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场有这样的描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

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萧红，多部小说都提到“喇嘛台”一词。《一条铁路的完成》有如下的描述：“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1936年3月创作的《手》：“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

这些描写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频繁出现的“喇嘛台”又是什么？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是两个爱国青年，夜晚去哈尔滨火车站纪念碑刷写革命标语。情节中“从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去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从南岗方向去哈站确实是一段坡路，也就是现今的红军街。萧红1928年在哈工大附中念书，校址在铁路局和哈站之间。她小说里“喇嘛台”和哈站同时出现，显然这是两个非常近的建筑。

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为取得修路所需的沙石、石灰和木材等。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欺骗等手段，野蛮地把铁路沿线很大的范围划为附属地。俄国有驻军、设警、司法和行政权，完全是”国中之国”。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清朝二百年间，东正教虽然“打开了中国之窗”，但是信徒和教堂极少。直到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跟随沙俄的哥萨克士兵们，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东北。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年在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一面坡和横道河子等地，信仰东正教的俄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如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铁证，有的拆除了、有的闲置、还有的另作他用。

1898年，俄罗斯人来到松花江畔的，在田家烧锅（今香坊）设立修建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从原喇嘛台，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广场段到现在省政府一段，路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再往南至香坊站是土路。走出哈尔滨站沿红军街（以前霍尔瓦特大街的一部分），前面是一段上坡路。很快就能领略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红军街和东西走向的大直街在省博物馆交汇，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交汇处有一个建筑，在“文革”前，这个建筑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俗称“喇嘛台”的圣·尼古拉教堂。也就是萧红多次提到的“喇嘛台”。

1966年8月23日深夜，圣.尼古拉教堂被红卫兵破坏。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最负盛名的东正教堂之一，只能在历史照片和文艺作品中，领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下图为1910年的圣.尼古拉教堂与红博广场（原圣·尼古拉教堂位置）。

尼古拉大教堂

尼古拉大教堂原址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落下帷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慕名来到具有浓郁欧陆风情的罗西亚大街。我沿着古老的街道，穿街走巷，翻墙攀瓦。很多闲逛的当地人也注意到我。都给我讲述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面发生的故事。数量众多的老建筑得以保全。一个穷呀！穷就没钱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衰落了，没能力把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拆除。穷在某种意义还是好事，昂昂溪幸运的没有变成，钢筋混凝土林立的火柴盒。

一位六十岁老人讲述一个心酸而无助的故事。

他说：“过去昂昂溪火车站正前方，也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前面，竖立一座有两个尖顶的“喇嘛台”，淡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砖砌拐角，木质房架，绿色的铁皮屋顶面。平面成长方形，每当上面塔楼大钟报时，悠扬的声音传得很远。在手表缺乏的时代，附近几公里的人都按它的声音计时。”

我急忙问老人：“昂昂溪过去是俄罗斯人聚居地，怎么会有喇嘛庙？”

老人疑惑的看着我喃喃道：“是外国修道士住的，老辈人都叫“喇嘛台”。

我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发现，对教堂遗迹都称呼为“喇嘛台”。我猜测也许是俄国信仰东正教，昂昂溪和哈尔滨等地，当年离蒙古很近，受到喇嘛教影响，以前很多人文化不高，就习惯把信教的地方称为“喇嘛台”了。

老人所说的教堂，是1902年建立的东正圣使教堂，俗称“喇嘛台”。一座砖混结构的俄式教堂。老人还说：六七十年代曾用作粮店。八十年代初租给人炸油条，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一场火，结果石头为主的俄国建筑，除了把建筑熏黑以外，整个结构损失不大。火灾发生后铁路部门把教堂收回，一直闲置荒废了好几年。后来铁路部门要建幼儿园，就拆除了教堂。

八十年代初，大型施工设备极少，建筑拆除还没有应用爆破技术。教堂拆除以人工作业为主。

“异常坚固的教堂，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音，响了三个月，施工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拆完。据说工钱是加了好几次。”老人说。

教堂拆除期间，工人们发现一座坟墓，立即报告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几位公安干警骑跨斗摩托来了，查看了现场，断定是一个俄罗斯修女的墓葬。

老人有点激动：“他们把修女脖子上长长的银十字架拿走了，骑摩托扬长而去。没说尸体怎么处理”。

“那后来怎么样呢？铁路和施工队没移走尸体埋葬吗？”我急忙问。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微带哀伤。叹了口气继续说：

“没有，谁也不管。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公安没说话，谁出拿头呀。尸体随意抛弃在工地上，后来小孩淘气就把脑袋给砸了，绿色的脑浆四溅，老人回想起来就吃不下东西。”

老人继续说：“当时我就想俄罗斯是侵略我们，可修女也不是警察、军人，她有没有罪，都死好几十年了。不该那样对待遗体，还是该给她找个地方埋葬”。

老人还说，在政治环境还不宽松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处理此事。从那以后他就想：“不能出国，死也在自己家里，在外国死了连尸体都随意被抛弃”。

据说修女遗体就没了，谁也不知道那去了？修女的黄头发，挂在工地铁丝网上，随风哀鸣很长时间。

现在这里是铁路幼儿园，基本没留下照片。据说当地政府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征集“喇嘛台”照片。后来我多方查找资料发现了一张昂昂溪车站（原称齐齐哈尔车站）教堂的历史照片。

中东铁路沿线，目前还是称呼东正教教堂遗迹为“喇嘛台”，这个奇怪的名称从何而来呢？

十七世纪的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由于缺乏贵重金属，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沙俄为掠取更多的皮毛贡赋，沿着西伯利亚水路并进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清圣祖实录》记载：“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侵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

正当沙俄疯狂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之时，清朝大举入关，同李自成争夺天下，东北边防空虚，力量极其虚弱。清政府无力组织对沙俄的大规模反击战，只得下令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疯狂烧杀，短短十几年，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烧毁的原居民住宅。

清朝平定“三潘之乱”后，随即在东北边疆对沙俄展开反击战。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沙俄战败，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反击战中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近百名，按《尼布楚条约》第四款：现在俄军民之在中国或者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清军将这些愿意归顺大清国的俄军战俘带回北京安置，将其编入镶黄旗。当时的清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定居于北京的这支俄罗斯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中，有一俄人是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俄罗斯百人队”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也叫“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在中国统治中心建立了合法的传教场所。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教区领导。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当初，列昂季耶夫为了传教方便，给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历次来华传教团也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来华俄国传教团，当年走的线路：一是从彼得堡，途径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越蒙古，取道张家口到达北京；二是从莫斯科，途径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到达北京。进入中国走的地方是蒙古族和其它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这些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清政府非常重视喇嘛教，这都会影响到在华俄国传教士们。下图是原中东铁路（今滨绥线）免渡河尼古拉耶甫卡娅教堂。

意大利人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所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述了这些俄罗斯战俘后代：“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崇拜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个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马国贤的记载了俄罗斯在华教士被称为“喇嘛”的说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开通后，为满足俄人东正教徒的精神需要，修建了一些教堂，这样俄国东正教堂逐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以白俄流亡者居多。而当年北京传教团把东正教教士称为“喇嘛”，教堂称为“喇嘛台”的说法也就传承下来。即使清末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铁路沿线实行殖民色彩的统治。俄罗斯人在也不会像清初时期，为了迎合中国人称教堂为“喇嘛台”了。可多年来经中国人口口相传，“喇嘛台”也就成为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教堂的俗称了。

“小伙子,酒厂里面没啥了，都拆除。”正当我想进哈尔滨啤酒厂院内之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位老者站立在酒厂大门口。我于是问道：这里是百年哈啤酒厂吗？酒标上的那个建筑还在吗？

老者不假思索道：“老哈尔滨第一个啤酒厂，不过目前啤酒不好喝，全是他*勾兑地，酒标那座建筑九十年代拆除。”

只听说过白酒勾兑，啤酒也能勾兑，还是前所未闻。我八十年代开始喝哈啤，再往前的啤酒，也没喝过，到底味道如何？不得而知。老者又道：“看你是来拍老建筑的。”

