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汉奸还是“辛德勒”

——读《河豚鱼计划》破解王替夫“救”犹太人之谜

文/摄   曾一智

编者按：本站曾于2009年发表过《王替夫：中国辛德勒》，该文中信息来源于《生活报》及部分学术论文，作者考证不够，向读者表达歉意的同时，转发曾一智老师于2002年12月发表于《黑龙江日报》的文章《是汉奸还是“辛德勒”》，以作纠正。《王替夫：中国辛德勒》一文仍然保留于本站，并由作者给出勘误，以儆效尤。

近年来，二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认为义人的消息，已由于媒体的传播而被国人所知。从报道的事实来看，何凤山被称之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确恰如其分。

伪满外交官能救犹太人？

然而，从哈尔滨的角落里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当年的伪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在出使德国期间也给犹太人发过签证。一时间，网上又是一通热炒，说是又发现了“中国的辛德勒”（见2001年9月国内一些网站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辛德勒：邱时遇披露真相》、《又一个辛德勒》、《埋名60年的辛德勒》等），而他发放的签证的数字有说1万2千，有说三万；甚至在同一年就出了两本以此为由的王替夫的传记，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以下简称《见过……》）、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以下简称《……人生告白》）。

其实，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已读过发表在《章回小说》杂志的有关王替夫的报告文学，作者是黑龙江广播电视报记者鲁小纾。在她那里，我还看到王替夫口述、金淑梅整理的11万字回忆录《伪满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这显然是一本公开出版物。从如今网上热炒的来源来看，那自称“发现中国的辛德勒”的，正是当年从鲁小纾处获悉此事并随鲁小纾去过王替夫家的人。而前面提到的两部传记，我发现从整个框架结构到情节、细节都与王替夫的回忆录相同，个别处还是原文照搬。只是不知为何《……人生告白》要加上大量的东北方言，让一个个外交官全部操一口农村土话。另外，王替夫本人忏悔的罪行《……人生告白》作者不知为何要替他省略（1936年 1938年，王替夫任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书记官，曾按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的指示，将一个来自上海的苏联特工报告日本特务，以至于此人被捕。见王著50页、《见过……》62页）。王替夫没做过的善行却要替他虚构（伪满驻德公使馆有一位德国女仆，对王倾诉她以前的犹太主人一家遭迫害的事情，王听后连话都不敢说，这正符合王的行为逻辑（见王著94页）。而《……人生告白》（见该书188 190页）和《见过……》（见该书166 169页）二书中却变成王替夫闻听此事后，主动免费帮忙给这家犹太人办签证，而这张签证竟然能从犹太人关押地把男主人营救回来。我曾问过《见过……》的作者，为何他的说法与王替夫本人不一致，他承认是看了其他报刊刊登的文章，而非王本人提供。

据王替夫本人的回忆，他在作为伪满洲国外交官时，曾于1938年11月至1944年7月出任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从1939年春至1940年5月，他曾给12000余名离德赴美的犹太人发过入满过境签证。而撰文的记者、编书的作者也都根据他的说法对他大加赞扬。但我始终不敢对此苟同。

从直觉上，我不相信一个不能自救的出卖灵魂的叛国者会去救犹太人。不知是不是同一个原因，以色列方面也不肯为王替夫颁发“义人”证书。2000年曾在联合国举办了一个名叫“生命签证”的大型纪念活动，在二战期间拯救过犹太人生命的150名外交官被第一次集体公布于众，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名中国人。而在以色列，是已经发现并发表过有王替夫签名的签证的。目前国内各种出版物刊登的王替夫发的签证的照片，是2000年凤凰卫视的记者郑鸣从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内部刊物上发现的，并带回哈尔滨交给王替夫。

“河豚鱼计划”是什么？

我在1998年开始采访哈尔滨犹太人后，对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开始探究，也听说了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以焕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课题，并且是本省惟一一个能够拼读希伯来文的学者。我向他借阅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犹太文化丛书”中的《河豚鱼计划》（TheFuguPlan，1992年7月版， 美 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著）。作者是犹太人，详尽客观地记录了这一事件。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

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二战期间，日本官方民间一些热衷于犹太研究的人们开始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达到打胜侵略战争的目的的设想。1934年，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个计划的实施地点“满洲国”就是东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又与哈尔滨犹太人有关。

