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孩子

讲述自己的故事 保留一段历史的记忆
——献给建国七十周年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儿时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是郭沫若和马思聪两位老先生,当年为我们这一代少年儿童而创作的。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新中国这一代儿童的殷切希望和重托。

五十年代的孩子,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接受着革命的传统教育,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抱负。我们要接过先辈的重担,克服重重困难,前赴后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新中国。

在我们的儿童时代,正是祖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百业待兴的时代。正是新中国克服重重困难,跃马扬鞭大干快上的时代。正是翻了身的穷苦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翻天覆地大搞经济建设的时代。

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见证了祖国成长和发展过程。为此,今天看到祖国七十年的建设成就和发展宏图,我们深感自豪和骄傲。

每个时代都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提出了“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1958年的钢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还提出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要达到八千亿斤,之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炼钢铁

在城市里,开展了“小土群”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个机关单位、大专院校、各条战线都要大炼钢铁,土法上马小高炉遍地昼夜炉火通明。我们凤翥小学一分校(上夹树街20号)的操场上,先行办事处在此地也建起了一片小高炉。
那时,我们小学生也要参加大练钢铁运动,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需要向学校交废钢铁和缸砖。缸砖是一种耐火材料是制造炼铁炉不可取少的材料,缸砖和碎的缸砖碴用它来砌抹高炉内壁。街道居民委也要交废钢铁,家里是没有多少废钢铁的。后来学校组织同学到工厂里找,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松江拖拉机制造厂”,挖废弃在地里的废钢铁交给国家。

那年,哥哥在小学五年级,也都要交废钢铁。一天下午我跟着哥哥和他们几个同学来到哈尔滨铁路局,当时在大直街和工程师街拐角处有个(现局机关食堂的位置)平房,有人说那里是“水房子”。他们拿着铁锹和镐头从房子旁边的固定梯子,爬上房顶刨下两根钢轨(是当年起吊设备用的),正要扔下来扛走交给学校,这时从局办公楼的方向来了两个大人制止了他们。

1958年当时妈妈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到哈尔滨铁路房产段的炼铁高炉工地上班的,她担任上料员。高炉工地就在铁路街哈铁第一小学校(现在叫华兴小学校)的后面。妈妈她天天上班晚上也不回来,我们几个孩子就跟着姥姥在家。
姥姥是1893年生人,当年已经60多岁了。有时我睡到半夜醒来,看到姥姥还坐在我们床头,守护着我们。她嘴里叼着半米多长的烟袋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前面的烟袋锅里一闪一闪亮着红光,飘动着一缕缕蓝色的烟。她在黑暗里凝视着前方,好像是在想什么,我想她可能是惦念着还在高炉上干活的妈妈吧。

深秋的一个晚上,我一觉醒来听见厨房里有洗衣服的声音,下地看见妈妈在那里拆洗我们的棉衣,早晨起来妈妈又不见了,那时整天也看不到妈妈。

那年初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雪花我去高炉工地看妈妈。看到她头上围着围巾外面还有一条白毛巾,穿着厚厚的退了色的蓝棉袄满身的灰尘,眼睛上还带着一副用铁纱做的专业防护网,用它防止石子儿蹦到眼睛。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拿着一个大锤子在砸石头。我问她,“妈,你这是干什么那”?她告诉我说“我砸的是铁矿石,让它变成小块好炼铁”。姥姥经常让我和妹妹俩去高炉工地上给妈妈送饭,饭饭盒里只有大餷子和咸菜条。

我看到炼铁的高炉很高,上面还接着很多的管子,窜出了白色的热气,高炉的顶端喷出了火苗还冒着黑烟,鼓风机轰轰作响,周围有很多人都在忙碌着,这种场面从来没有见过很开眼界。当时我很羡慕母亲和这些大人们,他们就这样夜以继日的为祖国的建设而工作着。

父亲单位也要求每个员工积极参与收缴废铁的活动,他工作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家有一个浴池里面有一个铸铁的圆形浴盆多年闲置不用,直径有一米长,高也有一米,爸爸就把它交给了单位。