老者用手指向酒厂的东面：“你转过弯，有过去老毛子的苹果园，里面还有几个老建筑，我小时候总去哪里偷苹果吃，没当夏季来临，果园花香四溢，整个酒厂附近，酒香、花香、绿树和青草，伴随鸟儿的歌唱。”看着老人面带微笑，仿佛他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

1896年，首批沙俄中东铁路勘察队来到哈尔滨，由于哈尔滨有松花江水路连通黑龙江，这样沙俄的船队可以从远东外阿穆尔，源源不断把各种物资运输到哈尔滨。便利的水运，促使沙俄铁路当局，确定哈尔滨为中东铁路建设和管理中心。

1898年，俄国人在田家烧锅（香坊区哈尔滨啤酒厂一带）开始建筑铁路，并规划新的城区，近代标准的道路如工兵路(现公滨路)、草料街（现香坊大街）、陆军街（现中山路）、骑兵街（现香安街）等30多条街路相距出现，短短几年西香坊已具备市街规模，沙俄称呼为“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建设管理的中心枢纽“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香坊相继诞生了哈尔滨第一家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也就是为帝俄修筑中东铁路筹集资金的机构，哈尔滨第一座教堂——（俄）东正教尼古拉教堂，哈尔滨第一个啤酒厂——乌鲁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在香坊开办。

按照老者指引的方向，我很快就来到黑龙江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门前。国庆节期间厂里休假，值班的厂警无权叫我进去，只能和上级领导汇报。不一会儿，那位领导听说是大庆人来拍历史建筑，欣然同意我进去拍摄。

“瑞星阁”现为黑龙江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所有。当我绕过一片新厂房，眼前出现一座像古老俄式田园的院落。瑞星阁坐落在鲜花似锦中，百年大榆树排列有序。建筑为石木结构，为地上和地下两层。毛石基础；墙体是毛石乱砌，水泥勾缝，砖砌仿石转角。建筑立面对称布局，四坡屋顶，屋顶中轴部分凸起，设有阁楼式，其两侧对称配以折线型弧面，屋面坡顶为绿色铁皮，房檐口成红色，深色的石头主体墙，与米黄白的墙体转角、门窗口装饰形成鲜明对比。

据史料载：这里曾是中东铁路局的奶牛场，为哈尔滨俄国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奶源的场所。这处最漂亮的建筑，是奶牛场的场长办公场所，2006年3月，瑞星阁自动化研究所南办公楼和瑞星阁自动化研究所北办公楼，分别被公布为哈尔滨市第三批Ⅱ类保护建筑。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晨报》2011.7.20~21

不久前，尼古拉·扎伊卡因患病离开哈尔滨回到澳大利亚。在他临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眼神却让人看出他的茫然无助。他是由于突然到来的拆迁而终日焦虑愁苦，突发脑梗病倒的。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俄侨，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他的昵称“科利亚”是人们熟悉的名字。1999年《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后，12年来，科利亚已经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他一直在为哈尔滨为中国做宣传，他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科利亚一家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近30次。2003年，当他的祖宅被退还以后，他不仅以出租房子的房租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还要长。他是最后一个依然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老哈尔滨俄侨。

突发脑梗后 妻子从澳大利亚赶来

在哈尔滨的侨民生活

在老宅里回忆往事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厂。

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曾为紫丁香音乐厅，现为小资太太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科利亚的爷爷100多年前建造的木房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在一位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墓前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科利亚家临街住房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科利亚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移民澳大利亚

1955年，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哈尔滨俄侨回国。但有很多哈尔滨俄侨选择了澳大利亚或者南美等其他国家移民。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鲍里斯和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科利亚与苏联侨民中学同学合影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科利亚经常去买卖街旧居看望中国姥姥——这是他家离开中国之前的租户，现仍居于此。12年前，我亲眼看到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如今中国姥姥也早已去世了。

和妻子在哈市俄式民居内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年轻时的科利亚(左一）与家人合影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他很相信中医，有一位哈医大的于教授已经成为他的朋友。

科利亚在哈尔滨请朋友吃饭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这些年不断有人回来。维卡也来了，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2003年，当我为呼吁保护太阳岛的别墅群向他求助时，他一次次给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拨打国际长途，终于一位在太阳岛居住过的朋友寄来手绘的别墅分布图，科利亚连夜绘制更为标准的图纸，然后我们一起把图纸送到哈尔滨市规划局，规划局立即转给太阳岛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得到重视。他还自费在国外媒体发广告，征集有关太阳岛别墅的历史资料。那些原定拆除的一栋栋老别墅，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区的重要景观和旅游资源。这里面有科利亚的无私贡献！

他在2009年通过外国媒体做广告，成功地组织了200多位当年哈尔滨外侨或后裔回访哈尔滨。他不仅想帮助这些人圆思乡之梦，也想帮助哈尔滨做对外宣传。而他的家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对外窗口，科利亚成为许多国家（包括中央电视台）媒体报道的对象，成为许多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的主人公。俄罗斯政府通过我国政府要寻找埋葬在哈尔滨的将军卡佩利的遗体时，是科利亚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科利亚成了名人。有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老哈尔滨侨民找到科利亚，当他了解到他们经济并不宽裕时，他就热情地让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住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到他家的餐桌上坐满了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他在各种场合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拆迁终于来临

前些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这是祖父约瑟夫·扎伊卡在100多年前建的，不仅是住宅，还是哈尔滨现存最早的俄侨灌肠厂。我曾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看到关于扎伊卡灌肠厂的记载。1961年，当他们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后，这个院子的多栋房子住了很多人，他从1985年回到哈尔滨，就开始要自己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退还他其中一栋。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哈尔滨。

如今，扎伊卡灌肠厂已经是当年哈尔滨多家灌肠厂仅存的一处历史遗存了，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尤为突出。2007年，科利亚居住的这一栋建筑被纳入拟定的第四批保护建筑名单，2009年，这个院子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并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其余的房子还是别人住着，并没有退还。

今年，这一地区动迁启动，正在澳大利亚照顾住院的儿子的科利亚闻讯急匆匆赶来哈尔滨。在拆迁范围图上，他家的数座建筑除了临街一处房屋定保留外，其余的都将拆除。他开始带着产权证四处上访，诉说自己的苦恼。

这二十多年来，他在哈尔滨目睹那么多珍贵的老建筑轰然倒塌，自己家里已经退回的和没有退回的房子将面临何等命运？科利亚心里没有着落了，他终日陷入愁闷和苦恼中。

除了为房子担心，还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哦，我到处说中国很好，你们都来做买卖的事情，你们都回来。现在我的房子怎么办？别的人怎么看我？”是的，有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国人，已经为此骂过科利亚，如果科利亚的房子被拆了……我都不忍心想下去。

他低着头，双眉紧锁，一整天就那样坐着。有时刚说两句话，眼泪就涌上眼眶，说不下去了。就叹息着沉默。

这期间，试图来他的家里量房子的人来过几次，他亦不堪其扰。

终于，他病倒了。

一个为了哈尔滨无私地做出那么多贡献的外国人，如今因突然来临的拆迁病倒了。

科利亚突发脑梗，当即送医院抢救。病情十分严重，起初全身不能动，不能说话，过了半个月天才能坐起来。

他的妻子玛莎和儿子都来哈尔滨了，玛莎要带科利亚回澳大利亚治疗。

从北京回来跟科利亚告别的时候，科利亚说：“上帝让你回来了。”我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这没完没了的拆迁还要害多少人？！

科利亚也曾经多次在拆成废墟的老房子前面流泪，他不理解，有这么重要历史价值，又那么漂亮的老房子，为什么会拆掉呢？

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些“下面人”做的坏事情，“上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出了什么事情。”

是的，他没有想到，拆迁这件事终于来临。

他带着满心的伤痛回澳大利亚了。

清晨，我来到阿什河畔的大桥上。连续的干旱，降雨稀少，河道狭小、而流速缓慢。历史上北方女真族阿骨打部落在洪流滚滚的阿什河畔纵横驰骋，肥美的河湾草场养育出来剽悍的铁骑。河水还在流淌，确不能感受到过去的波澜！

