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作者从母亲收藏的一张旧相片谈起，再现了一个辗转几大洲的“国际家族”近一世纪以来的艰难历程。小说的作者玛拉-穆斯塔芬是澳大利亚籍犹太人，出生于哈尔滨，5岁时随父母移居澳洲。

对于玛拉的家庭情况，曾一智老师在她的《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已讲得很清楚。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1927年在哈尔滨结婚，玛拉的奶奶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爷爷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所以当玛拉的父母亲在哈工大读书时相爱、结婚，引起双方的父母的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幸福的结合了，犹太、鞑靼、俄罗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组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家庭。

那时距作者的曾外祖父母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已近20年了，那是1936年，当时作者年幼的母亲，同作者的外祖父母与作者的曾外祖父母，一起到了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利弗施茨照相馆拍了下面这张合影，这张相片竟成了她母亲和她曾外公的永别照。

也就当她的曾祖父母回到他们的祖国刚刚一年多，就在1937年10月2日午夜刚过，她的舅公亚沙和姨姥玛亚被带走，4天后，曾外祖父母也都被捕，关押到高尔基市监狱，由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办理，以日本间谍罪，曾外公和姨姥玛亚被处死。舅公亚沙和曾外婆有幸逃过了厄运。

我曾经看过《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以及《苏联兴亡史》，对那段大清洗还心有余悸，起因源于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苏共政府把这一事件归罪于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展开肃反运动，近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清洗。据有关史料统计，共有近千万人死于大清洗，玛拉的家人奥尼库尔一家就在其中。

这本书，玛拉用独特叙述方式，让她的受难的家人又来到我们的身边，让那段残酷的历史，鲜活地展现我们面前，令我们对历史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政治纷争、思想意识差异与弱视群体，人性与生存的困境时不时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都无法回避。

这本书还把“哈尔滨早期独一无二的文化又呈现现在人们眼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Dr.Geoff Raby）,也正如艾伦.托马斯(2003-2007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现任澳大利亚驻欧盟大使)说的“作者让我们又想起哈尔滨多元文化遗产。她不但把消失了的哈尔滨俄罗斯社区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和寻求保护这份遗产的哈尔滨人民一起展望未来。”

二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场有这样的描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

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萧红，多部小说都提到“喇嘛台”一词。《一条铁路的完成》有如下的描述：“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1936年3月创作的《手》：“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

这些描写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频繁出现的“喇嘛台”又是什么？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是两个爱国青年，夜晚去哈尔滨火车站纪念碑刷写革命标语。情节中“从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去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从南岗方向去哈站确实是一段坡路，也就是现今的红军街。萧红1928年在哈工大附中念书，校址在铁路局和哈站之间。她小说里“喇嘛台”和哈站同时出现，显然这是两个非常近的建筑。

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为取得修路所需的沙石、石灰和木材等。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欺骗等手段，野蛮地把铁路沿线很大的范围划为附属地。俄国有驻军、设警、司法和行政权，完全是”国中之国”。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清朝二百年间，东正教虽然“打开了中国之窗”，但是信徒和教堂极少。直到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跟随沙俄的哥萨克士兵们，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东北。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年在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一面坡和横道河子等地，信仰东正教的俄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如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铁证，有的拆除了、有的闲置、还有的另作他用。

1898年，俄罗斯人来到松花江畔的，在田家烧锅（今香坊）设立修建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从原喇嘛台，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广场段到现在省政府一段，路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再往南至香坊站是土路。走出哈尔滨站沿红军街（以前霍尔瓦特大街的一部分），前面是一段上坡路。很快就能领略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红军街和东西走向的大直街在省博物馆交汇，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交汇处有一个建筑，在“文革”前，这个建筑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俗称“喇嘛台”的圣·尼古拉教堂。也就是萧红多次提到的“喇嘛台”。

1966年8月23日深夜，圣.尼古拉教堂被红卫兵破坏。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最负盛名的东正教堂之一，只能在历史照片和文艺作品中，领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下图为1910年的圣.尼古拉教堂与红博广场（原圣·尼古拉教堂位置）。

尼古拉大教堂

尼古拉大教堂原址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落下帷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慕名来到具有浓郁欧陆风情的罗西亚大街。我沿着古老的街道，穿街走巷，翻墙攀瓦。很多闲逛的当地人也注意到我。都给我讲述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面发生的故事。数量众多的老建筑得以保全。一个穷呀！穷就没钱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衰落了，没能力把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拆除。穷在某种意义还是好事，昂昂溪幸运的没有变成，钢筋混凝土林立的火柴盒。

一位六十岁老人讲述一个心酸而无助的故事。

他说：“过去昂昂溪火车站正前方，也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前面，竖立一座有两个尖顶的“喇嘛台”，淡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砖砌拐角，木质房架，绿色的铁皮屋顶面。平面成长方形，每当上面塔楼大钟报时，悠扬的声音传得很远。在手表缺乏的时代，附近几公里的人都按它的声音计时。”

我急忙问老人：“昂昂溪过去是俄罗斯人聚居地，怎么会有喇嘛庙？”

老人疑惑的看着我喃喃道：“是外国修道士住的，老辈人都叫“喇嘛台”。

我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发现，对教堂遗迹都称呼为“喇嘛台”。我猜测也许是俄国信仰东正教，昂昂溪和哈尔滨等地，当年离蒙古很近，受到喇嘛教影响，以前很多人文化不高，就习惯把信教的地方称为“喇嘛台”了。

老人所说的教堂，是1902年建立的东正圣使教堂，俗称“喇嘛台”。一座砖混结构的俄式教堂。老人还说：六七十年代曾用作粮店。八十年代初租给人炸油条，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一场火，结果石头为主的俄国建筑，除了把建筑熏黑以外，整个结构损失不大。火灾发生后铁路部门把教堂收回，一直闲置荒废了好几年。后来铁路部门要建幼儿园，就拆除了教堂。

八十年代初，大型施工设备极少，建筑拆除还没有应用爆破技术。教堂拆除以人工作业为主。

“异常坚固的教堂，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音，响了三个月，施工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拆完。据说工钱是加了好几次。”老人说。

教堂拆除期间，工人们发现一座坟墓，立即报告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几位公安干警骑跨斗摩托来了，查看了现场，断定是一个俄罗斯修女的墓葬。

老人有点激动：“他们把修女脖子上长长的银十字架拿走了，骑摩托扬长而去。没说尸体怎么处理”。

“那后来怎么样呢？铁路和施工队没移走尸体埋葬吗？”我急忙问。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微带哀伤。叹了口气继续说：

“没有，谁也不管。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公安没说话，谁出拿头呀。尸体随意抛弃在工地上，后来小孩淘气就把脑袋给砸了，绿色的脑浆四溅，老人回想起来就吃不下东西。”

老人继续说：“当时我就想俄罗斯是侵略我们，可修女也不是警察、军人，她有没有罪，都死好几十年了。不该那样对待遗体，还是该给她找个地方埋葬”。

老人还说，在政治环境还不宽松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处理此事。从那以后他就想：“不能出国，死也在自己家里，在外国死了连尸体都随意被抛弃”。

