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飞行员？新中国空军之父？林弥一郎的复杂心路

从六十多年前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在疑问：“中共怎么就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了一支空军！？”这段传奇是如何写就的？

在共和国空军诞生地牡丹江—密山，当我们重温六十多年前的那些老航校往事时，当我们采访、座谈、参观纪念馆时，在众多空军将星、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中，“林弥一郎”是一个特殊的绕不开的无处不在的符号或身影。

从战犯到战俘，从中共航校的核心技术教官到日籍友人，林弥一郎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当年，也就是从1946年创立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三年半，林弥一郎和筒井等日籍教官亲手培训了一批优秀飞行员。这批学员后来成了创建中国空军部队的骨干。

空军第七航空学校第一任校长魏坚和林弥一郎（右）

劝降，败兵四顾心茫然

1945年8月15号，战争结束了。9月9日，林弥一郎率领所部“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队”一行300余人，遗弃机场和四十多架飞机，从奉集堡出发南下，试图从朝鲜返回日本。20天之后，当他们走到位于辽宁凤凰城地域内的一个叫上汤的小山村时，这支丧国之队已是心力憔悴，加之对时局、对周围情况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停驻下来休整。这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身后发现苏联红军，而挡在前面的是八路军，是战是降，林弥一郎犹豫了。选择战斗，肯定会全军覆没，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选择投降，苏联红军对战俘不人道的行为他早有耳闻。就在犹豫不决时，驻扎在上汤附近的八路军曾克林部21旅派代表主动与林弥一郎接触。

林弥一郎，中文名字林保毅，1911年生于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他在日本空军界以勇猛果敢、忠于日本军国主义而闻名。1941年2月，入中国参战，最初他参加了武汉防空作战，后又到广东、广西一线防务。1942年8月，他在桂林上空和美国空军P-40式战斗机编队遭遇，他驾驶的九七式战斗机连中34弹，但是仍然指挥中队继续作战，最后还把伤痕累累的飞机开回了广州白云机场。一年后，他升调关东军第二航空军所属第四练成飞行队担任少校队长。1944年11月，该队担负沈阳的防空任务。苏军参战后，他们奉命避开大城市沈阳，集结奉集堡机场待命。林弥一郎有丰富的作战、教学经验，对属下极有号召力，并以其“九死一生，忘我战斗”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少罪行。

得知林弥一郎部被包围，曾克林随即向总部汇报。“东总”立即指示21旅组织谈判小组，全力劝降。

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林弥一郎都没敢出来，他把上汤村的一个伪保长推出来探听来意。这时他才知道对面的中国军队竟然是中共的八路军。第二天，几个穿着国民党军服装的八路代表来了，还带来一个日本翻译——凤城县的伪副县长三桥。三桥说凤凰城里聚集着两万多日本难民，都要求林弥一郎千万不要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希望看在同胞的份上，放下武器。八路军代表对他说，如果主动缴械，就会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林弥一郎思考良久，答应交出武器，并说他只是希望得到人道的待遇。代表答应了林弥一郎的条件。

第二天，林弥一郎集合部队，带上所有武器列队出发，到达约定受降地点。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端着刺刀的战士，也没有想象中的羞辱。现场摆放了一张长长的旧桌子，中方对林弥一郎说：“请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我们信任你们，这是对你们的诚意做出的让步。”军刀对于日本旧式军人来说，是尊严与荣誉象征，林弥一郎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都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八路军的守信、宽容与尊重，让他们深深地震惊与不安。

解除武装后，他们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当时，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却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买来大米送给飞行大队。林弥一郎和他的部下一时不知所措。他们深知，此前，在他们统治下的东北，中国老百姓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这些稻谷无疑都是农民留下的稻种。

10月上旬的一天，令他们更不理解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弥一郎和十几名战俘代表被请到了曾克林和唐凯的军分区司令部。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了，他们敞开肚皮喝酒、吃菜，饱餐了一顿。席间，曾克林司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请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

第二天，在他们返回之前，曾克林又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当林弥一郎看到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林弥一郎向曾克林寻问，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能否派给他们一些事做，哪怕是修路或者是下井挖煤也行，他们可以自食其力。

林弥一郎的得意弟子、中国空军战神刘玉堤，多年后他一直怀念林弥一郎的教诲

收编，与大人物林彪见面

在宴会结束的第三天，林弥一郎又收到了一份邀请，这一次他要去的是沈阳。在“东总”司令部，林弥一郎一个人被请进一间指挥室，里面坐着三位衣着简朴的高级将领。

其实早在宴会结束后，曾克林就已连夜将俘获林弥一郎飞行队的消息，汇报总部。此时的东总司令员林彪正在为缺乏飞行人才而发愁，接到曾克林的报告后林彪大喜过望。

为了尽最大的可能争取林弥一郎的部队，林彪与东北局书记彭真以及参谋长伍修权，一同接见林弥一郎。双方见面后，一个参谋人员介绍说：“这是林彪司令员……”

“林彪？”林弥一郎猛地一怔，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对于日本军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可眼前这个高级将领怎么这么年轻？其实那年林弥一郎34岁，而林彪不过37岁。

寒暄之后，年纪稍大些的彭真便提出正题：“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接着说道。

林弥一郎当时没有答应，他说建立空军、培养飞行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自己要回去跟部下商量一下，都同意，才好做决。同时，他提出了几个条件，比如，不能被当成俘虏看待，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官等等。

多年以后，林弥一郎在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场景。他说，自己实际上也是在忐忑中试探中共的诚意。当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后，林弥一郎是向伍修权提出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要求。

原来，他看到伍修权身上佩带着一把小巧玲珑的勃郎宁手枪，心念一动：“我很想请将军把您的这支手枪赠给我，也许，我能够更好地说服我的同事们……”

