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

年轻时的韩明禧 照片来自哈工大网站

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那天早晨，我给瓦莉亚阿姨打电话，她说：“哦，普希金！他的诗我最喜欢！”

瓦莉亚阿姨本名韩明禧，俄文名字是瓦连京娜·巴甫洛夫娜·韩。瓦莉亚是爱称。她是朝鲜族人，今年76岁。我是在采访俄侨米沙叔叔时认识她的。最近，米沙叔叔告诉我，中央大街3号（原美国信济银行，建国初期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曾经是瓦莉亚阿姨的家，而那里已开始外部的拆除。这使我心中一动，哈尔滨的老房子承载着多少人的命运和故事啊！

瓦莉亚的父亲韩光淑是无国籍人，自幼失去双亲，在海参崴当童工，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一个富商。后来到长春经营大米加工厂。1925年，在瓦莉亚两岁时，与母亲迁到哈尔滨，父亲于1929年来到哈尔滨与犹太人一起做生意。从1932年到1936年，他陆续在中央大街和西十五道街拐角、经纬头道街、西三道街买下三座楼房，前两处是与俄罗斯人佐果耶夫合买的。佐果耶夫后来去了日本，走前把房产全权委托韩光淑处理。中央大街3号这座大楼原属于哈埠著名实业家张廷阁，他们是在太阳岛上的别墅消夏时相识的，他主动提出把这座楼卖给韩光淑。

瓦莉亚6岁时到田地街一所俄罗斯小学上学，8岁时读《渔夫与金鱼》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优美的诗句和普希金。后来在义州街（今奋斗路）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学（后为省总工会招待所，今已拆除）、俄罗斯侨民学校读书。1942年，她毕业于“北满学院”（奋斗路省外办对面，后为17中，今已拆除）商业经济系，后又上了两年产科医学学校。1939年至1946年在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学钢琴。当时著名的青年小提琴家彼得·伯尔顿、钢琴家德鲁热威茨卡娅是高年级的同学（见《57年思乡曲》一文）。学习期间常去商务俱乐部（今哈市科学宫）演出。她的妈妈说，将来你的丈夫不一定能养活你，因此你什么都要学，要自立。瓦莉亚还学过绣花、裁缝。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社会情况很复杂，仅朝鲜人就分成22个小团体，相互之间常有冲突。苏联红军的司令员和苏联领事馆相继出面，请韩光淑任朝鲜民会会长，并借给他20支步枪，协助苏军维持秩序。当时韩光淑每天要向苏军司令部汇报工作， 瓦莉亚就为他打字。1946年4月，苏联红军回国，哈尔滨的国民党势力便要韩光淑交出这20支步枪。韩光淑坚决不交，国民党便要炸这座楼。苏联领事馆便把他们全家先后送到牙克石铁路局林业所，并为韩光淑和瓦莉亚姐弟安排了工作。

他们家的富裕和突然出走引起了误解，哈尔滨解放后，他家的三处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

1949年瓦莉亚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东方经济系进修，当时的校长、老师都是俄罗斯人。1952年，她去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工作了9个月，后又回到哈工大，先后在校工会和校长办公室工作。1956年，工大来了60名苏联专家，又把她调到专家工作组。1954年，瓦莉亚加入了中国国籍。她的大弟弟格奥尔基·韩也是哈工大的学生，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的俄文杂志《新朝鲜》工作，直到1957年回国。小弟弟艾拉斯特·韩毕业于哈尔滨十年制的德国学校（在经纬四道街，今已拆除），始终在牙克石林业局工作。两个弟弟都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于五六十年代先后去苏联定居（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

1961年，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在江上俱乐部的周末舞会上结识了瓦莉亚，便建议她调到省歌舞团任钢琴伴奏。这时，苏联领事馆也几次找她去领事馆教钢琴，但她不敢去。不想，1964年，她被认为是替领事馆工作的情报人员而被捕入狱。关押十年中，由于患关节炎和严重缺钙，原本1.68米的身高萎缩成1.50米。出狱后又到农村劳动两年。

刑满释放的瓦莉亚很想回哈尔滨看妈妈，当地的人把一个犯过错误留用的看守员介绍给她，说，只要同意嫁给他，就让你回去。此人满脸麻子，其丑无比。但瓦莉亚说：

“行。”去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人看两人相差如此悬殊，一再问瓦莉亚：“你真的同意嫁给他吗？可要想好了。”瓦莉亚说：“我同意。”

两人完全无法沟通，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婚后一个月，瓦莉亚得了急性肝炎，肝腹水使肚子肿得老大，丈夫怕传染，丢下她跑到单位的宿舍去住，瓦莉亚反而很高兴。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大夫认为她已经不行了，便送她回哈尔滨。

1977年1月7日，在东正教圣诞节的那一天，瓦莉亚回到了妈妈身边。爸爸已于1973年去世了。妈妈为了给瓦莉亚治病，把家里名贵的比利时大衣柜卖了100元，花90元为瓦莉亚买了一种邻居推荐的药。瓦莉亚用了药以后，病情奇迹般好转，不治之症竟痊愈了。

那年秋天，邻居的一个12岁女孩找到了瓦莉亚，请她教俄语。她说：“孩子，我头上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不敢教。”小女孩天真地说：“阿姨，不要紧，教我们外语是为人民服务，是好事。”瓦莉亚听到自己也能为人民服务，心里非常感动，她答应了小女孩的请求。此后，她开始无偿地教院子里的孩子们学俄语，从起初的5个扩展到30多个。没有课本，她就自己编写教材。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她获得了无比的快乐。这件事她向当地派出所汇报以后，所长不仅很赞成，并且一再让她收学费，说：“你为人民服务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生活来源不行。”瓦莉亚这才开始每月收每个学生3元钱，自己和妈妈的生活有了保障。

1979年，那个所谓的丈夫到哈尔滨来，要和瓦莉亚一起生活。瓦莉亚告诉他：“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给他买了新衣服、新餐具、新自行车，并给了他200元钱，与他离了婚。

1982年，省公安厅为瓦莉亚平了反。1982年至1986年，她为哈尔滨电工学院研究生班教俄语，1986年至1987年为东北林大研究生班教俄语。后因身体不好，只在家里教孩子。

瓦莉亚在青年时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个名叫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俄罗斯青年是“北满学院”的同学，比瓦莉亚大三岁，高一届。他们是在1942年瓦莉亚毕业时学校召开的毕业晚会上认识的，那年瓦莉亚18岁。整个晚上他们都在一起跳舞。托利亚（阿纳托利的爱称）经常在花园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打排球，瓦莉亚每星期四也去打排球，然后托利亚把瓦莉亚送回家。每次都是走着回去，那一块块从南岗延伸到道里的花岗岩街石上，印满了两个相爱的青年的脚印。托利亚当时是一家设计院的技术员，他真诚地对富家小姐瓦莉亚许诺：“我要努力赚钱，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娶你。”当时瓦莉亚的妈妈不赞成她过早结婚。从1942年到1945年，他们的爱情已是逐渐渗透两人心灵的深情。

