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大样板戏中，现代京剧《红灯记》又是排头兵，人称“样板戏中的样板”。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母本是拍摄于1963年的黑白故事片《自有后来人》。二者表现形式不同，在结构以及诸多细节上也存在差异，但基本内容相仿。
故事讲述的是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一个小镇上(样板戏在后来版本中移植到了华北，主角变成了八路军)，有一家祖孙三代人，为了给东北抗联游击队传送“密电码”, 他们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三代人并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是同仇敌忾的革命事业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牺牲了，“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抗联游击队。
这些桥段拿到今天，依然是流行影视作品的标配。生逢特殊年代，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物的强力染指，风风光光的大戏的背后，又隐藏着众多的鲜为人知，今天心花传媒就来这您详细地解密。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的宣传海报，海报上的编辑署名是迟雨与罗静
从诞生地争执说起
在电影《自有后来人》中，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叫作龙潭的小镇。但在京剧《红灯记》“文革”后的版本中，故事的发生地被搬家到了华北，原剧中为东北抗联传递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变成了八路军领导下的地下党。
这一改动很好理解，因为江青认为，当年刘少奇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并常期从事地下工作，宣传东北抗联有颂扬刘少奇的嫌疑。
《红灯记》本意是歌颂北满抗日故事，这一点不容篡改，但对故事的具体发生地争执颇多。这些年先后出现过吉林说、五常说、龙江说等，到了2008年前后，有关“《红灯记》的故事原型北安龙镇附近发现”的说法又多被媒体转引。
龙镇，是北安—黑河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原是德都县属的一个乡镇，也是国营龙镇农场场部所在地，现属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辖内。“龙镇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来自云燕铭的确认。
云燕铭是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哈尔滨京剧院版）中李铁梅的第一个扮演者，素有“中国第一铁梅”之称。云燕铭说：“为了能演好这部戏，我们下去体验生活，先后在哈尔滨和龙镇找到与剧本故事相似的一家三代铁路工人原型，最后确定龙镇的一家人更为典型，当时我们在老乡家住了二十多天，揣摩现实铁路工作的生活细节，所以说京剧《红灯记》的故事原型就在黑龙江。”
“龙镇说”的另一依据是“按图索骥”。因为电影剧本在第一场就有交待：李玉和与另一名地下党员在车站谈话，担心交通员可能“在哈尔滨给卡住了”；鸠山说：“这密电码是送给北山游击队的……”这说明“龙潭站”位于哈尔滨以北的地区。据对此有深入研究的王晓兵同志推测，北黑铁路上的龙镇站最有可能是《红灯记》中的龙潭。
《红灯记》的故事真的发生在龙镇？似乎很有道理。但文艺作品完全可能是虚构的呀？对此最权威的解释当然是来自原作者。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部戏的原作者究竟是谁？
原作者实为沈默君、罗国士，初稿写作于虎林
《红灯记》的原始作者究竟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个谜。
署名《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最初发表于 1962年第九期《电影文学》上，作者落款是迟雨、罗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无迟雨与罗静这两个人，这显然用的是笔名。此后，脱胎于该剧本的京剧《红灯记》大红大紫，但在署名上一律被冠以“集体创作”。
直到近些年来谜底才日渐在公众层面揭晓，原来迟雨的本名叫沈默君，罗静的本名叫罗国士，他们是当年北大荒的“荒友”。
知道沈默君这个名字的也不是太多，但提到他编剧的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却是尽人皆知。沈默君，安徽寿县人，1938年加入新四军火线剧社，由于他在军旅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曾被喻为中国的西蒙洛夫（前苏联著名军旅作家，代表作有《日日夜夜》等）。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遣送至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先后在密山宝东中学教书、云山农场劳动。
沈默君与罗国士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作的《自有后来人》呢？
于此，说法不一。沈默君老人已于去年故世，罗国士一直联系不上，确认的难度加大。有人说剧本是沈罗二人调到长影厂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但据心花传媒调查，二人在农场时就开始了相关创作。对此，曾与沈罗有过来往的北大荒作家郑加真、丁继松等，密山市原文化局局长陈兴良，都为心花传媒提供了相关确认。
有关这些，曾直接领导过沈默君、时任铁道兵农垦局局长的王景坤同志曾给出过肯定的答案：初稿写于1960年代初期；写作地点是虎林宝东中学与云山水库。
当年，在王震等高层领导的过问下，下放“右派”们在北大荒的处境相对是宽松的。在四年多的北大荒生活中，沈默君收集了很多反映东北抗联和革命民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这其中鲜为人知、也最为典型的是抗联地下交通员傅文忱的传奇故事。
被喻为中国的“西蒙诺夫”的剧作家沈默君
李玉和的最初原型实为北满密山交通站的傅文忱