据说修女遗体就没了，谁也不知道那去了？修女的黄头发，挂在工地铁丝网上，随风哀鸣很长时间。

现在这里是铁路幼儿园，基本没留下照片。据说当地政府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征集“喇嘛台”照片。后来我多方查找资料发现了一张昂昂溪车站（原称齐齐哈尔车站）教堂的历史照片。

中东铁路沿线，目前还是称呼东正教教堂遗迹为“喇嘛台”，这个奇怪的名称从何而来呢？

十七世纪的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由于缺乏贵重金属，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沙俄为掠取更多的皮毛贡赋，沿着西伯利亚水路并进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清圣祖实录》记载：“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侵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

正当沙俄疯狂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之时，清朝大举入关，同李自成争夺天下，东北边防空虚，力量极其虚弱。清政府无力组织对沙俄的大规模反击战，只得下令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疯狂烧杀，短短十几年，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烧毁的原居民住宅。

清朝平定“三潘之乱”后，随即在东北边疆对沙俄展开反击战。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沙俄战败，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反击战中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近百名，按《尼布楚条约》第四款：现在俄军民之在中国或者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清军将这些愿意归顺大清国的俄军战俘带回北京安置，将其编入镶黄旗。当时的清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定居于北京的这支俄罗斯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中，有一俄人是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俄罗斯百人队”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也叫“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在中国统治中心建立了合法的传教场所。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教区领导。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当初，列昂季耶夫为了传教方便，给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历次来华传教团也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来华俄国传教团，当年走的线路：一是从彼得堡，途径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越蒙古，取道张家口到达北京；二是从莫斯科，途径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到达北京。进入中国走的地方是蒙古族和其它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这些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清政府非常重视喇嘛教，这都会影响到在华俄国传教士们。下图是原中东铁路（今滨绥线）免渡河尼古拉耶甫卡娅教堂。

意大利人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所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述了这些俄罗斯战俘后代：“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崇拜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个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马国贤的记载了俄罗斯在华教士被称为“喇嘛”的说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开通后，为满足俄人东正教徒的精神需要，修建了一些教堂，这样俄国东正教堂逐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以白俄流亡者居多。而当年北京传教团把东正教教士称为“喇嘛”，教堂称为“喇嘛台”的说法也就传承下来。即使清末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铁路沿线实行殖民色彩的统治。俄罗斯人在也不会像清初时期，为了迎合中国人称教堂为“喇嘛台”了。可多年来经中国人口口相传，“喇嘛台”也就成为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教堂的俗称了。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晨报》2011.7.20~21

不久前，尼古拉·扎伊卡因患病离开哈尔滨回到澳大利亚。在他临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眼神却让人看出他的茫然无助。他是由于突然到来的拆迁而终日焦虑愁苦，突发脑梗病倒的。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俄侨，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他的昵称“科利亚”是人们熟悉的名字。1999年《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后，12年来，科利亚已经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他一直在为哈尔滨为中国做宣传，他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科利亚一家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近30次。2003年，当他的祖宅被退还以后，他不仅以出租房子的房租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还要长。他是最后一个依然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老哈尔滨俄侨。

突发脑梗后 妻子从澳大利亚赶来

在哈尔滨的侨民生活

在老宅里回忆往事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厂。

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曾为紫丁香音乐厅，现为小资太太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科利亚的爷爷100多年前建造的木房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在一位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墓前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科利亚家临街住房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科利亚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移民澳大利亚

1955年，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哈尔滨俄侨回国。但有很多哈尔滨俄侨选择了澳大利亚或者南美等其他国家移民。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鲍里斯和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科利亚与苏联侨民中学同学合影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科利亚经常去买卖街旧居看望中国姥姥——这是他家离开中国之前的租户，现仍居于此。12年前，我亲眼看到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如今中国姥姥也早已去世了。

和妻子在哈市俄式民居内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年轻时的科利亚(左一）与家人合影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他很相信中医，有一位哈医大的于教授已经成为他的朋友。

科利亚在哈尔滨请朋友吃饭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这些年不断有人回来。维卡也来了，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2003年，当我为呼吁保护太阳岛的别墅群向他求助时，他一次次给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拨打国际长途，终于一位在太阳岛居住过的朋友寄来手绘的别墅分布图，科利亚连夜绘制更为标准的图纸，然后我们一起把图纸送到哈尔滨市规划局，规划局立即转给太阳岛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得到重视。他还自费在国外媒体发广告，征集有关太阳岛别墅的历史资料。那些原定拆除的一栋栋老别墅，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区的重要景观和旅游资源。这里面有科利亚的无私贡献！

他在2009年通过外国媒体做广告，成功地组织了200多位当年哈尔滨外侨或后裔回访哈尔滨。他不仅想帮助这些人圆思乡之梦，也想帮助哈尔滨做对外宣传。而他的家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对外窗口，科利亚成为许多国家（包括中央电视台）媒体报道的对象，成为许多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的主人公。俄罗斯政府通过我国政府要寻找埋葬在哈尔滨的将军卡佩利的遗体时，是科利亚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科利亚成了名人。有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老哈尔滨侨民找到科利亚，当他了解到他们经济并不宽裕时，他就热情地让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住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到他家的餐桌上坐满了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他在各种场合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拆迁终于来临

前些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这是祖父约瑟夫·扎伊卡在100多年前建的，不仅是住宅，还是哈尔滨现存最早的俄侨灌肠厂。我曾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看到关于扎伊卡灌肠厂的记载。1961年，当他们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后，这个院子的多栋房子住了很多人，他从1985年回到哈尔滨，就开始要自己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退还他其中一栋。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哈尔滨。

如今，扎伊卡灌肠厂已经是当年哈尔滨多家灌肠厂仅存的一处历史遗存了，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尤为突出。2007年，科利亚居住的这一栋建筑被纳入拟定的第四批保护建筑名单，2009年，这个院子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并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其余的房子还是别人住着，并没有退还。

今年，这一地区动迁启动，正在澳大利亚照顾住院的儿子的科利亚闻讯急匆匆赶来哈尔滨。在拆迁范围图上，他家的数座建筑除了临街一处房屋定保留外，其余的都将拆除。他开始带着产权证四处上访，诉说自己的苦恼。

这二十多年来，他在哈尔滨目睹那么多珍贵的老建筑轰然倒塌，自己家里已经退回的和没有退回的房子将面临何等命运？科利亚心里没有着落了，他终日陷入愁闷和苦恼中。

除了为房子担心，还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哦，我到处说中国很好，你们都来做买卖的事情，你们都回来。现在我的房子怎么办？别的人怎么看我？”是的，有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国人，已经为此骂过科利亚，如果科利亚的房子被拆了……我都不忍心想下去。

他低着头，双眉紧锁，一整天就那样坐着。有时刚说两句话，眼泪就涌上眼眶，说不下去了。就叹息着沉默。

这期间，试图来他的家里量房子的人来过几次，他亦不堪其扰。

终于，他病倒了。

一个为了哈尔滨无私地做出那么多贡献的外国人，如今因突然来临的拆迁病倒了。

科利亚突发脑梗，当即送医院抢救。病情十分严重，起初全身不能动，不能说话，过了半个月天才能坐起来。

他的妻子玛莎和儿子都来哈尔滨了，玛莎要带科利亚回澳大利亚治疗。

从北京回来跟科利亚告别的时候，科利亚说：“上帝让你回来了。”我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这没完没了的拆迁还要害多少人？！