然而，苏联红军来了以后，因怀疑哈尔滨俄侨曾为日本人服务，便抓了一万多人带回国去审查，不幸托利亚也被误抓。从此，两个青年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传递心意。从1946年到1954年，两人从未间断通信。直到有一天，托利亚的妈妈来信了，她说托利亚要和别人结婚了，让瓦莉亚以后不要来信了。自此断了联系。

44年之后，1989年5月9日正是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瓦莉亚与友人来到博物馆旁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在这里巧遇哈巴罗夫斯克民航驻哈尔滨代办处的主任阿列克谢·齐格文采夫和妻子玛丽娜，大家相识后都很愉快，瓦莉亚便把朋友们带回家中招待便饭。玛丽娜问瓦莉亚为什么不结婚，瓦莉亚便说起与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感情，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他。玛丽娜非常吃惊地说：“阿纳托利·维列日夫？我跟他在一起工作过五年！太巧了！”她给瓦莉亚留了托利亚的地址，但瓦莉亚并没有写信。

1991年，瓦莉亚作为哈尔滨一家贸易公司的翻译来到哈巴罗夫斯克。知道她的情况，公司经理也热情地陪她去看托利亚。开门的是托利亚的妻子，她一见瓦莉亚就说：“哎呀，是不是你—-我丈夫爱上的第一个女人?他多次和我讲过你们的故事。”瓦莉亚说：“是的，我已经老了。”她说：“他也老了。”她赶紧把丈夫找回家。分别了46年的一对恋人终于见面了。托利亚看见瓦莉亚很惊讶，因为她原本身高1.68米，现在却只有1.50米了。两个人都在哭泣着诉说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托利亚说妻子是个善良的人，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特别好，但没有像与瓦莉亚那样心灵相通的爱情。瓦莉亚告别时，托利亚的妻子催促丈夫去送她。

第三次去哈巴罗夫斯克时，瓦莉亚为托利亚买了衬衫，为他的妻子买了毛衣和胸针。衬衫买大了，因为还是照着记忆中那个青年托利亚的身材买的。他的妻子很感激，说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毛衣。瓦莉亚对托利亚说：“以后我可能不来了，看见你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这就很好，我放心了。”

现在，瓦莉亚是省歌舞团的离休干部。她当年教过的学生都已成材，有的在国家、省的外事部门工作，还有一大批在俄罗斯的许多大城市中发展。她从3年前改教英语，仍然按俄俗，在餐桌上摆好饼干，等待可爱的孩子们来上课。她仍然收很低的学费，并有8个免费学生，还从中选出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免费教他们弹钢琴。每个星期日，是瓦莉亚与俄侨朋友相聚的日子。作为一个在哈尔滨成长又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朝鲜族人，她能够使用俄、英、汉、日四种语言，最熟练的是俄语，朝鲜语反而最生疏。

前两个月，瓦莉亚才得知父亲的冤案被平反的消息，她欣喜地等待着落实房产政策。然而此时，中央大街3号正在拆除的消息使她难过得彻夜未眠。这座楼里有过亲情、友情、爱情，还有过歌声、琴声甚至枪声。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哈尔滨城市历史的见证。

我问瓦莉亚阿姨最喜欢普希金的哪一首诗，她轻声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塔吉雅娜的命运很像我。”她那双温和忧伤的眼睛依然美丽如水。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作者从母亲收藏的一张旧相片谈起，再现了一个辗转几大洲的“国际家族”近一世纪以来的艰难历程。小说的作者玛拉-穆斯塔芬是澳大利亚籍犹太人，出生于哈尔滨，5岁时随父母移居澳洲。

对于玛拉的家庭情况，曾一智老师在她的《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已讲得很清楚。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1927年在哈尔滨结婚，玛拉的奶奶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爷爷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所以当玛拉的父母亲在哈工大读书时相爱、结婚，引起双方的父母的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幸福的结合了，犹太、鞑靼、俄罗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组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家庭。

那时距作者的曾外祖父母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已近20年了，那是1936年，当时作者年幼的母亲，同作者的外祖父母与作者的曾外祖父母，一起到了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利弗施茨照相馆拍了下面这张合影，这张相片竟成了她母亲和她曾外公的永别照。

也就当她的曾祖父母回到他们的祖国刚刚一年多，就在1937年10月2日午夜刚过，她的舅公亚沙和姨姥玛亚被带走，4天后，曾外祖父母也都被捕，关押到高尔基市监狱，由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办理，以日本间谍罪，曾外公和姨姥玛亚被处死。舅公亚沙和曾外婆有幸逃过了厄运。

我曾经看过《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以及《苏联兴亡史》，对那段大清洗还心有余悸，起因源于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苏共政府把这一事件归罪于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展开肃反运动，近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清洗。据有关史料统计，共有近千万人死于大清洗，玛拉的家人奥尼库尔一家就在其中。

这本书，玛拉用独特叙述方式，让她的受难的家人又来到我们的身边，让那段残酷的历史，鲜活地展现我们面前，令我们对历史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政治纷争、思想意识差异与弱视群体，人性与生存的困境时不时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都无法回避。

这本书还把“哈尔滨早期独一无二的文化又呈现现在人们眼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Dr.Geoff Raby）,也正如艾伦.托马斯(2003-2007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现任澳大利亚驻欧盟大使)说的“作者让我们又想起哈尔滨多元文化遗产。她不但把消失了的哈尔滨俄罗斯社区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和寻求保护这份遗产的哈尔滨人民一起展望未来。”

二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场有这样的描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

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萧红，多部小说都提到“喇嘛台”一词。《一条铁路的完成》有如下的描述：“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1936年3月创作的《手》：“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

这些描写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频繁出现的“喇嘛台”又是什么？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是两个爱国青年，夜晚去哈尔滨火车站纪念碑刷写革命标语。情节中“从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去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从南岗方向去哈站确实是一段坡路，也就是现今的红军街。萧红1928年在哈工大附中念书，校址在铁路局和哈站之间。她小说里“喇嘛台”和哈站同时出现，显然这是两个非常近的建筑。

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为取得修路所需的沙石、石灰和木材等。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欺骗等手段，野蛮地把铁路沿线很大的范围划为附属地。俄国有驻军、设警、司法和行政权，完全是”国中之国”。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清朝二百年间，东正教虽然“打开了中国之窗”，但是信徒和教堂极少。直到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跟随沙俄的哥萨克士兵们，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东北。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年在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一面坡和横道河子等地，信仰东正教的俄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如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铁证，有的拆除了、有的闲置、还有的另作他用。

