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创建哈尔滨党团组织-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与哈尔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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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移民之城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时日起,就开始蒙受马列主义的影响,笼罩红色的光环了。当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云笼罩在中国神州大地上的时候,无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经由哈尔滨去十月革命圣地,去追寻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哈尔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一种前瞻意义;而对于哈尔滨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曾经留下过这些伟人的足迹,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身,就是哈尔滨的光荣和骄傲。

第三篇 陈为人创建哈尔滨党团组织

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年3月,陈为人受中共北京区执委的派遣,同李震瀛一起来到哈尔滨筹建党团工作。

这是陈为人第二次来哈尔滨。第一次来哈尔滨是去苏联学习路过,经李大钊介绍,东华学校的邓洁民热情接待了他们一行。一切食宿以及出国手续都是邓洁民一手包办的。而这一次是来工作的,是来斗争的,未来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严峻的考验呢?其实,他了解哈尔滨。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形成的移民城市。当时的中东铁路各个部门,都是中俄工人混岗作业。来自沙俄的铁路工人中间有许多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中俄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中东铁路的工人,为支援苏联十月革命进行过多次大罢工。中东铁路拥有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他将来工作有力的一面。但是,哈尔滨残酷的黑暗势力也使他忐忑不安。

陈为人和李震瀛来到哈尔滨之后,与李震瀛商量,《晨光报》是可以利用的阵地,于是他们进入《哈尔滨晨光》报社工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开展革命宣传,陈为人在《晨光报》“寸铁”栏目里,发表了许多反帝、反封建军阀和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文章。同时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广泛地与文化团体和知识界人士接触,因势利导地进行革命宣传,他们的建党工作就在这里开始了。

1923年6月,陈为人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哈尔滨。

1923年8月,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成立。李大钊于1923年8月,派青年团员彭守朴(彭树棠)来到哈尔滨,陈为人和李震瀛在进步青年中吸收了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等五人入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彭守朴为书记,汪洁曼任团支部秘书。

1923年9月1日,日本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灾情严重,伤亡很大, 陈为人为此写了一篇评论,登在《晨光报》的《寸铁》专栏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的罪行。评论登出后,引起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的不满,攻击《晨光报》内有"暴烈分子",有碍中日邦交。趋于形势所迫,陈为人、李震瀛决定退出《晨光报》社。

鉴于当时哈尔滨虽有七八家中文报纸,但还没有通讯机构的实际情况,陈为人倡议创办哈尔滨通讯社。1923年9月16日,哈尔滨通讯社在道里区中国十四道街(现西十四道街)创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尔滨开设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李震瀛和陈为人以该通讯社为据点,吸引和团结进步青年,扩大党的影响。陈为人亲自起草通讯社简章、成立公告、支援细则、社员规定等一系列文件”,担任编辑主任。英俄文通讯稿件一经编辑编译成中文,便供给哈尔滨电台和各家报刊使用。带有反帝和进步内容的新闻稿件,编辑则巧妙地加以改编,然后刊发。这既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又为开展秘密工作开辟了据点,同时还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了联系,凡是电台收到的英俄文电讯稿,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对那些带有反帝和进步内容的新闻稿件,巧妙地加以改编,供哈尔滨及外埠报刊使用。陈为人还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各地和机关团体进行采访,编辑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遭遇的稿件,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发挥出其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作用。后来由于哈尔滨无线电台突然提出中断联系,不再提供电讯稿,给哈尔滨通信社开展工作造成了困难。为此,陈为人等决定停办哈尔滨通信社。

2013年10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月,陈为人李震瀛受中共北京区执委李大钊的派遣,在哈尔滨市建立了哈尔滨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哈尔滨组。

可是偏偏有人斩钉截铁的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党的有关文件有规定,三个人不能成立党的组织。

众所周知,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形成的移民城市。当时的中东铁路除了在山东河北以及铁路沿线招聘了大批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之外,还在国内招收了很多技术工人。在铁路各个部门,都是中俄工人混岗作业。来自沙俄的铁路工人中间有许多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中俄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极大地启发了中东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并使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

中东铁路的工人,为支援苏联十月革命进行过多次大罢工。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东铁路的工人形成了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就为哈尔滨民主革命早期党组织的建设和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在1922年罗章龙到哈尔滨考察工运时,他就已经看到:哈尔滨已经具备发展党的组织的条件了。