哈尔滨犹太人曾公开表示愿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

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的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有2万余人（据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馆出版的《露亚时报》1926年1月号所载中国警察署调查的《哈市人口一览表》）。他们和他们在哈尔滨出生的子女们都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歧视———这一点是通过近年来去以色列采访的中国媒体透露的，据说他们因此对中国、哈尔滨充满感激之情。他们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而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日本侵略者早已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来哈尔滨访问，与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而安江和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参加此会，樋口还在会上叫嚣：“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些受到中国人民厚待的犹太人通过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1938年，在五大臣会议召开后数星期，在哈尔滨又召开了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和安江在会上仍然提出同样的要求。

1939年5月，安江为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安排了对东京的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美国犹太人领袖并未上当

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表演并没有打动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魏斯拉比，他在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都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1938年，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留．齐克曼（中译本中附的英文为LewZikman，这里也许是译者的笔误，哈尔滨的确有一位经营阿什河糖厂的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LevZikman，俄文为ЛевЦыкман）写信给斯蒂芬．魏斯，在信中说了句：“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正直的魏斯给他的回信是这样的：

“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我不希望再与你讨论此事。我不想与任何像你一样的人谈话，你们这些人准备支持日本，而所持理由既无基础且未顾及这一事实，即日本如德国和意大利一样，这个国家必然会采取反犹态度，事实上它早已经这样做了。”

1939年3月，出于日本人的倡议，列夫．齐克曼向另一个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犹太问题专家”犬冢惟重大佐提出：有没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属移居到“满洲国”某一郊区小镇？他本人愿意提供一些款项，此外他可以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设法从美国人那里取得20万美元。

日本人非常兴奋，犬冢说：“3000人更好。”在上海频频开会。犬冢、安江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在6月份提出一个长达90页的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并亲送东京，最后日本提出安置3万犹太人所需资金一亿美元的计划（当然要犹太人组织来付钱）。报告包括考虑周密的种种细节，只是在犹太居留地设在“满洲国”还是设在上海稍有争执。

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没有住处，没有工作。而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来上海创业的中东犹太人（赛法迪姆人）和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开始抱怨这些后来者对他们生存许久的城市带来困难。甚至组成代表团正式向犬冢提出，日本能否劝说德国和意大利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或者日本自己能否限制难民进入上海？“我们已经承担的太多了！让其余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吧！让其他的人去养活他们吧！”需要说明的是，在1939年，希特勒的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

这让犬冢及其伙伴们很尴尬，他们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些鬼鬼祟祟的犹太人想操纵我们，想对我们耍花招，为《纽约时报》写出更多的反日文章提供素材。”但从策略上考虑，日本人决定安抚这些要求遏制难民流入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任何限制在将来都很容易突然放宽。1939年8月9日，犬冢宣布了限制犹太人今后从欧洲或“满洲国”移民来上海的措施：从这以后，来上海的难民需要交400美元的保证金并持有任职合同。他反复声明：“采取这一措施是应犹太难民委员会自己的请求。”

日本“犹太问题专家”们失望了———上海犹太人社区竟对拯救欧洲难民毫无兴趣，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美国犹太人社区。他们通过魏斯的亲戚的日本朋友设法与魏斯接触。1939年12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我们也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难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现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则我们世界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个新亚洲而合作。”

并将上述决议寄往美国犹太人大会。

但直到1940年，日本方面没有并得到魏斯的答复。而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三国公约在9月才公开签字），“河豚鱼计划”也就此结束。

从2000年香港凤凰卫视和哈尔滨电视台合拍的专题片《六十年前的回忆———犹太人在中国》中可以从犹太人的回忆看到，40年代以后，日本人对在中国的犹太人的态度就开始变化，在上海的犹太人中还有许多被关进监狱，甚至死在里面。这就应了魏斯的预言。

王替夫不过是迎合了“河豚鱼计划”

不用我再分析，读者也会明白，王替夫之所以能够在伪满洲国驻德国（纳粹大本营）的公使馆顺利地给犹太人签证———并且他本人也承认的日本主子对此不闻不问，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有这样一个“河豚鱼计划”。

幸亏那个可怕的计划没有实现，如果日本人凭借犹太人的资金打胜了那场罪恶的战争，王替夫岂不是功臣？那时他又将在哪里去讲这个段子呢？到那时，犹太人在中国找到了“乐土”，而被日寇的铁蹄践踏的中国人民又将如何生存？