1898年，俄罗斯人来到松花江畔的，在田家烧锅（今香坊）设立修建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从原喇嘛台，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广场段到现在省政府一段，路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再往南至香坊站是土路。走出哈尔滨站沿红军街（以前霍尔瓦特大街的一部分），前面是一段上坡路。很快就能领略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红军街和东西走向的大直街在省博物馆交汇，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交汇处有一个建筑，在“文革”前，这个建筑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俗称“喇嘛台”的圣·尼古拉教堂。也就是萧红多次提到的“喇嘛台”。

1966年8月23日深夜，圣.尼古拉教堂被红卫兵破坏。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最负盛名的东正教堂之一，只能在历史照片和文艺作品中，领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下图为1910年的圣.尼古拉教堂与红博广场（原圣·尼古拉教堂位置）。

尼古拉大教堂

尼古拉大教堂原址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落下帷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慕名来到具有浓郁欧陆风情的罗西亚大街。我沿着古老的街道，穿街走巷，翻墙攀瓦。很多闲逛的当地人也注意到我。都给我讲述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面发生的故事。数量众多的老建筑得以保全。一个穷呀！穷就没钱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衰落了，没能力把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拆除。穷在某种意义还是好事，昂昂溪幸运的没有变成，钢筋混凝土林立的火柴盒。

一位六十岁老人讲述一个心酸而无助的故事。

他说：“过去昂昂溪火车站正前方，也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前面，竖立一座有两个尖顶的“喇嘛台”，淡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砖砌拐角，木质房架，绿色的铁皮屋顶面。平面成长方形，每当上面塔楼大钟报时，悠扬的声音传得很远。在手表缺乏的时代，附近几公里的人都按它的声音计时。”

我急忙问老人：“昂昂溪过去是俄罗斯人聚居地，怎么会有喇嘛庙？”

老人疑惑的看着我喃喃道：“是外国修道士住的，老辈人都叫“喇嘛台”。

我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发现，对教堂遗迹都称呼为“喇嘛台”。我猜测也许是俄国信仰东正教，昂昂溪和哈尔滨等地，当年离蒙古很近，受到喇嘛教影响，以前很多人文化不高，就习惯把信教的地方称为“喇嘛台”了。

老人所说的教堂，是1902年建立的东正圣使教堂，俗称“喇嘛台”。一座砖混结构的俄式教堂。老人还说：六七十年代曾用作粮店。八十年代初租给人炸油条，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一场火，结果石头为主的俄国建筑，除了把建筑熏黑以外，整个结构损失不大。火灾发生后铁路部门把教堂收回，一直闲置荒废了好几年。后来铁路部门要建幼儿园，就拆除了教堂。

八十年代初，大型施工设备极少，建筑拆除还没有应用爆破技术。教堂拆除以人工作业为主。

“异常坚固的教堂，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音，响了三个月，施工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拆完。据说工钱是加了好几次。”老人说。

教堂拆除期间，工人们发现一座坟墓，立即报告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几位公安干警骑跨斗摩托来了，查看了现场，断定是一个俄罗斯修女的墓葬。

老人有点激动：“他们把修女脖子上长长的银十字架拿走了，骑摩托扬长而去。没说尸体怎么处理”。

“那后来怎么样呢？铁路和施工队没移走尸体埋葬吗？”我急忙问。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微带哀伤。叹了口气继续说：

“没有，谁也不管。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公安没说话，谁出拿头呀。尸体随意抛弃在工地上，后来小孩淘气就把脑袋给砸了，绿色的脑浆四溅，老人回想起来就吃不下东西。”

老人继续说：“当时我就想俄罗斯是侵略我们，可修女也不是警察、军人，她有没有罪，都死好几十年了。不该那样对待遗体，还是该给她找个地方埋葬”。

老人还说，在政治环境还不宽松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处理此事。从那以后他就想：“不能出国，死也在自己家里，在外国死了连尸体都随意被抛弃”。

据说修女遗体就没了，谁也不知道那去了？修女的黄头发，挂在工地铁丝网上，随风哀鸣很长时间。

现在这里是铁路幼儿园，基本没留下照片。据说当地政府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征集“喇嘛台”照片。后来我多方查找资料发现了一张昂昂溪车站（原称齐齐哈尔车站）教堂的历史照片。

中东铁路沿线，目前还是称呼东正教教堂遗迹为“喇嘛台”，这个奇怪的名称从何而来呢？

十七世纪的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由于缺乏贵重金属，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沙俄为掠取更多的皮毛贡赋，沿着西伯利亚水路并进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清圣祖实录》记载：“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侵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

正当沙俄疯狂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之时，清朝大举入关，同李自成争夺天下，东北边防空虚，力量极其虚弱。清政府无力组织对沙俄的大规模反击战，只得下令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疯狂烧杀，短短十几年，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烧毁的原居民住宅。

清朝平定“三潘之乱”后，随即在东北边疆对沙俄展开反击战。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沙俄战败，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反击战中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近百名，按《尼布楚条约》第四款：现在俄军民之在中国或者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清军将这些愿意归顺大清国的俄军战俘带回北京安置，将其编入镶黄旗。当时的清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定居于北京的这支俄罗斯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中，有一俄人是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俄罗斯百人队”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也叫“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在中国统治中心建立了合法的传教场所。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教区领导。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当初，列昂季耶夫为了传教方便，给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历次来华传教团也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来华俄国传教团，当年走的线路：一是从彼得堡，途径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越蒙古，取道张家口到达北京；二是从莫斯科，途径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到达北京。进入中国走的地方是蒙古族和其它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这些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清政府非常重视喇嘛教，这都会影响到在华俄国传教士们。下图是原中东铁路（今滨绥线）免渡河尼古拉耶甫卡娅教堂。

意大利人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所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述了这些俄罗斯战俘后代：“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崇拜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个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马国贤的记载了俄罗斯在华教士被称为“喇嘛”的说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开通后，为满足俄人东正教徒的精神需要，修建了一些教堂，这样俄国东正教堂逐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以白俄流亡者居多。而当年北京传教团把东正教教士称为“喇嘛”，教堂称为“喇嘛台”的说法也就传承下来。即使清末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铁路沿线实行殖民色彩的统治。俄罗斯人在也不会像清初时期，为了迎合中国人称教堂为“喇嘛台”了。可多年来经中国人口口相传，“喇嘛台”也就成为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教堂的俗称了。

“小伙子,酒厂里面没啥了，都拆除。”正当我想进哈尔滨啤酒厂院内之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位老者站立在酒厂大门口。我于是问道：这里是百年哈啤酒厂吗？酒标上的那个建筑还在吗？

