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究竟何许人也-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与哈尔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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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移民之城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时日起,就开始蒙受马列主义的影响,笼罩红色的光环了。当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云笼罩在中国神州大地上的时候,无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经由哈尔滨去十月革命圣地,去追寻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哈尔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一种前瞻意义;而对于哈尔滨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曾经留下过这些伟人的足迹,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身,就是哈尔滨的光荣和骄傲。

第十三篇 夏曦究竟何许人也?

夏曦,中国人很少有人认识他。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他。那么夏曦究竟何许人也呢?

夏曦1921年入党,是毛泽东的同学。他参加过新民学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红军长征路上,第一个牺牲的高极领导人,那一年他才35岁。

然而,夏曦这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却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当时,在红军部队的很多人眼睛里,他是一个杀人大魔头。在肃反扩大化时,他将三万多人的洪湖赤卫队杀的还剩下三千多人。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的“柳”,就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柳直荀就是被夏曦肃反时所杀。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直至现在他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夏曦来过哈尔滨

1921年秋天,夏曦就曾经来过哈尔滨。那是与张国焘等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由哈尔滨,在哈尔滨做了短暂的停留。在哈期间,夏曦一行人住在东华学校,等待邓洁民联系,通过哈尔滨的红色丝绸之路赶赴苏联。当时,适逢中东铁路工人为支援苏联十月革命,刚刚举行了四次全线大罢工。夏曦深深地被中东铁路轰轰烈烈的的工人运动所感染,在哈尔滨他仿佛摸到了共产主义思想脉搏的跳动。他是一个马列主义的疯狂信仰者,也是党内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比较有深度的人。他久闻哈尔滨是一个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地方,恰巧他住的地方,埠头区(指今道里区)就是哈尔滨的工人运动的中心,三十六棚工厂(前车辆厂)和地包(机务段)的所在地。 在哈尔滨的几天里,他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时时刻刻长在工人堆儿里。他先去了哈尔滨地包,又去了三十六棚工厂。他跟俄国布尔什维克交谈,向他们了解十月革命的有关情况。但因行程的安排,他还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哈尔滨。

夏曦第二次来哈尔滨是1928年,随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一行若干人来到哈尔滨,住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在这里将分批地被安排乘火车去绥芬河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期间,瞿秋白曾来到今道里区红专街,临近中央大街街口处的一处平房里。那是党组织安排杨之华负责党的“六大”哈尔滨接待站工作。瞿秋白到接待站看望杨之华和同志们。由于白色恐怖,没有留下更多的活动记载。

夏曦(1901-1936),图片来源:浙江在线

革命历程

在贵州省毕节市南摩崖附近的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高耸云天的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七星河畔,这就是由萧克将军亲自题写的“夏曦同志之墓”纪念碑。七星河之所以命名,是因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收服了孟获之后的祭天所在。而七星河宽不过几米、深不过一米多的小河,竟然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高职务的罹难者夏曦的归宿。

夏曦墓是陵园中最大的墓。陵墓以江底石堆砌五级台阶,墓长3米、宽2米、高1.2米,以黑白大理石交叉镶嵌而成,夏曦墓左右两边还立有谢光中、夏震雷、缪正元等同志题写的碑刻。1986年4月,夏曦墓落成时,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亚马、原红二六军团领导萧克将军参加了落墓仪式。陵园有两幅门联,高度赞誉了夏曦光辉短暂的一生,联曰:浩气枕雄关有铁骨忠魂不死;光辉昭绛汉看江山社稷长春。

1901年8月17日,夏曦出生于湖南益阳桃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毛泽东当年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16岁那年,夏曦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同学。1918年4月,夏曦就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10多人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以后,年轻的夏曦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夏曦参加了学联领导下由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当时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友联合各界,发动了驱逐张敬尧的群众运动,夏曦等人被委派在长沙组织通讯团,编印《驱张通讯》,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因此,被张敬尧视为“过激党”分子而遭到通缉。1920年8月,又参与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该会活动的主持人之一,领导进步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夏曦加入了毛泽东在长沙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天,毛泽东等重返湖南开展建党活动,成立中共湖南支部,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曦被选派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22年2月回国。回国后,在由毛泽东担任指导主任的湖南自修大学,与姜梦周、罗学瓒、李维汉等一起任教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办的自修大学,他多次系统地作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讲演。为党培训了青年干部200人以上。1922年至1923年,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主编并继续出版《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提出了学生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学生应代表人民痛苦,要走向社会,与工会、农会相结合,反抗帝国主义,推动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出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会上提出《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

