都是庆华厂扩散出去的。

在身为行业老大的年代，庆华厂也并不保守。1970年代，国家大力倡导“三线建设”，庆华厂出人、出技术、出设备，包建和支援了五个部属新厂的建设，向外输送人员达三千多人。侯四维在讲到这里时，不无自豪地说：“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哪里都有我们626厂的人。”

中国著名枪械设计师赵瑞之

“三角66”标，一个中国兵器史上远去的符号

“文革”结束后，庆华厂的生产、技术水平快速发展，在冲锋枪、手枪生产上，它依然是我国年限最早、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兵器生产企业。但在工厂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国家倡导军转民、军民结合的年代，庆华厂的处境是两端骑墙，既没保有一个军企的纯正血统，走上一条高精尖的革新之路；也没有真正地融入市场，成为北国的长虹或嘉陵。

庆华厂在那些年里办过砖厂、养鸡厂，还生产过小四轮拖拉机，但终因不了解市场，或突破不了体制与机制的掣肘，企业发展日渐后劲不足。与此同时，军品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工厂重产出，轻投入，重生产，轻生活，终于导致企业畸形发展。

庆华厂的衰落，让人心痛，但历史就是这样。因为“搬迁”，庆华厂在异地北安创造了一份独特的荣耀；同样，“搬迁”话题也使庆华厂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北安是否适合兵工厂常驻的一话题，再度被提出。历史上，有关庆华厂再度搬迁这一议题，曾八次被提出论证，又八次悬而未决……进入1980年代，中央开始减缓投资，工厂开始处于维持生产、准备搬迁状态……

1988年6月，庆华厂随同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下属的另外12家兵工厂，连人带马一并划归首都钢铁公司。至此，一个中国枪械制造史上的龙头老大结束了它为期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退伍转业。而“三角66”标，一个中国兵器史上的名牌，也随同那些兵工往事一道沉入历史。

几经沉浮，2006年，首钢庆华厂正式宣布破产。如此结局，是侯四维、石学铭、夏延年、邵国丰这些建厂耆宿们胸中的永久遗憾，也是每一个庆华人包括家属、子弟的永久遗憾，但这是时代的结局、历史使然。

转瞬间，距离当年从大城市沈阳搬迁到小镇北安，已过去了65载，如今四位老人乡音无几，岁月成功地将他们磨合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安人。2013年，北安市委老干部局将原庆华厂的离休老干部纳入地方管理。每月有优厚的离休金，地方亦关怀备至，衣食无忧，儿孙成群，安度晚年，我想，这是岁月对这些曾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老人们的丰厚回馈吧。

名噪一时，国营六二六厂生产的56式7.62MM冲锋枪(仿AK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