老者不假思索道：“老哈尔滨第一个啤酒厂，不过目前啤酒不好喝，全是他*勾兑地，酒标那座建筑九十年代拆除。”

只听说过白酒勾兑，啤酒也能勾兑，还是前所未闻。我八十年代开始喝哈啤，再往前的啤酒，也没喝过，到底味道如何？不得而知。老者又道：“看你是来拍老建筑的。”

老者用手指向酒厂的东面：“你转过弯，有过去老毛子的苹果园，里面还有几个老建筑，我小时候总去哪里偷苹果吃，没当夏季来临，果园花香四溢，整个酒厂附近，酒香、花香、绿树和青草，伴随鸟儿的歌唱。”看着老人面带微笑，仿佛他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

1896年，首批沙俄中东铁路勘察队来到哈尔滨，由于哈尔滨有松花江水路连通黑龙江，这样沙俄的船队可以从远东外阿穆尔，源源不断把各种物资运输到哈尔滨。便利的水运，促使沙俄铁路当局，确定哈尔滨为中东铁路建设和管理中心。

1898年，俄国人在田家烧锅（香坊区哈尔滨啤酒厂一带）开始建筑铁路，并规划新的城区，近代标准的道路如工兵路(现公滨路)、草料街（现香坊大街）、陆军街（现中山路）、骑兵街（现香安街）等30多条街路相距出现，短短几年西香坊已具备市街规模，沙俄称呼为“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建设管理的中心枢纽“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香坊相继诞生了哈尔滨第一家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也就是为帝俄修筑中东铁路筹集资金的机构，哈尔滨第一座教堂——（俄）东正教尼古拉教堂，哈尔滨第一个啤酒厂——乌鲁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在香坊开办。

按照老者指引的方向，我很快就来到黑龙江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门前。国庆节期间厂里休假，值班的厂警无权叫我进去，只能和上级领导汇报。不一会儿，那位领导听说是大庆人来拍历史建筑，欣然同意我进去拍摄。

“瑞星阁”现为黑龙江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所有。当我绕过一片新厂房，眼前出现一座像古老俄式田园的院落。瑞星阁坐落在鲜花似锦中，百年大榆树排列有序。建筑为石木结构，为地上和地下两层。毛石基础；墙体是毛石乱砌，水泥勾缝，砖砌仿石转角。建筑立面对称布局，四坡屋顶，屋顶中轴部分凸起，设有阁楼式，其两侧对称配以折线型弧面，屋面坡顶为绿色铁皮，房檐口成红色，深色的石头主体墙，与米黄白的墙体转角、门窗口装饰形成鲜明对比。

据史料载：这里曾是中东铁路局的奶牛场，为哈尔滨俄国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奶源的场所。这处最漂亮的建筑，是奶牛场的场长办公场所，2006年3月，瑞星阁自动化研究所南办公楼和瑞星阁自动化研究所北办公楼，分别被公布为哈尔滨市第三批Ⅱ类保护建筑。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晨报》2011.7.20~21

不久前，尼古拉·扎伊卡因患病离开哈尔滨回到澳大利亚。在他临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眼神却让人看出他的茫然无助。他是由于突然到来的拆迁而终日焦虑愁苦，突发脑梗病倒的。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俄侨，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他的昵称“科利亚”是人们熟悉的名字。1999年《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后，12年来，科利亚已经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他一直在为哈尔滨为中国做宣传，他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科利亚一家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近30次。2003年，当他的祖宅被退还以后，他不仅以出租房子的房租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还要长。他是最后一个依然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老哈尔滨俄侨。

突发脑梗后 妻子从澳大利亚赶来

在哈尔滨的侨民生活

在老宅里回忆往事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厂。

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曾为紫丁香音乐厅，现为小资太太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科利亚的爷爷100多年前建造的木房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在一位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墓前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科利亚家临街住房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科利亚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移民澳大利亚

1955年，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哈尔滨俄侨回国。但有很多哈尔滨俄侨选择了澳大利亚或者南美等其他国家移民。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鲍里斯和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科利亚与苏联侨民中学同学合影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科利亚经常去买卖街旧居看望中国姥姥——这是他家离开中国之前的租户，现仍居于此。12年前，我亲眼看到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如今中国姥姥也早已去世了。

和妻子在哈市俄式民居内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年轻时的科利亚(左一）与家人合影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他很相信中医，有一位哈医大的于教授已经成为他的朋友。

科利亚在哈尔滨请朋友吃饭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这些年不断有人回来。维卡也来了，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2003年，当我为呼吁保护太阳岛的别墅群向他求助时，他一次次给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拨打国际长途，终于一位在太阳岛居住过的朋友寄来手绘的别墅分布图，科利亚连夜绘制更为标准的图纸，然后我们一起把图纸送到哈尔滨市规划局，规划局立即转给太阳岛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得到重视。他还自费在国外媒体发广告，征集有关太阳岛别墅的历史资料。那些原定拆除的一栋栋老别墅，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区的重要景观和旅游资源。这里面有科利亚的无私贡献！

他在2009年通过外国媒体做广告，成功地组织了200多位当年哈尔滨外侨或后裔回访哈尔滨。他不仅想帮助这些人圆思乡之梦，也想帮助哈尔滨做对外宣传。而他的家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对外窗口，科利亚成为许多国家（包括中央电视台）媒体报道的对象，成为许多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的主人公。俄罗斯政府通过我国政府要寻找埋葬在哈尔滨的将军卡佩利的遗体时，是科利亚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科利亚成了名人。有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老哈尔滨侨民找到科利亚，当他了解到他们经济并不宽裕时，他就热情地让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住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到他家的餐桌上坐满了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他在各种场合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拆迁终于来临

前些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这是祖父约瑟夫·扎伊卡在100多年前建的，不仅是住宅，还是哈尔滨现存最早的俄侨灌肠厂。我曾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看到关于扎伊卡灌肠厂的记载。1961年，当他们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后，这个院子的多栋房子住了很多人，他从1985年回到哈尔滨，就开始要自己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退还他其中一栋。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哈尔滨。

如今，扎伊卡灌肠厂已经是当年哈尔滨多家灌肠厂仅存的一处历史遗存了，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尤为突出。2007年，科利亚居住的这一栋建筑被纳入拟定的第四批保护建筑名单，2009年，这个院子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并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其余的房子还是别人住着，并没有退还。

今年，这一地区动迁启动，正在澳大利亚照顾住院的儿子的科利亚闻讯急匆匆赶来哈尔滨。在拆迁范围图上，他家的数座建筑除了临街一处房屋定保留外，其余的都将拆除。他开始带着产权证四处上访，诉说自己的苦恼。

