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

[原文刊载于《新晚报》2012年4月1日老哈尔滨版，转载前请询问作者]

栾颖新

1920年秋天，瞿秋白在俄文专修所尚未毕业，看到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登两报共同启事招聘驻苏俄特派记者，瞿秋白应征前往。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因谢美诺夫军队与赤塔民军剧烈冲突，满洲里与赤塔之间的桥梁被毁，火车无法通行，瞿秋白在哈尔滨停留了50余天。其间，他广泛地接触各方各界人士，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报道他在哈埠的所见所闻。而且，正是在哈尔滨，瞿秋白人生中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并由此成为了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瞿秋白其人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1925年起，瞿秋白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历史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当他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而无法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因困难而退缩，而是很快在文化战线上打开了新的局面，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如获至宝，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刑场后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36岁。敌人可以消灭一个革命者的肉体，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杀不掉的，是永生的！”[1]

 来哈缘由

1905年，瞿秋白插入冠英两等小学堂三年级，开始接受西方教育。[2] 1917年春，堂兄瞿纯白调外交部任职，瞿秋白也随同北上到北京，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免费入学，简称“俄专”），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8月参加了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马良祸鲁的请愿活动，遭到逮捕，旋即被释放。1920年初参加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登两报共同启事，宣告中国向欧美遴派新闻记者事宜。此时，俄专尚未毕业的瞿秋白看到这则启事，欣然应聘，他和他的俄专同学俞颂华、李宗武同时被聘，并将作为派驻俄国的特派员同赴苏俄。《时事新报》为了扩大此事的影响，还刊登了三人的合影。[3]

北京进步报刊之一《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发表启事，招聘赴俄特派记者。

1920年10月，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没有毕业，应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与李宗武（左）、俞颂华（中），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

堂兄瞿纯白认为：苏俄距离北京有千里之遥，而且布尔什维克在搞革命，苏俄国内一片混乱，内战未息，据说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人们都叫它“饿乡”，因而反对瞿秋白前往苏俄。[4] 但是瞿秋白不认同堂兄的观点，他觉得自己去苏俄，小而言之为了自己，是去学俄文的；大而言之为了国家，是去了解苏俄，把苏俄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中国同胞的。[5] 瞿纯白看到瞿秋白去意已决，连声叹气，无可奈何地勉励他到了俄国之后要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瞿秋白此行是他参加“五四”运动、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新社会》、《人道》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是借新闻采访和通讯的形式来形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宣传社会主义的“邮差”使命，借履行新闻记者的责任来实现革命家的更大的责任。他要开通的是一条红色的“丝绸之路”。 

在哈见闻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从北京登上了赴苏俄的征程，沿途盘桓受阻并调查采访写作历时101天，风尘仆仆，冰天雪地，于次年1月25日到达了莫斯科。[6] 瞿秋白三人这次赴苏俄考察，同行的还有北洋政府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副领事刘雯以及随习领事郑焱。[7] 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车离开天津，开始了漫长的旅程。[8] 19日早晨火车驶入山海关，21日早晨到达长春车站，哈尔滨的俄式火车站给瞿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格外清晰地记得“头二等待车室里还供着希腊教的神像”。[9] 在火车即将到达哈尔滨之时，瞿秋白与车上一位驻哈尔滨的警察聊天，其间瞿秋白向他询问哈尔滨火车站附近有什么客栈，警察回答了福顺栈，瞿秋白一行人即前往那里住下了。瞿秋白初到哈尔滨之时，本预备最多住一星期时间，所以虽然福顺栈很拥挤，他们只能住四人一间的客房，但是因为停留时间短，瞿秋白也决定将就住下不再换旅店了。之前听说传言谢美诺夫横梗在满洲里与赤塔之间，火车不能通行，只有专车能够经过。瞿秋白为了确准消息每天都买俄文报纸来看，最初消息还不明朗，后来谢军与赤塔民军剧烈冲突的消息就传开了，满洲里与赤塔之间的桥梁也已经毁坏了。瞿秋白天天去看陈总领事，但是领事迟迟没有行意。当时哈尔滨生活成本据瞿秋白所写是“异常之高”，一间房两块钱一天，一顿“很坏很坏”的饭要一元几角钱，同行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花费。[10] 此时已经迫近11月，天气又很寒冷，瞿秋白把哈尔滨冬天玻璃窗上面结着冰霜的房间比喻为“水晶宫”，看着“水晶宫”的冰一天天变厚，瞿秋白他们的心情非常烦闷。可是，“谁知，这一困，竟长达50多天。”[11]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嘁嘁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掩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竖着雪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像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孤寂。”[12] 这是瞿秋白在自传里对哈尔滨的冬天的描写。虽然天气寒冷，但是瞿秋白没有中断工作。瞿秋白在滞留哈尔滨期间，广泛地接触各方各界人士，他经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介绍，与友人廖连科同去中东铁路工会联合会拜访了会长戈尔恰科夫斯基，与之讨论中东铁路的铁路工人会的状况，并且到隶属于此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13]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报道他在哈埠的所见所闻。这些文章有《哈尔滨四日之见闻》、《哈埠见闻中之珲春事件——日本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谢军大败后之东俄情形》、《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哈尔滨之劳工大学》、《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以及《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等数十篇，这些文章寄回去后陆续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14]

当时俄国人大多住在秦家岗南头，瞿秋白去那里拜访了他的朋友及其妹妹马露西霞（Raigorodsky Marucya）。两位俄国朋友一边为瞿秋白端出了茶点，一边与他交流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趣事，在得知了瞿秋白将要前往苏俄之后，两人更是详细地为瞿秋白讲解俄罗斯文化如何与西欧不同、宗教势力的影响是如何之大等等。兄妹二人对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囿于一直居住在俄国人的聚居区，没有机会去接触真正的中华文化，他们表示非常想了解真正的中国生活，还想去北京和上海看一看。瞿秋白告辞之后，出门拦下了一辆马车，未成想到车夫是俄国人，瞿秋白不知道福顺栈所在的街道的俄语名称，车夫绕了好多条街道才最终把瞿秋白送回客栈。

又一日，瞿秋白从报馆出来之后到七道街江苏小饭馆吃了饭，饭后沿着中国大街（Kitaiskaya ulitsa，现中央大街）回客栈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相偎相倚坐在路旁椅子上的；有手搀一面低低私语指手划脚，一面走着的；有在铺子里买这东西，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15] 街上还有人卖各种俄文报纸，其中有《生活日报》(Novoctijizni)和《曙光报》（Zarya）等。中国大街两旁的商店所陈列的商品非常之丰富，工业品应有尽有，形式上看来和西洋货无毫厘差别。

瞿秋白也曾乘船游览松花江。“蔚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般拥着，冷悄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16] 松花江畔的美景让瞿秋白留恋不已。他特地抽出一天与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前往游览观光。乘着小船从道里到道外，在江中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有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望去还有树木带着些积雪，风景宜人。

 在哈第一次听到《国际歌》

公历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俄国之前使用的俄历与公元纪年不同，“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的十月二十五日，实际上是公历的11月7日）。当时瞿秋白还滞留在哈尔滨，经过一位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加了他们举行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得到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开大会。会场里非常拥挤，甚至都不能走进。瞿秋白和俄国友人一道与会长商量，得到允许之后在演说坛上坐下了。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起《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音雄壮宏伟。这是瞿秋白平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国际歌》。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首次翻译发表的《国际歌》中文歌词。[17] 瞿秋白因而成为了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18]

1921年瞿秋白（右）与李宗武在莫斯科合影

十二月初，谢美诺夫的兵已经败退，总领事陈广平的专车也已准备停当，瞿秋白在12月7日启程离开哈尔滨，继续前往莫斯科。在驻苏俄的两年多时间里，瞿秋白深入调查采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和活动，阅读俄共的文件、报纸，追踪调查一些革命事迹，夜以继日地撰写了六十多篇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报告文学集，向祖国和人民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其中《饿乡纪程》于1920年11月4日开笔写作，1921年10月结稿寄回国内，1922年9月，由郑振铎易名为《新俄国游记》，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饿乡纪程》是瞿秋白“心弦上乐谱的记录”，真实生动地描述了赴俄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再现了由北京到哈尔滨、到满洲里、到赤塔、到赤都莫斯科的路程和“心程”，其中有较多关于哈尔滨的记载，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瞿秋白是第一个以报晓之声向中国人民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记者，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19] 同时，瞿秋白还翻译了大量俄罗斯文学。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译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活动，主要为陈独秀做翻译。瞿秋白的俄语翻译水平很高，同时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也十分了解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事务，陈独秀因而对瞿秋白非常赏识，并且寄予厚望。而瞿秋白当年曾经在北大旁听过陈独秀的课程，拜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写的文章，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思想与学识。因此，共产国际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准备回国时，要求瞿秋白一道回国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在1922年12月21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20]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