昨晚，满天星光闪烁，我猜测天气会晴朗。于是，改变原来计划，决定在阿城多呆一天，去横头山一睹秋天的红叶。每年国庆节期间，阿城区都增加临时去横头山的班车，票价6元/人。阿什河畔上，一阵狂风而过，天空飘来朵朵乌云，随风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气象突变，令我沮丧。拍摄红叶需要光线和色彩，阴暗的天气如何能拍出好的照片。我临时改变了主意，登上一辆阿城——玉泉的中巴车。再见横头山！遗憾是为了不久的相遇！

阿什河畔

玉泉站位于滨绥线（哈尔滨至绥芬河）62公里处，始建于1903年。这里地处完达山西麓的张广才岭余脉，车站三面环山，风景优美，素有“天然公园”之称。冬季积雪厚达一米且雪质优良，素有“滑雪之乡”的美誉。       

据史料记载，1936年以前，玉泉被称为”二层甸子站”。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国铁路勘测队发现车站附近河套中一眼清泉，泉水清澈微甜，俄人非常喜爱。随将火车站设在这里，还天真的用玻璃把清泉围起来，命名为“玻璃井”。日本强行收买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后。对“玻璃井”里的泉水化验研究，了解到泉水富含硒、氟、氡等多种矿物质。日本人极力吹捧“玻璃井”为 “神泉”，并将车站名改为玉泉站。

中午时分，来到玉泉站。站区票房、候车室和行李房齐全，建筑极似俄罗斯风格。我仔细观看，还是不敢确认是那个时期的?玉泉当年不算很大的站，不会有如此大的站舍。我初步怀疑是日本时期改建的。正当我围着建筑拍照的时候。

“你是来拍铁路建筑的。”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急忙转过身，一位老者站立我面前。

“我17岁从山东来玉泉站上班，在这里都一辈子了。”老者微笑而又自豪的说。

“玉泉站目前的建筑，是五十年代扩建的，以前是个很小的站，早已拆除。车站南面是芦苇茂密的水渠。俄国人喜欢住环境优美、森林茂盛的北山坡。” 

从老者的谈话,可以寻求玉泉站区，建筑有俄罗斯风格的原因，五十年代中国人如今急功近利，还能耐心的做每一件事情，仿建的火车站和中东铁路同期的遗迹极似。

老人说到高兴时，像孩童一样，模仿通讯不发达时，铁路部门是怎样知道火车的运行情况。原来，那时候的火车司机每通过一个站，都会用胳膊飞快的揽下一个挂在铁路旁木杆上的铁圈，到下一个站就把铁圈抛下去，以此来通知哈尔滨总局火车的行驶情况。看着老者开心的表演，我们开怀大笑，愿笑声伴随老人回忆那段时光吧！

我顺着铁路残破的围墙向前走，在一处铁栅栏豁口处钻进站内，火车道上，有一些工人在装运沙石。穿越火车道，来到玉泉北山滑雪场，它是我国第一座滑雪场，系自然形成。滑雪场主峰海拔300米，雪道地势宽阔，坡度适宜。中东铁路时期，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冬季来此滑雪。

山上有施工的车辆，我询问一个工人师傅，他说：“以前的雪道太矮了，为适应发展，在北面更陡峭的山坡建新的雪场”。近年来，亚布力和为数众多的滑雪场的开辟，以及交通的改善，玉泉百年滑雪场，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远处传来隆隆轰鸣声，一些采石场在放炮。镇子周围是滚滚浓烟的水泥厂，扬起的粉尘，顺风刮进镇里，造成环境污染。玉泉镇很多人在当地的采石场或者一家水泥厂工作，污染严重了，厂子关闭了，老百姓生活来源就没着落。这也许是玉泉滑雪场衰败的重要原因。

在山脚下，有一幢欧式建筑。初看具有俄罗斯风格，近距离细看，墙体是水泥抹面，又像是后期仿建的。当我来到建筑的侧面，暴露的一块墙面有圆木和木檩条，可以断定是“木格楞”结构的。建筑共两层，全木质结构，“战盔式穹顶”的红色屋顶，二层阳台设计为城堡形态，体现了浓厚的欧洲古典色彩。右面低矮的房子是有明显的衔接痕迹，结构也很差，是后期搭建的。后期政府部门对整体建筑修缮过，拆除老的圆木，改为水泥墙体，顶部未改动。

据工人师傅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将滑雪用具焚毁一空。后来中长铁路接管了滑雪场，修缮房舍，购置滑雪用具，供苏联专家和爱好滑雪的铁路职工到此滑雪。玉泉北山滑雪场培养了我国很多滑雪健将和滑雪教练。1990年以前，还是黑龙江唯一一处滑雪场，每年冬季，不断有国内外知名人士慕名而来，国家女排前队长郎平曾到这里参观、游览。

北山滑雪场东山坡上的俄式别墅

 残破的建筑，看不出了昔日的辉煌，山坡荒草丛生，也难窥雪道痕迹。在雪场东面山坡有：两栋俄式建筑，一座是哈尔滨某公司近年仿建的，施工质量极差，损坏程度比老建筑还破败；另一座可能是老建筑。目前居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说，给朋友看房子。建筑结构为俄罗斯风格。男主人说：“是老建筑，以前住户把房子内部木质地板，全拆除给儿子结婚打家具了”。厚实的木窗、门窗，可以断言是中东铁路时期建筑。而北山滑雪场入口处，一座门卫式的建筑，正面墙木质房檐有英文“OFFICE”，是汉语办公室、营业所的意思。据说，是当年修建的滑雪场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住地。

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前排左一）和曾外祖母切斯娜（前排右一）自海拉尔来哈尔滨，与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扎列茨基（后排右一）、外祖母吉塔（后排左一）、玛拉的妈妈因娜（7岁）合影。后来曾外祖父母去了苏联。

2．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自苏联返回哈尔滨，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免于难，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死去了。前排左起：玛拉的外祖母吉塔，3岁的玛拉，切斯娜；后排左起：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妈妈因娜，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

玛拉·穆斯塔芬的名字不断听人提起，她是瓦莉亚·韩的同学的女儿，又是省社科院的客人。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她的家庭——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构成于哈尔滨——这个不寻常的城市当年居住着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也包容了这些人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带来的差异。如今，玛拉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望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离开哈尔滨时她还不满5岁，但她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哈尔滨人。”

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外婆的父母于1910年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来到海拉尔，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俄文名字为格利高里·马特维耶维奇·奥尼库尔），是生产著名的 “胜家” 牌缝纫机公司驻海拉尔的代表。那时外婆只是五个月的婴儿，名叫吉塔。后来一家人移居哈尔滨。外公的家族于1908年来到哈尔滨，经营畜牧场和肉类加工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今西十一道街）开了一家肉店。外公莫迪亚·扎列茨基（俄文名字为马特维·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1912年来哈尔滨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两年后去美国，以后又回哈尔滨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与他的兄弟合开“扎列茨基兄弟公司”，在海拉尔有一个大畜牧场，供应哈尔滨公司的肉类。1927年，外公和外婆结婚以后，去海拉尔居住，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又回到哈尔滨。

1929年，玛拉的妈妈因娜·马特维耶夫娜·扎列茨卡娅在哈尔滨出生，外公外婆的家在斜纹街（今经纬街）155号一座二层的公寓楼，楼里住的都是俄国人。1935年，妈妈去坐落在高士街（今高谊街）上的玫瑰学校上学。在日伪时期，苏联公民受了很多苦，由于日本人不让苏联公民的孩子上学，妈妈1945年才毕业。后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在这里认识了玛拉的爸爸。外公在1955年～1959年任犹太国民银行副经理。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母带着其他的子女回到苏联，但他们没能逃过斯大林的“清洗”，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只身一人回到哈尔滨，曾外祖父和她的孩子们都死去了。

玛拉的奶奶安东尼娜·阿尔特莫夫娜·舍洛玛诺娃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出生在俄罗斯的萨马拉。爷爷穆罕默德让·穆斯塔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出生在喀山，曾经是市杜马的议员。二十年代，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哈尔滨，在这座城市相识相爱并结婚。爷爷是无国籍的白俄，来到哈尔滨后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生活比较拮据。奶奶在马家沟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做护士。他们住过南岗也住过江北。