从王替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彼时，他不仅是一个对主子言听计从的亡国奴，而且对自己的卖国求荣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从德国归来时，德国已面临战败的危机，但他回哈尔滨度假时仍然去对大、中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讲演，闭着眼睛洋洋得意地大谈德国的“大好形势”，“说瞎话都没有一点害羞之感”。在哈尔滨女中（今萧红中学）讲演结束后接到一张写着“请别忘了你是个中国血儿。”的纸条，这才“心猛地一沉”（见王著103页，《……人生告白》234页，《见过……》238页）。

上海一位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曾对我说：“哈尔滨犹太人对于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日伪时期与日本人合作那段历史也是感到不光彩的，提起来很尴尬，所以他们比较回避这个问题。”

的确，读过《河豚鱼计划》这部书，再来回味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对心胸宽大的、惟一不歧视犹太人的中国人民的赞美，也真让人心里生出尴尬而冰冷的感觉。在当年，哈尔滨犹太人为本民族的生存一次次极尽谄媚地向日本侵略者表示赞美时，哈尔滨和全中国的沦陷区的那些不歧视犹太人的中国人，正生活在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苦难之中。也正是在“河豚鱼计划”闹腾得最欢的同时，罪恶的食人魔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正以血腥的非人手段，大口大口吞噬着中外抗日志士的生命，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早已发生。这说明了什么？

所以，认真地研读回顾历史，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地把握现实，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对历史负责也就是对现实和未来负责。

原来又是协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

本文截稿后，再细读《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一书，从书中王替夫发表的声明和书中记录的事实来看，这段历史的真相更一目了然。

王替夫在声明中说：“查阅介绍我在三四十年代外交生涯的有关出版物，我遗憾地发现某些夸大事实和凭空臆造之处，有违于我接受采访的初衷，并可能造成人们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误解，特作如下声明。

……三、我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为德国犹太人办理出境签证，并非我的自发行为，而是履行公务。这项工作由我负责，事务性工作则由雇员郎格尔小姐完成，最后由我签字。……凡经签证者，当时均有记录，我个人未做统计；后来估算约在1万人到1万2千人之间，远不及“3万人之众”。

五、上述各点没有涉及的其他事项的历史真实性，均以本书中所述为准。该书完全是根据我的口述写就，又经我逐字阅过。”

而书中对此更有详尽记述：1939年5月，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吕宜文要求王替夫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离德的犹太人办理伪满洲国的入境签证。这是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两位官员召见吕宜文协商的结果。当时，战时经济使德国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被纳粹榨干了油水的犹太人不但不能再创造财富，反而需要他们供养，因此开始驱赶犹太人离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在一年之后），德国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出境办事处”。但欧洲各国都有排犹情绪，不准他们入境，因此向伪满洲国公使馆协商此事———实际上是要其执行他们单方面制定的排犹计划。

这样，王替夫本人的陈述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他为何能以一个伪满外交官的身份为犹太人办签证的真相。看来，这个当年的伪满外交官倒能面对历史真实，并没有借此美化自己。而那各种出版物哗众取宠不负责任地炒作又是为了什么？

在王替夫声明中提到的“远不及‘3万人之众’”，是指邱时遇发表的文章，即我在文章开篇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中华读书网转载的文章《发现中国的辛德勒：邱时遇披露真相》，文中说,“迄今为止，邱时遇已经追踪研究王替夫十余年，其间并有《哈尔滨老人曾救助三万犹太人》的文章发表。”

两个月以前，我在某工作室偶然碰见邱时遇，曾当众坦率地问他：“你有什么根据说王替夫给3万犹太人发了签证？”他这样回答：“我查了资料，当时犹太人一个签证可以走一家人，我是根据他给1万人发签证推算出来的。”世上竟有这样荒唐的推算，也竟有这些不经任何调查就轻易发稿的媒体。其实，他就是数年前通过鲁小纾结识王替夫的人，何曾“追踪研究王替夫十余年”？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的作者是通过我寻找到王替夫的（见该书后记），但我当时即已明确向她表示，我不相信一个汉奸能去救犹太人。而此书出版后，我向她和《见过……》一书作者提到“河豚鱼计划”，他二人竟然是全然不知。

注：本文关于“河豚鱼计划”的介绍全部出自于《河豚鱼计划》一书，但有删改，请原作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