科利亚也曾经多次在拆成废墟的老房子前面流泪，他不理解，有这么重要历史价值，又那么漂亮的老房子，为什么会拆掉呢？

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些“下面人”做的坏事情，“上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出了什么事情。”

是的，他没有想到，拆迁这件事终于来临。

他带着满心的伤痛回澳大利亚了。

表面上看起来，中央大街是因其建筑和街道的欧洲风情而被誉为“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但回溯这一名称在20世纪初的产生过程，却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成因。然而在今天人们沉醉于这条街道的异域风情及其传奇性的时候，这些复杂纠结的历史动因及其背后的屈辱体验却有意无意被从记忆中删除了。应该客观地承认，中央大街建筑和街道风貌的异域色彩与早期被殖民和俄侨移民文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初这种畸形的繁华都市胜景，其背后伴随着晚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民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个以铁路附属地为名义的沙俄殖民地，以及随后作为“北满”重镇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力量对东北大肆掠夺的前哨。因此，说哈尔滨较早与资本全球化进程扭结在一起，这并非妄言。

哈尔滨于1907年开埠通商，原本这里只是一座自给自足小渔村。1895年，俄国人赴松花江考察，绘制出松花江两岸目测图。图中明确标出了几十处村庄，这就是今天哈尔滨肇始之初的轮廓。（见图1-1）
俄国人在《中俄密约》签订前一年（1895光绪二十一年）溯松花江秘密考察。果科沙依斯基绘制的松花江两岸目测图第18页明确标出了“哈阿滨”“哈阿滨烧锅”等几十处村庄[1]

图1-1 俄国人之目测图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取得在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境内修筑铁路的权利，密约的签订伴随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形态的急速改变。哈尔滨犹太人史学专家李述笑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中东铁路修筑之后，短短的几年内，特别是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哈尔滨的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农业人口的构成，从各方面来看，到1907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的规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尔滨这个城市已经可以和中国国内的很多城市相比了。到二十年代，哈尔滨已经可以和京津沪杭并驾齐驱了。”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包罗万象的摩登之城，哈尔滨仅仅用了二十几年。那条满载侵略者野心和幻梦的铁路已让这片遥远的东方乐土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与风云变幻的世界接轨。

世界近代史本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中国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个被殖民的角色。殖民空间在经历了百年历史与现实的洗刷之后，试图以一幅全新的面貌呈现世人，但其表层空间背后仍然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文章《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指出，存在一种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的空间类型，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其定义为“差异地点”，同时列举了“差异地点”的六种特征，殖民区正是这种差异地点的典型类型。“差异地点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开展了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后一类型并非幻象，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2]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似乎是对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空间场景的印证。最初的中央大街，本是为了卸运铁路材料在芦苇地上碾压而成的一条街道，后因中东铁路工程的加速而聚集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中国人开始在道路附件筑屋安家。这时的中央大街的名称是“中国大街”。但随着沙俄殖民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大街开始被殖民者租卖招商，大兴土木，一时间商贾云集，洋铺遍布。此后，中国大街渐渐名不副实，中国人不得不逐渐迁居到更远的道外等周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前苏联的内战致使十几个国家的侨民云集到哈尔滨，中央大街开始声名鹊起，迅速变成移民者的天下。中国人居住的痕迹很快全然消失，替代中国大街的是一座外国流亡者和外国资本的乐园。外国势力的强行注入，使得本土传统及其生活方式被推到城市文化的核心圈之外。1928年7月，中国大街被当时的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更名为中央大街，其作为城市空间的核心的意图在新的命名中袒露无疑。而在这一核心中，多方外国势力的渗入使得这条大街成为不同背景资本相互角力的国际竞技场，资本的输入与角逐也加速了相邻街区的现代化（欧洲化）建设进程。多国移民或殖民者在这片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建设自己的家园，一度使这条街道的建筑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流派，欧洲近三百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在中央大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快，中央大街在远东地区闻名遐迩。最终，中央大街和城中一度比比皆是的教堂、会所和现代化繁华大商场一起，使哈尔滨博得了“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的“美名”。但也正是这一命名和“美誉”，暴露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哈尔滨的所谓现代化开端，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和复制，是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殖民性行为，而中央大街作为城市空间的文化核心，显然在整个城市文化空间的构筑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与此相对，具有本土色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则渐渐被排斥和挤压到次等空间甚至城市之“外”，并蒙上了混乱和残破的污名，比如对“道外”的命名以及可见的对“道外”的描述，既显示出某种化外之地的命名意图，又显示出对其污秽、病态和混沌状态的指斥。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街上仍是以平房为主

开埠之后的中国大街——新盖的楼房逐渐连成一片，开始建起三层高楼
1910年的中央大街街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有着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新整合，这种“去殖民化”的努力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存在着。但是，无论是在人们的历史记忆深处、还是人们当下生活的现实空间，被殖民的烙印依然未能完全消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实际来自于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制度使得殖民地政府得以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群体认同，并在其后的社会生活脉络中表现为新的社会事实。中央大街曾经被殖民者构建成自己异域的家园，也被视为犹太人的避难乐园，对于那些旧俄和东欧故国的侨民来说，哈尔滨在某一方面正寄托着他们对自己曾经的生活空间的强烈怀念和想象，而一旦他们把这种想象转化为具象的文化符码和空间形式，并使其在哈尔滨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对于生活的文化想象也就深入到哈尔滨本土居民的意识当中。到如今，中央大街被打造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正是这种建构于上世纪初的文化想象幽灵般地重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近代殖民主义将其遗产留给了现在和未来，从而塑就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历史轨迹。我所提议的是，倾心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导致了一种过去控制当代现实的观点，而漠视了由当代权力重构所导致的历史遗产的重新配置。”【4】就今而言，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重新配置，中央大街虽然渐渐不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经济核心，但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上，它却客观上造成了对哈尔滨其他空间之意义生产的压抑，也造成了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央大街自身记忆的忽视。对这些记忆的追溯，将使我们认识到，当下的“重新配置”过程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后殖民的色彩。

[1]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3]哈尔滨建筑艺术馆编．哈尔滨旧影大观[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3、17．

[4]刘东主编．[美]阿里夫?德里克 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民族[A]．中国学术[C]．2003(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l19 ．

（本文涉及一些历史资料，描述正确与否还待研究，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画册《犹太人在哈尔滨》

犹太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几千年以来一直饱受着流离和奴役之苦。曾一度迁居埃及，后来逃回巴勒斯坦定居，在经历了所罗门时期的鼎盛之后，又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奴役。公元一世纪左右，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了，犹太人也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

犹太人正是因为这种流离的生活，造就了他们举世无双的生存智慧、成功的教育、科学的管理理念、睿智的商业头脑。他们在各个领域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深远的影响。影响世界的犹太人太多了，如马克思、耶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海涅、卡夫卡、卓别林、毕加索、胡塞尔、马斯洛、斯皮尔博格、洛克菲勒、巴菲特、卡耐基等等。据统计，犹太人占全球总人口的0.2%,却有167个犹太人或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人获得诺贝尔奖（1901年至2004年），占获奖人数的20%。