1929年，玛拉的爸爸阿利克出生。爸爸是在炮队街（今通江街）的俄罗斯学校上学（即原犹太教会学校），他还记得在江北住时，每天划着小船过江上学，而冬天就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去。后来，他也考入哈工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汉语的读写都很熟练。平时喜欢到松花江上玩游艇和冲浪板。爸爸和妈妈在工大读书时相爱，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为穆斯林是不与犹太人通婚的，而犹太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宗教的人结婚。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了家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住在外婆家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也搬到他们楼下居住。这样，在五十年代哈尔滨通江街155号,就居住着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这是哈尔滨这座独特的移民城市里发生的美好而动人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爸爸和妈妈来到阿城糖厂为苏联专家作翻译。后来，由于他们不同意移居苏联，被糖厂解雇，爸爸去哈尔滨外专俄语系任教师。1954年，他们的独生女儿玛拉出生了。1959年，他们一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和一些初到澳洲的俄侨不一样的是，他们到了悉尼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玛拉说，这是因为犹太人都很团结，能够互相帮助。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在澳大利亚不被承认，悉尼大学的一位汉语教授主动找了爸爸，让他跟他学汉语，重新得到了毕业证书。爸爸在政府里当过汉语和日语翻译，技术员。在七十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而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担任同声翻译的就是玛拉的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玛拉的妈妈和外公都找到了会计的工作，外婆在家里照看幼小的玛拉。玛拉不会英语，同学们听不懂她的话，这也许使这个哈尔滨来的小姑娘有些困惑。其实，她的记忆中没有储存多少关于哈尔滨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帽儿山。来澳洲后第一次去大自然中游玩，玛拉说她来过这里。妈妈说，你没来过，你去过帽儿山，外公和外婆曾在那里找过工作。但是，玛拉说，她在感情上很怀念哈尔滨。在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中有很多哈工大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同学会，经常见面，一直非常想念哈尔滨。

玛拉也毕业于悉尼大学，以后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专业是政治学和俄语，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2年，从事战略战术分析研究，作过外交官，还当过外交部长的顾问。离开外交部后做新闻工作，在国家报纸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代表国会、议会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研究。以后又回到外交部，被派往驻泰国大使馆任政务和商务参赞。还参加过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1990年，为了会见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玛拉第一次回到中国来，她记得当时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两年中又去了一次北京，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中澳大利亚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她参加了澳大利亚电视通讯公司海外部，负责在柬埔寨的发展工作，在柬工作了两年。那时柬埔寨刚和平解放，回到联合国，公司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她决定留在公司工作，不回外交部了。以后她被公司提升为整个东南亚发展的工作的负责人。在越南、老挝工作两年后，于1998年回到澳大利亚。

玛拉想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写作，因此辞去了工作。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主要是纪录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亲属的命运及家族的遭遇。这是一本关于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书。她了解到，1937年克格勃头子叶佐夫曾有一个命令，所有在中东路工作过回到苏联的人都被看作日本间谍，一律逮捕。玛拉到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查阅到的材料不仅是家族的，也是其他人的命运，这里也有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命运和遭遇。1996年，正在东南亚工作的玛拉看到了上海社科院俄侨专家汪之成的著作《上海俄侨史》，她很感兴趣，并把这本书带给精通汉语的爸爸看。一年以后，通过友人与汪之成建立了联系。

今年5月，玛拉要来哈尔滨收集资料，也很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她说服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回到哈尔滨，这是他们自195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是到上海后，在汪之成的陪同下回来的。41年过去，哈尔滨的变化非常大，许多街道已面目皆非，让寻访故地的爸爸妈妈感到很困难。他们来到经纬街，发现那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除，他们的老家也不见了，新盖的楼房上挂着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霞曼支行的招牌。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遗憾，尽管玛拉说四十多年过去了，不能指望会原封不动地保留过去的痕迹，但听得出，她也同样感到遗憾。他们去看望了两座改作他用的犹太会堂（即犹太教堂）和住进人家的鞑靼清真寺，又一次感到遗憾。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看到一座座熟悉的老建筑以及爷爷工作过的犹太国民银行，一家三口的心情才好起来。

他们来到犹太墓地，看到那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汪之成的帮助下，仔细辨认着一个又一个墓碑，终于找到了曾外祖父母和一些亲属的坟墓，非常高兴。玛拉认为这是在东亚保护最完整也最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但在回民墓地没有找到爷爷的坟，她的爸爸非常伤心。那天恰好是东正教复活节后的第十天，他们幸运地在与犹太墓地相邻的东正教墓地遇见了正在过节的俄罗斯人和华俄混血的教徒们，其中一位正在自己父母的坟前招待客人的漂亮的老太太认出了他们，她就是爸爸妈妈的哈工大同学朝鲜族人瓦莉亚·韩明禧。她热情地陪他们在哈尔滨各处游览。但是，玛拉去省档案馆试图查阅犹太人档案时，却被拒绝。这使她十分诧异，因为她去过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那都是对外开放的。

11月中旬，她与悉尼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兰·雅可布、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雅库波维茨（波兰犹太人，曾居上海）以及上海社科院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一起来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为准备她将要写作的第二本书（关于犹太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情况）在哈尔滨收集资料。玛拉说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曲伟和其他研究人员给了她很大帮助，尤其是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市档案馆查资料。她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并且查到了外公外婆的档案。她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属于历史的。应该尽快对外开放，否则再过若干年了解这些历史的人就不存在了，这些资料也就失去作用，而成为死资料了。”

玛拉说，看到哈尔滨最近在犹太人研究和保护犹太人遗址方面所作的工作，感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会有许多犹太人来哈尔滨。但是，为了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哈尔滨寻根，省档案馆应尽快对外开放。第一次访哈后，她又去美国访问，那里的很多犹太人都问什么时候能开放档案。由于哈尔滨有很多资料和遗址，在犹太研究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具有重要位置。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开放档案，会吸引很多人来哈尔滨。否则他们会认为来了也是白来，会认为这是一个闭塞的城市，不会为这里做什么贡献的。玛拉去过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那里有很丰富的资料，并且全部对外开放。她还谈了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的愿望。玛拉几次提到哈尔滨犹太墓地，她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很多犹太人谈到这块墓地保护的如何好，他们都很惊讶，对此非常高兴。她认为管理这块墓地的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更值得高兴的是，目前皇山公墓已经上网，并且专门为犹太墓地做了一个英文网页，便于远在海外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查找亲友的墓址。

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瓦莉亚阿姨的带领下访问了老俄侨叶夫罗希尼娅·尼基夫洛娃，交谈中，她问起老人认不认识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老人说：“托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我们是同事，我还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恰好笔者带来一些刊载关于哈尔滨俄侨的文章的报纸，想到写尼基夫洛娃的文章很可能配了这张照片，便请老人过目，果然，照片上有玛拉的奶奶。她的奶奶回到苏联后，还经常与尼基夫洛娃通信。

这次她的朋友们是为了准备在澳大利亚举行“犹太人在上海”的展览而来，她希望在澳大利亚也能举办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展览会，因为过去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在哈尔滨。

后续报道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1年8月10日

去年12月，玛拉（见《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回澳大利亚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看望伏洛霞阿姨（叶·安·尼基伏洛娃）。她从身后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民歌的歌词，《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书页已经发黄，硬纸封面也已经破损，但在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Инна　Зарецкая（因娜·扎列茨卡娅）。

因娜是玛拉的妈妈。这个签名如同普希金那朵夹在书中的小花，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和疑问。

伏洛霞阿姨对我说，这本书是玛拉的奶奶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在1959年回苏联以前送给她的，那时她们都在比乐街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工作，东尼娅是护士。从此以后，她们再未见面。当然，差不多同时随着外祖父母和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的玛拉也再未见过奶奶。因娜是安东尼娜的儿媳，这本书是她在分别时送给婆婆的？还是因行李过重而留在家里的？安东尼娜孤身一人回苏联时，又为何把这本书送给尼基伏洛娃？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房子动迁等变故的42年间，伏洛霞阿姨又是怎样把它珍藏至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个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家庭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情感。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早已卒于苏联，而这本小书经历了42年的时空变化，却成为这个国际家庭的历史见证。伏洛霞阿姨真了不起！