1961年秋天，曾任密山县首任县长的傅文忱从哈尔滨回到密山老家探亲。王景坤陪同傅文忱参观了八一农大、云山水库等地，并请他做抗联事迹报告。傅文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以猎人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交通线——密山半截河国际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这条交通线是架在中苏边境之上的红色丝绸之路。中共的各种文件、共产国际的指示及中共派往苏联学习的干部大都经过这条交通线。傅文忱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性、危险性、秘密性极强的工作。爬冰卧雪是常有的事，他多在夜间行走，半夜到达居住在中苏边界附近的表弟家里，歇歇脚，打探打探风声，鸡叫时才越过黑土堆到达苏联，再于天黑以后返回。他虽然经常到表弟家，有时还领着党派往苏联的同志，却从不向亲属透露任何口风，只说为给日本人上缴猎物，带人来打猎。
傅文忱看似一介武夫，膀大腰圆，但口才极佳，他作报告，说的就是亲身经历的抗联往事，常常是讲过一次大家没听够，还要邀他再讲。他读过私塾，留学苏联，回国后仍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做过毛主席警卫员，当过朱德副官，曾与为主席打猎改善伙食，曾与主席一起吃火烧土豆。这些极具传奇的人生经历，让参加报告会的作家沈默君听得兴致勃勃。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个是密山平阳镇交通站被叛徒出卖事件。这致使发电机、发报机、密电码被日寇获得，二十多名地下工作者被送到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杀害。
一件是傅文忱传奇的家庭组合。1935年，特委准备派傅文忱到莫斯科学习，不久吉东特委遭到破坏，许多同志牺牲、被捕。艰难时刻，傅文忱没有退缩，他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把张松（即后来任黑龙江省省长的李范五）等最后一批吉东特委领导安全地送过国境，然后才回家做准备去苏联。临行，自知此行凶多吉少，他抚摸着六岁的女儿，告诉妻子：“你等我六年，如果我没回来，也没音讯，你就别等我了，改嫁吧。”再次回到故乡时，已是十年后，他的身份是密山县第一任人民政府县长。站在父母、妻子、儿女面前，他悲喜交加。母亲抱着他头说：“你这些年跑到哪去了，怎么不给家里来个信，妈把眼泪都哭干了。”这时，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妻子已经在母亲做主之下，改嫁到他当年的把兄弟赵兽医家，又生养了两个孩子。而他也因为保密工作要求又组建家庭同样生养了孩子。在“痛说”家史时，傅笑称自己如今是“一家三窝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据一份由密山市委存档的会议纪要记载，1991年在密山市纪念解放45周年之际，在兴凯湖宾馆曾召开了关于《自有后来人》形成过程的确认会。与会的有王景坤、李东光（老抗联，当年与傅同跑一条交通线，李在苏联境内接应，后任哈工大党委书记等职）等，他们都确信《自有后来人》的故事最初来源于北满密山国际交通站和傅文忱。
在这份纪要中，王景坤对1961年的回忆是：“大家听完傅文忱的报告很激动，沈默君也在座，他和我讲一定要写出一部好作品来。”王景坤还说初稿就是在东宝中学与云山水库写作的，当时是分上下两集的。关于下集，王景坤说：“沈默君让我看过，主要是写李玉和从延安重返密山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工作，其中还有李玉和寻找革命后代的情节。下集由于‘文革’兴起而夭折。”
电影《自有后来人》中，李铁梅（齐桂初饰）、李奶奶（车毅饰）、李玉和（赵联饰）一家三口人的剧照
“小白楼”里写春秋
让我们再介绍一下《自有后来人》的另一个作者罗国士。
罗国士于1958年春转业到北大荒。他原在朝鲜志愿军前线的美军战俘营任英语翻译。罗国士出身于湖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到北大荒后曾一度担任《农垦报》驻农场记者，后调至密虎铁路线的宝东镇宝东中学任教。这时，沈默君也调到宝东中学任教。罗国士与沈默君相识后，一拍即合，决定合写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话剧。
由于沈默君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故由罗国士出头露面。经达半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初稿终于完成，最初命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
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但仍是“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不久，他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搞文学创作。1962年5月，招贤若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他调来任专职编剧。
《革命自有后来人》初稿受到长影厂的关注，欲将其拍成电影，但这时的稿件仍然需要修改。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是一座白色的小楼人们都叫它小白楼创作人员一有任务都住进楼里潜心写作。一到长影，沈默君就住进了“小白楼”。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再三催沈默君给自己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
但如何让剧本再拔拔高？如何更加引人入胜？沈默君冥思苦想，不得要领。艺术源于生活，他又把自己所了解的北满抗联的英雄事迹回首了一遍，又想起了一位抗联交通员的事迹。这是他在哈尔滨借调期间收集到的故事。抗战期间，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从黑河来哈尔滨递送情报，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接头的时间过去了三天，就是不见人来，这位交通员钱花光了可不敢走，靠喝水在床上躺了三天，等到接头人终于来到时，这位交通员都快要饿死了。再联想到傅文忱那高大、机智、诙谐、勇敢的形象，众多北满抗联志士那泣鬼神、惊天地的英雄气概汇聚至一处，深深地激励着沈默君，他坚定了创作方向。
一天，沈默君在长影导演尹弋青漫谈中，看过初稿的尹说：“如果能在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上做足文章，那就更有戏了。”一句话撞开了沈默君灵感的大门，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他构思出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人（有别于原来的“一家三窝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