然而也正是他们商业方面的成功，让许多犹太人寄居的当地人对其持有异见，视他们为敌人，认为他们将控制他们国家的经济命脉。再加之宗教教义上的差异，使得反犹主义成为一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积淀下来，经常被一些政客加以利用，特别是二战时期，被希特勒推向极端疯狂的地步。而犹太人自己也一直坚持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复国的理想，在他们生活圈 子里，锡安主义盛行。锡安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园的意识形态。

随着中东铁路建设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哈尔滨城市建设展开，从1899年开始，哈尔滨使在漫长岁月中四海漂泊的犹太人找到了新家园，在这里犹太人最多时达到了20000多人，松花江畔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中心。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以他们所特有的聪明才干和创造力，为哈尔滨的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同给他们尊重和关心的哈尔滨人携手，创造了哈尔滨辉煌的建筑史。

画册《犹太人在哈尔滨》（2006年增订本）。是一部曾经在哈尔滨居住过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生活轨迹的相片集，是一部珍贵的记忆。全书共有400多幅照片（第一版300多幅），这些照片来之不易，是编者多方收集而来，有不少还是曾居哈尔滨现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裔提供的。画册里还有不少哈尔滨老建筑的相片，相片质量非常高、解析度高。是铜板纸印刷的，史料价值很高。

全书共七部分，均采中英文对照形式写成:

第一部分，犹太人在远东栖息的乐土 ：展示了犹太人生活情况，包括他们在在哈尔滨创办宗教公会、犹太妇女慈善会、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等相关图片，还有他们积极参与“锡安主义”运动、出版报刊，传播犹太文化等情况。

第二部分，犹太人开创哈尔滨经济奇迹：展示犹 太人凭借着自己的商业智慧，与哈尔滨人休戚与共，创造哈尔滨无数的经济奇迹情况，比如把中国大豆首次出口欧洲，建立早期哈尔滨金融业、工商业等等。

第三部分，犹太人对哈尔滨文化的贡献：来哈尔滨的犹太人表现出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引进了先进的欧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为哈尔滨文化写下光辉的篇章。

第四部分，原居中国犹太人对哈尔滨的情结：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视哈尔滨为其再生地和故乡，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哈尔滨情结。在这部分里收集了几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家族或个人的珍贵照片。

第五部分，犹太人留在哈尔滨的屐痕：主要展示哈尔滨保留着的当年许多犹太人在这里生活的遗迹和遗址。如马迭尔宾馆、犹太人新老会堂等等，以及皇山犹太人公墓等。

第六部分，犹太人与哈尔滨近年来的友好往来：介绍哈尔滨与世界各地的犹太老乡开展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情况。

第七部分，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年表：以编年体的形式，介绍了犹太人在哈尔滨活动的大事记。

画册中的文字不多，但每幅图片都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一张相片都有一段或动人心魄，或让人回想的记忆，如果我们细心地用史料和相片对照着看，那段段或美丽或凄惋的故事就会无比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那位有兴趣，去做解读老相片的工作 ，一定会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哈尔滨犹太人》

这本书算作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姊妹篇，都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犹太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书2004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计33万字，由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及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主编。

这本书主要是犹太研究中心自成立三年以来研究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犹文化交流的论文、访谈录、回忆录等汇编而成。全书由学术研究、调查报告、名人访谈、往事回忆四大部分，共计47篇文章组成，其中有10多篇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回忆性等文章。

在学术研究部分，曲伟、李述笑、张铁江等人从哈尔滨犹太人探源，哈尔滨犹太人遗存，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哈尔滨犹太人文化和艺术，以及哈尔滨犹太人墓地研究等多角度，分析了哈尔滨犹太人的活动情况，极具参考价值。

调查报告部分，介绍了我省中犹文化交流方面 情况，以及哈尔滨犹太研究情况。

名人访谈部分，由曲伟、曾一智、李述笑、特迪-考夫曼等人写的访谈记录构成。特别是曾老师写的《玛拉的国际家庭》，对我介绍下一本书《哈尔滨档案》很有参考价值。

往事回忆部分，是原居哈尔滨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研究人员撰写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A.N.考夫曼的回忆录节选等等。

“哈尔滨战舰”币

文/曹增伸

1928年拍摄的“东乙”号驳船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特殊的铜币，这枚铜币面值壹分，正面图案是一艘无动力战舰，上方有“哈尔滨”3个汉字字样，背面有“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字样。这枚具有神秘色彩的样币，就是俗称“哈尔滨战舰”币。根据史料记载，此币是哈尔滨银行工会1930年年初设计的，由沈阳造币厂制作，目的是为纪念在同江阻击战中牺牲的将士，颂扬在战事中立下赫赫功绩的“东乙”号驳船。

先谈谈“东乙”号驳船的来龙去脉。文中的这张照片是1928年10月20日哈尔滨东北造船所“东乙”号驳船下水时拍摄的，可以说这是“东乙”号驳船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该船是铁甲船，容量为5万布特（每布特合30市斤），下水后属东北航务局货运船只。东北造船所是哈尔滨船厂前身，位于松花江北岸滨洲线东侧江北船坞。“东乙”号驳船是东北造船所生产的第一艘大型船只。1928年底，造船所有员工880人，下设机器厂、船机厂、翻砂厂、铜厂、打铁厂等部门。当年在哈尔滨30余家造船厂中，东北造船所是规模最大、设备较齐全的国有企业。

到底这艘货运船和“哈尔滨战舰”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东清铁路事件说起。1929年，南京政府唆使奉系军阀张学良单方面撕毁“奉俄协定”，强行接管了东清铁路，并驱逐了前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和当时的铁路局长，逮捕了东清铁路局在哈尔滨开会的各站负责人及商贸局、煤油局等前苏方领导39人，从而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前苏方应急组建了远东特别军区，选派布留赫尔担任司令（此人即加林，1924 1928担任国民党最高军事顾问）。在双方谈判破裂后，10月10日，由斯加斯克率旗舰“雪尔诺夫”号等9艘军舰，在25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哈巴洛夫斯克沿黑龙江、松花江逆水而上，矛头直指哈尔滨，试图占领东清铁路枢纽，造成全路停运，为后续谈判增添筹码。中方调集东北江防舰队8艘千吨级舰船阻截，并派依兰镇守李杜部队在陆路接应。冯庸大学学生在校长冯庸带领下，组成300余人“学生义勇队”北上哈尔滨助战。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为增强江防舰队火力，特从葫芦岛旧舰上拆下两门4.7英寸大炮，装到东北航务局两艘大吨位铁甲货运船上。这两个活动炮台事先隐藏在芦苇丛里，待机出击。前苏军深信在松花江上中方无重火力炮，一路横冲直撞。到同江附近时，芦苇丛中的两门大炮同时向前苏方舰只猛烈轰击，前苏军的4艘战舰起火，随后“雪尔诺夫”号旗舰沉入江中，司令官斯加斯克和参谋长等70余人丧命。前苏方舰艇、飞机报复性地狂轰乱炸一番，但终因没有指挥官，只好从原路返航回哈巴洛夫斯克待命。10月30日，舰队第二次向哈尔滨进军，途经佳木斯时气温骤降，江水结冰无法前行，不得不返航。