年轻时的韩明禧 照片来自哈工大网站

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那天早晨，我给瓦莉亚阿姨打电话，她说：“哦，普希金！他的诗我最喜欢！”

瓦莉亚阿姨本名韩明禧，俄文名字是瓦连京娜·巴甫洛夫娜·韩。瓦莉亚是爱称。她是朝鲜族人，今年76岁。我是在采访俄侨米沙叔叔时认识她的。最近，米沙叔叔告诉我，中央大街3号（原美国信济银行，建国初期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曾经是瓦莉亚阿姨的家，而那里已开始外部的拆除。这使我心中一动，哈尔滨的老房子承载着多少人的命运和故事啊！

瓦莉亚的父亲韩光淑是无国籍人，自幼失去双亲，在海参崴当童工，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一个富商。后来到长春经营大米加工厂。1925年，在瓦莉亚两岁时，与母亲迁到哈尔滨，父亲于1929年来到哈尔滨与犹太人一起做生意。从1932年到1936年，他陆续在中央大街和西十五道街拐角、经纬头道街、西三道街买下三座楼房，前两处是与俄罗斯人佐果耶夫合买的。佐果耶夫后来去了日本，走前把房产全权委托韩光淑处理。中央大街3号这座大楼原属于哈埠著名实业家张廷阁，他们是在太阳岛上的别墅消夏时相识的，他主动提出把这座楼卖给韩光淑。

瓦莉亚6岁时到田地街一所俄罗斯小学上学，8岁时读《渔夫与金鱼》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优美的诗句和普希金。后来在义州街（今奋斗路）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学（后为省总工会招待所，今已拆除）、俄罗斯侨民学校读书。1942年，她毕业于“北满学院”（奋斗路省外办对面，后为17中，今已拆除）商业经济系，后又上了两年产科医学学校。1939年至1946年在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学钢琴。当时著名的青年小提琴家彼得·伯尔顿、钢琴家德鲁热威茨卡娅是高年级的同学（见《57年思乡曲》一文）。学习期间常去商务俱乐部（今哈市科学宫）演出。她的妈妈说，将来你的丈夫不一定能养活你，因此你什么都要学，要自立。瓦莉亚还学过绣花、裁缝。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社会情况很复杂，仅朝鲜人就分成22个小团体，相互之间常有冲突。苏联红军的司令员和苏联领事馆相继出面，请韩光淑任朝鲜民会会长，并借给他20支步枪，协助苏军维持秩序。当时韩光淑每天要向苏军司令部汇报工作， 瓦莉亚就为他打字。1946年4月，苏联红军回国，哈尔滨的国民党势力便要韩光淑交出这20支步枪。韩光淑坚决不交，国民党便要炸这座楼。苏联领事馆便把他们全家先后送到牙克石铁路局林业所，并为韩光淑和瓦莉亚姐弟安排了工作。

他们家的富裕和突然出走引起了误解，哈尔滨解放后，他家的三处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

1949年瓦莉亚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东方经济系进修，当时的校长、老师都是俄罗斯人。1952年，她去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工作了9个月，后又回到哈工大，先后在校工会和校长办公室工作。1956年，工大来了60名苏联专家，又把她调到专家工作组。1954年，瓦莉亚加入了中国国籍。她的大弟弟格奥尔基·韩也是哈工大的学生，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的俄文杂志《新朝鲜》工作，直到1957年回国。小弟弟艾拉斯特·韩毕业于哈尔滨十年制的德国学校（在经纬四道街，今已拆除），始终在牙克石林业局工作。两个弟弟都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于五六十年代先后去苏联定居（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

1961年，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在江上俱乐部的周末舞会上结识了瓦莉亚，便建议她调到省歌舞团任钢琴伴奏。这时，苏联领事馆也几次找她去领事馆教钢琴，但她不敢去。不想，1964年，她被认为是替领事馆工作的情报人员而被捕入狱。关押十年中，由于患关节炎和严重缺钙，原本1.68米的身高萎缩成1.50米。出狱后又到农村劳动两年。

刑满释放的瓦莉亚很想回哈尔滨看妈妈，当地的人把一个犯过错误留用的看守员介绍给她，说，只要同意嫁给他，就让你回去。此人满脸麻子，其丑无比。但瓦莉亚说：

“行。”去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人看两人相差如此悬殊，一再问瓦莉亚：“你真的同意嫁给他吗？可要想好了。”瓦莉亚说：“我同意。”

两人完全无法沟通，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婚后一个月，瓦莉亚得了急性肝炎，肝腹水使肚子肿得老大，丈夫怕传染，丢下她跑到单位的宿舍去住，瓦莉亚反而很高兴。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大夫认为她已经不行了，便送她回哈尔滨。

1977年1月7日，在东正教圣诞节的那一天，瓦莉亚回到了妈妈身边。爸爸已于1973年去世了。妈妈为了给瓦莉亚治病，把家里名贵的比利时大衣柜卖了100元，花90元为瓦莉亚买了一种邻居推荐的药。瓦莉亚用了药以后，病情奇迹般好转，不治之症竟痊愈了。

那年秋天，邻居的一个12岁女孩找到了瓦莉亚，请她教俄语。她说：“孩子，我头上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不敢教。”小女孩天真地说：“阿姨，不要紧，教我们外语是为人民服务，是好事。”瓦莉亚听到自己也能为人民服务，心里非常感动，她答应了小女孩的请求。此后，她开始无偿地教院子里的孩子们学俄语，从起初的5个扩展到30多个。没有课本，她就自己编写教材。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她获得了无比的快乐。这件事她向当地派出所汇报以后，所长不仅很赞成，并且一再让她收学费，说：“你为人民服务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生活来源不行。”瓦莉亚这才开始每月收每个学生3元钱，自己和妈妈的生活有了保障。

1979年，那个所谓的丈夫到哈尔滨来，要和瓦莉亚一起生活。瓦莉亚告诉他：“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给他买了新衣服、新餐具、新自行车，并给了他200元钱，与他离了婚。

1982年，省公安厅为瓦莉亚平了反。1982年至1986年，她为哈尔滨电工学院研究生班教俄语，1986年至1987年为东北林大研究生班教俄语。后因身体不好，只在家里教孩子。

瓦莉亚在青年时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个名叫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俄罗斯青年是“北满学院”的同学，比瓦莉亚大三岁，高一届。他们是在1942年瓦莉亚毕业时学校召开的毕业晚会上认识的，那年瓦莉亚18岁。整个晚上他们都在一起跳舞。托利亚（阿纳托利的爱称）经常在花园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打排球，瓦莉亚每星期四也去打排球，然后托利亚把瓦莉亚送回家。每次都是走着回去，那一块块从南岗延伸到道里的花岗岩街石上，印满了两个相爱的青年的脚印。托利亚当时是一家设计院的技术员，他真诚地对富家小姐瓦莉亚许诺：“我要努力赚钱，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娶你。”当时瓦莉亚的妈妈不赞成她过早结婚。从1942年到1945年，他们的爱情已是逐渐渗透两人心灵的深情。

然而，苏联红军来了以后，因怀疑哈尔滨俄侨曾为日本人服务，便抓了一万多人带回国去审查，不幸托利亚也被误抓。从此，两个青年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传递心意。从1946年到1954年，两人从未间断通信。直到有一天，托利亚的妈妈来信了，她说托利亚要和别人结婚了，让瓦莉亚以后不要来信了。自此断了联系。

44年之后，1989年5月9日正是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瓦莉亚与友人来到博物馆旁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在这里巧遇哈巴罗夫斯克民航驻哈尔滨代办处的主任阿列克谢·齐格文采夫和妻子玛丽娜，大家相识后都很愉快，瓦莉亚便把朋友们带回家中招待便饭。玛丽娜问瓦莉亚为什么不结婚，瓦莉亚便说起与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感情，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他。玛丽娜非常吃惊地说：“阿纳托利·维列日夫？我跟他在一起工作过五年！太巧了！”她给瓦莉亚留了托利亚的地址，但瓦莉亚并没有写信。