所以,1923年中共北京区执委派遣同李震瀛一起来到哈尔滨筹建党团组织工作。

陈伟仁的妻子韩慧英

陈为人这是第二次来哈尔滨。第一次来哈尔滨是去苏联学习路过,经李大钊介绍,东华学校的邓洁民热情接待了他们一行。一切食宿以及出国手续都是邓洁民一手包办的。而这一次是来工作的,是来斗争的,未来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严峻的考验呢?其实,他了解哈尔滨。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形成的移民城市。当时的中东铁路各个部门,都是中俄工人混岗作业。来自沙俄的铁路工人中间有许多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中俄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中东铁路的工人,为支援苏联十月革命进行过多次大罢工。中东铁路拥有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他将来工作有力的一面,但是哈尔滨残酷的黑暗势力也使他忐忑不安。

陈为人和李震瀛来到哈尔滨之后,进入《哈尔滨晨光》报社工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开展革命宣传,陈为人在《晨光报》“寸铁”栏目里,发表了许多反帝、反封建军阀和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文章。

鉴于当时哈尔滨虽有七八家中文报纸,但还没有通讯机构的实际情况,陈为人倡议创办哈尔滨通讯社。1923年9月16日,哈尔滨通讯社在道里区中国十四道街(现西十四道街)创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尔滨开设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陈为人和李震瀛以该通讯社为据点,吸引和团结进步青年,扩大党的影响。陈为人亲自起草通讯社简章、成立公告、支援细则、社员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并担任编辑主任。英俄文通讯稿件一经编辑编译成中文,便供给哈尔滨电台和各家报刊使用。带有反帝和进步内容的新闻稿件,编辑则巧妙地加以改编,然后刊发。这既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又为开展秘密工作开辟了据点,同时还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了联系,凡是电台收到的英俄文电讯稿,均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对那些带有反帝和进步内容的新闻稿件,巧妙地加以改编,供哈尔滨及外埠报刊使用。陈为人还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各地和机关团体进行采访,编辑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遭遇的稿件,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发挥出其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作用。

总之,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中,非常注意提高青年的阶级觉悟。在哈尔滨,他们同全市各学校、文化团体、知识界青年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1923年6月,陈为人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哈尔滨。

1923年7月,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成立。李大钊于1923年8月,派青年团员彭守朴(彭树棠),1923年10月又派中共党员陈晦生(陈作霖)到哈尔滨工作,增强了党团组织的力量。

1923年8月,陈为人和李震瀛在进步青年中吸收了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等五人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彭守朴为书记,汪洁曼任团支部秘书。在此基础上,1923年10月,陈为人、李震瀛、陈晦生三人组成了中共哈尔滨组(也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陈为人为负责人。

陈为人和李震瀛成为哈尔滨青年团和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

虽然韩迭生在“忆陈为人同志”的回忆录中说:“组织工作在那时候(1923年秋季)是经过多次考虑的,虽然那时在哈市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成立,也没有引起反动当局怎么注意……”(«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四缉41页)。但是他又在“早期哈尔滨群众运动的活动情况”35页中说:在这以后(指青年学院解散之后)陈为人和李震瀛才告诉我说:“我们有个组织,表面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做国民党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是宣传马列主义做共产党的工作。”由此观之,哈尔滨党团组织在十月份建立时并没有告知韩迭生,而是在哈尔滨青年学院成立之后才让韩迭生知道的。

其实,在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的中央局报告中,就有了关于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记载:“……(六)党务:大会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成立了地方会,一是哈尔滨成立了一组,也只有这两个地方工作最力,湖北的工作最松懈,官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委顿两个原因都有……”

当时哈尔滨有党员3人、团员6人,不久又发展了新的党员和团员。其中中东铁路机械总工厂的工人马新吾,就是那时候新发展的党员。

1923年11月22日,陈为人和李震瀛在韩迭生的协助下,在哈尔滨市道里外国二道街,也就是现今的中医街,创建了“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这个学院招生对象主要是青年人,而且以中东铁路的青年工人居多。他们以此为阵地,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在陈为人等的启发教育下,来这里学习的许多青年学生都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青年团员的情况,在彭守朴于1923年12月16日给林育南、恽代英的报告中可见一斑:“……(二)暂分本地同人为两小组:(1)陈敏、马新吾、汪洁曼、駱森为第一组;陈敦可、彭守朴、李铁鈞、刘天佑为第二组。第一组组长为汪洁曼,第二组组长组长为李铁鈞。(2)工作分:(a)劳工运动陈敏(作林)、马新吾担任;(b)学生运动李铁鈞、汪洁曼担任;(c)青年工商运动刘天佑担任;(d)团体运动駱森、彭守朴担任。”(三)汪洁曼为本团刊物经理员(直接为中央负责),通讯为哈尔滨道里外国二道街门牌七号青年学院汪洁曼收。……”