这次战役被前苏方击沉、劫持和扣留船只多达32艘。历史上对参战的这两艘驳船名称没有明确记载。我查阅的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1929年夏，兼任东北航务局董事长的沈鸿烈从局运货处调集了2艘驳船，准备安装大口径火炮，当时要求这两艘驳船一是体积要大，二是1929年夏天还要服役运货。在原东北造船所负责人邢契萃所著一书中列举了同江阻击战中被前苏方击沉、劫持的东北航务局属下驳船共有6艘，其中4艘吃水量在3万布特以下，而“东乙”号和“名闻”号为5万布特铁甲驳船。从这点来看，可以锁定铜币上的“哈尔滨战舰”是这2艘船。如果再精确划分，币上的战舰取材于“东乙”号铁甲驳船更名符其实，因为这艘船是哈尔滨船厂造的新船，而“名闻”号是比利时造的旧船。

注：

1.本文作者为曹增伸，哈尔滨机械研究所退休干部

2.本文由东北网文兴龙江频道授权转载。

大家应该早就知道哈尔滨有很多可以免费开放的纪念馆，有的时候是因为懒，有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耽误错过，已经很久没有逛过这些老地方吧？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其实许多纪念馆都开在我特别喜欢的老建筑里。作为一个骨灰级的老建筑迷，我给自己量身制定了一个“2012路在脚下带着眼睛去旅行”的计划，这回我真不懒了，全当锻练身体吧，也许在哈尔滨的某一个周末某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背着佳能单反的一个拍照女生，或许那是我……

我经常会”拷问”身边的不懂建筑的好朋友，你猜哈尔滨最漂亮的老建筑是什么？你猜保存最完好的老建筑是什么？你猜哈尔滨最棒的别墅是哪个？然后会笑着说当然是颐园街1号啦。

相对“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的称谓，我们哈尔滨人更愿意称它为＂颐园街1号＂，这是哈尔滨城市建筑的经典，又因毛主席曾下榻于此而声名显赫。为此还免受了圣尼古拉教堂式的文革之苦……在哈尔滨人的印象中，这里既庄严又神秘。

颐园街一号现在是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

这栋建筑建于1919年，原为波兰木材商葛瓦利斯基的豪宅，日伪时期为满铁理事公馆。建国后曾为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住宅。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哈尔滨市一类保护建筑。历史上，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议曾在此住过。解放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来黑龙江视察期间，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哈尔滨时曾住在这里，并在二楼欣然为省、市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等墨宝，流传于世。

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哈尔滨市七大文化遗产之一”，有珍贵的历史人文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但是，令我不解的是，颐园街1号的“历史建筑”铭牌上写着“建于1909年”，我看过好多好多资料都是写着1919建造，1923年竣工，为此我特意去查了许多相关资料，依然如此？？相隔十年，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谁能告诉我，是谁错了，做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权知道真相呢？？看来不逛不知道呀，这个时间对还是那个时间对，我还真想问问各位专家，不过，专家们都写的是1919呀？？？个人以为，是明晃晃的牌子的错，有敢和我打赌的吗？？

这种带有花园的建筑样式，是由18世纪浪漫主义发展起来的。建筑师们仿效17世纪绘画大师克洛德·洛兰、尼古拉·普桑等作品中的建筑和景观，进行统筹规划设计。据说这套建筑是由意大利建筑师规划设计的，在主体建筑上采用了古典主义建筑和巴洛克建筑的要素，外观造型精致优美，内部设施高雅精细。

孟沙式双折灰色铁皮高屋顶屋，阁楼老虎窗突破檐口山花

许多风景如画主义建筑都属于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平面为不规则布置，墙体大半使用石材饰面。设有标志性的主建筑，层次分明，上设阁楼，下设半地下室，以科林斯巨型壁柱装饰间垛，增强墙体垂直划分，给人一种华贵的气势。阁楼上的老虎窗突出于斜坡墙面，使屋檐富于变化。为了适应私人住宅需要，在建筑的南侧设有半圆厅和露台，平添了罗曼蒂克的情调。

这种半圆型阳光大厅，传说只有吉林街书记楼和大鹰楼还保存着这种阳光大厅。

特别是陪衬建筑的花园环境，设有室外喷泉、花草树木，构成一道园林建筑景观。虽然建筑已过去了近百年，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如诗入画的风韵。

带阳光大厅的正面照

当年的葛瓦利斯基豪宅，据说比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洛乌莫夫的红军街38号壮观得多，也比联发街1号的中东铁路总稽核官邸规模雄大太多了。传说是请了三个风水先生看过的宝地。

铁艺阳台，这个是什么图案呢？

半地下室，还可以看到小窗的哟

主入口设在建筑左侧廊檐之下，既有花园式私邸的私密性又有曲经通幽之感觉。从衣帽间拾阶而上转弯便进入一楼大厅。大厅迎面是一处雕饰的异常华美的L型木制楼梯，在高大拱券型窗射进的夕阳照耀下，充满了美妙的韵律感成为一楼大厅的点睛之笔。大厅内部从墙面到吊顶全部用核桃木装饰。步入二楼木雕廻廊向大厅俯视，欧式设施高雅精致，色彩凝重而辉煌。

参观的入口，置身于这里，每一处都是风景

细节，当我看到好看的窗的时候，总是流连忘返，有一天，我就会在这里呆一天，找本喜欢的书看，在这个院子里，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了。

偷偷拍的阳光大厅内部，窗帘是我偷偷拉开的

爱死了独特的建筑风格，美观的造型，内部精雕细刻的木质装修尤为精美传说与房子同龄。我拍了好多好多。还特意请教了老专家，专家说是房主人用了四年时间建造装修而成的，那木工工艺是今人做不出的，“今人”，唉，今人的二户三梯的哈公馆也需要四年时间呀。

临走的时候不忘了拍下这个时间表送给想去参观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注意时间，周四休息，周五下午闭馆，平时三点之前来呀，还不要忘记带身份证。最后奉上曾一智老师刊载于《北方文学》2007年7月号关于这个老房子的全面介绍，看了好多曾老师写的关于哈尔滨的文章，受益非浅，曾老师辛苦了，支持您！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和爱护所有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扩展阅读

葛瓦里斯基和他的颐园街1号

葛瓦利斯基故宅

文/曾一智  刊载于《北方文学》2007年7月号

颐园街1号现为“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建于1919年，1923年竣工。原为波兰籍木材商葛瓦利斯基所建的豪华型住宅，是一座仿法国古典府邸式建筑，建筑面积1943平方米，庭院总面积3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二层，下设地下室，屋顶设阁楼层，中央部分为通高到顶的凸出体，辅以通高的科林斯巨型壁柱，上部采用孟莎式屋顶，阁楼老虎窗突破檐口山花，并与檐上文艺复兴特色的花栏杆相连围成女儿墙。建筑风格独特，造型美观，内部精雕细刻的木质装修尤为精美。而在庭院中，葛瓦利斯基种植了多种树木。日伪时期为满铁理事公馆。1946年成为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接待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张闻天等来黑龙江视察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归国途中，对松江省和哈尔滨市视察时，曾工作和居住于此。