这二十多年来，他在哈尔滨目睹那么多珍贵的老建筑轰然倒塌，自己家里已经退回的和没有退回的房子将面临何等命运？科利亚心里没有着落了，他终日陷入愁闷和苦恼中。

除了为房子担心，还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哦，我到处说中国很好，你们都来做买卖的事情，你们都回来。现在我的房子怎么办？别的人怎么看我？”是的，有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国人，已经为此骂过科利亚，如果科利亚的房子被拆了……我都不忍心想下去。

他低着头，双眉紧锁，一整天就那样坐着。有时刚说两句话，眼泪就涌上眼眶，说不下去了。就叹息着沉默。

这期间，试图来他的家里量房子的人来过几次，他亦不堪其扰。

终于，他病倒了。

一个为了哈尔滨无私地做出那么多贡献的外国人，如今因突然来临的拆迁病倒了。

科利亚突发脑梗，当即送医院抢救。病情十分严重，起初全身不能动，不能说话，过了半个月天才能坐起来。

他的妻子玛莎和儿子都来哈尔滨了，玛莎要带科利亚回澳大利亚治疗。

从北京回来跟科利亚告别的时候，科利亚说：“上帝让你回来了。”我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这没完没了的拆迁还要害多少人？！

科利亚也曾经多次在拆成废墟的老房子前面流泪，他不理解，有这么重要历史价值，又那么漂亮的老房子，为什么会拆掉呢？

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些“下面人”做的坏事情，“上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出了什么事情。”

是的，他没有想到，拆迁这件事终于来临。

他带着满心的伤痛回澳大利亚了。

小时候，就买过很多本武术期刊，家里现在还存有好多这方面的杂志。《武术健身》、《武林》、《中华武术》、《武当》、《武魂》、《少林武功》等等，其中就有《精武》，知道是哈尔滨出版的。记得第一次来哈尔滨时，还特地到宣化街99号看过，一个很小的牌子，写着“当代体育杂志社－精武编辑部”。

等自己毕业来到哈尔滨，开始在这个城市扎根时，也常去邮政的书店看期刊，自己以前看的一些杂志都看不到了，比如《散文诗》和《精武》等，常常暗自可惜，是不停刊了。

用一个武术朋友的话说：“《精武》，中国大陆著名的武术专业刊物，因其始终不渝坚持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而在读者中极具亲和力；因其精心整理的武术套路精华而具传统性；因其切实可行的技击和健身作用而具实用性；因其集中国武术与世界博击功夫于一身而具搏击领域的全面性。受到广大武术爱好者的青睐。”

《精武》开始本着以实战技击为目的，发表大量的实战武技文章，由于相应的功法训练和实战训练缺乏，所以谈的技击方法在实战中是无法运用的。后来《精武》杂志改变开本和包装，内容上着重全面介绍传统武术的理法功技，并不时推出单拳种的专辑介绍，尤其可贵的是发表了众多珍贵的名家拳照。无论是外型，还是内容，《精武》都堪称精美。

由于经济等各方面原因，武术类杂志一向是销售不好。《武术健身》停刊最早，1994年夏因故停刊。2006年底，《武林》也停刊了。我以为《精武》也早停刊了。今天因为工作方面的需要，要查阅哈尔滨武术方面的资料，想起《精武》来，当地的杂志，又是黑龙江省武协主办的，这上面一定有许多哈尔滨武术方面的资讯，就上网来找找，一找才发现，《精武》自1983年4月创刊，一直到2011年才被迫停刊。共坚持了28年，总计出了263期。

《精武》杂志出版情况，我做了整理如下：

2011年，总263期，一期，价格10元每本；

2010年，总251至262期，月刊，价格10元每本；

2009年，总239至250期，月刊，价格6元每本；

2008年，总227至238期，月刊，价格6元每本；

2007年，总215至226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6年，总203至214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5年，总191至202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4年，总179至190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3年，总167至178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2年，总155至166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1年，总143至154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2000年，总131至142期，月刊，价格4.8元每本；

1999年，总119至130期，月刊，价格4.5元每本；

1998年，总107至118期，月刊，价格4.5元每本；

1997年，总95至106期，月刊，价格3.2元每本；

1996年，总83至94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5年，总71至82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4年，总59至70期，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3年，总53至58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2年，总47至52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91年，总41至46期，双月刊，价格1.4元每本；

1990年，总35至40期，双月刊，价格1.4元每本；

1989年，总29至34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8年，总23至28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7年，总17至22期，双月刊，价格？元每本；

1986年，总11至16期，双月刊，价格0.58元每本；

1985年，总6至10期，季刊，另出一增刊，价格0.44元每本；

1984年，总4至5期，二期，价格？元每本；

1983年，总1至3期，三期，价格？元每本；

清晨，我来到阿什河畔的大桥上。连续的干旱，降雨稀少，河道狭小、而流速缓慢。历史上北方女真族阿骨打部落在洪流滚滚的阿什河畔纵横驰骋，肥美的河湾草场养育出来剽悍的铁骑。河水还在流淌，确不能感受到过去的波澜！

昨晚，满天星光闪烁，我猜测天气会晴朗。于是，改变原来计划，决定在阿城多呆一天，去横头山一睹秋天的红叶。每年国庆节期间，阿城区都增加临时去横头山的班车，票价6元/人。阿什河畔上，一阵狂风而过，天空飘来朵朵乌云，随风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气象突变，令我沮丧。拍摄红叶需要光线和色彩，阴暗的天气如何能拍出好的照片。我临时改变了主意，登上一辆阿城——玉泉的中巴车。再见横头山！遗憾是为了不久的相遇！

阿什河畔

玉泉站位于滨绥线（哈尔滨至绥芬河）62公里处，始建于1903年。这里地处完达山西麓的张广才岭余脉，车站三面环山，风景优美，素有“天然公园”之称。冬季积雪厚达一米且雪质优良，素有“滑雪之乡”的美誉。       

据史料记载，1936年以前，玉泉被称为”二层甸子站”。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国铁路勘测队发现车站附近河套中一眼清泉，泉水清澈微甜，俄人非常喜爱。随将火车站设在这里，还天真的用玻璃把清泉围起来，命名为“玻璃井”。日本强行收买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后。对“玻璃井”里的泉水化验研究，了解到泉水富含硒、氟、氡等多种矿物质。日本人极力吹捧“玻璃井”为 “神泉”，并将车站名改为玉泉站。

中午时分，来到玉泉站。站区票房、候车室和行李房齐全，建筑极似俄罗斯风格。我仔细观看，还是不敢确认是那个时期的?玉泉当年不算很大的站，不会有如此大的站舍。我初步怀疑是日本时期改建的。正当我围着建筑拍照的时候。

“你是来拍铁路建筑的。”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急忙转过身，一位老者站立我面前。