伏洛霞阿姨问：“能不能寄给玛拉？她一定高兴。”

于是，我给玛拉发了电子邮件。那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东正教要晚13天），我不知这个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鞑靼人的后裔过不过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但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当作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玛拉在回件中非常激动，并且给我回寄了一个中国小孩放鞭炮庆春节的网上卡通贺卡。由于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都担心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一直希望哪位澳大利亚的俄侨回哈尔滨旅游时，托他捎回去。但一直没等到这样的朋友。

今年五月，玛拉在电子邮件中询问是否可以邮寄这本书，我在去邮局咨询后告诉伏洛霞阿姨，邮局说，可以挂号寄，不会丢失的。伏洛霞阿姨很信任地将书交给我，并且系上一条黄色的带子。于是，这本跨越了57年时间、又跨越了莫斯科到哈尔滨的空间的小书，带着因娜的名字，带着一个家族也是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带着伏洛霞阿姨与安东尼娜的情谊，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玛拉说，看到书上面妈妈的签名，感觉太奇异了。

几天以前，我从邮局取回玛拉寄给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和我的礼物。我看着老人读着玛拉用俄文写的信，品尝着澳洲巧克力、英国红茶时快乐的样子，心里也被一种奇妙而温暖的感觉填满。玛拉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条手绘水墨花卉的真丝纱巾，我已经转送给身患重病的伏洛霞阿姨，她非常高兴地收下——这是准备在她去世后作为丧服的一部分戴在头上的。

注：这些照片是去年12月《玛拉的国际家庭》见报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由于电脑出了故障，无法打开附件，因此留下一个遗憾。现发表以使读者能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印象。

作者后记，2008年12月20日

玛拉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伏洛霞阿姨。玛拉给了伏洛霞阿姨500元人民币。伏洛霞阿姨让我收下：“医院里有小偷！”后来，我特地和奋斗药店的人一起去她家里，当面把钱还给她。

现在，伏洛霞阿姨已经辞世两年了，她长眠在哈尔滨俄侨墓地。她的头上戴着玛拉送给我的这条中国丝巾，身上穿着我给她订做的白色真丝缎礼服。海兰泡的萨沙在一年以前给她修了黑色大理石的墓。

中山路和六顺街交口处，是香坊区六合街171号建筑（今哈尔滨铁路局印刷厂）。厂门前有一小块绿地，零散地种植十几棵参天大树。树荫下的水泥桌旁，围坐着一些老人，有下棋的，玩纸牌的，还有几个悠闲地唱着京戏。

我向一位老者询问，他说：“这里就是老铁路印刷厂。”

看我背着摄影器材，老者神秘的对我说道：“以前印刷厂和铁路，被“叶立钦的爷爷”抢去了，后来毛主席从“叶立钦的爸爸”手里要回来的，是拿海参崴换得，咱们还是吃亏了。”

望着老者慈爱地笑容，我没有打断他的话。一位朴实的中国老人记忆力里，中东铁路和乌苏里江以东是中国的，他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没有要回海参崴，使他倍感惋惜。其实中国当年收回中东铁路、旅顺军港的主权，以及新疆三区回归中央管理，也是非常伟大的。至于后来总有人说应该连乌苏里江以东、外蒙古都应收回，这个要求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

老者还说：“前几天来了一伙“叶利钦的孙子”，想买厂房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

我问：“结果怎么样？谈成了吗？”

“好像没有，得报有关领导批准，要是上面还出李鸿章，房子估计保不住了。哈尔滨铁路没准又改名叫“中东铁路”了，我以后的退休金就拿卢布了。”老者言语带有一丝嬉笑。

离开老人，我来到印刷厂围墙大门，一位保安请示值班领导后同意我进去。

绿树婆娑的俄式花园庭院呈现在眼前。

中东铁路印刷厂由中俄双方投资。1946年10月，改名东北铁路印刷厂。1953年改为哈尔滨铁路局印刷厂，一直沿用到现在。走进大门各种宣传广告映入眼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承百年的企业文化，”质量第一，客户至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信条。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紧跟时代步伐，引进了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再次成为行业内的排头兵。”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栋建筑曾印刷过2万册《毛泽东选集》而闻名遐迩。

此建筑属于新艺术运动风格，新颖别致。墙面红色，线条白色分布，墙面和立柱组合凹凸变化，呈现的不对称性，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趣。印刷厂房需要采光充足，建筑的窗户比一般俄罗斯铁路老建筑要高大，而且是铸铁的窗框，排列有序大面积的玻璃窗，窗与窗之间饰有方格形图案点缀，给冰冷的工业机械厂房带来一点温馨。建筑东侧的入口处，台阶两侧的护台有精五角星的图案。哈尔滨市一类建筑保护牌清晰的写到“建筑年代1924年”。媒体对此建筑的年代有“1989   1903   1928”等说法。那个才是印刷厂真正的建筑年代？

推开大楼敞开的木门，我走了进去。宽敞明亮建筑内部，一部使用的百年老电梯还在运转，走廊楼梯精美的铁制的立杆和坚固的木质把手，依然完好。环顾四周，门、窗、地板、窗台等随处可见百年的痕迹。由于是国庆节办公室无人，不能进里面看那些老的设备。

走出大楼，我转到楼房的西侧，在四层和三层的房檐下的立柱上，雕刻七个西方人头，其中靠近两侧楼体突出部分的角上是半个人头。人头像是个带着大帽子的东正教徒，从两耳鬓下垂到肩部是白色水泥状飘带，人们习惯称它为“人头楼”。

庭院里种植些低矮的果树、丁香，疏于修剪的草坪，荒草甚多。

一位在围墙外的中年人，富有兴趣的和我搭话：“我看你在里面拍半天了，我是印刷厂房产科的，对建筑非常熟悉。”

看他如此地关注我，我走出大门后和他攀谈起来。原来哈尔滨铁路印刷厂以前效益非常好，主要承接哈局票务印刷和一些文件。随着电脑时代的冲击，各个单位都能自己印材料了，火车票也是站里直接打印，辉煌的时代过去了。

据他说，厂子以前在香坊公园附近，二十年代迁到这里来的。从他的话可以断定，有些媒体把铁路印刷厂成立的时间，与这座建筑的建设时间混淆了，以至于说建筑是1924年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哈尔滨光复了，铁路印刷厂有日本女人在干活，后来都被苏联人，从大连遣送回国了。

“建筑中间部分是老的，两侧是后期接建的。”他用手指点道。

接建的建筑风格与主体一致，而墙体的水泥抹面部分脱落了。据说，新搭建的才二十年。可损坏程度超过百年建筑。

他还说，“文革”期间，哈尔滨是“反帝反修”的前沿，铁路印刷厂楼体上的俄罗斯“人头”岂能容留。就找了个下放劳动“右派分子”，反正他的死活没人管，摔死拉倒，就用一根绳子吊着他，用水泥将人头糊死。

“当年糊人头的右派，如今快八十了，还活着呢。”他笑呵呵的说。笑声中看出，他宽容了这个荒诞的故事。

该厂于2004年，对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复。聘请工人去掉了“人头”上的水泥覆盖物，幸运的是水泥标号不够，还是老右派故意没糊牢固。维修时候，工人轻轻敲打，外面糊的水泥轻易剥落了，人头像丝毫无损，现今建筑上的“人头”，又得以出现人们的视野里。

临走时，向我介绍情况的房产科师傅还说：“香坊区准备开发印刷厂搞旅游，可一直没有落实。”

我说：“可以建立印刷厂博物馆呀！馆内在开俄式咖啡屋，零售一些纪念品。”

“可惜以前的设备都拆除变卖了，没有老设备也不像博物馆呀。”

我们分别时，他一再说，等我再来的时候，看看厂房内部也算是“文物”的印刷设备和办公用品。

在哈尔滨南岗区民益街100号，有一座庄重、豪华的，兼有法国古典主义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这就是黑龙江省邮政博物馆。这栋建筑始建于1921年，1922年竣工并投入使用，最初的功能是北满邮务管理局的办公楼。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三层。平面对称布局，主立面采用横三段、竖五段布局。下部为仿石材的墙裙，中部为仿砖纹装饰，腰线突出。主入口位于轴线处，上有折断式披檐。每层开窗形式各异，窗间墙有通高二层的方形巨柱装饰。断山花和栏杆组成的女儿墙，造型丰富。建筑装饰华丽，有很强的建筑表现力。

