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特工兄弟”传奇

本文首发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周报》头条号,原文地址

本文照片由张思宇提供

2002年8月21日,齐齐哈尔市国家安全局为“情报双星——张永兴、张克兴”铜像举行了揭幕仪式。经历了隐姓埋名、被误解等各种曲折,这对将热血洒在齐齐哈尔土地上的特工兄弟,终于以正义的名义,与这座英雄的城市永在。

1937年1月5日,张永兴与胞弟张克兴等八名情报站人员被日寇枪杀于齐齐哈尔市郊外。他们是:张永兴、张克兴、陈福绪、乔两忱、关奎群、王海漫、谭继恕和蓝岳宣。

兄弟俩壮烈牺牲时,一个41岁,一个36岁。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红色国际特工》中,专门用一集篇幅讲述这对特工兄弟的故事。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在牺牲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兄弟的故事鲜为人知,经过60多年的挖掘,才将很多碎片化的细节陆续连接在一起,那是一对智勇双全的青年短暂而丰盈的一生。

从基督徒到共产主义战士

张氏兄弟祖籍山东蓬莱,祖辈逃荒来到东北。1896年,张永兴出生于辽宁宽甸一个铜匠家庭,兄弟五人,姊妹二人。后来和他一起就义的弟弟张克兴排行老五。张永兴自幼聪颖好学,16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里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开始信奉基督教。离毕业还有半年时,他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回到宽甸成为一名教会小学的老师。1922年,张永兴加入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希望能够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此后几年,张永兴积极参加爱国活动,通过担任天津《大公报》安东分馆经理、出版新《安东日报》、成立工人夜校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也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

让张永兴思想发生巨变的是“九一八”事变。在《血战归来》回忆录中,张永兴回忆了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东北,也讲述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催化剂。“在北平住了一星期,我已大为失望,政府方面惟有报告国联之一途,没有一点别的办法。遂决心再回东北,投奔一个朋友,托他介绍到一个土匪的首领,去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

与这位“金”同志见面后,金同志先给张永兴打起了预防针:“土匪的生活是很苦的!你的身体那样弱,恐怕不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张永兴坚决地说:“观察目前的情形,日本对于东北已具长期占领的决心,政府方面既无收复东北的准备,人民方面再不誓死抵抗,则东北将永亡于日本。际此时机,除组织民众武装抵抗,实则无活路,微躯多恙,亦所深知,惟国破家亡,已无暇虑此。”

就这样,在金同志的介绍下,张永兴投奔了那位名叫高鹏振的土匪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曾是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他的部队后来成为辽西抗日的主力军之一。在这里,张永兴学会了马术。他还每天忙着造册子、写布告、贴标语、对军队进行政治改编,“马匪”出身的义勇军们开始很不理解,可是这种做法的鼓动效果立竿见影,乡间的人们看布告,听说是要打日本人,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说:“干!”没过多久,张永兴就帮助高鹏振的部队完成了改编,总人数不下1300人。

张永兴渐渐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的小女儿张阿丽在纪录片《红色国际特工》中这样解释:“他发现上帝不管人间事,人间事还得人自己管。”

1932年,张永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开同窗刘进中的介绍下,张永兴被“红色谍王”佐尔格吸收进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组织。同年5月,张永兴便扮成卖木梳的货郎,越过日军重重封锁,长途跋涉来到通化与抗日将领唐聚五相见。

从哈巴到齐齐哈尔

1933年8月,受上级组织派遣,张永兴和闻汉章一起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地区情报部(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学习情报工作技术。此后8个月,这名代号“波波夫”的中国学生刻苦训练,进步神速。苏联情报部瓦林部长对张永兴的结业考核给予满分的评价。临别的时候,他向瓦林提出请求,希望能让五弟张克兴也来苏联受训,瓦林爽快地答应了。

1934年4 月5 日, 张永兴乘苏联客轮回国,先到天津,然后换乘火车去北平,安置好家庭后,即出关奔赴北满战场。为了掩护其情报工作,他把妻子、四女儿、五女儿、儿子带到齐齐哈尔,几个月后又送回北平。

张永兴在齐齐哈尔的工作很有效率,四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多人,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谭继恕是位铁路调度,赵云溪在县公署工作,魏世芳是货车司机,乔两忱是位记者,陈国华、金万山是养鸡场业主,兰岳宣、李景春是日军仓库工人。还有众多的力工、脚夫、鄂伦春小伙……虽然身份形形色色,可是一谈到抗日,他们都表现出“东北纯爷们”的豪爽仗义,纷纷向张永兴发誓:放心,我们谁都不会做孬种!

很快,县长及参事官会议的内部资料、日军开往海拉尔的专列货品、来自齐齐哈尔市郊日军航空队飞机场的新飞机照片……敌人的很多重要动态都在第一时间被“同声传译”了。而这些情报的交接,在外人看来,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两个正在垂钓的“闲人”、坐着桦树皮筏子渡江的少数民族小伙儿、开在飞机场旁边的养鸡场……

为了掩护情报员过江,张永兴派吴奎群在瑗珲三道沟开了一个杂货铺。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四科也在江对面设了一个联络点,专门接收情报。为了安全起见,张永兴启用了在安东一起从事工运的骨干分子许志岚、陈福绪、蔡秀林从事情报交通工作。

1935年春节,五弟张克兴从苏联学成归来,成为情报站的无线电报务员。到1935年6月,张永兴小组的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连续向情报四科发报30次。卓有成效的工作引来了日军疯狂地搜捕,为了找到发报电台的位置,日军不惜拉闸断电。好在张克兴很内行,他提出将电台改变密码,并改为交直两用,可是干电池去哪找呢?在铁路调度室谭继恕的帮助下,一位擅长“扒火车”的同志在一辆货车上将干电池弄到了手。从此即使敌人断电侦察,也抓不住情报站人员的行踪。