“我17岁从山东来玉泉站上班，在这里都一辈子了。”老者微笑而又自豪的说。

“玉泉站目前的建筑，是五十年代扩建的，以前是个很小的站，早已拆除。车站南面是芦苇茂密的水渠。俄国人喜欢住环境优美、森林茂盛的北山坡。” 

从老者的谈话,可以寻求玉泉站区，建筑有俄罗斯风格的原因，五十年代中国人如今急功近利，还能耐心的做每一件事情，仿建的火车站和中东铁路同期的遗迹极似。

老人说到高兴时，像孩童一样，模仿通讯不发达时，铁路部门是怎样知道火车的运行情况。原来，那时候的火车司机每通过一个站，都会用胳膊飞快的揽下一个挂在铁路旁木杆上的铁圈，到下一个站就把铁圈抛下去，以此来通知哈尔滨总局火车的行驶情况。看着老者开心的表演，我们开怀大笑，愿笑声伴随老人回忆那段时光吧！

我顺着铁路残破的围墙向前走，在一处铁栅栏豁口处钻进站内，火车道上，有一些工人在装运沙石。穿越火车道，来到玉泉北山滑雪场，它是我国第一座滑雪场，系自然形成。滑雪场主峰海拔300米，雪道地势宽阔，坡度适宜。中东铁路时期，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冬季来此滑雪。

山上有施工的车辆，我询问一个工人师傅，他说：“以前的雪道太矮了，为适应发展，在北面更陡峭的山坡建新的雪场”。近年来，亚布力和为数众多的滑雪场的开辟，以及交通的改善，玉泉百年滑雪场，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远处传来隆隆轰鸣声，一些采石场在放炮。镇子周围是滚滚浓烟的水泥厂，扬起的粉尘，顺风刮进镇里，造成环境污染。玉泉镇很多人在当地的采石场或者一家水泥厂工作，污染严重了，厂子关闭了，老百姓生活来源就没着落。这也许是玉泉滑雪场衰败的重要原因。

在山脚下，有一幢欧式建筑。初看具有俄罗斯风格，近距离细看，墙体是水泥抹面，又像是后期仿建的。当我来到建筑的侧面，暴露的一块墙面有圆木和木檩条，可以断定是“木格楞”结构的。建筑共两层，全木质结构，“战盔式穹顶”的红色屋顶，二层阳台设计为城堡形态，体现了浓厚的欧洲古典色彩。右面低矮的房子是有明显的衔接痕迹，结构也很差，是后期搭建的。后期政府部门对整体建筑修缮过，拆除老的圆木，改为水泥墙体，顶部未改动。

据工人师傅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将滑雪用具焚毁一空。后来中长铁路接管了滑雪场，修缮房舍，购置滑雪用具，供苏联专家和爱好滑雪的铁路职工到此滑雪。玉泉北山滑雪场培养了我国很多滑雪健将和滑雪教练。1990年以前，还是黑龙江唯一一处滑雪场，每年冬季，不断有国内外知名人士慕名而来，国家女排前队长郎平曾到这里参观、游览。

北山滑雪场东山坡上的俄式别墅

 残破的建筑，看不出了昔日的辉煌，山坡荒草丛生，也难窥雪道痕迹。在雪场东面山坡有：两栋俄式建筑，一座是哈尔滨某公司近年仿建的，施工质量极差，损坏程度比老建筑还破败；另一座可能是老建筑。目前居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说，给朋友看房子。建筑结构为俄罗斯风格。男主人说：“是老建筑，以前住户把房子内部木质地板，全拆除给儿子结婚打家具了”。厚实的木窗、门窗，可以断言是中东铁路时期建筑。而北山滑雪场入口处，一座门卫式的建筑，正面墙木质房檐有英文“OFFICE”，是汉语办公室、营业所的意思。据说，是当年修建的滑雪场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住地。

这是由在哈尔滨从事多年武术教学工作的老拳师张继修先生写的一本关于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书，也是一本较系统介绍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专著。此书对哈尔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相关流派及代表人物都作了详尽而客观的记录，是本不可多得的史料集，为哈尔滨武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此书以记叙的方式，记录了哈尔滨自开埠以来至80年末，哈尔滨武术前辈们的武术活动，近而揭示了他们所代表的拳种流派的风格特点，及他们在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高尚武术精神，在编写本书过程中，作者注重史料性、技术性和趣味性特点，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哈尔滨近八十年来武术运动的发展历史，体现了哈尔滨市武术的兴起和沿革脉络。

其中，对哈尔滨武术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武馆情况如下：

武术第一馆为八极拳，代表人物黄焕章及再传孙亮亭。

武术第二馆为山西形意拳，代表人物许承麟。

武术第三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及再传刘洪仁。

武术第四馆为龙形拳，代表人物刘志清。

武术第五馆为河北形意拳，代表人物刘英玉。

武术第六馆为弹腿和少林拳，代表人物刘振岑。

武术第七馆为太极梅花螳螂拳，代表人物曹德坤及再传张炳煦。

武术第八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再传弟子于寿学。

武术第九馆为鸳鸯拳，代表人物曲寿增。

武术第十馆为绵掌拳，代表人物吉万山。

武术第十一馆为形意拳，代表人物王玉。

武术第十二馆为中国式摔跤，代表人物王元璋。

武术第十三馆为太极拳，代表人物李玉琳。

武术第十四馆为唐拳，代表人物祁树兴及再传王连城。

视频地址

5月5日下午，大话哈尔滨主办的“品味老哈尔滨”读书会活动，在简品茶馆如期举行。此次活动感谢王作简师傅与我们分享他对哈尔滨的个人理解和感悟；感谢虚幻大哥为此次活动提供的摄影作品；感谢简品茶馆为我们免费提供的活动场地。

在活动的开始，出现了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插曲。《新闻夜航》的摄制组临时来拍摄相声表演艺术家白英杰老人的访谈节目，时间远远超出预期，让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为此，作为活动主办方，我们向朋友们致歉，并保证在今后的活动中不再出现类似的状况。

即便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困难，即便活动推迟了很久才开始进行，依然有近80位朋友坚持到了最后，朋友们对“老哈尔滨”的热情另人动容。感谢朋友们对大话哈尔滨的一贯支持，大家对“老哈尔滨”话题的兴趣，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关注，以及对哈尔滨历史人文知识的渴求，让我们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提前到场的短山，为现场协调做出的大量的工作。感谢Yuan、M、牛博士、刘东明在活动组织过程中提供的协助，感谢彩虹为本次活动的策划、组织、协调付出的努力，感谢殿文和立冬给与的器材支持。还要感谢马大智在现场提供的帮助，感谢绿茶在哈尔滨云游网发起活动召集，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明月千里、罗马猫、郭长武、哈_尔_滨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以及来自杂志和报纸媒体的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活动的主持人是长河。