1899年，中东铁路工程局在哈尔滨设立第一个俄国邮局，此后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沙俄实际上攫取了我国的邮政权。1920年哈尔滨人将“白毛将军”霍尔瓦特赶下台，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之后，1921年1月21日，吉林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奉交通部令，接收所有中东铁路界内的俄国邮局，回收邮政权。

1920年代的国民政府将东三省划分为北满和南满两个邮区，其中北满管辖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邮政事务。1922年大楼落成后，即将北满邮务管理局改名为吉黑邮务管理局，九一八后又改名为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和哈尔滨中央邮局等。虽然国民政府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了邮政管理权，但直到解放前的多年间，邮政权依然被英国、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日本等列强控制。

漂亮的入口装饰

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吉黑两省的邮政人却做了一件轰动的大事，足以另这栋建筑蕴含更多的历史价值。

1931年日军迅速控制了东三省的政府机关，但没有贸然接收东北的邮政。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成立，加速了日军对邮政业接收的步伐。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公使，对强迫中国邮局改用伪年号提出交涉和抗议。4月5日东三省邮政员工反对伪满洲国强行接管，发出罢工通告，并呼吁利用国际邮政公约27条为武器，停止东三省一切邮务，有两千多人参加这次罢工。

日本人对邮政工人开出了许多条件，但邮政工人依然“不做亡国奴”，共有2646名工人不惜个人生命、财产的威胁和损失，执行国民政府邮政总局的命令，撤回关内，使得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三省邮务全面瘫痪。

当年的所谓撤回关内，其实是要求伪满洲国签发出关的“签证”，而这依然是工人工会与伪满政府斗争的结果。

2010年9月25日，这座昔日的邮政办公楼被改用为“黑龙江省邮政博物馆”，这也是东北地区第一座邮政主题博物馆。

黑龙江邮政博物馆由“邮苑春秋”、“驿道万里———古代黑龙江邮驿的起源与沿革”、“国脉所系———近代黑龙江邮政的开办与发展”、“邮舞龙江———当代黑龙江邮政的发展与跨越”、黑龙江邮政业务展示厅、邮票珍宝厅、邮票与明信片厅等部分组成。据介绍，博物馆共有文物1000余件，其中包括秦杜虎符、元代圣旨金牌、“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等珍贵文物；共有照片文献500余张，包括第一版毛泽东邮票用照片等珍贵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下面来看几张建筑细节的照片

别致的窗间墙设计

富有韵律的窗户

入口处的铁艺——虽然看起来像是新的，但依然不乏美感。

大楼的侧面

很遗憾，长河在四月初走访到这栋博物馆的时候，发现这里没有了开馆时间告示牌，似乎是很久没有开门了，没能进入到展馆内部一看究竟。幸好找到了开馆当天的视频报道，才能对博物馆内部设置有所了解。

既然将这栋建筑开辟为邮政博物馆，就应该行使博物馆对社会的宣传功能，成为市民了解邮政史的一个窗口。希望管理部门不要怕麻烦，结束目前长期闭馆闲置的状态，做到物尽其用，真正的为哈尔滨再添一处公共文化场所。

沙俄从一八九一年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决定从外贝加尔“使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是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到达海参崴。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借加冕典礼之机,诱骗前往莫斯科祝贺的清廷使臣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清廷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等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1896年），《黑龙江将军衙门为许景澄总办铁路公司事宜等事札》：“驻俄许使电称，铁路公司所拟路图，西自粗鲁海图过河入界，经呼伦贝尔之北，溯海拉尔河通兴安岭，顺雅尔河上流至齐齐哈尔，通嫩江至呼兰城，经松花江西岸至阿勒楚克北，过岭经察巴拉河源，及瓜林河，经米占河至宁古塔北只萨尔胡城，过珊尔哈河通岭经绥芬河源出河。”

勘察铁路路线时，沙俄借口大兴安岭山高雪大，冬季行车困难等，向清政府提出将原拟路线向南移动的主张。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免汉蒙民疑惑俄员修路事咨札》：“照得中俄会建铁路现已议定。计在江省境内者，自呼伦贝尔所属边境起，历呼伦贝尔城循戳尔河，经扎赉特等旗北境至伯都讷（今扶余县)入吉林界。”经吉林至宁古塔，再经瑚布图河，最后由东宁出境。下图是中东铁路齐齐哈尔站（现昂昂溪站）。

沙俄的“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 (列宁语）。新线路比原线向南移约150公里，铁路选择通过伯都讷，既能接近东北清朝政治中心，又有松花江水运和驿道的之便，对沙俄扩大在中国东北势力范围非常有利。俄人提出这个方针后，黑龙江将军府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给清朝皇帝的奏折《将军衙门为铁路改行南线事札》说“在吉江地面约三千里，倘展榆关之线，联为一枝，不过费两千里修筑之资，可以收五千里轮车之益。独是弭患，而后能获利。”黑龙江将军衙门阐述了，铁路能使塞外边地同山海关内连成一体，虽然铁路耗巨大，可边疆地区遇到紧急情况，有铁路后朝廷支援极为便利。

如俄人南线计划得以施行,将军衙门“日昨复与总理衙门电商，略谓比不得己而南，但能绕道省城亦尚易筹抵制。”“窃将来只有移省就路之一法，或以副都统仍驻齐齐哈尔，而移将军府於伯都讷对岸之茂兴站，庶几稍据水路之冲要，扼吉江两省铁路之咽喉。”

鉴于伯都讷在当时东北政治、军事的重要意义，驻俄公使许景澄提出新线所经吉林、扶余地区人烟稠密，村镇棋布，铁路用地难以划拨；另外，新线“需经行蒙古境内，为两国原订凭件未载，亦有窒碍”。所以，他断然拒绝了俄国将路线南移的要求。黑龙江将军给皇帝的奏折还说：“伏查绰尔河沿岸多哈汤，尚不如雅尔河之高燥，两道皆已越过兴安大岭，论其平坦，雅尔河亦正相同。”按双方原来计划铁路走“北线”，从绰尔河源头，顺着雅鲁河，一直到齐齐哈尔，并不能增加修路费用。中俄两国签订的修路合同，“当不至遽背明文，该国方笃邦交，又何不稍予变通，彼此共沾利益”。1897年，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格维奇与伯都纳副督统合影。

驻俄大臣许景澄和黑龙江将军的意见，清朝并没有认真采纳，“其造路总监工，明春二月赴东开办”，同意了俄国改变铁路路线的要求。在中东铁路建设局的统筹安排下，总工程师尤格维奇开始沿中东铁路预定经过地区，跋山涉水对新、旧两线进一步的实地踏查。东北地区气候咋暖咋寒，夏季酷热，山洪泛滥；冬季朔风凛冽，漫天飞雪，勘察条件异常艰苦。

在清朝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臣子们“一意坚持，以冀挽回於万一”的努力下，也由于沙俄勘察队尤格维奇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伯都纳地势低洼，土地潮湿，而且经常遇到水患，既不利于铁路的兴修，又不便于近代化都市的建设；流经伯都纳的松花江，由于水浅航道狭窄，不适合大型船只航行，故而中东铁路还是按最初约定走“北线”了。

沙俄想把铁路，尽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的野心，就此结束了吗？

1896年，沙俄与李鸿章商议中俄密约时，曾提到由中东铁路修支线通黄海海口的问题，透露出在太平洋攫取一个不冻港的意图。1897年11月，德国派军队强占山东的胶州湾。沙俄借口“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派舰队驶入旅顺口，并答应“春暖离口”，而沙俄在德国胶东问题解决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3日，沙俄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和建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要求，”限五日照复”。3月27日，按照俄国指定的期限，清政府与巴布罗福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此后，许景澄与驻俄公使杨儒在彼得堡与俄外交部继续谈判，于5月7日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枝路。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16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续修南满支路合同》，攫取了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筑路权及铁路沿线两侧“铁路用地”的管理权。沙俄梦寐以求的深入到中国东北腹地，又得到天然不冻港——旅顺口，取得了比原来预想的中东铁路“南移”还要大的势力范围，心满意足的帝俄，其野心暂时收敛了。

