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瓦莉亚—中国籍朝鲜人韩明禧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

年轻时的韩明禧 照片来自哈工大网站

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那天早晨，我给瓦莉亚阿姨打电话，她说：“哦，普希金！他的诗我最喜欢！”

瓦莉亚阿姨本名韩明禧，俄文名字是瓦连京娜·巴甫洛夫娜·韩。瓦莉亚是爱称。她是朝鲜族人，今年76岁。我是在采访俄侨米沙叔叔时认识她的。最近，米沙叔叔告诉我，中央大街3号（原美国信济银行，建国初期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曾经是瓦莉亚阿姨的家，而那里已开始外部的拆除。这使我心中一动，哈尔滨的老房子承载着多少人的命运和故事啊！

瓦莉亚的父亲韩光淑是无国籍人，自幼失去双亲，在海参崴当童工，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一个富商。后来到长春经营大米加工厂。1925年，在瓦莉亚两岁时，与母亲迁到哈尔滨，父亲于1929年来到哈尔滨与犹太人一起做生意。从1932年到1936年，他陆续在中央大街和西十五道街拐角、经纬头道街、西三道街买下三座楼房，前两处是与俄罗斯人佐果耶夫合买的。佐果耶夫后来去了日本，走前把房产全权委托韩光淑处理。中央大街3号这座大楼原属于哈埠著名实业家张廷阁，他们是在太阳岛上的别墅消夏时相识的，他主动提出把这座楼卖给韩光淑。

瓦莉亚6岁时到田地街一所俄罗斯小学上学，8岁时读《渔夫与金鱼》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优美的诗句和普希金。后来在义州街（今奋斗路）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学（后为省总工会招待所，今已拆除）、俄罗斯侨民学校读书。1942年，她毕业于“北满学院”（奋斗路省外办对面，后为17中，今已拆除）商业经济系，后又上了两年产科医学学校。1939年至1946年在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学钢琴。当时著名的青年小提琴家彼得·伯尔顿、钢琴家德鲁热威茨卡娅是高年级的同学（见《57年思乡曲》一文）。学习期间常去商务俱乐部（今哈市科学宫）演出。她的妈妈说，将来你的丈夫不一定能养活你，因此你什么都要学，要自立。瓦莉亚还学过绣花、裁缝。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社会情况很复杂，仅朝鲜人就分成22个小团体，相互之间常有冲突。苏联红军的司令员和苏联领事馆相继出面，请韩光淑任朝鲜民会会长，并借给他20支步枪，协助苏军维持秩序。当时韩光淑每天要向苏军司令部汇报工作， 瓦莉亚就为他打字。1946年4月，苏联红军回国，哈尔滨的国民党势力便要韩光淑交出这20支步枪。韩光淑坚决不交，国民党便要炸这座楼。苏联领事馆便把他们全家先后送到牙克石铁路局林业所，并为韩光淑和瓦莉亚姐弟安排了工作。

他们家的富裕和突然出走引起了误解，哈尔滨解放后，他家的三处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

1949年瓦莉亚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东方经济系进修，当时的校长、老师都是俄罗斯人。1952年，她去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工作了9个月，后又回到哈工大，先后在校工会和校长办公室工作。1956年，工大来了60名苏联专家，又把她调到专家工作组。1954年，瓦莉亚加入了中国国籍。她的大弟弟格奥尔基·韩也是哈工大的学生，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的俄文杂志《新朝鲜》工作，直到1957年回国。小弟弟艾拉斯特·韩毕业于哈尔滨十年制的德国学校（在经纬四道街，今已拆除），始终在牙克石林业局工作。两个弟弟都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于五六十年代先后去苏联定居（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

1961年，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在江上俱乐部的周末舞会上结识了瓦莉亚，便建议她调到省歌舞团任钢琴伴奏。这时，苏联领事馆也几次找她去领事馆教钢琴，但她不敢去。不想，1964年，她被认为是替领事馆工作的情报人员而被捕入狱。关押十年中，由于患关节炎和严重缺钙，原本1.68米的身高萎缩成1.50米。出狱后又到农村劳动两年。

刑满释放的瓦莉亚很想回哈尔滨看妈妈，当地的人把一个犯过错误留用的看守员介绍给她，说，只要同意嫁给他，就让你回去。此人满脸麻子，其丑无比。但瓦莉亚说：

“行。”去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人看两人相差如此悬殊，一再问瓦莉亚：“你真的同意嫁给他吗？可要想好了。”瓦莉亚说：“我同意。”

两人完全无法沟通，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婚后一个月，瓦莉亚得了急性肝炎，肝腹水使肚子肿得老大，丈夫怕传染，丢下她跑到单位的宿舍去住，瓦莉亚反而很高兴。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大夫认为她已经不行了，便送她回哈尔滨。

1977年1月7日，在东正教圣诞节的那一天，瓦莉亚回到了妈妈身边。爸爸已于1973年去世了。妈妈为了给瓦莉亚治病，把家里名贵的比利时大衣柜卖了100元，花90元为瓦莉亚买了一种邻居推荐的药。瓦莉亚用了药以后，病情奇迹般好转，不治之症竟痊愈了。