1991年，瓦莉亚作为哈尔滨一家贸易公司的翻译来到哈巴罗夫斯克。知道她的情况，公司经理也热情地陪她去看托利亚。开门的是托利亚的妻子，她一见瓦莉亚就说：“哎呀，是不是你—-我丈夫爱上的第一个女人?他多次和我讲过你们的故事。”瓦莉亚说：“是的，我已经老了。”她说：“他也老了。”她赶紧把丈夫找回家。分别了46年的一对恋人终于见面了。托利亚看见瓦莉亚很惊讶，因为她原本身高1.68米，现在却只有1.50米了。两个人都在哭泣着诉说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托利亚说妻子是个善良的人，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特别好，但没有像与瓦莉亚那样心灵相通的爱情。瓦莉亚告别时，托利亚的妻子催促丈夫去送她。

第三次去哈巴罗夫斯克时，瓦莉亚为托利亚买了衬衫，为他的妻子买了毛衣和胸针。衬衫买大了，因为还是照着记忆中那个青年托利亚的身材买的。他的妻子很感激，说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毛衣。瓦莉亚对托利亚说：“以后我可能不来了，看见你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这就很好，我放心了。”

现在，瓦莉亚是省歌舞团的离休干部。她当年教过的学生都已成材，有的在国家、省的外事部门工作，还有一大批在俄罗斯的许多大城市中发展。她从3年前改教英语，仍然按俄俗，在餐桌上摆好饼干，等待可爱的孩子们来上课。她仍然收很低的学费，并有8个免费学生，还从中选出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免费教他们弹钢琴。每个星期日，是瓦莉亚与俄侨朋友相聚的日子。作为一个在哈尔滨成长又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朝鲜族人，她能够使用俄、英、汉、日四种语言，最熟练的是俄语，朝鲜语反而最生疏。

前两个月，瓦莉亚才得知父亲的冤案被平反的消息，她欣喜地等待着落实房产政策。然而此时，中央大街3号正在拆除的消息使她难过得彻夜未眠。这座楼里有过亲情、友情、爱情，还有过歌声、琴声甚至枪声。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哈尔滨城市历史的见证。

我问瓦莉亚阿姨最喜欢普希金的哪一首诗，她轻声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塔吉雅娜的命运很像我。”她那双温和忧伤的眼睛依然美丽如水。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晨报》2011.7.20~21

不久前，尼古拉·扎伊卡因患病离开哈尔滨回到澳大利亚。在他临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眼神却让人看出他的茫然无助。他是由于突然到来的拆迁而终日焦虑愁苦，突发脑梗病倒的。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俄侨，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他的昵称“科利亚”是人们熟悉的名字。1999年《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后，12年来，科利亚已经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他一直在为哈尔滨为中国做宣传，他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科利亚一家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近30次。2003年，当他的祖宅被退还以后，他不仅以出租房子的房租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在澳大利亚还要长。他是最后一个依然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老哈尔滨俄侨。

突发脑梗后 妻子从澳大利亚赶来

在哈尔滨的侨民生活

在老宅里回忆往事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厂。

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曾为紫丁香音乐厅，现为小资太太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科利亚的爷爷100多年前建造的木房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在一位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墓前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科利亚家临街住房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科利亚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移民澳大利亚

1955年，苏联政府要求所有的哈尔滨俄侨回国。但有很多哈尔滨俄侨选择了澳大利亚或者南美等其他国家移民。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鲍里斯和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科利亚与苏联侨民中学同学合影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科利亚经常去买卖街旧居看望中国姥姥——这是他家离开中国之前的租户，现仍居于此。12年前，我亲眼看到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如今中国姥姥也早已去世了。

和妻子在哈市俄式民居内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年轻时的科利亚(左一）与家人合影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他很相信中医，有一位哈医大的于教授已经成为他的朋友。

科利亚在哈尔滨请朋友吃饭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这些年不断有人回来。维卡也来了，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2003年，当我为呼吁保护太阳岛的别墅群向他求助时，他一次次给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拨打国际长途，终于一位在太阳岛居住过的朋友寄来手绘的别墅分布图，科利亚连夜绘制更为标准的图纸，然后我们一起把图纸送到哈尔滨市规划局，规划局立即转给太阳岛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得到重视。他还自费在国外媒体发广告，征集有关太阳岛别墅的历史资料。那些原定拆除的一栋栋老别墅，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区的重要景观和旅游资源。这里面有科利亚的无私贡献！

他在2009年通过外国媒体做广告，成功地组织了200多位当年哈尔滨外侨或后裔回访哈尔滨。他不仅想帮助这些人圆思乡之梦，也想帮助哈尔滨做对外宣传。而他的家已经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对外窗口，科利亚成为许多国家（包括中央电视台）媒体报道的对象，成为许多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的主人公。俄罗斯政府通过我国政府要寻找埋葬在哈尔滨的将军卡佩利的遗体时，是科利亚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科利亚成了名人。有的时候，那些慕名而来的老哈尔滨侨民找到科利亚，当他了解到他们经济并不宽裕时，他就热情地让那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住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到他家的餐桌上坐满了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波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他在各种场合说：“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朋友们，你们都来哈尔滨！”

拆迁终于来临

前些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这是祖父约瑟夫·扎伊卡在100多年前建的，不仅是住宅，还是哈尔滨现存最早的俄侨灌肠厂。我曾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看到关于扎伊卡灌肠厂的记载。1961年，当他们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后，这个院子的多栋房子住了很多人，他从1985年回到哈尔滨，就开始要自己的房子，直到2003年才退还他其中一栋。此后他就长期生活在哈尔滨。

如今，扎伊卡灌肠厂已经是当年哈尔滨多家灌肠厂仅存的一处历史遗存了，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尤为突出。2007年，科利亚居住的这一栋建筑被纳入拟定的第四批保护建筑名单，2009年，这个院子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并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其余的房子还是别人住着，并没有退还。

今年，这一地区动迁启动，正在澳大利亚照顾住院的儿子的科利亚闻讯急匆匆赶来哈尔滨。在拆迁范围图上，他家的数座建筑除了临街一处房屋定保留外，其余的都将拆除。他开始带着产权证四处上访，诉说自己的苦恼。

这二十多年来，他在哈尔滨目睹那么多珍贵的老建筑轰然倒塌，自己家里已经退回的和没有退回的房子将面临何等命运？科利亚心里没有着落了，他终日陷入愁闷和苦恼中。

除了为房子担心，还为自己的信誉担心：“哦，我到处说中国很好，你们都来做买卖的事情，你们都回来。现在我的房子怎么办？别的人怎么看我？”是的，有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国人，已经为此骂过科利亚，如果科利亚的房子被拆了……我都不忍心想下去。

他低着头，双眉紧锁，一整天就那样坐着。有时刚说两句话，眼泪就涌上眼眶，说不下去了。就叹息着沉默。

这期间，试图来他的家里量房子的人来过几次，他亦不堪其扰。

终于，他病倒了。

一个为了哈尔滨无私地做出那么多贡献的外国人，如今因突然来临的拆迁病倒了。

科利亚突发脑梗，当即送医院抢救。病情十分严重，起初全身不能动，不能说话，过了半个月天才能坐起来。

他的妻子玛莎和儿子都来哈尔滨了，玛莎要带科利亚回澳大利亚治疗。

从北京回来跟科利亚告别的时候，科利亚说：“上帝让你回来了。”我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这没完没了的拆迁还要害多少人？！

科利亚也曾经多次在拆成废墟的老房子前面流泪，他不理解，有这么重要历史价值，又那么漂亮的老房子，为什么会拆掉呢？

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些“下面人”做的坏事情，“上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出了什么事情。”

是的，他没有想到，拆迁这件事终于来临。

他带着满心的伤痛回澳大利亚了。

这是由在哈尔滨从事多年武术教学工作的老拳师张继修先生写的一本关于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书，也是一本较系统介绍哈尔滨武术史方面的专著。此书对哈尔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相关流派及代表人物都作了详尽而客观的记录，是本不可多得的史料集，为哈尔滨武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此书以记叙的方式，记录了哈尔滨自开埠以来至80年末，哈尔滨武术前辈们的武术活动，近而揭示了他们所代表的拳种流派的风格特点，及他们在武术活动中体现出来高尚武术精神，在编写本书过程中，作者注重史料性、技术性和趣味性特点，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哈尔滨近八十年来武术运动的发展历史，体现了哈尔滨市武术的兴起和沿革脉络。