然而，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沙俄以替清廷维持秩序和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陆续从中国撤军。而沙俄在满洲地区仍赖着不走，图谋永远独霸我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东北是中原之屏障，京津之门户，东北一失，京师裸呈，国防崩溃”。再者东北也是清廷的“发祥之地”。软弱的清廷无力驱逐沙俄，亦不足以迫使沙俄履行外交承诺撤军，清朝上演了一出诉诸列强，将“满洲问题国际化”的历史悲剧。

1903年，沙俄中东铁路干线和南满支线全部完工，即将独占整个满洲的殖民利益，引发日本强烈不满。1904年2月，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怂恿下，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全面爆发。恼羞成怒的帝俄，根本不把“小暴发户”日本放在眼里，于日本在海上和陆地同时开战。日俄战争是中国人的耻辱，两个列强：一只是豺狼；一只是恶熊，为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大打出手，而这片土地的主人——清朝，置同胞生命财产而不顾，宣布“局外中立”。

1905年4月29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大俄国驻省武廓萨尔林给黑龙江将军衙门的照会称：“兹因本年俄六月初一日派有专员勘定昂站至伯都纳一道，暨安达车站伯都纳一道。因铺垫窄轨铁路经过各村屯田地，以致居民所受之亏损。为此，照请贵将军饬下各该屯官员，会同俄员以凭估值亏损。如遇无官之屯，即乡约亦可。”

沙俄为什么已经修成了中东铁路支线，深入满洲南部，取得更大的势力范围后。又会在1905年，提出在黑龙江省修两条窄轨铁路同中东铁路干线相连接呢？

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一九○三年正式通车。它横贯内蒙哲里木盟东部三旗、呼伦贝尔和黑吉二省。中东铁路支线从哲里木盟东南部边缘（现在的肇东市）纵穿而过。松花江被迫开放后，内蒙古所产的牛、马及畜产品，源源不断地被沙俄从陆、水两路掠走。在日俄战争时期，沙俄的“军马多购于东蒙一带”，“日所购者约三万余头，俄十倍之”。沙俄每年从哲里木盟一带，掠走的牛约在二十五万头左右。哲里木盟所处的地位及其富饶的物产，与沙俄追求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决心将内蒙囊括进扩张的范围之内。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是精心准备和多方支援，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更具有冒险性和疯狂性。沙俄政治腐朽不堪，国内矛盾尖锐，对远东地区是野心大，实力不济；它主要的精力在欧洲地区，布置在远东地区的部队，无论装备和军事素养均属二流水平。战争开始后，沙俄海上舰队全军覆灭，陆地上也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败局，沙俄向远东源源不断的运送军队和物质。当时中东铁路是单轨道运行，沙俄为了加快运输能力，采取机车到达南满前线后，随即推下路基，烧毁车厢，车不返回，单程运输人员和战争物质。也只有拥有丰富资源，地域辽阔的俄罗斯，才敢于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战争后期，沙俄在远东的实力大增，1905年4月7日，俄军退守四平、长春等地，准备和日本再战。而日本也倾其出举国之力。1905年8月，筋疲力尽的日本和战败的沙俄，在美国的调停下进行媾和谈判，签订了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线以及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转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取代俄国，并攫取了东清铁路支线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附属地，改称“南满铁路”。下图分别是沙俄利用中东铁路紧急向南满前线装运巨炮和被炮火破坏的中东铁路车站。

目前史料均无记载，1905年，沙俄急于在黑龙江修筑两条窄轨铁路的原因？据我分析看，鉴于沙俄军马和粮草多采办于内蒙古，从陆地和松花江把物质运输到中东铁路各站，时间过长，费用也高。1904年3月，俄军从蒙古草原抢掠千余匹好马，准备运往辽南前线，途经齐齐哈尔时，遭到附近群众的伏击，被“劫走数百匹”。1905年5月沙俄在江西（嫩江）扎赉特旗所属蒙旗各村屯盘踞骚扰“并强搜牛马，粮食，即或发价亦只给十分之二三”，激起人民的愤怒，并“以致蒙民误耕失业”，当地人民纷纷控告。

为了应付日俄战争前线的巨大消耗和安全运输，沙俄选择的铁路线路正是沟通内蒙古的通道。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9日，黑龙江省交涉总局照会俄官，对其所称新修昂昂溪至伯都纳窄轨铁路事表示“未曾与闻，亦未奉有本国政府训条，所请饬屯民领价一节，碍难承认”。“查创修铁轨侵占民田不在原定线内者，应由贵国驻京使臣商明中国政府，奏奉我国皇帝批准方可遵行”。对于沙俄的无理要求，黑龙江将军衙门断然拒绝。

沙俄选择的两条窄轨铁路出发点是：昂昂溪和安达，汇合点都在伯都纳。黑龙江、吉林两省，由于清朝的禁边政策，长期以来人烟稀少，蛮荒苦寒。清人方式济著《龙沙纪略》载：“卜魁以南至新城（伯都讷站 ），数百里皆平漠，其三面之二百里内亦无山，过此则岩蛮环叠，多从兴安岭发脉。而溪涧陂湖之水，潆洄于境内者以数百计。”卜魁即齐齐哈尔,以南到伯都讷(现吉林省扶余),就是现在肇源一带,河网纵横，遍布湖沼，条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清朝是以军府建置统治东北，黑、吉两省除了驿站外，就是治所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治所驻船厂(又称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的吉林将军。吉林地方在将军以下，分吉林、三姓、宁古塔、伯都纳、阿尔楚哈5个副都统辖区。黑龙江将军曾辖有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布特哈、通肯7名副都统和1名兴安城总管。除了这些驻防清朝官员和部队的地方，其它地区人烟罕至。中东铁路开通后，黑龙江省早期的城市，是沿着铁路线形成和布局的，比如哈尔滨、牡丹江、满洲里、安达和扎兰屯等，亦是中东铁路“附属地”。

中东铁路齐齐哈尔站（今昂昂溪站）东北不远的齐齐哈尔城，是黑龙江将军治所，亦是中东铁路沿线清朝最高级别的行政管理机构之一。

伯都讷，满语意为“凶猛的虎”，与郭尔罗斯后旗(今肇源县)隔江而望。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辟吉林乌拉至黑龙江城（今瑗珲）驿路，在伯都讷设立驿站，亦名伯都讷站。伯都讷地方最初发达以水路，设立驿站后，陆路交通亦逐渐发达起来， 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清廷在此修城驻兵，其理由是此处“系水陆通衢，可以开垦田土”。水路指松花江，陆路则指驿路。伯都讷设治后，调锡伯兵驻防，同时移吉林副都统巴尔达于伯都讷，称伯都讷副都统，隶宁古塔将军。

中东铁路横贯杜尔伯特旗全境，并在境内设置了安达火车站。安达站设立后，按照规划图划定行政区域，向铁路两侧扩展土地，在车站四周5俄里处挖壕为界，界内属安达站铁路局占用地和“附属地”，俄国人对“附属地”拥有绝对的行政权，并在安达站驻扎俄国铁路守备队第三十六支队步兵200人、骑兵150人，形成“国中之国”。下图为目前安达站前广场。

沙俄想通过铁路连通齐齐哈尔、安达和伯都纳三个至关重要的点，除了为应付日俄战争的需要外，其用心不外乎想借此机会，把内蒙古囊括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昂昂溪、安达至伯都纳的窄轨铁路，不知为何沙俄在黑龙江将军仅仅书面抗议下，勘察和修筑预想的铁路悄然而止。也许是日俄战争，帝俄战败，让出了中东铁路支线和南满的势力范围，只能争取保护北满利益，对其它无能无力了，也可能沙俄惧怕修铁路，刺激日本的神经，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然而历史的轨迹延伸了二十年，日本贷款兴办的洮昂铁路，自洮南至昂昂溪附近的三间房，1925年5月开工，1926年7月竣工；长白铁路，长春至白城的铁路，全长332公里，1934年4月全线动工，1935年11月竣工。两条铁路使日本的势力渗入内蒙古。历史又渡过了二十年，黑土地上的真正主人，独立的中国人民开始修筑通让铁路，自通辽向东北越嫩江进入黑龙江大庆油区，在让湖路与滨洲铁路接轨，通让铁路的重要车站——大安北站1964年7月开工，1966年12月交付运营，全长421公里，是一条主要为大庆油田运油的铁路。