1924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同年,党中央指示,改为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五大”以后,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夏曦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后,夏曦奉命转移到了上海。临危受命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会后,夏曦受党中央派遣,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浙江,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浙江省委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并且,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了省委,夏曦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夏天,中央决定夏曦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夏曦回国,担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江苏省委书记。1930年1月,夏曦被增补为中央委员。3月,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据肖克回忆,在湘鄂西期间,夏曦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从前曾发展到2万人,但到了和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多人。特别是夏曦执行了“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一些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军队领导干部,使红军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红军被迫退出苏区,向湘鄂川黔边转移。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总结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纠正错误,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构。7月21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坎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以夏曦、贺龙、关向应等80人为委员。会后,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掀起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热潮。在3个月的时间里,共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00多个乡革命委员会。同时发展了地方武装,扩大了红军队伍。在各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有力地反击了敌人的围攻,稳定了“将近十万人口,纵横约二百里”的黔东根据地,为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为红军长征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超强的才干”

在《革命烈士诗词书信选》中有夏曦的一首挽民主革命先驱夏思痛的对联:“爱国为嗜好,骂人有文章,立懦振顽,革命精神垂宇宙;大盗尚凶横,老成忽凋谢,开来继往,青年兄弟莫徘徊。”在高度赞颂这位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夏思痛老人时,告诫青年兄弟勇往直前莫徘徊。大革命失败时期,夏曦与几位同学游岳阳楼,还题写一幅豪气干云的对联:“八百里洞庭谁在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八百里洞庭湖没放在他们眼里,因为他们的眼里是全中国、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开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气魄之大令人赞叹。

夏曦擅长写作与宣传,他毕生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他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中,他不仅经常走上街头演讲,还以笔作刀枪,先后在湖南《大公报》、《新民》周报、《救国》周刊上发表30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他紧密结合运动中的思潮,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揭露问题,深刻剖析,指出方向,有如匕首投枪;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痛切疾呼,促人深省。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批判了某些人的所谓和平道路,指出:“军阀不打倒,民主政治即不能实现,无论是联邦制也好,单一制也好,裁兵也好,争外交也好,都只是些空想”;“我认为惟有采取以革命的手段,才能打倒万恶的军阀”。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构成了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923年,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作出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3月,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之际,由于林伯渠的关系,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同年4月7日,他返回长沙时,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为湖南筹备处负责人。毛泽东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信中写道:“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商议分三步办法。……在沪时本请求我部委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1925年春,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人,他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回湖南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支援北伐战争做出了贡献。1926年8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郴州,来电邀请夏曦,并说沿途“见党部、农会组织完善,为他省所不及”。夏曦等代表国民党省党部前往衡阳洽谈,接着,在长沙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夏曦以主席团主席之一发表了演说。

夏曦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具有很高理论素养,是红二、六军团的“第一笔杆子”。1934年10月,中央要求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与在川黔边境战斗的红三军汇合,集中力量,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13日,夏曦率领黔东独立师到贵州石梁一带接应,贺龙、关向应则带领二十六团和手枪队到沿河水车坝一带接应。10月27日下午,两军团会师大会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红三军4400多人,红六军团3300多人。作为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有许多标语落款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并号召“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夏曦随部队边走边打边宣传,到新化县时,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口号,七天之内就有一千人参加了红军。 在毕节,负责“扩红”工作的夏曦,不辞劳苦,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做宣传工作的优势,通过演讲发动、标语宣传的方法,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军抗日,20多天时间,动员了50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北上抗日。他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地区出发长征。在长征途中,夏曦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六军团的许多文件布告都出自他的手笔。到新化县时,7天之内就有1000人参加红军。