我家附近的哈尔滨市第十九中学(现在156中学),在教学楼前面靠近上夹树街一侧也建了一排高炉。鼓风机发出的轰鸣,炉子里冲出的火苗冒着黑烟,老师和学生们忙碌着的身影,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场面。每天都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忙碌在炉前,昼夜不停很感人。炼铁炉是用大铁桶改造的,底下按了一根很粗很长的铁管子,当铁水炼好了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钢钎,另一个人抡起八磅大锤把炼铁炉下边事先堵住的一块泥巴凿开,几个人抬起铁管子炉子开始向前倾斜,这时红色的铁水就流出来了淌到一个容器内。

过了好多年,听说当年炼出的都是没有用的废料,人们都管它叫“铁粑粑”。

共度饥荒

1957年在农村迅速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每个村屯都废除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全国形成了热潮。还大搞深翻土地昼夜不停挑灯夜战,深挖土地把一米以下的生土都翻出来了也不打粮食。还提出了口号是“亩产过10000斤”,当时报纸上叫做“放卫星”。报纸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

1960年中国农业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全国农业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全国大刮“共产主义风”,“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实行吃“公共食堂”,食堂办了不到一年就夭折了。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急剧下降,食品、物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

当时大人每月供应的粮食定量只有28斤,儿童按年龄递减,粮食种类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豆油、2斤大米、5斤面粉。每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政府还要居民节约粮食,居民组把每家的“居民购粮证”收去到办事处,给各家减少粮食定量。

每家都要使用“城市居民购粮证”,每月按指定日子到指定的粮店买粮,人们都管那一天叫“借粮日”(因为每家各异,不都是每月1号)。我家买粮的日子是每月的23号,这个日子标记在购粮本上,这是我们家“借粮”的日子,地点在教化广场粮店。

每月的23号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家里很早就得先去一个人画号、排队,到了8点钟才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人特别多,在粮店里挤来挤去水泄不通。先排队开票,然后买米要排一行,买面要排一行,打油要排一行。到了年、节、假日还要排队买花生、瓜子、香油等等。各种粮食买完啦,老的、小的根据体力不同各自扛着粮食回家。
妈妈是家里的主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天吃饭成了大问题。妈妈为了能让我们吃的饱一些,费了很大脑筋和心思。买来青邦大头菜,用苞米面包成菜团子蒸熟了吃,这种食品后来被选做“忆苦饭”。放学后,妈妈让我们几个上树撸榆树钱儿,洗干净掺到苞米面里蒸窝窝头,蒸出来的窝窝头儿都是绿色的。把土豆剁碎了掺上面,里面放一些盐烙饼吃。再就是摘野菜,什么灰菜、藓菜、马舌菜,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背回来用水焯熟了蘸酱吃,包大馅包子。还经常吃甜菜渣滓、豆腐渣,把它掺到苞米面里蒸窝窝头,那个时候经常听说,有的人家吃野菜中毒的。

我家每天晚上都是喝粥,主要是大碴子粥、高粱米粥和小米粥。早上妈妈蒸一锅掺了菜的苞米面窝窝头,或者包大菜团子,再炖一大锅菜,每顿饭我们都要分着吃不能吃饱。我们家6个孩子,有4个是小子(男孩),当年都在几岁到十几岁,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放学或是从外面跑回来都饿的够呛,第一件事就是“扒碗架子”找吃的东西,里面只有咸菜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吃。

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到外面地里摘下一个小茄子,吃到嘴里还能感觉到有一点甜,不然就爬到树上撸榆树钱吃。到了冬天充饥的东西就多了,地窖里有大萝卜、胡萝卜,酸菜缸里还有酸菜扒出酸菜心儿来都可以充饥。

最好吃的就是围在铁炉子旁烤土豆片吃,边烤边吃,边吃边烤,那个味道至到现在都很回味。有时候会把整个的土豆埋在炉子下面的炉灰里,过很长时间,又焦又软又热的土豆就烤好了。吹掉上面的炉灰,垫上抹布把土豆掰开我们几个孩子分着吃,天真的孩子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找能够得到的幸福和满足。

天灾造成连年饥荒,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人们用野菜、树叶、树皮、榆树钱儿、甜菜渣、豆腐渣及所有能吃的东西充饥度日。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市面上买不到粮食,生活物资短缺,国家拿不出解决饥荒的好办法。