其中，对哈尔滨武术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武馆情况如下：

武术第一馆为八极拳，代表人物黄焕章及再传孙亮亭。

武术第二馆为山西形意拳，代表人物许承麟。

武术第三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及再传刘洪仁。

武术第四馆为龙形拳，代表人物刘志清。

武术第五馆为河北形意拳，代表人物刘英玉。

武术第六馆为弹腿和少林拳，代表人物刘振岑。

武术第七馆为太极梅花螳螂拳，代表人物曹德坤及再传张炳煦。

武术第八馆为太祖拳，代表人物刘岷山再传弟子于寿学。

武术第九馆为鸳鸯拳，代表人物曲寿增。

武术第十馆为绵掌拳，代表人物吉万山。

武术第十一馆为形意拳，代表人物王玉。

武术第十二馆为中国式摔跤，代表人物王元璋。

武术第十三馆为太极拳，代表人物李玉琳。

武术第十四馆为唐拳，代表人物祁树兴及再传王连城。

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前排左一）和曾外祖母切斯娜（前排右一）自海拉尔来哈尔滨，与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扎列茨基（后排右一）、外祖母吉塔（后排左一）、玛拉的妈妈因娜（7岁）合影。后来曾外祖父母去了苏联。

2．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自苏联返回哈尔滨，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免于难，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死去了。前排左起：玛拉的外祖母吉塔，3岁的玛拉，切斯娜；后排左起：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妈妈因娜，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

玛拉·穆斯塔芬的名字不断听人提起，她是瓦莉亚·韩的同学的女儿，又是省社科院的客人。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她的家庭——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构成于哈尔滨——这个不寻常的城市当年居住着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也包容了这些人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带来的差异。如今，玛拉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望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离开哈尔滨时她还不满5岁，但她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哈尔滨人。”

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外婆的父母于1910年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来到海拉尔，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俄文名字为格利高里·马特维耶维奇·奥尼库尔），是生产著名的 “胜家” 牌缝纫机公司驻海拉尔的代表。那时外婆只是五个月的婴儿，名叫吉塔。后来一家人移居哈尔滨。外公的家族于1908年来到哈尔滨，经营畜牧场和肉类加工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今西十一道街）开了一家肉店。外公莫迪亚·扎列茨基（俄文名字为马特维·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1912年来哈尔滨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两年后去美国，以后又回哈尔滨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与他的兄弟合开“扎列茨基兄弟公司”，在海拉尔有一个大畜牧场，供应哈尔滨公司的肉类。1927年，外公和外婆结婚以后，去海拉尔居住，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又回到哈尔滨。

1929年，玛拉的妈妈因娜·马特维耶夫娜·扎列茨卡娅在哈尔滨出生，外公外婆的家在斜纹街（今经纬街）155号一座二层的公寓楼，楼里住的都是俄国人。1935年，妈妈去坐落在高士街（今高谊街）上的玫瑰学校上学。在日伪时期，苏联公民受了很多苦，由于日本人不让苏联公民的孩子上学，妈妈1945年才毕业。后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在这里认识了玛拉的爸爸。外公在1955年～1959年任犹太国民银行副经理。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母带着其他的子女回到苏联，但他们没能逃过斯大林的“清洗”，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只身一人回到哈尔滨，曾外祖父和她的孩子们都死去了。

玛拉的奶奶安东尼娜·阿尔特莫夫娜·舍洛玛诺娃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出生在俄罗斯的萨马拉。爷爷穆罕默德让·穆斯塔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出生在喀山，曾经是市杜马的议员。二十年代，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哈尔滨，在这座城市相识相爱并结婚。爷爷是无国籍的白俄，来到哈尔滨后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生活比较拮据。奶奶在马家沟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做护士。他们住过南岗也住过江北。

1929年，玛拉的爸爸阿利克出生。爸爸是在炮队街（今通江街）的俄罗斯学校上学（即原犹太教会学校），他还记得在江北住时，每天划着小船过江上学，而冬天就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去。后来，他也考入哈工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汉语的读写都很熟练。平时喜欢到松花江上玩游艇和冲浪板。爸爸和妈妈在工大读书时相爱，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为穆斯林是不与犹太人通婚的，而犹太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宗教的人结婚。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了家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住在外婆家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也搬到他们楼下居住。这样，在五十年代哈尔滨通江街155号,就居住着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这是哈尔滨这座独特的移民城市里发生的美好而动人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爸爸和妈妈来到阿城糖厂为苏联专家作翻译。后来，由于他们不同意移居苏联，被糖厂解雇，爸爸去哈尔滨外专俄语系任教师。1954年，他们的独生女儿玛拉出生了。1959年，他们一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和一些初到澳洲的俄侨不一样的是，他们到了悉尼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玛拉说，这是因为犹太人都很团结，能够互相帮助。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在澳大利亚不被承认，悉尼大学的一位汉语教授主动找了爸爸，让他跟他学汉语，重新得到了毕业证书。爸爸在政府里当过汉语和日语翻译，技术员。在七十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而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担任同声翻译的就是玛拉的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玛拉的妈妈和外公都找到了会计的工作，外婆在家里照看幼小的玛拉。玛拉不会英语，同学们听不懂她的话，这也许使这个哈尔滨来的小姑娘有些困惑。其实，她的记忆中没有储存多少关于哈尔滨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帽儿山。来澳洲后第一次去大自然中游玩，玛拉说她来过这里。妈妈说，你没来过，你去过帽儿山，外公和外婆曾在那里找过工作。但是，玛拉说，她在感情上很怀念哈尔滨。在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中有很多哈工大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同学会，经常见面，一直非常想念哈尔滨。

玛拉也毕业于悉尼大学，以后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专业是政治学和俄语，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2年，从事战略战术分析研究，作过外交官，还当过外交部长的顾问。离开外交部后做新闻工作，在国家报纸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代表国会、议会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研究。以后又回到外交部，被派往驻泰国大使馆任政务和商务参赞。还参加过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1990年，为了会见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玛拉第一次回到中国来，她记得当时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两年中又去了一次北京，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中澳大利亚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她参加了澳大利亚电视通讯公司海外部，负责在柬埔寨的发展工作，在柬工作了两年。那时柬埔寨刚和平解放，回到联合国，公司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她决定留在公司工作，不回外交部了。以后她被公司提升为整个东南亚发展的工作的负责人。在越南、老挝工作两年后，于1998年回到澳大利亚。

玛拉想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写作，因此辞去了工作。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主要是纪录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亲属的命运及家族的遭遇。这是一本关于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书。她了解到，1937年克格勃头子叶佐夫曾有一个命令，所有在中东路工作过回到苏联的人都被看作日本间谍，一律逮捕。玛拉到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查阅到的材料不仅是家族的，也是其他人的命运，这里也有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命运和遭遇。1996年，正在东南亚工作的玛拉看到了上海社科院俄侨专家汪之成的著作《上海俄侨史》，她很感兴趣，并把这本书带给精通汉语的爸爸看。一年以后，通过友人与汪之成建立了联系。

今年5月，玛拉要来哈尔滨收集资料，也很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她说服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回到哈尔滨，这是他们自195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是到上海后，在汪之成的陪同下回来的。41年过去，哈尔滨的变化非常大，许多街道已面目皆非，让寻访故地的爸爸妈妈感到很困难。他们来到经纬街，发现那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除，他们的老家也不见了，新盖的楼房上挂着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霞曼支行的招牌。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遗憾，尽管玛拉说四十多年过去了，不能指望会原封不动地保留过去的痕迹，但听得出，她也同样感到遗憾。他们去看望了两座改作他用的犹太会堂（即犹太教堂）和住进人家的鞑靼清真寺，又一次感到遗憾。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看到一座座熟悉的老建筑以及爷爷工作过的犹太国民银行，一家三口的心情才好起来。

他们来到犹太墓地，看到那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汪之成的帮助下，仔细辨认着一个又一个墓碑，终于找到了曾外祖父母和一些亲属的坟墓，非常高兴。玛拉认为这是在东亚保护最完整也最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但在回民墓地没有找到爷爷的坟，她的爸爸非常伤心。那天恰好是东正教复活节后的第十天，他们幸运地在与犹太墓地相邻的东正教墓地遇见了正在过节的俄罗斯人和华俄混血的教徒们，其中一位正在自己父母的坟前招待客人的漂亮的老太太认出了他们，她就是爸爸妈妈的哈工大同学朝鲜族人瓦莉亚·韩明禧。她热情地陪他们在哈尔滨各处游览。但是，玛拉去省档案馆试图查阅犹太人档案时，却被拒绝。这使她十分诧异，因为她去过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那都是对外开放的。