这座老建筑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价值，又见证着哈尔滨不同时代的历史。1986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哈尔滨市一类保护建筑，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一直认为颐园街1号是哈尔滨老建筑中的极品，每有外地客人来哈，我都要带他们来此感受一番。
当年，葛瓦利斯基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座宅邸，外部庄重典雅，内部则用核桃楸做天花板、护墙板、壁炉以至楼梯，精雕细刻的花饰令人目不暇接。院内的车库有通道直通楼内，原来辅楼里还有酒窖，遗憾的是辅楼被隔壁的邻居强行拆除了一半，酒窖也不复存在了。葛瓦利斯基曾在花园里种植了数十种树木，当然现在不可能有那么多了。不管怎样，这里仍是哈尔滨最漂亮的建筑。

1999年夏，瓦丽亚?韩介绍我认识了几位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老哈尔滨俄侨，其中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莲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斯克沃尔佐娃提出要去颐园街1号。她告诉我，她是葛瓦利斯基的女儿维卡（维克多莉娅的爱称）的朋友，维卡嫁给瑞典驻日本大使，后定居台湾。她曾经回哈尔滨探访故居。这次，她听说叶莲娜要回哈尔滨，特地委托她看一看这座老宅。遗憾的是，当时正赶上这座建筑在维修，我们只能在围墙外面拍照。2004年夏天，叶莲娜带着女儿再次回哈尔滨，这次终于完成了夙愿。

前些天，带着哈尔滨的致力于保护历史建筑的文保志愿者来到这里，当他们惊叹着奔走于各展室的时候，我和讲解员闲聊，说起了葛瓦利斯基的女儿维卡。讲解员说：“老太太已经去世了。”

是吗？心里不免有些伤感。

说明：
一、葛瓦利斯基是波兰籍木材商，但并非犹太人。
二、老哈尔滨人都知道，这座建筑在文革前曾为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居住，并非是在毛视察黑龙江后就辟为纪念馆的。这座建筑作为纪念馆，是在文革的“忠字化”运动时期开始的。
三、最近一次带黑龙江版网友去这里，好像是在五一期间吧？因为交稿时间是五一假期结束后，因此说了“前几天”，但并非此刻的“前几天”。

]]> http://imharbin.com/yiyuanjie1/feed/ 16 http://imharbin.com/wtf/ http://imharbin.com/wtf/#comments Fri, 10 Feb 2012 22:39:32 +0000 授权发布 http://imharbin.com/?p=7493 ——读《河豚鱼计划》破解王替夫“救”犹太人之谜

文/摄   曾一智

编者按：本站曾于2009年发表过《王替夫：中国辛德勒》，该文中信息来源于《生活报》及部分学术论文，作者考证不够，向读者表达歉意的同时，转发曾一智老师于2002年12月发表于《黑龙江日报》的文章《是汉奸还是“辛德勒”》，以作纠正。《王替夫：中国辛德勒》一文仍然保留于本站，并由作者给出勘误，以儆效尤。

近年来，二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认为义人的消息，已由于媒体的传播而被国人所知。从报道的事实来看，何凤山被称之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确恰如其分。

伪满外交官能救犹太人？

然而，从哈尔滨的角落里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当年的伪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在出使德国期间也给犹太人发过签证。一时间，网上又是一通热炒，说是又发现了“中国的辛德勒”（见2001年9月国内一些网站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辛德勒：邱时遇披露真相》、《又一个辛德勒》、《埋名60年的辛德勒》等），而他发放的签证的数字有说1万2千，有说三万；甚至在同一年就出了两本以此为由的王替夫的传记，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以下简称《见过……》）、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以下简称《……人生告白》）。

哈尔滨犹太教会学校原址

其实，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已读过发表在《章回小说》杂志的有关王替夫的报告文学，作者是黑龙江广播电视报记者鲁小纾。在她那里，我还看到王替夫口述、金淑梅整理的11万字回忆录《伪满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这显然是一本公开出版物。从如今网上热炒的来源来看，那自称“发现中国的辛德勒”的，正是当年从鲁小纾处获悉此事并随鲁小纾去过王替夫家的人。而前面提到的两部传记，我发现从整个框架结构到情节、细节都与王替夫的回忆录相同，个别处还是原文照搬。只是不知为何《……人生告白》要加上大量的东北方言，让一个个外交官全部操一口农村土话。另外，王替夫本人忏悔的罪行《……人生告白》作者不知为何要替他省略（1936年 1938年，王替夫任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书记官，曾按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的指示，将一个来自上海的苏联特工报告日本特务，以至于此人被捕。见王著50页、《见过……》62页）。王替夫没做过的善行却要替他虚构（伪满驻德公使馆有一位德国女仆，对王倾诉她以前的犹太主人一家遭迫害的事情，王听后连话都不敢说，这正符合王的行为逻辑（见王著94页）。而《……人生告白》（见该书188 190页）和《见过……》（见该书166 169页）二书中却变成王替夫闻听此事后，主动免费帮忙给这家犹太人办签证，而这张签证竟然能从犹太人关押地把男主人营救回来。我曾问过《见过……》的作者，为何他的说法与王替夫本人不一致，他承认是看了其他报刊刊登的文章，而非王本人提供。

据王替夫本人的回忆，他在作为伪满洲国外交官时，曾于1938年11月至1944年7月出任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从1939年春至1940年5月，他曾给12000余名离德赴美的犹太人发过入满过境签证。而撰文的记者、编书的作者也都根据他的说法对他大加赞扬。但我始终不敢对此苟同。

从直觉上，我不相信一个不能自救的出卖灵魂的叛国者会去救犹太人。不知是不是同一个原因，以色列方面也不肯为王替夫颁发“义人”证书。2000年曾在联合国举办了一个名叫“生命签证”的大型纪念活动，在二战期间拯救过犹太人生命的150名外交官被第一次集体公布于众，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名中国人。而在以色列，是已经发现并发表过有王替夫签名的签证的。目前国内各种出版物刊登的王替夫发的签证的照片，是2000年凤凰卫视的记者郑鸣从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内部刊物上发现的，并带回哈尔滨交给王替夫。

“河豚鱼计划”是什么？

1932年8月，哈尔滨水灾时的犹太新会堂

我在1998年开始采访哈尔滨犹太人后，对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开始探究，也听说了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以焕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课题，并且是本省惟一一个能够拼读希伯来文的学者。我向他借阅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犹太文化丛书”中的《河豚鱼计划》（TheFuguPlan，1992年7月版， 美 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著）。作者是犹太人，详尽客观地记录了这一事件。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

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二战期间，日本官方民间一些热衷于犹太研究的人们开始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达到打胜侵略战争的目的的设想。1934年，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个计划的实施地点“满洲国”就是东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又与哈尔滨犹太人有关。

哈尔滨犹太人曾公开表示愿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

哈尔滨犹太医院原址

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的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有2万余人（据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出版的《露亚时报》1926年1月号所载中国警察署调查的《哈市人口一览表》）。他们和他们在哈尔滨出生的子女们都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歧视———这一点是通过近年来去以色列采访的中国媒体透露的，据说他们因此对中国、哈尔滨充满感激之情。他们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而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樋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1938年，在五大臣会议召开后数星期，在哈尔滨又召开了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和安江在会上仍然提出同样的要求。

1939年5月，安江为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安排了对东京的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并未上当

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原址

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表演并没有打动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魏斯拉比，他在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都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1938年，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留．齐克曼（中译本中附的英文为LewZikman，这里也许是译者的笔误，哈尔滨的确有一位经营阿什河糖厂的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LevZikman，俄文为ЛевЦыкман）写信给斯蒂芬．魏斯，在信中说了句：“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正直的魏斯给他的回信是这样的：