后来听说毛主席他体贴民情,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当时他老人家坚持不吃肉。

那时,由于没有粮食人们都吃不饱饭,缺乏营养面部和身体都非常消瘦,大部分人小腿及脚脖子都会浮肿,用手指按下去就会出现一个坑。人们到医院里去看病,大夫就会给你开一种黄色的药面,吃到嘴里还挺香,听大人们说就是炒熟的豆(黄豆)面。

当时有病的人多,为了满足人民用医的需要,因此在农村就出现了“赤脚医生”,工厂、企业、车间就出现了“红工医”,解放军也组织了“解放军医疗队”。

当时得肝炎和肝硬化的人比较多,人们都管那叫“肋叉子疼”、“大肚子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开一种白色的小药丸,叫做“六、二六”。另外拿着大夫开的“诊断书”,可以到商店里买到一斤白糖。

听说“六、二六”是解放军医疗队用碘豆腐的卤水提炼出来一种药能治多种病,因此在全国推行开来。

当时,社会上副食品供应困难,有的商店里卖“人造肉”,听大人们说是用淘米水制成的,人们互相转告感到很新奇。一天我在教化广场商店看到了所说的“人造肉”,看上去就像灰色的猪皮冻。一天爸爸下班买回来一块,妈妈切开后我们孩子每人分了一块儿,我吃到嘴里细细的品味,没有什么味道,感到有点咸磨磨叽叽的没有什么味道,以后再也没有买。当时社会上还流传一个说法,说有一个单位搞会餐,由于人们吃了“人造肉”有不少人中毒,没有多长时间“人造肉”在商店里消失了。

积肥拣粪

在冬天的寒假里,学校要求我们学生都要积肥,支援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每个同学都有任务和数量要求,低年级的在街上挎着筐拣拾马粪。高年级的学生按学习小组,集体组织下到公共场所里面刨下成块的粪便交到学校。

那时,人们大部分都使用室外的公共厕所。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冬天里高年级的同学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几个人带上工具要下到厕所的粪便坑里,把人粪尿刨下来,大块的栓上绳子或装上土篮子再运到地面上来,之后用爬犁送到学校里。在学校操场上有专门老师接收,过秤、开票、标明斤数,我们再把票交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做好统计。每年的春天开学,老师都要对寒假里每个同学的积肥情况进行讲评,对完成好的同学进行表扬和奖励。

寒假里,那时学校的操场上堆放的全是冻成块的人粪尿,码的高高的,一大片。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郊区农民赶着大马车来到学校把大粪装车拉回去,几辆马车要运上几天才能运完。积肥是一个又脏又累的话,粪便蹦到身上脸上,有时还能蹦到嘴里,那时的孩子都能忍受。

有一年春天开学后,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记寒假里有意义的活动”,我在作文里写的就是一次学习小组积肥的事儿。我作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刨下的粪渣崩到了嘴里,咸滋儿滋儿的”。没想到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进行了讲评给予了表扬。之后在大家的作文里,也相继出现了“咸滋儿滋儿的”这样的描写,可能这都是同感。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群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啊!

勤工俭学

初夏,树上的榆树钱儿成熟了,我们利用早晚课余时间,上街扫榆树钱儿装到袋子里交到学校,为国家收集树种绿化祖国。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活动啊,这项活动同样也有要求每个同学都有任务。

哈尔滨的初夏,早上3点多钟就亮天了。我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为了不打扰别人,我悄悄的穿好衣服,蹑手蹑脚的下地打开门闩,带上条扫和面袋子来到街上。

外面暖暖的一个人也没有,有时会吹来阵阵的微风,很舒服。当时哈尔滨还没有街道清扫员,路两侧的道牙子都堆满了厚厚的榆树钱儿。我有时在货栈街,也有时在工程师街,不一会就能装满一袋子。吃过早饭背着书包扛着一袋子的榆树钱上学去,那时我会感觉心里有一种幸福感,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

平时学校老师还要给每个同学分配任务,拿回家里完成,像“拆线”,“拨云母”等。拆线就是把针织厂做针织品衣物的边角废料,分给每个同学带回家用手拆开成线团,给工厂工人做棉纱擦拭机器用。云母是一种绝缘材料,一片片的白颜色,老师发下来都是厚厚的成块状,拿回家用刻刀把它划开成若干薄片,交给老师再返回工厂里用。