11月中旬，她与悉尼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兰·雅可布、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雅库波维茨（波兰犹太人，曾居上海）以及上海社科院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一起来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为准备她将要写作的第二本书（关于犹太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情况）在哈尔滨收集资料。玛拉说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曲伟和其他研究人员给了她很大帮助，尤其是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市档案馆查资料。她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并且查到了外公外婆的档案。她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属于历史的。应该尽快对外开放，否则再过若干年了解这些历史的人就不存在了，这些资料也就失去作用，而成为死资料了。”

玛拉说，看到哈尔滨最近在犹太人研究和保护犹太人遗址方面所作的工作，感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会有许多犹太人来哈尔滨。但是，为了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哈尔滨寻根，省档案馆应尽快对外开放。第一次访哈后，她又去美国访问，那里的很多犹太人都问什么时候能开放档案。由于哈尔滨有很多资料和遗址，在犹太研究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具有重要位置。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开放档案，会吸引很多人来哈尔滨。否则他们会认为来了也是白来，会认为这是一个闭塞的城市，不会为这里做什么贡献的。玛拉去过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那里有很丰富的资料，并且全部对外开放。她还谈了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的愿望。玛拉几次提到哈尔滨犹太墓地，她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很多犹太人谈到这块墓地保护的如何好，他们都很惊讶，对此非常高兴。她认为管理这块墓地的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更值得高兴的是，目前皇山公墓已经上网，并且专门为犹太墓地做了一个英文网页，便于远在海外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查找亲友的墓址。

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瓦莉亚阿姨的带领下访问了老俄侨叶夫罗希尼娅·尼基夫洛娃，交谈中，她问起老人认不认识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老人说：“托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我们是同事，我还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恰好笔者带来一些刊载关于哈尔滨俄侨的文章的报纸，想到写尼基夫洛娃的文章很可能配了这张照片，便请老人过目，果然，照片上有玛拉的奶奶。她的奶奶回到苏联后，还经常与尼基夫洛娃通信。

这次她的朋友们是为了准备在澳大利亚举行“犹太人在上海”的展览而来，她希望在澳大利亚也能举办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展览会，因为过去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在哈尔滨。

后续报道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1年8月10日

去年12月，玛拉（见《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回澳大利亚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看望伏洛霞阿姨（叶·安·尼基伏洛娃）。她从身后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民歌的歌词，《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书页已经发黄，硬纸封面也已经破损，但在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Инна　Зарецкая（因娜·扎列茨卡娅）。

因娜是玛拉的妈妈。这个签名如同普希金那朵夹在书中的小花，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和疑问。

伏洛霞阿姨对我说，这本书是玛拉的奶奶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在1959年回苏联以前送给她的，那时她们都在比乐街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工作，东尼娅是护士。从此以后，她们再未见面。当然，差不多同时随着外祖父母和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的玛拉也再未见过奶奶。因娜是安东尼娜的儿媳，这本书是她在分别时送给婆婆的？还是因行李过重而留在家里的？安东尼娜孤身一人回苏联时，又为何把这本书送给尼基伏洛娃？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房子动迁等变故的42年间，伏洛霞阿姨又是怎样把它珍藏至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个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家庭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情感。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早已卒于苏联，而这本小书经历了42年的时空变化，却成为这个国际家庭的历史见证。伏洛霞阿姨真了不起！

伏洛霞阿姨问：“能不能寄给玛拉？她一定高兴。”

于是，我给玛拉发了电子邮件。那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东正教要晚13天），我不知这个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鞑靼人的后裔过不过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但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当作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玛拉在回件中非常激动，并且给我回寄了一个中国小孩放鞭炮庆春节的网上卡通贺卡。由于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都担心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一直希望哪位澳大利亚的俄侨回哈尔滨旅游时，托他捎回去。但一直没等到这样的朋友。

今年五月，玛拉在电子邮件中询问是否可以邮寄这本书，我在去邮局咨询后告诉伏洛霞阿姨，邮局说，可以挂号寄，不会丢失的。伏洛霞阿姨很信任地将书交给我，并且系上一条黄色的带子。于是，这本跨越了57年时间、又跨越了莫斯科到哈尔滨的空间的小书，带着因娜的名字，带着一个家族也是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带着伏洛霞阿姨与安东尼娜的情谊，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玛拉说，看到书上面妈妈的签名，感觉太奇异了。

几天以前，我从邮局取回玛拉寄给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和我的礼物。我看着老人读着玛拉用俄文写的信，品尝着澳洲巧克力、英国红茶时快乐的样子，心里也被一种奇妙而温暖的感觉填满。玛拉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条手绘水墨花卉的真丝纱巾，我已经转送给身患重病的伏洛霞阿姨，她非常高兴地收下——这是准备在她去世后作为丧服的一部分戴在头上的。

注：这些照片是去年12月《玛拉的国际家庭》见报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由于电脑出了故障，无法打开附件，因此留下一个遗憾。现发表以使读者能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印象。

作者后记，2008年12月20日

玛拉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伏洛霞阿姨。玛拉给了伏洛霞阿姨500元人民币。伏洛霞阿姨让我收下：“医院里有小偷！”后来，我特地和奋斗药店的人一起去她家里，当面把钱还给她。

现在，伏洛霞阿姨已经辞世两年了，她长眠在哈尔滨俄侨墓地。她的头上戴着玛拉送给我的这条中国丝巾，身上穿着我给她订做的白色真丝缎礼服。海兰泡的萨沙在一年以前给她修了黑色大理石的墓。

读萧艺茶画，如入画境，身心愉悦。

茶乃草木菁华，不仅能满足人们口腹之好，还负荷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譬如萧艺的茶画，婷婷袅袅的芬芳之间，每每有文风荡漾，志趣高远。

萧艺 1963年生于哈尔滨市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现任中国长城书画院北京分院常务院长、北京2010美术馆常务馆长、中国美协花鸟画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楹联学会艺术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在多次全国大展中获得殊荣，出版众多作品集。多次在国内具有影响的期刊上作为封面人物。

萧艺以笔墨描茗绘茶，写气图貌，巧妙地将生活中的瓜果蔬菜融入到传统的茶画中，可谓意趣雅致。

茶画茶画，茶在前，画在后。神农尝百草之后，茶便入画。因此，茶画由来已久。

在历代名家茶画中，文征明的《品茶图》、吴昌硕的《煮茗图》表达韵高志静和茶馨致远，这些传世茶画无形当中成为东方茶画的指引，后人临摹其茶画者，不可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讲，萧艺的茶画也毫不例外地吸收了历代名家茶画的精华，但他确是超越前人，把茶画进行系列化，作为课题来研究与实践。

萧艺茶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借鉴古代名家茶画闲静、洒脱、隐逸之风的同时，十分注重本我的个性表达，追求愉悦和完美，并因此累积艺术审美经验，因而使其茶画作品有了广泛的外延。

萧艺画茶画，讲求胸中有画意。或者浓墨重彩，或者纯净疏淡，皆意在笔先。茶画作品构图简洁者居多，画家似乎深谙画面忌满讳实的道理，大胆留白，给人以丰富的视觉空间。
萧艺画茶画，注重画外功夫的积累。

所谓“茶画”，即，在画面上营造“茶境”般的氛围、气息，这是一种脱俗的纯净，一种远离世俗的优雅，一种文化文化与哲思的互融，一种别具禅机的笔墨，这正是萧艺“茶画”给我们的感觉。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画艺无止境，画家在艺术道路上的跋涉还在继续。

笔愈简，内涵愈丰富，墨愈精，深层愈丰厚，张利烽的茶画日益表现出笔精墨妙的特点，且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在茶画之间，他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他的茶画也愈见精湛与隽永。
萧艺的“茶画”其实已独步画界许多年。他有着一股特立独行的力量：中国茶画第一人，当定了！

萧艺对于小品的驾驭能力，颇让人称道。他的主题性创作，系列化研究，让人无不惊讶，与钦佩。

作为以茶为创作题材的画家，他对艺术追求，也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尝试，这是命中注定的，别无选择，他会一直走下去，创作出更精更美的茶画作品，让更多的茶人喜欢茶画。

萧艺有着很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主脉文化都有涉猎、尤其书法与诗词，用功尤深，每日茗啜对品茶有精辟见解，进入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精神意识，充分表现“茶画”文化的各个层面和侧面。