从虚惊一场到英勇就义

根据《红色国际特工》一书记载,当时轰动一时的摧毁581军火库爆炸事件虽然最后算在了赵尚志头上,却是由张永兴团队一手策划实施的。事后,张永兴受到了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的严厉批评,因为这种做法极易暴露共产战士的身份。

事实上,日军宪兵队对张永兴团队人员的搜捕一直没有停止,并在频繁更换的密码中发现了一定的规律。有一天,一位日军宪兵曹长带着一队宪兵、警察找到了张永兴兄弟的住处。面对宪兵的质问,张永兴表现得平静机智,他自称是收山货的,满满一屋的药材也为他做了证。就在这时,一个突发状况让张永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昨晚发报时,一段长长的铁丝没有收好,露在了外面,足有两米。面对敌人的质问,张永兴淡定地把铁丝拉直,拧在院中的晒衣杆上。“太君, 这个晒衣绳的干活。” 张永兴微笑着。曹长看了看:“铁丝浪费的干活,要用麻绳。” 说罢带宪兵和警察走了。张永兴、张克兴兄弟俩这才长吁一口气。

不怕遇到鬼一样可怕的对手,却怕遇到鼠一样胆小的队友。躲过一劫的张永兴兄弟在下一轮闯关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的战友蔡秀林被捕后叛变了,几乎没费什么折腾,就供出了张永兴和其他战友的名字。资料显示,蔡秀林原名蔡文斌,解放后被人民法院逮捕,并作为叛徒被海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刑。

此时的张永兴正在苏联汇报工作,远在国外的他也听说了国内有人叛变的消息,可是他不顾瓦林的劝阻,还是坚持如期归国了。“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回到齐齐哈尔十几天后,张永兴就听说了谭继恕、魏世芳被捕的消息。他赶紧给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的弟弟张克兴发了急电,不幸的是,张克兴就在当晚回到了齐齐哈尔,一进胡同就被敌人逮捕了。第二天,齐齐哈尔全城戒严,张永兴被捕。至此,活动了两年零7个月的张永兴情报小组停止了工作。

日军对张永兴兄弟软硬兼施。根据日军士兵土屋芳雄的回忆,当初日军利诱不成,便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 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就鼓得像个大皮球,然后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后来日军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 使张永兴几度昏死过去。张永兴嘴里流着鲜血,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于是,日军请来张永兴的妻子,让她带着5个儿女来感化他。面对儿子稚气的哭喊,张永兴拒绝了家人带来的毛毯,嘱咐妻子照顾好孩子。“告诉孩子们,我爱他们。”

张永兴被捕后,日军将其妻儿带到狱中感化他,母亲怀抱的女孩为张阿丽

1937年1月5日,齐齐哈尔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片乱坟岗前,警车停了下来。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的8位情报员被秘密杀害。行刑前,刽子手给他们每人点上一支烟,大家互相道别,在瑟瑟寒风中含笑殉国。

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张阿丽(张永兴小女儿)在接受省台纪录片部采访时,依然忍不住几度哽咽,父亲就义那年,她刚满10个月。

张永兴小女儿张阿丽夫妇

从湮没无闻到永垂史册

《红色国际特工》编导张思宇告诉本报记者,张永兴牺牲几年后,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送进了孤儿院。张阿丽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孤儿院度过的,在那个兵困民乏的年代,孤儿院的条件不可能太好,身体瘦弱的张阿丽吃了很多苦。

1948年,嫩江省政府民政厅将张永兴及其胞弟张克兴的遗骨安葬在齐齐哈尔市“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内。因为隐蔽战线的特殊工作性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永兴兄弟的事迹并没有广为人知。

1987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离休干部休假团来到哈尔滨,其中便有当年介绍张永兴加入革命的南开同窗刘进中。这位时年78岁的老人希望黑龙江的同志帮他寻找昔日的战友张永兴,给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一个交代,给他的儿女一个交代。1988年7月7日,在国家安全部授意下,张永兴、张克兴两烈士在齐齐哈尔革命烈士陵园重新立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土屋芳雄的回忆录

就在“一门两烈、谍报双雄”被传为佳话的时候,又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日本老兵土屋芳雄的回忆录《我的忏悔》中文版在国内面世,其中有关于张氏兄弟叛变的讲述。为弄清事实真相,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展开了调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民政局各组成一个小组走访调查相关人员。“来自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都可以表明,张永兴兄弟没有叛变,党的工作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张思宇介绍说。在铁的事实面前,土屋芳雄在日本发表声明,承认关于张永兴兄弟叛变的情节是记忆有误:“张永兴当时对我说,‘就像你们日本人爱你们的国家一样,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为苏联工作,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你们从中国赶出去。’”1990年6月,土屋芳雄来到中国,到张永兴烈士墓前请罪,向张永兴的儿女下跪、道歉。

刊登土屋公开道歉信的杂志

张思宇告诉本报记者,张永兴的大女儿被送到苏联后不知去向。如今小女儿张阿丽生活在郑州,退休前是位医学教授。“他的几个儿女中有好几个都从医,其中一个还在哈医大工作多年,张阿丽的老伴儿毕业于哈军工,一家和哈尔滨很有渊源。”

张思宇(中)与张阿丽夫妇合影

王静

曾从事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制作十几年,现为黑龙江广播电视报记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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