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同记商场的遭遇

作者简介:王树元 ,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曾在《人民铁道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铁道报》 、《哈尔滨党史》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2月,又侵占了哈尔滨,日军进城后到处放枪,抢东西,各商铺、店家、居民惊恐万状,采取各种方法顶门挡窗户,过了很久,オ敢悄悄地恢复生活,开门营业。

哈尔滨同记公司成立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一些市民都以为有两年时间就可以打败日本。在1937至1938两年间,虽说在战争时期,但工商业还可以维持经营,到了1939年,交通受到封锁,经济也受到统制,侵略者把魔爪伸到广大民众中间。

1937年11月间,同记工厂在全体职员中筹集资本50万元,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经二年苦心经营,成绩显著,每年能获利五六十万元,每股股东仅20元的投资,年分红利可得6元。

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就想尽办法搜刮民众钱财。向市民抛掷2500万元的“防水公债”,按指定摊派的数字,无一家幸免。当时双合盛摊派了80万元,同记商场20万元。刚把这项款交完,接着就是摊派储蓄、各式各样的公债、公司股票等。不到二年,许多工商户的资本都变成了公债、储蓄、股票等。同记商场资金百万,各项债券竟达120万。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大中商店相继倒闭,全市足有两千家。如很有名的大屋子粮业代理店、杂货代理店等,都赔本倒闭关门。有历史性的老店,仅存数家。仅极少数想方设法将资本转移到华北等地。同记商场和工厂等一些零小企业,难以躲藏,只盼着日寇早日滚出中国。一般店员,因躲避抓丁当兵,纷纷辞职回家,因此同记、大罗新日趋缩小。

同记创始人武百祥

1939年春,全体董事和主要职员商议决定,同记前途必须有个定向,否则数十年经营将付诸流水。于是大家同意设法逃避一部分资金,以之备用。拟定将整齐货物卖出一部分,所得款项不入卖货帐。按此计划共筹出伪币25万元。由于全国抗战汇兑不通,同记多措并举将资金带到上海,全额购买棉布百余匹,存在仓库,准备时局好转运回哈尔滨。

当时内部不少人知道此事,在这年秋,有一位叫顾梦符的职员,勾结日本特务,说同记商场有逃避资本的事实。特务们给他出主意:让他给几个相关的机关写信,拿着信找到同记负责人李明远,威胁敲诈。李明远害怕此事张扬出去,同意给几万元平息此事,顾梦符说:“明说了吧,我还有几个朋友,都商量好了,同记如不给10万元,这些信就送到上面去,要是给了钱马上烧掉,限你一天时间,看着办吧。”经过数次争讨,以7.5万元了事。

顾梦符与几个特务分完钱后决定,必须离开哈尔滨。一个特务把顾梦符送到天津某日本特务机关就职后,回到哈尔滨又策划第二步敲诈同记的阴谋。

一天晚上,3个特务,找到李明远说:“顾梦符已到天津特务机关上任,以后也可能调回哈尔滨,但在哈尔滨他还有几万元的债务,委托我们给你捎个信,帮他还上。”李明远听了这话,当即拒绝。3个特务一看李明远不买账,便气冲冲地说:“好!那就等顾梦符回来再说。”

1940年春,同记突然接到顾梦符的一封来信,说他在景阳街某家旅馆居住,令同记给他送几万元钱以备零用,其他事情见面再谈。同记上层管理商议,不能让顾没完没了地敲诈,必须和他从根本上解决。于是,就把这件事公开向特务机关报告。特务机关长说:“这批布存在上海,你们肯定运不回来,莫不如给关东军,顾梦符由我们处理。同记无奈,只求平安无事。所以当即就答应在上海拨给关东军,特务机关给同记一张20万元的收据。立即,令宪兵逮捕顾梦符,可是顾梦符出示天津特务机关所发证件,宪兵一看是自家人,就命顾梦符赶快回天津,同记逃避资本25万元全部落入虎口。

日伪时期的同济商场

同记遭此一劫的闹心事,并未向所有职员通报。这件事以后,几位管理职员在一起商讨,今后言行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再出个顾梦符,一旦出现恐怕性命难保。此后,凡工商界职员多的人家,都用各种方法收买日伪人员作“朋友”,一旦有事也好关照。

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紧对东北民众的压迫和盘剥。特务、警察到处横行,工厂、商店、饭馆、酒楼、戏院、影院、妓院等处任意出入,买货、吃饭、喝酒,多数都不给钱,稍有应酬不周,就会大难临头。

当年老百姓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凭特务一张嘴,说不好就会被打成“思想犯”,说谁思想不良谁就犯罪。稍有规模的工商业,谁也不愿担任经理、部长、主任等职。一旦来电话都没人愿接,恐怕接到特务、宪兵的身上;因此同记商场、大罗新高级职员,多数辞职回乡,一去不返。中年人也先后都离开了同记,剩下几个年龄大的,领导几十个下级店员,勉强维持。

伪香坊警察署经济保安系的警尉黄喜南,外号人称“黄扒皮”设圈套抓了一位姓曲的大夫,曲大夫承受不了皮肉之苦,就胡乱说:“我买同记的药,又给了他们若干钱。”同记张、王两位伙计被抓去吃尽了苦头,受刑不过,也只得承认卖货另外要钱,写了供词签了字,被打成“经济犯”押了起来。二人身体不好,受刑得病。伪警署来电话让同记去人把张、王二人带回,又通知罚款10万元,同记无奈交钱领人以了此事。经过折腾一些职员更加恐慌,都怕生若是非,所以陆陆续续又走了几位。

1943至1944年间,制鞋厂因缺乏原料,将工人全部解散,工厂仓库空闲。而此时日本人正到处找房储存物资,就将鞋厂大部分房屋强占,在里面存放竹杠子、劳工服之类,由日本人看管,同记仅有两个人看守院子及破烂器具等。这时大罗新已将四楼全部封闭,仅用楼底营业。日本人看到大罗新闲房多,就要利用楼上作军人后援会的俱乐部及食堂,并要大罗新给组织起来。经过很长时间,一再解释,实在无力组织,又无各种器具,又缺少专业人员,好话说尽,总算敷衍了过去。紧接着又命大罗新改为综合配给店,并说有五六家配给店都合在一起,大家花钱,并且还给租金。大罗新又一再解释设备不适用卖油、米、面等类,又把那几家找到大罗新看后证实的确不适用,大罗新总算得到解脱,但市公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来找事。

在日伪统治的险恶环境下,同记的生意是越做越赔钱,当时重要的是如何减轻开支。因同记商场房屋面积大,冬季柴费过多,决定暂把同记商场关门,移到大罗新楼下营业。同记一个数百人的商户,到1944年末仅剩下四十余人,尚且每天亏赔。市上有些字号或单帮,做些黑市交易,皆有利可图,同记却不干甘愿赔本,只求保住同记和大罗新的招牌。

在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广大民众及所有商户所受的盘剥压榨,馨竹难书。

参考资料:吉林人民出版社《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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