萧艺在创作“茶画”这些年来，始终澄心静坐，益友清淡，小酌半醺，浇花种竹、焚香煎茶，把“茶画”休闲中，内在的东西，用一定的文化素养去感知它、品鉴它，东方闲情艺术自有东方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蕴。

萧艺创作“茶画”的追求，不仅讲究装饰、美感与气氛，还遵循艺术准则，观其“茶画”令人产生舒适、安谧、潇洒、愉快之情。

萧艺创作的“茶画”在当今茶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古到今，我们相信“茶画”艺术价值将会更深刻的被人们认知，萧艺的“茶画”将会更广泛地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2012年3月27日上午, 笔者带着几个问题与事先约好的黄明大师见面。而今的黄明大师不同以往，全国飞、各地邀，一年之中很少能在哈尔滨多呆上几天。当见到黄明大师时，正巧他休息在家， 并热情的接待了笔者。

为了不更多的占用时间，笔者单刀直入的提出了要访谈的问题：“黄老师，著名书法家陈雷省长曾给您题词‘博大精深，印如其人’， 您是禅意印派鼻祖，开宗立派的创始人物，艺术国学都达到一个空前高度，为什么偏偏对国粹中的金石艺术情有独钟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渊源？”黄明大师微微一笑说：“这就是脉、这就是缘、这就是天性。脉是文化传承，缘是前世所修，天性是与生俱来。说起来还是家庭的熏陶。记得6、7岁时, 外公总是把我放在他脖颈上，漫步竹林之中，或吟诗或对联，看到晨风吹动竹叶，伴着动听的鸟语，外公便随口出了上联：‘风吹叶动’， 我亦不甘示弱，立即对了下联：‘鸟语花香’。 接着外公又道：‘芳竹跳舞’， 我答：‘和风怡人’。外公大笑，并马上奖励给我一颗糖果。每当我想到这些，对外公就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昵之情。我的今天，最该感激和不忘的是我的外公，他是晚清的探花，家里有皇上赐封的匾额。正是受到外公的影响, 我对金石艺术﹙诗书画印﹚才会情有独钟，且身心俱爱, 无法割舍；第二感谢我的父母。父亲四十岁才有的我，他喜欢作诗写字、书画收藏，从小就教会我如何安身立命，并说了一句决定我一生的话：“家有田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 正是这个量体裁衣的理念，他把我培养成一位有本事的艺术家，吃上了艺术饭；第三感谢我的三位恩师。此生，我有幸能得遇邢衍、曲江、邓白三位顶尖的艺术大师，并机缘巧合又十分幸运的做了三位大师的入室关门弟子。他们爱徒如子，把毕生所学毫不保留的亲授给我，取法乎上，使我必然会有今天的艺术成功与地位，因为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第四感谢我的妻子在艺术事业上对我的付出与支持。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耐得寂寞、荣辱与共。给我留出大量的创作时间，并且在买石料、刻刀、宣纸、墨汁等方面从未吝惜过钱财；第五感谢儿子和女儿，儿子聪明懂事、自强自立，不让父亲操太多的心；女儿美丽好学，成绩很好，在我过生日那天，到超市买了《禅》、《佛》、《心态决定命运》等这些让我觉悟、开智、启慧的好书。正是有这些因素与条件才使我能专心致志、气定神闲的把金石艺术作为事业来做、作为理想去追求、作为生命来热爱！

我把恩师所传与我在创作中的感悟结合起来，吃透传统才能更充分、更精准的表现时代。我对儒、释、道三大流派的‘禅修’ 非常挚爱，喜欢研究。日子久了，新的印风也就水到渠成，这个‘成’是自然而成。一种流派、一种书风，成之必然，得之偶然。四十余年如一日，我每天必刻一方印、必写两小时的字、必读三小时的书，已成规律，我对金石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达到痴迷程度。我愿意在夜深人静时, 听毛笔在宣纸上书写时发出的清脆磨擦声；愿意聆听锐利的刻刀冲开石头时发出的破裂声, 那是一种开拓、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听上去似天籁”。

笔者：“黄老师，您很健谈，上面这段故事鮮为人知，令我很感动！您能给我讲一讲金石之美、金石意境、金石的功能情趣吗”？ 黄明大师开心的说：“金石是上层领域尤爱的一种文化形式，一种上品玩趣；金石令人开心，它具有抒情写意、创造意境、提升修为、享受创作快乐的功能效果。因为它吉祥、灵性，能对人的心性发挥改变作用。玩味金石艺术的人都有这样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它能培养人的气质、炼就人的胸怀，特别是它创造了我的人生、品位和质量，使我成为高境界、自在快乐的人。篆刻之美说到底，是美在文化、美在內涵、美在意境, 它能给人以兴奋不已的、恒久的、连绵不断的快慰……能收能放，收放自如。工稳时：如小桥流水，委婉动人；奇肆时：如大浪淘沙，汹涌澎湃。方寸之间，可见万千气象。篆刻艺术，是人类最具魅力、最具诱惑力、最具感染力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同时，它又是中华民族吉祥如意，增运、增福、增寿之物；护佑法身，镇宅、镇业、镇国之宝；它是华夏先贤对话宇宙、沟通圣界、感应自然、天人合一的一种法器，是炎黄子孙地位、身份、品位、信誉的具体象征”。 笔者： “黄明大师讲得透彻！您能通过您的作品来介绍您的禅意篆刻吗”？ 黄明大师笑着说：“好！禅意，是一种境界，明心见性，道法自然，无边无界，不拘泥于形式，不扭捏于特定。我用几件体系明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解答这个问题：如“富贵” 一印作就是极具典型性的！艺术之美贵在表达意境。一件风格独特、优秀的作品，要宛如一幅画作，让人赏心悦目，心生禅意。这方“富贵” 印， 粗看此印边际厚重，外实而内虚，尤其是残缺的印文与大量留白，似乎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但细细品味，方知个中真意。富贵两个字线条强调灵动，内乎外应，虚实相间，恰似天空中流云飞渡，让人不由产生‘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感叹！宽厚的印章边际则寓意着富贵是对人一种束缚，恰恰与虚无缥缈的印文形成强烈反差，不仅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也升华了这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再看‘即来则安’，线条劲挺，构图奇巧，犹如多人静立，‘安’字的创意更为独特，像一个人依靠在小山上安静躺卧，体现出既然来到这个纷纷扰扰的世间，难得求一份平静与安宁。还有“吾佛多自在”作品，流淌出来的是一种淡泊、一种和谐、一种高远、一种禅意，如山中清泉，洗涤心灵的尘埃，飘流四方、逍遥自在。邓白大师曾称赞此印道：‘方寸间尽显禅意空灵之艺术特征’。该作品构图奇肆、收放有致、似头非头、似尾非尾，更有‘吾佛开口笑世间，无边自在种净莲’的神态。还有这方肖形印作品“女神”，形象惟妙惟肖，体态丰盈，具有远古岩画特征，体现出生殖崇拜和宗教崇拜的思想，在构图与文字造型的厚重感上，则更多的汲取了秦汉玺印的精华。”笔者在欣赏大师所谈到的几方篆刻作品后，不由的兴奋、欣喜起来，是大师将笔者带入这禅意圣境！为了不影响黄明老师休息，笔者向大师致谢道别，结束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

其实，在采访黄明大师前，笔者已在百度中翻阅了至少40余篇关于黄明大师的评论文章，加上今天的感悟，更不难理解印界泰斗曲江先生初见黄明作品时惊呼“这是一首诗，这是一幅画，吴昌硕没刻出来，齐白石没刻出来，但黄明却刻出来了”的那份激动。通过细致深入研究黄明大师禅意印派作品的特征，笔者发现，黄明大师的金石艺术创作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漫长的追本溯源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篆刻艺术体系。黄明师承邢衍、曲江、邓白三位当代艺术大师，通过恩师的言传身教，已经将明清篆刻艺术高峰产生的技法变化了然于心，再加上黄明大师对佛学的崇尚和研究，构成了这种刀法多变、以禅入印、状如流水、自然古朴的派系特征。导师们常说：“十年绘画、二十年书法、三十年篆刻”，可见篆刻创作难度之高，功力之深，而黄明大师正是在这种艰辛、孤寂、曲折道路上独创了“禅意”篆刻这种印学流派！现在黄明大师的艺术成就硕果累累，蜚声海内外。作为国礼艺术家和书坛风云人物，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先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泽民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周铁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金日成，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金云龙博士、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大韩民国大总统金泳三、韩中亲善协会会长李世基等十余位领袖、元首、国王珍藏。黄明大师常说：“禅行天下，福慧众生”， 目的在于“禅要成为每个人的修为，天下可多福开慧啊！”。