总而言之,中共哈尔滨党团组织的创建不仅为哈尔滨,也为整个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且,使东北地区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暂新的阶段。

陈为人和李震瀛,在哈尔滨创建党团组织的光辉业绩,在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党史中应该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不久,陈为人和李震瀛又利用韩铁声的关系,于1923年11月22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外国二道街,也就是现今的中医街,创建了“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这个学院招生对象主要是青年人,而且以中东铁路的青年工人居多。他们以此为阵地,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在陈为人等的启发教育下,来这里学习的许多青年学生都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为人在哈短暂的半年多时间里,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人格魅力。当时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他经常忍受饥饿之苦。有一次,几个革命同志凑了3个铜板,让他买了3片面包充饥。有时,他身无分文,只好跑到同志家里吃饭。生活虽苦,但丝毫没有影响陈为人的革命斗志,无论高温难耐的夏日,还是冰天雪地的隆冬,他经常徒步二、三十里地去开展革命宣传。

1923年底,因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陈为人和李振赢被迫离开哈尔滨。

1927年10月,陈为人肩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在东北组建满洲省委的重任,第三次来到哈尔滨。他和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在哈尔滨道里七道街阮节庵家主持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的各地党员代表14人,并且宣告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提议,选举陈为人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吴丽石为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陈为人在哈尔滨总共只有八、九个月时间,但他为了开辟党的工作,历尽千难万苦,出生入死地坚持革命活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坚持信仰的优秀精神。

此后,他又重建和发展了奉天和哈尔滨2个市委,沈阳、辽阳和延边3人区委,并东和哈尔滨2个县委,安东(今丹东)、抚顺和台安3个特支,以及营口和沟帮子支部等,有党员270多人。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别名陈洪涛、陈福涛等。1 8 9 9年9月2 6日出生于江华县百家尾村一户贫农家庭。父陈昌寿,幼年寄居外祖父家,后外出佃耕和经商,稍有积蓄,返回祖籍百家尾定居。陈为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于1 9 1 8年到衡州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湘南学联代表之一。他协助蒋先云、夏明翰等湘南学联负责人,组织全市游行示威和抵制、销毁日货的活动。因他斗争坚决,工作积极,曾一度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随后于1 9 19年6月义投入驱辽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夏,陈为人和罗亦农、张太雷、李启汉等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首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随李启汉到小纱渡等处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教课;到杨树浦一带帮助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组建工人俱乐部、工人游艺会等,广泛联系工人,做工人的革命启蒙教育工作。8月,他在上海工作的一段时期里,还积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写稿,发表发变了许多文章和诗歌。1 9 2 0年底陈为人和刘少奇等二十余人,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被第一批派去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为人是1921年底从莫斯科奉调回国的。他回国后,被派到北京铁路工会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还担任了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2年直奉战争后,陈为人等六人被中共北京执行委员会派到京汉、津浦、京绥,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工作,以交通部的密查员(后改为“视学”)的名义,实际从事党的铁路职工运动工作。

1923年3月,陈为人受党的委派同李震瀛一起到东北开展建党工作。

1924年初,陈为人回到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中央,后由中央分到上海地委工作。

1925年3月,领导北京市1800多名印刷工人罢工,使全城27家报馆多日停止出版。

1927年秋,陈为人调顺直省委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8年9月,正式成立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仍任书记

兼宣传部长。韩慧英任妇女部长。

1929年8月,陈为人夫妇来到上海,一开始负责举办党的训练班,后与谢觉哉等人编辑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

1930年8月,陈为人夫妇在北四川路公开登记为一中等商行,以此身份戍守中央机关的一个据点。1931年春,陈为人在与中央另一机关据点接头被法国巡捕以政治嫌疑犯逮捕,关进上海法租界西牢,后引渡到中国当局。他面对严刑,坚贞不屈,但是,由于被灌辣椒水,染上了肺病,因为坐老虎凳神经受损害两脚麻木。年底,党组织将他营救出狱。