就在沈默君写作《红灯记》的过程中，在他的努力下，罗国士也被调到了长影，两人仍然同住一室，再度联手。时间紧迫，为了赶任务，全稿由沈默君主笔，他写一场，罗帮助抄一场，同时做文字方面的润色。
1964年夏，北大荒作家丁继松去虎林宝东中学采访罗国士，罗国士告诉他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本中，有两个细节是他的得意之作。
一个是“红灯”的由来。在修改加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全剧中缺少一根线将李家三代更有机地串连起来，因而显得松散。修改工作一度处于“搁浅”状态。一天清晨，罗国士起床到外面散步。当他行至铁道附近时，只见在迷濛的烟雾中，铁道上空的几盏信号灯在闪闪发光。这盏红灯立即触发了他的灵感：何不用红灯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全剧呢？这样既有铁路的职业特点，又具有红色象征意义。想到这儿，他快步跑回住所，将正在睡梦中的沈默君唤醒，讲述了自己的想法。沈黙君听后连连叫好。于是再次修改时，剧中便加进了铁梅手中拿着的那盏红色信号灯。
第二个是剧中的一个对暗号的场景。有一次他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去，听到各种小贩形形色色的叫卖声，猛地勾起童年时的记忆：老家小贩卖木梳与乡亲们的对话：“卖木梳哪，卖木梳哪……”“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他同样立即回宿舍，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进剧本中。
不到两个月，沈、罗便一起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的第一稿。作品完成后，先取名《红灯记》，但与越剧《红灯记》撞车，改为《革命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打印本经厂艺委会审查后，又被要求作重大修改。于是，沈默君于八、九两月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战士座谈，读剧本给他们听，征求意见。就这样沈默君边补充材料，边听意见，拟就出第二稿。
这一稿被《电影文学》看中，要把它发表在九月份的杂志上，因为两个作者都是“戴帽右派”，身份特殊，于是发稿都用了化名。沈默君替罗国士起名罗静，而他自己则成了迟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剧本署名“迟雨和罗静”的来历。
引发全国的改编潮
1963年，剧本第二稿公开发表后，许多热心读者来信要求李铁梅在结尾中不能死，应作为革命的后代坚强地与日寇英勇地斗争下去，这样才符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名。随后，又修改创作了第三、第四稿。待第四稿把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的游击队会合，并彻底地消灭前来追击的日寇的光明结局后，上报文化部审查才获得批准拍摄。
这时，本来十分中意这个题材的苏里导演，因在奉命拍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故最终电影是由于彦夫执导的。于彦夫学习金山导演的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后去掉了过于直露的“红色”两字，就以《自有后来人》作为片名。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旋风”越刮越烈。电影讲述的是北满地下党的事，所以片中有很多东北方言。难能可贵是，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都没有刻意去描写李玉和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为革命的壮举，剧里还表现了李玉和作为普通铁路工人的一面。剧中李玉和嗜好喝酒，经常偷偷喝酒，在他被捕时，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豪爽地一饮而尽，而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是滴酒不沾，拒绝腐蚀和拉拢，从而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真实可信的光辉形象。
被遮蔽掉的名字
然而，就在电影以及后来诸多版本的《红灯记》大红大紫时，沈默君和罗国士的名字却无人提及，甚至连笔名（化名）也被剥夺了，成为“集体创作”。罗国士先受到批判，后来又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进监狱。沈默君于“文革”前夕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两开”（开除党籍、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流放到安徽省贫困的枞阳县再次接受劳动改造。
在枞阳，沈默君整整“改造”了14年，几乎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境地。因为江青两次点名批判沈默君，于是在样板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中，他的名字也被抹掉，而变成了江青的呕心沥血之作。
在虎林监狱中的罗国士竟然还突发奇想，再写《红灯记》的续集。续集中人物依旧，铁梅参加了北山游击队打击日寇。罗国士多次写信给“文革”领导小组，结果石沉大海。“文革”结束后罗国士平反出狱，被调到桦南林业局纸浆厂，名为搞宣传实为赋闲。后来他与《鹤岗日报》的副刊编辑刘迪华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黑水魂》。1980年代初期，他调到了安徽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
沈默君的晚年也是在安徽度过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旧创作出了《台岛遗恨》《孙中山》等很有影响的电影剧本。2009年8月20日，沈默君也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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