最后，笔者祝黄明大师艺业辉煌，创作出更多、更好留芳百世的艺术精品。

记者：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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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尽的巨变纪念门票，小赖拍摄

在联发街1号的南岗展览馆里，哈尔滨著名收藏家朱俊峰老师正在开办《收藏不尽的巨变》展览，而这也是南岗展览馆自开馆以来首次举办个人展。

提起今年80岁高龄的朱俊峰老师，在哈尔滨的收藏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自幼在双城上学，1954年来到哈尔滨，他几十年来的藏品，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成长和变迁，留住了无数的往事回忆。2012年3月17日，彩虹、长河、景、东明和小赖五人专程来到展览馆，如约拜访了朱老师。

朱俊峰老师，孙小赖拍摄

从黑暗中走出的人方知光明之可贵，包场饥寒的人倍觉温暖的香甜

朱老师回忆起年少时光，无限感慨涌上心头。“我诞生在不知道有祖国的年代，光复之后，老师说我们是中国人，我当时想，不对啊，我不是满洲国人么，怎么成中国人了？”

随后，老师讲的第一篇课文是“中华中华，可爱的中华”，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中国人，知道中华的壮美和富饶。学唱的第一首歌是《黎明曲》，老人家至今还能哼唱：“铁蹄踏不碎仇恨的心，海水洗不清祖国的怨恨，按住遍体伤，挺起铁的胸，我们要走向大地的黎明……”。“那时的课本和歌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些，让我知道了我是中国人，于是我就都留下来了。”

这大概可以算作朱老师收藏的起始，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决定不放过任何一个收藏有意义的物件的机会。

“我为什么对现在的发展感情不一样，你们不知道，满洲国那段时间，生活简直是太惨了”，老人跟我们讲，“我一上学那时候，就得知道日本天皇，上课之前面向东南向日本天皇背诵《国民训》，还得用日语背诵。不会背的时候，老师就让学生面对面，互相打嘴巴，还给这起了个名字，叫‘协和嘴巴’。

老师的讲台上都有大板子，背的不好就打手板。那么大的板子啊，打几下就肿了，没有办法，只能趁着下课赶紧到厕所用尿来消肿。光复之后，那些折磨人的老师，其中许多人嫁给了伪满警察，都跑到长春的国统区了。”

“虽然上课和生活都用中文，但家长都不敢告诉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都怕自己孩子童言无忌说出去，让日本人知道了，这就是‘政治犯’啊，要被抓紧去，吊起来，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的，太惨了！

1945年的时候，学校就不怎么上课呢，也许那时日本人也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吧。但是他们让我们去抓‘大眼贼’，这是耗子中的一种，尾巴很长，像个扫帚一样。我们只能挖坟找耗子，五六个同学一组，有的时候，跑出来的耗子扑到女生身上，把同学吓得直叫。”

“我们还有个任务，是晒猪血，一个人要晒五斤啊，真的是很难。交上去之后，学校给发一双胶底鞋，平时中国人是穿不起这种鞋的，穿胶底的大多是朝鲜人，也就是当时的二鬼子。”

“1946年光复，到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对中国人也不是都好，有的红军士兵看到中国油炸糕好，就摘下帽子来，说‘来五个，来五个’，他也不管上面的油，直接用帽子装。他们在商店里看到中国的怀表好，上去就要一块，安上带子，当手表用……”

说点开心的

“过去那段太惨了，还是看看那那些开心的吧”。

说着，朱老师的目光指向了挂在展馆四周的那些照片，“我从1956年就开始拍片了，记录生活的变迁，而且是每年都拍，一听说哪里要改造要拆迁，就立马带着相机拍摄，有好多建筑都是拍摄过完整的施工过程。”

比如花坛，哈尔滨的特色，用五色草妆点的园林艺术精品，至今仍是城市街头的一大景观。朱老师几十年来，每年都把这些花坛拍一遍，其中有一张当年圣尼古拉大教堂与花坛的“合影”成为博物馆广场最美乐章的绝唱。

朱老师拍摄的花坛

“50年代的哈尔滨，那是下雪没人扫，路灯亮的少，下雪没有人，商店关门早，我在(南岗)秋林对面上班，本想下班去换个鞋带，结果五点半商场就关门了，没办法只能拖着鞋回家。”

“有一次我坐飞机去兰州办事，当年在秋林对面的小药店阿布杰卡买的飞机票。买票之前还得称体重，因为是双层翼飞机，太沉了不行。当年的飞机场在马家沟，就是现在省政府对面开发区。结果，从哈尔滨到兰州，要先后在沈阳和天津停一停，还得在北京住一宿，用两天的时间才能到兰州。后来我去美国，才用了12个小时，这足以看出进步啊。”说着，朱老师笑了起来。

“70年代的之后用飞机票可以买一包大前门烟，即便是不抽烟的人也会去买一包，因为当时在哈尔滨没有卖这种烟的。”

家庭展览馆

“我的家人很支持我，为我腾出来80多平米的房子，专门用来为我的那些藏品做展出，算是一处个人展览馆吧。”

其实，每逢重大节日或有意义的纪念日，朱老师都是要在家里开办主题鲜明的展览的，比如九一八的时候要展出日军罪证展，哈夏音乐会的时候要做音乐会门票展。他还搜集了每一届冰灯游园会和哈洽会的门票，以及其他宣传材料。“大家说我是哈洽会活档案，哈哈。”

朱老师常用自己办的展览来告诫后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他还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800多篇文章，介绍他通过文史资料收藏和研究之后得到的成果。

下一期展览，朱老师就准备在家做一个哈洽会主题，“还记得第一届哈洽会，大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于是都围在展览馆周围看，我就拍他们，还署了个小标题‘哈洽会什么样，不能进去在外面望一望’。”

谈到他在收藏界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朱老师索性送给了我们八个大字：“工贵其久，业贵其专”，这是宋朝陈亮的名言，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人最应该学习的榜样。

朱老师的题词，小赖拍摄

访谈最后，我们表达了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朱老师未来的其他主题展览的愿望，他欣然答应了。

关于南岗展览馆

上文中提到的南岗展览馆，是认识南岗，了解南岗的一个好去处，而且展览馆坐落在一栋历史建筑里——这样风格的建筑，据说在俄罗斯也是没有的。

南岗展览馆位于联发街1号，哈尔滨一类保护建筑。始建于1904年，典型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原位中东铁路副局长官邸，后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公馆。1935年后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参事住宅。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四野指挥部，解放后交给哈尔滨铁路局管理，2006年移交南岗区政府，2010年10作为南岗区展览馆对外开放。

入口

展出中的百年铁轨

这座建筑的线条多样，尤其是及富特点的窗户和烟囱，令人叹为观止。馆内设南岗兴起、乡城嬗变、商贸繁荣、文化多元、生活百态、建筑精华和世纪风云七部分展区，且设有环形幕影视播放厅，播放一段南岗旧影的纪录片。

玲珑的小窗户

馆内通过详实史料，综合运用了历史老照片、图表、模型、沙盘、模拟场景、远红外线互动装置、三维动画宣传作品以及实物展示等多种手段，展现了南岗自兴起到解放前的历史发展进程。目前，南岗区展览馆是哈尔滨市首家区级展览馆。

南岗展览馆的烟囱

南岗展览馆的烟囱

注意烟囱上别致的“小窗口”

南岗展览馆的开馆时间是周二至周日的9:00~16:00(周一休息)，里面有许多南岗区的老照片，老地图，还有老物件等各类展品，值得一看。

朱俊峰老师的个人展到本月月底就结束了，老人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间都会来与参观者互动。他说，这段时间来的中老年人比较多，还有人大老远从外地赶来，这都是对家乡变迁有感悟，有共鸣的人啊。“还有一些小学生，他们看过展览之后在《参观留言薄》上写的话也很深刻！”接过朱老师递来的笔记本，我们五人都写上了自己的感想，临别时，朱老师还送给了我们每人一件纽约电影学院的T恤。

非常感谢朱老师为保存城市记忆而做出的努力，他的家里，实际上是哈尔滨另一处个性鲜明的免费展馆，为宣传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祝朱老师身体健康，每天都会如我们交流的时候那么开心快乐！

联发街64号

文/摄 曾一智

日前，记者接到一封来信，信中说，他是刘泽荣之子刘仁，听说记者找到了刘泽荣在哈尔滨的住宅，非常想看到照片。因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立题编写刘泽荣的传记，他们已经完成了这部书，但很想把这座建筑的照片收入书中。