“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我不希望再与你讨论此事。我不想与任何像你一样的人谈话，你们这些人准备支持日本，而所持理由既无基础且未顾及这一事实，即日本如德国和意大利一样，这个国家必然会采取反犹态度，事实上它早已经这样做了。”

1939年3月，出于日本人的倡议，列夫．齐克曼向另一个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提出：有没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属移居到“满洲国”某一郊区小镇？他本人愿意提供一些款项，此外他可以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设法从美国人那里取得20万美元。

日本人非常兴奋，犬冢说：“3000人更好。”在上海频频开会。犬冢、安江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在6月份提出一个长达90页的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并亲送东京，最后日本提出安置3万犹太人所需资金一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要犹太人组织来付钱）。报告包括考虑周密的种种细节，只是在犹太居留地设在“满洲国”还是设在上海稍有争执。

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没有住处，没有工作。而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来上海创业的中东犹太人（赛法迪姆人）和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开始抱怨这些后来者对他们生存许久的城市带来困难。甚至组成代表团正式向犬冢提出，日本能否劝说德国和意大利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或者日本自己能否限制难民进入上海？“我们已经承担的太多了！让其余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吧！让其他的人去养活他们吧！”需要说明的是，在1939年，希特勒的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

这让犬冢及其伙伴们很尴尬，他们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些鬼鬼祟祟的犹太人想操纵我们，想对我们耍花招，为《纽约时报》写出更多的反日文章提供素材。”但从策略上考虑，日本人决定安抚这些要求遏制难民流入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任何限制在将来都很容易突然放宽。1939年8月9日，犬冢宣布了限制犹太人今后从欧洲或“满洲国”移民来上海的措施：从这以后，来上海的难民需要交400美元的保证金并持有任职合同。他反复声明：“采取这一措施是应犹太难民委员会自己的请求。”

日本“犹太问题专家”们失望了———上海犹太人社区竟对拯救欧洲难民毫无兴趣，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美国犹太人社区。他们通过魏斯的亲戚的日本朋友设法与魏斯接触。1939年12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我们也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难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现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则我们世界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个新亚洲而合作。”

并将上述决议寄往美国犹太人大会。

但直到1940年，日本方面没有并得到魏斯的答复。而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三国公约在9月才公开签字），“河豚鱼计划”也就此结束。

从2000年香港凤凰卫视和哈尔滨电视台合拍的专题片《六十年前的回忆———犹太人在中国》中可以从犹太人的回忆看到，40年代以后，日本人对在中国的犹太人的态度就开始变化，在上海的犹太人中还有许多被关进监狱，甚至死在里面。这就应了魏斯的预言。

王替夫不过是迎合了“河豚鱼计划”

不用我再分析，读者也会明白，王替夫之所以能够在伪满洲国驻德国（纳粹大本营）的公使馆顺利地给犹太人签证———并且他本人也承认的日本主子对此不闻不问，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有这样一个“河豚鱼计划”。

幸亏那个可怕的计划没有实现，如果日本人凭借犹太人的资金打胜了那场罪恶的战争，王替夫岂不是功臣？那时他又将在哪里去讲这个段子呢？到那时，犹太人在中国找到了“乐土”，而被日寇的铁蹄践踏的中国人民又将如何生存？

从王替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彼时，他不仅是一个对主子言听计从的亡国奴，而且对自己的卖国求荣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从德国归来时，德国已面临战败的危机，但他回哈尔滨度假时仍然去对大、中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讲演，闭着眼睛洋洋得意地大谈德国的“大好形势”，“说瞎话都没有一点害羞之感”。在哈尔滨女中（今萧红中学）讲演结束后接到一张写着“请别忘了你是个中国血儿。”的纸条，这才“心猛地一沉”（见王著103页，《……人生告白》234页，《见过……》238页）。

上海一位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曾对我说：“哈尔滨犹太人对于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日伪时期与日本人合作那段历史也是感到不光彩的，提起来很尴尬，所以他们比较回避这个问题。”

的确，读过《河豚鱼计划》这部书，再来回味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对心胸宽大的、惟一不歧视犹太人的中国人民的赞美，也真让人心里生出尴尬而冰冷的感觉。在当年，哈尔滨犹太人为本民族的生存一次次极尽谄媚地向日本侵略者表示赞美时，哈尔滨和全中国的沦陷区的那些不歧视犹太人的中国人，正生活在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苦难之中。也正是在“河豚鱼计划”闹腾得最欢的同时，罪恶的食人魔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正以血腥的非人手段，大口大口吞噬着中外抗日志士的生命，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早已发生。这说明了什么？

所以，认真地研读回顾历史，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地把握现实，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对历史负责也就是对现实和未来负责。

原来又是协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

本文截稿后，再细读《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一书，从书中王替夫发表的声明和书中记录的事实来看，这段历史的真相更一目了然。

王替夫在声明中说：“查阅介绍我在三四十年代外交生涯的有关出版物，我遗憾地发现某些夸大事实和凭空臆造之处，有违于我接受采访的初衷，并可能造成人们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误解，特作如下声明。

……三、我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为德国犹太人办理出境签证，并非我的自发行为，而是履行公务。这项工作由我负责，事务性工作则由雇员郎格尔小姐完成，最后由我签字。……凡经签证者，当时均有记录，我个人未做统计；后来估算约在1万人到1万2千人之间，远不及“3万人之众”。

五、上述各点没有涉及的其他事项的历史真实性，均以本书中所述为准。该书完全是根据我的口述写就，又经我逐字阅过。”

而书中对此更有详尽记述：1939年5月，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吕宜文要求王替夫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离德的犹太人办理伪满洲国的入境签证。这是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两位官员召见吕宜文协商的结果。当时，战时经济使德国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被纳粹榨干了油水的犹太人不但不能再创造财富，反而需要他们供养，因此开始驱赶犹太人离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在一年之后），德国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出境办事处”。但欧洲各国都有排犹情绪，不准他们入境，因此向伪满洲国公使馆协商此事———实际上是要其执行他们单方面制定的排犹计划。

这样，王替夫本人的陈述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他为何能以一个伪满外交官的身份为犹太人办签证的真相。看来，这个当年的伪满外交官倒能面对历史真实，并没有借此美化自己。而那各种出版物哗众取宠不负责任地炒作又是为了什么？

在王替夫声明中提到的“远不及‘3万人之众’”，是指邱时遇发表的文章，即我在文章开篇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中华读书网转载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辛德勒：邱时遇披露真相》，文中说,“迄今为止，邱时遇已经追踪研究王替夫十余年，其间并有《哈尔滨老人曾救助三万犹太人》的文章发表。”

两个月以前，我在某工作室偶然碰见邱时遇，曾当众坦率地问他：“你有什么根据说王替夫给3万犹太人发了签证？”他这样回答：“我查了资料，当时犹太人一个签证可以走一家人，我是根据他给1万人发签证推算出来的。”世上竟有这样荒唐的推算，也竟有这些不经任何调查就轻易发稿的媒体。其实，他就是数年前通过鲁小纾结识王替夫的人，何曾“追踪研究王替夫十余年”？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的作者是通过我寻找到王替夫的（见该书后记），但我当时即已明确向她表示，我不相信一个汉奸能去救犹太人。而此书出版后，我向她和《见过……》一书作者提到“河豚鱼计划”，他二人竟然是全然不知。