活动现场

认真的观众

正在交流的王作简师傅

观众提问环节

令人感动的现场观众(虚幻拍摄)

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前排左一）和曾外祖母切斯娜（前排右一）自海拉尔来哈尔滨，与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扎列茨基（后排右一）、外祖母吉塔（后排左一）、玛拉的妈妈因娜（7岁）合影。后来曾外祖父母去了苏联。

2．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自苏联返回哈尔滨，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免于难，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死去了。前排左起：玛拉的外祖母吉塔，3岁的玛拉，切斯娜；后排左起：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妈妈因娜，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

玛拉·穆斯塔芬的名字不断听人提起，她是瓦莉亚·韩的同学的女儿，又是省社科院的客人。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她的家庭——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构成于哈尔滨——这个不寻常的城市当年居住着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也包容了这些人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带来的差异。如今，玛拉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望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离开哈尔滨时她还不满5岁，但她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哈尔滨人。”

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外婆的父母于1910年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来到海拉尔，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俄文名字为格利高里·马特维耶维奇·奥尼库尔），是生产著名的 “胜家” 牌缝纫机公司驻海拉尔的代表。那时外婆只是五个月的婴儿，名叫吉塔。后来一家人移居哈尔滨。外公的家族于1908年来到哈尔滨，经营畜牧场和肉类加工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今西十一道街）开了一家肉店。外公莫迪亚·扎列茨基（俄文名字为马特维·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1912年来哈尔滨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两年后去美国，以后又回哈尔滨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与他的兄弟合开“扎列茨基兄弟公司”，在海拉尔有一个大畜牧场，供应哈尔滨公司的肉类。1927年，外公和外婆结婚以后，去海拉尔居住，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又回到哈尔滨。

1929年，玛拉的妈妈因娜·马特维耶夫娜·扎列茨卡娅在哈尔滨出生，外公外婆的家在斜纹街（今经纬街）155号一座二层的公寓楼，楼里住的都是俄国人。1935年，妈妈去坐落在高士街（今高谊街）上的玫瑰学校上学。在日伪时期，苏联公民受了很多苦，由于日本人不让苏联公民的孩子上学，妈妈1945年才毕业。后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在这里认识了玛拉的爸爸。外公在1955年～1959年任犹太国民银行副经理。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母带着其他的子女回到苏联，但他们没能逃过斯大林的“清洗”，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只身一人回到哈尔滨，曾外祖父和她的孩子们都死去了。

玛拉的奶奶安东尼娜·阿尔特莫夫娜·舍洛玛诺娃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出生在俄罗斯的萨马拉。爷爷穆罕默德让·穆斯塔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出生在喀山，曾经是市杜马的议员。二十年代，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哈尔滨，在这座城市相识相爱并结婚。爷爷是无国籍的白俄，来到哈尔滨后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生活比较拮据。奶奶在马家沟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做护士。他们住过南岗也住过江北。

1929年，玛拉的爸爸阿利克出生。爸爸是在炮队街（今通江街）的俄罗斯学校上学（即原犹太教会学校），他还记得在江北住时，每天划着小船过江上学，而冬天就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去。后来，他也考入哈工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汉语的读写都很熟练。平时喜欢到松花江上玩游艇和冲浪板。爸爸和妈妈在工大读书时相爱，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为穆斯林是不与犹太人通婚的，而犹太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宗教的人结婚。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了家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住在外婆家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也搬到他们楼下居住。这样，在五十年代哈尔滨通江街155号,就居住着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这是哈尔滨这座独特的移民城市里发生的美好而动人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爸爸和妈妈来到阿城糖厂为苏联专家作翻译。后来，由于他们不同意移居苏联，被糖厂解雇，爸爸去哈尔滨外专俄语系任教师。1954年，他们的独生女儿玛拉出生了。1959年，他们一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和一些初到澳洲的俄侨不一样的是，他们到了悉尼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玛拉说，这是因为犹太人都很团结，能够互相帮助。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在澳大利亚不被承认，悉尼大学的一位汉语教授主动找了爸爸，让他跟他学汉语，重新得到了毕业证书。爸爸在政府里当过汉语和日语翻译，技术员。在七十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而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担任同声翻译的就是玛拉的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玛拉的妈妈和外公都找到了会计的工作，外婆在家里照看幼小的玛拉。玛拉不会英语，同学们听不懂她的话，这也许使这个哈尔滨来的小姑娘有些困惑。其实，她的记忆中没有储存多少关于哈尔滨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帽儿山。来澳洲后第一次去大自然中游玩，玛拉说她来过这里。妈妈说，你没来过，你去过帽儿山，外公和外婆曾在那里找过工作。但是，玛拉说，她在感情上很怀念哈尔滨。在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中有很多哈工大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同学会，经常见面，一直非常想念哈尔滨。

玛拉也毕业于悉尼大学，以后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专业是政治学和俄语，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2年，从事战略战术分析研究，作过外交官，还当过外交部长的顾问。离开外交部后做新闻工作，在国家报纸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代表国会、议会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研究。以后又回到外交部，被派往驻泰国大使馆任政务和商务参赞。还参加过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1990年，为了会见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玛拉第一次回到中国来，她记得当时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两年中又去了一次北京，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中澳大利亚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她参加了澳大利亚电视通讯公司海外部，负责在柬埔寨的发展工作，在柬工作了两年。那时柬埔寨刚和平解放，回到联合国，公司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她决定留在公司工作，不回外交部了。以后她被公司提升为整个东南亚发展的工作的负责人。在越南、老挝工作两年后，于1998年回到澳大利亚。

玛拉想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写作，因此辞去了工作。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主要是纪录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亲属的命运及家族的遭遇。这是一本关于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书。她了解到，1937年克格勃头子叶佐夫曾有一个命令，所有在中东路工作过回到苏联的人都被看作日本间谍，一律逮捕。玛拉到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查阅到的材料不仅是家族的，也是其他人的命运，这里也有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命运和遭遇。1996年，正在东南亚工作的玛拉看到了上海社科院俄侨专家汪之成的著作《上海俄侨史》，她很感兴趣，并把这本书带给精通汉语的爸爸看。一年以后，通过友人与汪之成建立了联系。

今年5月，玛拉要来哈尔滨收集资料，也很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她说服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回到哈尔滨，这是他们自195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是到上海后，在汪之成的陪同下回来的。41年过去，哈尔滨的变化非常大，许多街道已面目皆非，让寻访故地的爸爸妈妈感到很困难。他们来到经纬街，发现那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除，他们的老家也不见了，新盖的楼房上挂着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霞曼支行的招牌。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遗憾，尽管玛拉说四十多年过去了，不能指望会原封不动地保留过去的痕迹，但听得出，她也同样感到遗憾。他们去看望了两座改作他用的犹太会堂（即犹太教堂）和住进人家的鞑靼清真寺，又一次感到遗憾。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看到一座座熟悉的老建筑以及爷爷工作过的犹太国民银行，一家三口的心情才好起来。