刘泽荣——不仅是哈尔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两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三次被列宁接见。他在哈尔滨工作、居住的时间是1921年至1931年，曾任中东铁路稽核局局长、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记者曾多次在哈尔滨档案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与刘泽荣有关的内容。2005年夏天的一次查阅中，发现了刘泽荣的家庭住址：花园街与耀景街拐角40号。记者恰好在紧邻这里的院落中住过34年，因此清楚地记得周边那些建筑的分布和形态，认为应该就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类保护建筑，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阿法纳西耶夫官邸（现使用单位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一时十分激动。但由于始终找不到更为确切的依据，因此一直没有公布这个发现，只是与一些专家、友人谈起过。

记者急忙按信中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泽荣的儿媳王易女士。经过简短的交谈，互相传递了照片。记者看到了刘仁寄来的70多年前的照片，两个男孩子（刘仁和他的弟弟）站在木质外楼梯上，身后是一个半圆形的窗户。在记者的记忆中，那座新艺术运动的楼房是有半圆形的窗户的，然而，刘仁看了记者的照片却说不太像他记忆中的房子。原来，刘仁离开哈尔滨的时候只有6岁，他只记得住在一座二层楼房里，有一部分是三层的。

他这么一说，记者心里没了底，再次来到现场，由于是周六，大门紧锁，只得绕着楼房走了一圈，的确没有发现印象中的半圆形窗户，一时心存疑虑。只好从各个角度将此楼拍摄一遍，希望刘仁能够从细节中回忆起当年的形状。记者又向中东铁路历史研究专家郑琦请教，他也说在花园街与耀景街拐角只有这一座楼房。

记者在一遍遍观察楼房外部照片时，忽然想到，半圆形的窗户会不会在一层的会议室中，被外部接建的小屋遮挡了？便又再次来到现场，怀着一线希望用力敲门，果然，收发室的人闻声出来了。听记者说明来意，他说，由于省社科联已经搬走，会议室的门打不开。但他带领记者来到会议室门口，从门缝里向里张望，果然看到了刘仁照片中和记者记忆里的半圆形的窗户。

至此，刘泽荣在哈尔滨的故居终于得到了确认。记者已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王易女士。

记者在21日19时接到王易女士的短信，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座楼全貌的老照片，与记者提供的完全一致。

背景资料

刘泽荣(1892-1970)，原名刘绍周。广州市人。1897年随父母前往俄国高加索定居。1917年4月，他在彼得堡联络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他被选为会长，1918年底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仍任会长。为解决旅俄华工生活的困难和遣送回国做了大量工作。其间，从1919年3月至1920年8月，他被邀请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会议，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20年7月1日，任苏共（布）华人中央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批准）。1920年11月18日，他携眷回国，在哈尔滨落户。先在铁路交涉局做翻译，后任中东铁路稽核局局长，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长。他为人正直，精通俄语。1921年被推选为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当时该会仍被白俄所控制，此后，他与其他中国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多次展开维护中国人主权和收回市政权的斗争。终于将俄人把持的市公议会解散，成立了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同时成立市监察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曾参加中苏谈判。“九一八”事变后去北平，1930年至1937年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俄语教授，1937年为西南联大俄语教授。1940年6月随驻苏大使邵力子赴苏担任使馆参赞。1945年初，从苏联调往新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9年9月，他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他被周恩来总理聘请，一直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并主编了《俄汉大辞典》。1956年，他由陈毅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

( 文章发表于2009年6月22日《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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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大师黄明，字自霁，号仲秋，别号印翁，先后师从邢衍、曲江、邓白，为三位大师入室弟子，开创禅意印派，被誉为“中国篆刻第一人”。现任中国古龙印社社长，哈尔滨太阳岛书画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美国世界名人协会理事，国际多栖艺术家协会执行主席，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理事。他是一位极具文人气质，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学者的儒雅和诗人的敏锐，这些在他的印章、书法和国画中都能体现。

金石大师黄明(来源：中国报道网)

作为篆刻大师，黄明与历史上的一些艺术家存有差异，但却与弘一大师有着惊人的相似，多才多艺，修禅彻底，皈依自心，超然尘外。在弘一大师出家以后唯一没能放弃的就是篆刻，篆刻是心灵的迹化。弘一大师的篆刻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黄明大师与弘一在其人生中，都将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

“方寸间见天地”读印似读诗。吴昌硕的印雄浑苍劲，有太白遗风；黄士陵的印严谨挺拔，如老杜格律；齐白石的印纵横千秋，似东坡乐府；王镛的印率意烂漫，追北朝民歌……在当代的中青年印家中，能臻于禅境者，唯黄明先生一人也。他将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清净自在、佛家的净意修德融于方寸之间。黄明先生的印不论逾寸大印，还是毫厘小印，都弥漫着禅意的氛围，有诗的韵律和节奏，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我想这应源于黄明先生深厚文学素养。黄明先生绝对不会盲目追风、以狠剜猛敲为能事。他是站在历史文化的制高点上来审视和介入篆刻创作的，所以异常注重印章的内涵和文化品位，艺术认识的深刻决定了黄明先生的印能切入文化的血脉，流淌携带着鲜活丰富的文化信息。其二，黄明对形而下的技术层面，也是狠下了一番钻研锤炼的功夫，对古玺、秦砖汉瓦、古印到宗教符号，从各种艺术形态中汲取其精华，领会其精髓，突破以往的领域，走出自己的路子，开创了崭新的艺术天地，使得他的艺术作品收放有致，挥洒自如，心神合一，韵味无穷，最终开宗立派，将自己的艺术生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艺术之路越走越宽。尤其是对禅意印风更是沿波讨源，兀力而求，但决不做形式上的简单模仿，而着意塑造自我的品格，就是这样的追求才有了今天的禅意印派。比如在章法上，黄明先生每每于平和正大的格局中，特意安排一两处或印文或边栏的出挑夸张处，如同诗中有眼，满盘皆活，成为了黄明先生印面语言的特有“句法”。在刀法上，他采取一种稳健而圆融的冲刀，线条极能传达笔意，还善于对细节进行精微的刻画，使得印面更耐咀嚼和涵咏。其他像情趣和理趣的和谐统一，对艺术符号的提纯以及个性符号系统的构建，书画文史等多元的艺术修养，也是黄明先生能以禅心造印的重要前提。

黄明先生亦工于书画，行书和篆书都写的很好。行书萧散自然，有一种高人雅士的风韵；篆书则以大篆为体，小篆为用，用笔裹锋涩进，线条圆厚，雍容端庄，书卷气斡旋而出。在绘画方面，他的国画近年来也备受行家的喜爱。

金石大师黄明(来源：中国报道网)

和黄明大师交往虽短，每次交谈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股文人气息，尤其看了他即将付梓的印谱，一种清新古朴之风拂面而来，可谓“印之味新，可以醉人”。灵秀中见厚重，厚重中见空灵；或以虚带实，或化实为虚，或劲力内含，他用心造境，以手运心，以刀凝神，营造出个性的缥缈天倪和天造化工的篆刻至高境界。邓白大师评价其作品说：“一件佳作除做到字法、笔法、章法、刀法无可挑剔之外，贵在表现意境，即‘弦外之音，印外之意’。弦外之音是从必然之国走向自由王国；印外之意是超越时空表现出的深邃文化内涵。我喜欢黄明的作品，是因为他的篆刻作品‘古朴自然，禅意空灵’，秉承古贤并开创禅意印派。” 在邓白大师“禅意为道，神采为上，章法、字法、笔法、刀法次之”的教诲下，黄明的作品意境中可见禅意的深邃高古和世俗生活的恬淡。他的 “我佛多自在”，流淌出来的淡泊、和谐、高远、禅意，如山中清泉，洗涤心灵的尘埃，飘流四方逍遥自在。禅意，是一种境界，明心见性，道法自然，无边无界，不拘泥于形式，不扭捏于特定。禅意印派，要从古今中外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厚积薄发，尤其是国学，正所谓“印宗秦汉”。当下有很多人喜欢给自己定型，结果艺术之路越走越窄，篆刻，就是写心、写意、写情，自然而然，试问，心意情又怎能定型？禅意又怎能受约束？在开宗立派之下，创作不同风格、不同意境的作品，拥有自己的艺术百花园，百花齐放，才能姹紫嫣红，百看不厌。

 黄明先生在艺术上不断精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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