注：本文关于“河豚鱼计划”的介绍全部出自于《河豚鱼计划》一书，但有删改，请原作者谅解。

中东铁路时期的旅客列车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形形色色的旅客列车驶进哈尔滨，城市由此喧嚣起来。百年前的旅客列车是什么样？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寻觅那时的情景……

充满浓郁俄罗斯风情的餐车

当时，旅客列车分为三种，除旅客列车外，还有邮政列车和混合列车（包括客货混载）。邮政列车挂有卧铺车、一、二、三等客车和餐车，全部实行对号入座。邮政列车行车距离较远，如当时从满洲里至海参崴的邮政列，全程需走行56个小时。邮政车所挂的卧铺车不属于中东铁路，而是属于国际睡车公司。当时的国际睡车公司设现哈尔滨站前（松花江街和海关街交口处），睡铺票也由此出售。这种卧铺分成一、二、三等，豪华而舒适，票价比中东铁路自备的卧铺车高一倍。

混合列车是低等级的旅客列车，挂有不对号的一至四等车和餐车。这种列车在哈尔滨至绥芬河和哈尔滨至安达间运行。但在哈尔滨至安达间的混合列车上不挂一等车厢。

旅客车厢多数由美、英、俄国制造，二轴、三轴车厢居多。除极少部分是豪华车厢，多数车厢设备简陋。如冬季靠火炉供暖，采用油灯或蜡烛照明，1916年5月开始采用蓄电池电灯，但未普及。长途旅客列车挂有餐车，但只供应西餐，餐车由私人租赁经营，服务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中国的显贵。普通旅客列车不供应开水。

每节车厢不配固定的列车员，列车员流动服务，办理补票、检查危险品等。列车无广播设备，旅客上下车由列车员通告或听站台上手持喇叭筒的站务员喊站。列车卫生清扫由车辆部门负责，列车员在列车出库后接车，途中虽有保持车内卫生的职责，但到达终点站后交车辆部门清扫与整备。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卧铺车办理租赁男女睡衣的业务。据1920年6月9日《远东报》载：“刻为便利来往长春、哈尔滨搭客（旅客）起见，自六月十日起，第五、第六号客货车，除原有之火车外添饭车（餐车）一辆，普里普诺夫睡车（卧铺）一、二、三等各一辆，按座位号数并预备里衣（睡衣），三等车内有号数，而无里衣，各车皆有电灯。凡乘该车往来长哈或哈长之间者，补交车费如下：头等车座位里衣金卢布六元五角：二等金卢布五元：以上座位里衣费专收金、银卢布，或照行市收大洋，特此布闻。”

中东铁路特别快车“留克斯”号

为满足沙俄达官贵族的需要，中东铁路还有一列叫“留克斯”的豪华特别快车。它包括一节列车沙龙，两节一等车，一节餐车和一节行李车（根据需要可临时增减）。此外，还有“列车旅馆”（高级旅游列车）。这种车有宽敞的露天瞭望台，有会议厅、包房、阅览室和厨房，内铺高级地毯，欧式摆设，还有理发和淋浴设备。每当旅游季节到来之际，“列车旅馆”便被挂在邮政列车或旅客列车上，往来于铁路沿线风景优美一面坡、横道河子、扎兰屯等地。

来往于中东铁路沿线的列车旅馆

光阴荏苒，百年前的旅客列车已成历史，只有为数不多的“老照片”留下当年的风貌。

注：此文原载于2010年9月15日《人民铁道》报B4版，略有改动。

五、人类历史上一座奇迹般的城市

聖尼古拉大教堂

一百多年以前，苍茫的东北大地

诞生了一个城市奇迹

这个奇迹的名字，叫做──哈尔滨

那些关于这座伟大城市的传奇

在土木砖石之间，凝固成诗

穿越人类历史风起云涌的一百年

浅吟低唱，直到今天

引自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圣尼古拉大教堂传奇》

哈尔滨地名来源是满语「扁平状的岛屿」的意思，它原本只是个松花江畔的渔村。甲午战争后，1896年清帝和沙皇签订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境内修筑大清东省铁路（民国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其中一个大站，俄国人开始在哈尔滨殖民。这是哈尔滨近代建城之滥觞。于是这座中国城市从建城之初，就完全是一副西方城市的样貌。

聖尼古拉大教堂

俄国人带来一切西方事务：中国最早的啤酒厂，中国最早的电影院，中国唯一一座欧式古典主义风格规划的城市。一百年前，哈尔滨之名气和上海、北京不相上下。若把二十年代的巴黎、伦敦、莫斯科、哈尔滨四座城市的老照片摆在一起，完全就觉得哈尔滨和另外三座城市一样是欧洲城市。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于1920年到过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奇迹让他感到震惊不已。俄式的生活风格深深影响每个人，连中国人也不例外。就连中国工人穿上皮鞋，也必须将鞋面擦的油亮才出门，他们的生活品味完全领先于同时期的上海、北京。

1917年俄罗斯先后发生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了，俄国贵族陆续逃亡海外，一堆俄罗斯人流亡到哈尔滨。据非正式统计，当时哈尔滨人口约四十万多人，其中有二十多万俄罗斯人。甚至在1920年代初整个哈尔滨一度涌入六十万俄罗斯人，他们从哈尔滨再转赴天津、上海其它地方。中国人称俄罗斯人叫做「老毛子」或「白俄」。老毛子是通称，白俄的意思比较专指流亡到哈尔滨的俄罗斯贵族。

尤宽仁被调任到这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流亡中心，政治上受歧视，工作不受重视，过着沉闷的日子。1956年工大图书馆来了一位白俄，她是俄文书籍管理员，叫做达维坚果˙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透过尼娜，尤宽仁开始接触俄罗斯人，才逐渐了解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历史。

那是一个令人开心又不开心的故事。这些滞留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其中多数已经和俄国断了联系。在他们的档案上注记着无国籍人士，是一群失去祖国的人。尤宽仁心想：这不是和我被压抑的台湾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然而，这些俄罗斯人又不觉得自己失去了祖国，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在他们的认同里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故乡。

尤宽仁在俄罗斯人的身上看到了不同民族融合在哈尔滨这块奇迹土地上的生命力。面对祖国已亡的逆境，俄罗斯人勇敢承受，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着，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而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又跟闯关东的东北人的豪爽性格有关联。殖民者、流亡者反而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洗礼，给同化了。

受到这些交互融合的文化影响，调任哈尔滨第三年，尤宽仁也慢慢地融入这座北国城市。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宽仁在闲暇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一位白俄老太太。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是失去国籍的俄国人，一个是有家归不得的台湾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结下忘年的情谊。在官场、职场不擅言词的尤宽仁，在老太太面前却可以轻松地闲话家常。不能不说是这几乎相似的出身背景，几乎相似的台湾与哈尔滨的近代命运，交流了两颗流浪他乡的心。

尤宽仁的在哈尔滨的生活愈来愈稳定了。透过世界语和俄语，他结交了新朋友，让他不至于太寂寞。另一方面，他依然专注于图书馆员的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敢懈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