1958年9月18日,我正在十九中学门前路过,看见几辆轿车上下来一些人。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十九中学视察勤工俭学的成果。他们参观了校办工厂,并授予第十九中学标有“边学习边劳动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锦旗一面,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还录制了“新闻简报”,名字就叫“一面红旗”在全国放映。

大搞卫生

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而且在我国东北、内蒙、华北等地用飞机抛撒了大量带细菌的老鼠、苍蝇、蚊子。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国家动员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开展以“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7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8年2月12日,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一时间展开了一场向“四害”宣战的人民战争。

我们小学生每人要交麻雀腿、老鼠尾巴、苍蝇及蛹(苍蝇的幼虫 )。麻雀腿、老鼠尾巴是很难弄到的,我们就每天打苍蝇用纸包好或用小瓶子装好,到学校交给老师。另外我们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利用课余时间到公共厕所挖蛹。方法是把厕所的踏板翻开或者挖开附近的土壤,这些地方都有蛹,有时甚至钻到厕所下面去找。

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穷长虱子福长疥”。那时人人身上都有虱子,这不是什么磕碜事儿痒的厉害。街里商店都有卖虱子药的,单位和街道居民委也经常发放虱子药。我们家几个小子晚上睡觉前,脱下衣服都要抓虱子或者上虱子药。有时妈妈甚至把衬衣放到开水锅里煮,不管怎么弄也消灭不干净。

虱子的卵叫麂JI子,比虱子小得多白色的不能爬动,消灭它更不容易。女人的头发长上面生了麂子更不好弄,当时街里有卖篦BI子的,比木梳的齿还要密,就用篦子往下檑lei。这是很疼的一件事,没办法女人们只能忍受着。

小小的虱子麂子把人们折磨了好多年,后来生活好了虱子麂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每年春季就来搞”。

当时还推广了消除麻雀的先进经验,说麻雀是不耐疲劳的,飞行一阵子就得停下来休息,如果不断的驱赶,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就会累死掉在地上。那年初夏,哈尔滨全市统一行动要消灭麻雀,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要求每家每户各个单位人人参加。

那天大街小巷、院里院外,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们摇着旗子、敲着铜盆,房上、地上、树上都有人。摇旗呐喊,鞭炮齐鸣,还有人抬出锣鼓釵一起上阵。目的就是发出噪音不让麻雀落下,让它总在天上飞把它累死饿死。

我们孩子也都参加了,把家里的铜脸盆和一副釵子拿出来使劲的敲,手里没有工具的干脆就嗷嗷的扯着脖子喊起来。活动一直持续到过午,也不知道麻雀累死了多少,反正人是累得够呛。现在回想起那些年的那些事,叫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那时学校对学生的个人卫生检查的特别严,每天上学要求戴“三带”,茶缸、手绢和抹布。这三样东西要用一个小布口袋装好系在书包带上,进学校大门时有“值日生”要检查,忘带的回去取。另外,每天上课前老师要检查个人卫生,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把双手放到课桌上,检查指甲长不长,手洗没洗,脸和脖子干不干净,头发长不长……

每周六下午学校大扫除,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带脸盆、水桶、抹布。不论教室在几楼都要把桌椅搬到操场上,一部分同学打水用草根刷子刷桌椅,一部分同学打水用草根刷子刷地板,一部分同学擦窗户玻璃。所以那时的教室特别干净,要求做到“门窗地板四壁净”,刷的桌椅、地板都露着木头的白茬。

记得有一次我们上街做卫生宣传,内容是“不要随地吐痰”。那是一个秋天放学后的下午,我们学校的宣传区段就在火车站对面的红军街两侧。我的位置就在原英国领事馆门前,我左手拿出随身带来自己用纸板做的话筒,右手拿着宣传稿,大声的做宣传,“叔叔阿姨听我言,我把卫生来宣传,……”。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这一切我始终不能忘记。

我感到能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是应该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就干好啥”,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口号。我们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创业的一代,忘我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因为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那个难忘的年代……

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记忆。让她永远眷顾我们的后代并照亮一个民族的未来。

李玉滨

男,70岁(1949),黑龙江省邮政公司退休干部,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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