那年秋天，邻居的一个12岁女孩找到了瓦莉亚，请她教俄语。她说：“孩子，我头上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不敢教。”小女孩天真地说：“阿姨，不要紧，教我们外语是为人民服务，是好事。”瓦莉亚听到自己也能为人民服务，心里非常感动，她答应了小女孩的请求。此后，她开始无偿地教院子里的孩子们学俄语，从起初的5个扩展到30多个。没有课本，她就自己编写教材。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她获得了无比的快乐。这件事她向当地派出所汇报以后，所长不仅很赞成，并且一再让她收学费，说：“你为人民服务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生活来源不行。”瓦莉亚这才开始每月收每个学生3元钱，自己和妈妈的生活有了保障。

1979年，那个所谓的丈夫到哈尔滨来，要和瓦莉亚一起生活。瓦莉亚告诉他：“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给他买了新衣服、新餐具、新自行车，并给了他200元钱，与他离了婚。

1982年，省公安厅为瓦莉亚平了反。1982年至1986年，她为哈尔滨电工学院研究生班教俄语，1986年至1987年为东北林大研究生班教俄语。后因身体不好，只在家里教孩子。

瓦莉亚在青年时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个名叫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俄罗斯青年是“北满学院”的同学，比瓦莉亚大三岁，高一届。他们是在1942年瓦莉亚毕业时学校召开的毕业晚会上认识的，那年瓦莉亚18岁。整个晚上他们都在一起跳舞。托利亚（阿纳托利的爱称）经常在花园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打排球，瓦莉亚每星期四也去打排球，然后托利亚把瓦莉亚送回家。每次都是走着回去，那一块块从南岗延伸到道里的花岗岩街石上，印满了两个相爱的青年的脚印。托利亚当时是一家设计院的技术员，他真诚地对富家小姐瓦莉亚许诺：“我要努力赚钱，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娶你。”当时瓦莉亚的妈妈不赞成她过早结婚。从1942年到1945年，他们的爱情已是逐渐渗透两人心灵的深情。

然而，苏联红军来了以后，因怀疑哈尔滨俄侨曾为日本人服务，便抓了一万多人带回国去审查，不幸托利亚也被误抓。从此，两个青年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传递心意。从1946年到1954年，两人从未间断通信。直到有一天，托利亚的妈妈来信了，她说托利亚要和别人结婚了，让瓦莉亚以后不要来信了。自此断了联系。

44年之后，1989年5月9日正是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瓦莉亚与友人来到博物馆旁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在这里巧遇哈巴罗夫斯克民航驻哈尔滨代办处的主任阿列克谢·齐格文采夫和妻子玛丽娜，大家相识后都很愉快，瓦莉亚便把朋友们带回家中招待便饭。玛丽娜问瓦莉亚为什么不结婚，瓦莉亚便说起与阿纳托利·维列日夫的感情，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他。玛丽娜非常吃惊地说：“阿纳托利·维列日夫？我跟他在一起工作过五年！太巧了！”她给瓦莉亚留了托利亚的地址，但瓦莉亚并没有写信。

1991年，瓦莉亚作为哈尔滨一家贸易公司的翻译来到哈巴罗夫斯克。知道她的情况，公司经理也热情地陪她去看托利亚。开门的是托利亚的妻子，她一见瓦莉亚就说：“哎呀，是不是你—-我丈夫爱上的第一个女人?他多次和我讲过你们的故事。”瓦莉亚说：“是的，我已经老了。”她说：“他也老了。”她赶紧把丈夫找回家。分别了46年的一对恋人终于见面了。托利亚看见瓦莉亚很惊讶，因为她原本身高1.68米，现在却只有1.50米了。两个人都在哭泣着诉说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托利亚说妻子是个善良的人，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特别好，但没有像与瓦莉亚那样心灵相通的爱情。瓦莉亚告别时，托利亚的妻子催促丈夫去送她。

第三次去哈巴罗夫斯克时，瓦莉亚为托利亚买了衬衫，为他的妻子买了毛衣和胸针。衬衫买大了，因为还是照着记忆中那个青年托利亚的身材买的。他的妻子很感激，说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毛衣。瓦莉亚对托利亚说：“以后我可能不来了，看见你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这就很好，我放心了。”

现在，瓦莉亚是省歌舞团的离休干部。她当年教过的学生都已成材，有的在国家、省的外事部门工作，还有一大批在俄罗斯的许多大城市中发展。她从3年前改教英语，仍然按俄俗，在餐桌上摆好饼干，等待可爱的孩子们来上课。她仍然收很低的学费，并有8个免费学生，还从中选出几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免费教他们弹钢琴。每个星期日，是瓦莉亚与俄侨朋友相聚的日子。作为一个在哈尔滨成长又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朝鲜族人，她能够使用俄、英、汉、日四种语言，最熟练的是俄语，朝鲜语反而最生疏。

前两个月，瓦莉亚才得知父亲的冤案被平反的消息，她欣喜地等待着落实房产政策。然而此时，中央大街3号正在拆除的消息使她难过得彻夜未眠。这座楼里有过亲情、友情、爱情，还有过歌声、琴声甚至枪声。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哈尔滨城市历史的见证。

我问瓦莉亚阿姨最喜欢普希金的哪一首诗，她轻声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塔吉雅娜的命运很像我。”她那双温和忧伤的眼睛依然美丽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