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不久,即1935年2月初的一天,正在办公室起草抗日文件的夏曦,突然接到下级报告,说部队在毕节城里抓到一个读《资本论》的土豪。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这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城里,居然有人在读共产党老祖宗的著作,这让老牌共产党人夏曦好生奇怪。他马上把贵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邓止戈找来询问情况,一问才知道这位读《资本论》的人名叫周素园,是清末的贡生,同盟会会员,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要职,为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因不满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隐居老家,为探求救国真理,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夏曦很高兴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两人马上来到了周素园的府上。夏问周为什么要看《资本论》,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不用走。”红军来毕节之前,国民党曾动员周老跟国民党撤退离开毕节。夏曦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说:“赞成,完全赞成!”夏曦与周老不仅畅谈了《资本论》,还就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发展进行了探讨。一席谈话,使周老明白了,原来共产党和红军不是什么土匪,而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军”。两人相见恨晚,逐成知己,这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通过夏曦、王震做工作,出山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后参加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信给他,“你是我们一个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你是一个奋斗的人。”这件事,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个典范。建国后,周素园老人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左倾路线

1928年,党中央派夏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夏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王明走到了一起,后来成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推行王明的盲动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当时因王明生病,中央是博古在主持工作,博古一直支持夏曦,并派中央代表到湘鄂西支持夏曦。 1932年,中央派遣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来湘鄂西调查,但是,关向应坚决主张展开肃反运动,并且对湘鄂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此时知道夏曦和王明的关系,因而,主动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而推举夏曦为书记。

1932年3月,王明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他积极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夏曦到洪湖苏区后,第一道圣旨就是撤掉邓中夏的职务,按照王明的指示,严厉地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并把王明一伙的要求贯彻到湘鄂西党政军中去。在此期间,夏曦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红军发展作战原则,特别是关于肃反方针上,都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成了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肃反杀人

1932年4月,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进行了第一次“肃反”,当时称作反“改组派”斗争。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陷,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又抓了不少“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使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成了“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有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据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中回忆: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中说:“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夏曦被派到红六军团做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

1934年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有些批评未免恰当,比如,既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撤消夏曦的一切领导职务。当时,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会全决议的呀!”“我没有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因部队转移,对夏曦批评处理仓促中结束。毛泽东真正掌权的遵义会议后,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夏曦之死

1936年3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向西北方向出发,夏曦却坐卧不安。他当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他曾说服地方武装席大明部一起北上,可一直没见到他们的人马。此时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多一兵一卒也是有用的。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参谋长邓止戈三人坐在河岸边等了很久。周、邓二人都劝夏曦,不要对席大明抱太大希望,因为席部带有明显的家族武装性质,武器也是当地2000余户共同出钱买来保家的。红军不远离黔西北,席大明部还有可能一起行动,如果远征,他们是不会跟着走的。

不久,派到席部联络的人匆匆赶回,告诉夏曦说,席大明不愿意跟红军走。夏曦不甘心,马上过河想亲自去说服席大明。他走过了七星关这个毕节通往席大明活动区域的隘口,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夏曦之死,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溺水牺牲,是有当事者证明的最可靠说法。据回来的人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至河中心时,被忽然而来的一股激流卷走而牺牲。另一种说法是席大明部在山麓两侧狙击企图杀害夏曦。返回时,两名警卫员一人在后掩护,因夏曦不会游泳,另一人背负他过河。走到河中心,这名警卫员失足跌倒,夏曦因杀人过多,落水后其他的红军战士都恨透了他,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无人救援而死。据当时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回忆,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部队曾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遗体,将其遗体埋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

毛泽东在他牺牲后,曾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夏曦的字),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如今已经七十三年过去了,对于夏曦的争议旷日持久,至今还在继续。

请问读者:当您了解了夏曦的革命经历及其短暂人生之后,您认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夏曦这个人呢?

李忠义

哈尔滨文学历史研究馆馆员,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杂文创作专业委员会理事,哈尔滨讲坛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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