才刚刚缴械，就提出要将军的手枪，在任何人眼里，包括在林弥一郎的预期中，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狭小的空间，假如把枪给他，身为职业军人，他马上就能对眼前的这三人构成致命威胁。但伍修权就是有魄力，他哈哈一笑，解下手枪就递到林弥一郎手中。多年以后，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的心情也略有复杂，要知道这把枪对他极有纪念意义，这把枪伴随他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拿到枪以后，林弥一郎非常激动，几乎就要流泪了，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对中国人的尊敬，就是在这一刻彻底地建立起来的。

部分日籍教员在东北老航校合影

暴乱，就地“处决”林弥一郎

1945年12月，林弥一郎随中共队伍转移到吉林通化。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已经在沈阳机场降落，奉集堡就在沈阳眼皮底下，而机场中尚有部分飞机没来得及转移。林弥一郎急着回去指挥疏散。这时，在通化机场找到了一架还能起飞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他便冒险试飞。谁知，飞机刚离开地面就发生了意外，他费了很大力气才保持了平衡，但在江边的沙滩上迫降时，起落架被系船的缆绳拌住，飞机坠落下来。林弥一郎腿骨被摔断，经医院全力抢救后，几个小时后他才苏醒。当他看到很多中国同志都关切地守在他身边时，感动地落下泪来。

1946年1月1日，以林弥一郎飞行队为基础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在吉林通化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航空队委员会委员。但是就在航空队成立两个多月后，林弥一郎被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

1946年1月，驻通化的国民党特务与躲藏在通化市郊的3000名日军勾结，并煽动居住在通化市的日本人，计划于2月3日大年初一的凌晨，一起向共产党在通化的军队和各个行政机关发动攻击。就在暴动开始前夕，共产党截获了这个消息。

从暴动计划中得知，林弥一郎航空队将有一名日籍飞行员在天亮后架机协助暴乱。航空队立即控制了该人。在审讯中，他态度顽固，五个多小时拒不开口，只是经常看表。3点50多分，他突然开口说“是要暴动”“暴动头子就是林保毅”。这时，全市电灯忽然三次熄灭、再亮，这是暴乱的信号，顿时，外面枪声大作。

当时，指挥镇压暴动的是军区政委吴溉之。吴溉之下令立即枪毙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和航空队副政委黄乃一，都认为仅凭口供不足以证明林弥一郎策划暴动。为此，吴溉之三次下达枪毙命令，三次被黄乃一劝服。他对吴溉之说，对于林弥一郎的清白，他可以用自己的两条生命担保，一条是他的血肉之躯，另一条是他的政治生命。

事后，经多方查审，证明林弥一郎与暴乱无关。虽被怀疑，但林弥一郎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任，就在被隔离审查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他的教学计划。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林弥一郎依然被任命为航空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他所带的飞行队成为航校建设的主要力量。

王海的飞行启蒙同样来自林弥一郎

授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

航校成立不久，便被迫向牡丹江、接着是密山搬迁。在没有雷达、导航、通讯的情况下，在持续的转场中，所有的日本飞行人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飞到目的地，还有人为之献出生命，大冢机组四个日本人在中途因撞山而全部遇难。

当时，航校里的中国人只有蔡云翔、吉祥可以带飞，可惜他都因为飞行事故遇难了。白起也可以飞，但年纪大了一些。所以，平时带飞的都是日本人，一个教官一般带四个学员。林弥一郎是校主任教官，在技术上领导全体教官，他经常要解决各种难题，并提出各种带飞方法。由于教学得法，检查严格，后来的几年在日制飞机上没有出过重大飞行事故。

那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当时的航校学员几乎都是贫家子弟，没有多少文化，更别说教授他们深奥的航理了，这可难坏了日籍教官。林弥一郎他们创造性地想出了很多生动、易懂的教学方法。

林弥一郎不仅培养飞行员，还培养了大批机械、后勤人员。据老校友张开帙回忆，机械科当时只有一名中国人任科长，教官全是日本人。机务科除队长、副队长外，也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对待工作，这些日本人无不贪黑起早，兢兢业业。

林弥一郎等日本教官还主动出主意，将航校的美国单座式P-51战斗机改成双座式教练机。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动力改装及平衡实现。P-51可以作教练机了，这大大提高了实际飞行驾控能力。也正是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老航校走出去的飞行员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直接驾驶米格战斗机，从而与美军的F-86在蓝天一决高低。

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历时三年半，林弥一郎等日籍教官手把手培训了120名飞行员，后来又培训了14名女飞行员。这批学员的来成了创建中国空军部队的骨干。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立空军方面开始接受苏联援助，东北老航校一分为七，身在牡丹江、密山的原东北老航校改称第七航空学校。林弥一郎等多数日籍教员工作于此，直到归国。

林弥一郎米寿（88岁诞辰）时，“航七会”朋友们为他祝寿

归国，积极从事日中友好

在密山采访的过程中，资深文史研究员陈兴良向我们讲述了许多林弥一郎的生动故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直到1956年8月，林弥一郎夫妇才带着他们在中国出生的三男一女返回日本，此后，再也没回过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密山。

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回国后处境困难。林弥一郎坚持说自己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他给儿子取名林新，意思要做中日友好新一代，并送他到中国留学。

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邀请访华。时隔32年，他们夫妇与伍修权及家人共进晚餐，两个老朋友都很感慨。他还会晤了多名当年的学生，学生们大都已在中国军界身居高位，但对他极为尊敬，这让他心暖。回国后，他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校会”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

1996年，林弥一郎再回中国，参加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并重访故地牡丹江。1999年8月14日，这位让中国人民尊敬的空军之友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