1931年4月,因被叛徒出卖,陈为人又被捕一次,被当作政治嫌疑犯,关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11月,经过严刑拷打,找不到陈为人是共产党员的任何根据,被释出狱。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交给陈为人掌管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档案共有三套,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保存;还有一套由顾顺章保管,他被捕叛变后怕给家人带来危害让人销毁,所以现存的一套就尤为珍贵。此时,陈为人刚出监狱,又身患各种疾病,但是他清楚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向周恩来保证将这项工作做好。

中央文库保存的这批中央档案材料,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材料,有各地方、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文件材料,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以及旅欧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有烈士材料和党内书报刊物等等.这些文件未经整理,玉石不分,浩繁冗杂。一到晚上,陈为人就在楼上亭子间把窗子关死,拉严窗帘,扭亮台灯,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把纸厚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纸剪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抄下来,并按地区、时间、问题加以整理,以缩小保存的目标.经过反复的剪裁、抄写和分类,将20余箱文件压缩在6个大皮箱内,并编写了《开箱必读》一目了然地查阅文件的注意之点,及其后附的中央档案库的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点、作者等设类编号,一包包依次清出。还把这些文件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经常摊在在阳光照射的楼板上晾晒。陈为人肺病严重,有时累得吐血,硬是咬着牙关坚持工作。陈为人知道,这些文件材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库存啊!

当时正是向忠发、顾顺章等人叛党,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的时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陈为人没有一点经济来源,陈为人除一个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四个孩子。他的肺病还反复复发,经常吐血,没有办法,就把萝卜当做水果吃.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了,陈为人急得没法,他硬着头皮找过鲁迅帮忙,向冼星海的岳父借过钱。这时,陈为人的弟弟陈立人和其母亲,来上海,想找点生意做,结果生意未做成钱都被陈为人等花光了。由于夫妻二人一同忙于革命工作,无法照顾孩子,家里又有没钱买很多食物,一个孩子甚至因饥饿导致发育不良而死,陈为人陷入极端痛苦中。陈为人也由于忍饥挨饿,病情开始加剧起来。尽管这样,他每天晚上还是继续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找关系。他曾去找过何香凝,何香凝给他钱之后告诉他她门外有暗探,叮嘱他下次不要再来。为了筹集经费,他用暗语登过寻人广告,但都无一结果。

陈为人的身体,经过三次入狱,严刑拷打备受摧残,再加上肺病缠身,病情一天天加重起来。

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的妻子区交通站交接时被捕,陈为人为防万一,必须立即转移。可是,每次搬家折腾都得搬运装有中央文库的二十多个大皮箱。还必须装成家财万贯的富有人家,租的房子也必须好货阔绰,否则就要受到怀疑,势必会给中央文库造成被发现的危险。这样一来,每次转移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上海,搞到这么多的钱谈何容易呀!当陈为人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筹借到资金、租了房子、雇了车运送材料。当他将中央文库的那些宝贵文件运到驻地的时候,突然大口吐血,眼前一黑倒在地上。此时的陈为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党组织得知陈为人病重,付了一笔昂贵的住院费送陈为人住进广慈医院.并对他妻子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是陈为人为了给组织省钱,几次偷偷拖着病中的身体走回家中。无奈,组织请了一个中医专门儿为他在家医治。但是,由于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病情又拖得太久,再好的医生也没有回天之力了。陈为人在弥留之际,他两手紧握、低声呓语:“我不能死,我怎么能死呢?我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呢……”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陈为仁的事迹之后,曾经有读者通过编辑知道了我的电话,问我:你写的是小说,还是真事儿?我郑重的告诉他: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当然果有其事。这位读者奇怪的是,这些人到底是图什么呢?是呀,这些革命者们到底图什么呢?他们一不图官、二不图钱。那个年代党的经费很困难,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连活动经费都没有,而且在白色恐怖年代,这些革命者们,官职越高,目标越大,被捕的的危险性就越大。那么,他们舍生忘死饿着肚子闹革命,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他们图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信仰!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无数革命先烈,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作为祭品送上祭坛,用以换取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

李忠义

哈尔滨文学历史研究馆馆员,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杂文创作专业委员会理事,哈尔滨讲坛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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