他们来到犹太墓地，看到那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汪之成的帮助下，仔细辨认着一个又一个墓碑，终于找到了曾外祖父母和一些亲属的坟墓，非常高兴。玛拉认为这是在东亚保护最完整也最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但在回民墓地没有找到爷爷的坟，她的爸爸非常伤心。那天恰好是东正教复活节后的第十天，他们幸运地在与犹太墓地相邻的东正教墓地遇见了正在过节的俄罗斯人和华俄混血的教徒们，其中一位正在自己父母的坟前招待客人的漂亮的老太太认出了他们，她就是爸爸妈妈的哈工大同学朝鲜族人瓦莉亚·韩明禧。她热情地陪他们在哈尔滨各处游览。但是，玛拉去省档案馆试图查阅犹太人档案时，却被拒绝。这使她十分诧异，因为她去过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那都是对外开放的。

11月中旬，她与悉尼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兰·雅可布、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雅库波维茨（波兰犹太人，曾居上海）以及上海社科院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一起来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为准备她将要写作的第二本书（关于犹太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情况）在哈尔滨收集资料。玛拉说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曲伟和其他研究人员给了她很大帮助，尤其是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市档案馆查资料。她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并且查到了外公外婆的档案。她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属于历史的。应该尽快对外开放，否则再过若干年了解这些历史的人就不存在了，这些资料也就失去作用，而成为死资料了。”

玛拉说，看到哈尔滨最近在犹太人研究和保护犹太人遗址方面所作的工作，感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会有许多犹太人来哈尔滨。但是，为了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哈尔滨寻根，省档案馆应尽快对外开放。第一次访哈后，她又去美国访问，那里的很多犹太人都问什么时候能开放档案。由于哈尔滨有很多资料和遗址，在犹太研究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具有重要位置。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开放档案，会吸引很多人来哈尔滨。否则他们会认为来了也是白来，会认为这是一个闭塞的城市，不会为这里做什么贡献的。玛拉去过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那里有很丰富的资料，并且全部对外开放。她还谈了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的愿望。玛拉几次提到哈尔滨犹太墓地，她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很多犹太人谈到这块墓地保护的如何好，他们都很惊讶，对此非常高兴。她认为管理这块墓地的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更值得高兴的是，目前皇山公墓已经上网，并且专门为犹太墓地做了一个英文网页，便于远在海外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查找亲友的墓址。

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瓦莉亚阿姨的带领下访问了老俄侨叶夫罗希尼娅·尼基夫洛娃，交谈中，她问起老人认不认识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老人说：“托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我们是同事，我还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恰好笔者带来一些刊载关于哈尔滨俄侨的文章的报纸，想到写尼基夫洛娃的文章很可能配了这张照片，便请老人过目，果然，照片上有玛拉的奶奶。她的奶奶回到苏联后，还经常与尼基夫洛娃通信。

这次她的朋友们是为了准备在澳大利亚举行“犹太人在上海”的展览而来，她希望在澳大利亚也能举办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展览会，因为过去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在哈尔滨。

后续报道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1年8月10日

去年12月，玛拉（见《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回澳大利亚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看望伏洛霞阿姨（叶·安·尼基伏洛娃）。她从身后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民歌的歌词，《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书页已经发黄，硬纸封面也已经破损，但在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Инна　Зарецкая（因娜·扎列茨卡娅）。

因娜是玛拉的妈妈。这个签名如同普希金那朵夹在书中的小花，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和疑问。

伏洛霞阿姨对我说，这本书是玛拉的奶奶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在1959年回苏联以前送给她的，那时她们都在比乐街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工作，东尼娅是护士。从此以后，她们再未见面。当然，差不多同时随着外祖父母和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的玛拉也再未见过奶奶。因娜是安东尼娜的儿媳，这本书是她在分别时送给婆婆的？还是因行李过重而留在家里的？安东尼娜孤身一人回苏联时，又为何把这本书送给尼基伏洛娃？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房子动迁等变故的42年间，伏洛霞阿姨又是怎样把它珍藏至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个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家庭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情感。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早已卒于苏联，而这本小书经历了42年的时空变化，却成为这个国际家庭的历史见证。伏洛霞阿姨真了不起！

伏洛霞阿姨问：“能不能寄给玛拉？她一定高兴。”

于是，我给玛拉发了电子邮件。那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东正教要晚13天），我不知这个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鞑靼人的后裔过不过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但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当作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玛拉在回件中非常激动，并且给我回寄了一个中国小孩放鞭炮庆春节的网上卡通贺卡。由于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都担心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一直希望哪位澳大利亚的俄侨回哈尔滨旅游时，托他捎回去。但一直没等到这样的朋友。

今年五月，玛拉在电子邮件中询问是否可以邮寄这本书，我在去邮局咨询后告诉伏洛霞阿姨，邮局说，可以挂号寄，不会丢失的。伏洛霞阿姨很信任地将书交给我，并且系上一条黄色的带子。于是，这本跨越了57年时间、又跨越了莫斯科到哈尔滨的空间的小书，带着因娜的名字，带着一个家族也是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带着伏洛霞阿姨与安东尼娜的情谊，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玛拉说，看到书上面妈妈的签名，感觉太奇异了。

几天以前，我从邮局取回玛拉寄给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和我的礼物。我看着老人读着玛拉用俄文写的信，品尝着澳洲巧克力、英国红茶时快乐的样子，心里也被一种奇妙而温暖的感觉填满。玛拉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条手绘水墨花卉的真丝纱巾，我已经转送给身患重病的伏洛霞阿姨，她非常高兴地收下——这是准备在她去世后作为丧服的一部分戴在头上的。

注：这些照片是去年12月《玛拉的国际家庭》见报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由于电脑出了故障，无法打开附件，因此留下一个遗憾。现发表以使读者能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印象。

作者后记，2008年12月20日

玛拉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伏洛霞阿姨。玛拉给了伏洛霞阿姨500元人民币。伏洛霞阿姨让我收下：“医院里有小偷！”后来，我特地和奋斗药店的人一起去她家里，当面把钱还给她。

现在，伏洛霞阿姨已经辞世两年了，她长眠在哈尔滨俄侨墓地。她的头上戴着玛拉送给我的这条中国丝巾，身上穿着我给她订做的白色真丝缎礼服。海兰泡的萨沙在一年以前给她修了黑色大理石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