这两条铁路所走路线，大致是一百前沙俄勘察幻想的线路。只是在实际修路时，都避开了嫩江流域的低洼地带，选择距离伯都纳（现吉林省扶余）偏西北一点的大安北交汇。

本报讯（记者曾一智）26日，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市靖宇街的东华学校旧址，没想到一进入街口就看到这座老楼与相邻的另一座楼蒙上拆迁时用的绿纱网，一种不祥的预感使记者加快脚步，来到近旁观察。果然，这座已列入哈尔滨市第四批拟定保护建筑的珍贵革命旧址的房顶和所有的门窗已经不见，院内一侧的外楼梯也已经消失，只剩下一个空壳。记者不由十分震惊。

今年6月26日本报刊登了《又一处革命旧址将消失：建于1918年原哈尔滨东华学校在拆除》一文后，经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规划处现场执法，已经确定了对于东华学校的保护。要求拆迁单位立即停止拆迁，并对这幢老建筑进行测绘，以便今后进一步保护。对已拆除部分，则要求其照原样修复（见本报6月29日《本报呼吁有回音革命旧址东华学校被保护》一文）。
自那以后，记者与本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会员经常来此观察，十一期间还特地来此拍摄。直到十月中旬，这里还维持着与6月份相同的状态，即除部分门窗和少数室内间壁墙被拆除以外，老楼原貌基本没有更多破坏。而在此期间，在记者参加哈尔滨电视台策划拍摄的专题片《红色之路》座谈会上，还特地向编导推荐此处历史遗存。因为这里不仅是周恩来的南开学校同学邓洁民创办的学校，并进行了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进步活动，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张太雷、马骏等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曾来此进行革命活动，张太雷和马骏还曾下榻于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的干预、职能部门的执法都未能阻止这座老楼被进一步破坏。
记者于27日晨再向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举报，规划处处长赵波、名城保护处赵阳均很震惊，立即与哈尔滨市规划监察大队赶赴现场再次调查处理，并已责令开发商立即停止拆除。
（见报时由于版面原因编辑作了删节）

注：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

又一处革命旧址将消失：建于1918年原哈尔滨东华学校在拆除

2006年06月26日

本报25日讯24日，记者接到读者的电话：位于哈尔滨市保护街道靖宇大街东端南侧的一些老建筑正在拆除中，记者急忙赶到现场。

在现场，记者看到，自靖宇大街东口南侧向西至南十八道街一带的老建筑已在拆迁
中，而这其中便有著名的东华学校旧址。这一带楼房的窗扇已被拆掉，东华学校旧址院内堆放着拆下的木料和各种垃圾。还未搬走的居民陆续过来向记者发问：“来过那么多专家、记者看过这房子，都说要保护，现在怎么又要拆？”

据党史专家张福山介绍：1918年4月1日，著名教育家、周恩来的南开学校同学邓洁民先生在这里创办了东华学校（哈尔滨第二中学的前身），著名的共产党人张太雷、周恩来、马骏曾在此活动过。周恩来于1917年、1920年两次来哈期间，不仅为创办中的东华学校提建议，还在学校多次发表介绍五四运动的演讲。周恩来在哈期间便住在路北的邓洁民家中。1922年2月，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发起了维护我国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东华学校师生亦积极参与。

而邓洁民曾在滨江关道衙门做俄文通事（翻译），后曾获五品顶戴。东华学校是他去日本留学归来后，“目击吾国学术不振，人才萎弱，怒然忧之”，遂联络同记工厂总经理赵禅唐、天丰源商号主任兼公立储蓄银行总经理吴万选、吉林省议会议员刁荫堂、顺和裕机器油厂兼农产信记公司理事长于冲湘等组成董事会，并得到在哈南开校友霍占一、于芳洲、赵松年、白一震和留俄学生张西曼号称五君子的支持建成。这些在哈尔滨的历史上留下过重要印痕的名字，也证明着这座老建筑的珍贵历史价值。

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本报曾刊登张福山、周淑珍等党史专家的文章《红色之路上的红色足迹———哈尔滨革命旧址简介》，东华学校被列在首位。当时，经他们考证的哈尔滨市73处革命旧址，已被拆掉35处。今年是建党85周年，现存革命旧址已不足30处，而东华学校的拆除意味着又一处珍贵的革命旧址即将永远消失。

读萧艺茶画，如入画境，身心愉悦。

茶乃草木菁华，不仅能满足人们口腹之好，还负荷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譬如萧艺的茶画，婷婷袅袅的芬芳之间，每每有文风荡漾，志趣高远。

萧艺 1963年生于哈尔滨市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现任中国长城书画院北京分院常务院长、北京2010美术馆常务馆长、中国美协花鸟画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楹联学会艺术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在多次全国大展中获得殊荣，出版众多作品集。多次在国内具有影响的期刊上作为封面人物。

萧艺以笔墨描茗绘茶，写气图貌，巧妙地将生活中的瓜果蔬菜融入到传统的茶画中，可谓意趣雅致。

茶画茶画，茶在前，画在后。神农尝百草之后，茶便入画。因此，茶画由来已久。

在历代名家茶画中，文征明的《品茶图》、吴昌硕的《煮茗图》表达韵高志静和茶馨致远，这些传世茶画无形当中成为东方茶画的指引，后人临摹其茶画者，不可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讲，萧艺的茶画也毫不例外地吸收了历代名家茶画的精华，但他确是超越前人，把茶画进行系列化，作为课题来研究与实践。

萧艺茶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借鉴古代名家茶画闲静、洒脱、隐逸之风的同时，十分注重本我的个性表达，追求愉悦和完美，并因此累积艺术审美经验，因而使其茶画作品有了广泛的外延。

萧艺画茶画，讲求胸中有画意。或者浓墨重彩，或者纯净疏淡，皆意在笔先。茶画作品构图简洁者居多，画家似乎深谙画面忌满讳实的道理，大胆留白，给人以丰富的视觉空间。
萧艺画茶画，注重画外功夫的积累。

所谓“茶画”，即，在画面上营造“茶境”般的氛围、气息，这是一种脱俗的纯净，一种远离世俗的优雅，一种文化文化与哲思的互融，一种别具禅机的笔墨，这正是萧艺“茶画”给我们的感觉。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画艺无止境，画家在艺术道路上的跋涉还在继续。

笔愈简，内涵愈丰富，墨愈精，深层愈丰厚，张利烽的茶画日益表现出笔精墨妙的特点，且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在茶画之间，他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他的茶画也愈见精湛与隽永。
萧艺的“茶画”其实已独步画界许多年。他有着一股特立独行的力量：中国茶画第一人，当定了！

萧艺对于小品的驾驭能力，颇让人称道。他的主题性创作，系列化研究，让人无不惊讶，与钦佩。

作为以茶为创作题材的画家，他对艺术追求，也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尝试，这是命中注定的，别无选择，他会一直走下去，创作出更精更美的茶画作品，让更多的茶人喜欢茶画。

萧艺有着很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主脉文化都有涉猎、尤其书法与诗词，用功尤深，每日茗啜对品茶有精辟见解，进入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精神意识，充分表现“茶画”文化的各个层面和侧面。

萧艺在创作“茶画”这些年来，始终澄心静坐，益友清淡，小酌半醺，浇花种竹、焚香煎茶，把“茶画”休闲中，内在的东西，用一定的文化素养去感知它、品鉴它，东方闲情艺术自有东方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蕴。

萧艺创作“茶画”的追求，不仅讲究装饰、美感与气氛，还遵循艺术准则，观其“茶画”令人产生舒适、安谧、潇洒、愉快之情。

萧艺创作的“茶画”在当今茶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古到今，我们相信“茶画”艺术价值将会更深刻的被人们认知，萧艺的“茶画”将会更广泛地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