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世界第三渔场“: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多耐站

黑土地 10个月前 (12-19) 1,176 人围观 0

作者:雪狼刀风 陈文龙,1967年出生,黑龙江省大庆市人。高级经济师、摄影师、户外旅行者。从事教育管理工作近三十年,研究主要方向为远东近代史、中俄关系史和中东铁路历史。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哈尔滨市地方志学会会员,搜狐网大话哈尔滨专栏作家。近年来自费考察中东铁路,并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地理》、《铁道知识》、《中国地名》、《华夏地理》、《环球人文地理》、《黑龙江史志》、《北国旅游》、《行友方》、《哈尔滨史志》、《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和《大庆日报》等杂志报刊以及网易、新浪、搜狐、凤凰网和中国国家地理等国家主流网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东铁路历史建筑现状调查的文字和图片。联系方式:jinsedao@126.com


渔业则有鱼场,以嫩江流域之多耐为最。……鱼类以白鱼、细鳞鱼、鲤鱼等为上品,行销东三省及日、俄二国。西人谓江省多耐为世界第三渔场。

                                                                                                                         ——《黑龙江通志纲要.渔牧》

       黑龙江通志纲要记载的多耐,即是嫩江中下游东畔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巴彦查干乡太和村。这说明民国时,嫩江流域的多耐地区鱼类繁多,捕鱼业发达。嫩江渔多,味道鲜美,确鲜为人知民国时嫩江的多耐站号称“世界第三渔场”。七十年代父亲在大庆炼油厂从事后勤工作,每当冬季,大雪飘飘洒洒之时,父亲会说他要到西江拉鱼,闻听此言我会兴奋不已。母亲是广东合浦人,生于大海边的她非常喜欢吃鱼,我秉承了爱吃鱼的基因。西江即是嫩江东岸原居民对嫩江的通俗称谓。父亲几天后从嫩江回来时,家里也会买一些鱼。

  每当此时,父亲拉着我的手,走进低矮的木板偏厦子。我发现一个柳条筐悬挂在屋内木梁上,家里只要有鱼呀,肉呀,柳条筐才会悬挂起来,以躲避老鼠们的偷食。父亲抱起我,我努力地仰头,翘起下巴,瞪大眼睛,柳条筐里果然盛满鱼,然而多数鱼为小鱼,一条肥硕的鱼占据了大半个柳条筐。

       父亲会说:“你喜欢吗?等过春节给你炖着吃。”

       嫩江流域巴彦查干乡太和村在历史上为何成为一个大渔场?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黑龙江及嫩江流域渔类资源丰富

        黑龙江河流湖泊众多,水域辽阔,蕴藏着丰富的鱼类和其它水生动植物资源,素有“棒打獐子瓢舀鱼”之说。《盛京通志》载:“黑龙江五月鱼车塞路”、“边人取鱼炙乾,积之如粮”。

       1682年康熙帝第二次东巡,率领群臣到松花江上观看渔民捕鱼,面对江上鱼跃人欢的场景,即兴之作诗《松花江网鱼最多颁赐群臣》:“小鱼沉网大鱼跃,紫鬣银鲜万千百。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水寒冰结味益美,远笑江南夸鲂鲫。遍令颁赐扈从臣,幕下然薪递烹炙”。这几句诗词道出了,松花江鱼品种数量多,鱼大而重,冰鲜味美赛过江南鱼,制做方式原始烧烤。

        嫩江是松花江的最大支流,支流和湖泊众多,草原地区饵料生物繁盛,良好的水域生态,河水流速缓慢,水质肥沃,鱼类分布最多。嫩江中下游丰富的水产资源,成为历朝历代北方民族同中央政权“通贡贸易”,同时也是和部族开展“通市(互市)贸易”的主要产品。盛唐开元年间,“渤海靺鞨遣使献鲻鱼,赠帛20匹,遣之” 。肇州地区水域,早在辽金即有了渔事活动,辽代的君主每到春季即来从事渔猎,凿冰钓鱼。金代“旧岁贡秦王鱼”。公元1293年元世祖时,有肇州地方官“一日得鱼九尾,皆千斤,遣使来献”。清代时黑龙江一年三次按时向朝廷进鲜:十月进鸡鱼、 十一月年贡及十二月春鱼,贡品中除其他土特产外,包含有名贵的哲罗鱼和细鳞鱼等。

      明万历年后蒙古族逐渐接受喇嘛教,受其影响居住嫩江流域的蒙古族,忌讳捕鱼,吃鱼。清沿嫩江驿站建成后,站丁在湖中捕鱼往往遭到蒙古人阻拦。清朝的东北封禁,蒙古族不食用鱼类,则“江省产鱼甚多,以冰鲜为贵,活鱼则不常见”。嫩江流域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保留了亘古蛮荒,自然资源极其丰富,鱼类繁多。

二.中东铁路便利的交通东北人口的剧增,鱼产品消费量大

       由于清朝东北封禁政策,外加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交通方式落后,“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诗人吴兆骞发配宁古塔描述了东北严酷的自然,从初春到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日,咫尺皆迷”;九月河尽冻,“至三月终,冰始解”。黑龙江去清朝统治中心北京的道路,“冬则冰雪载道,其深丈余”,人无法忍受刺骨的寒冷。“夏则有哈汤之险,数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测”。这即是沼泽泥潭,人依靠草墩而行,略有偏离,人马俱陷。所以无商贾往来,往来者多是满洲当地人,“后来哈汤之上,俱横铺树木,年年修理,往来者始多”,原始的渔猎生态环境一直保持到清末。艰苦恶劣自然的条件,清朝的封禁等等原因束缚了东北的经济展。

      当年有诗云:“涛生林海是窝稽,人马难通道路迷,滑滑泥深行不得,愿铺铁轨贯东西”。世界铁路大发展,东北地区也迫切需要修筑铁路改善交通状况,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折说东北:“道路广远,交通不便,较内地尤难措手”。而“金瓯自是痛残缺,斯拉夫族任盘桓”,中东铁路修筑后,中国东北的渔林矿垦等自然资源“自东清铁路畅行, 坐令外人采伐, 莫大利源半归彼族, 殊堪痛惜”。黑龙江气候寒冷,人口尤少,“自西比利亚铁路告成,全境己为所横贯”。中东铁路对于东北地区“一纵一横,扼吭拊背”,但是交通情况大为改观,刺激了东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黑虽边荒,实业五谷”,黑龙江土壤之膏腴,山川之雄厚,是发展边疆巩固边防的有利基础。清朝面对日益遭受侵袭的东北地区,在光绪年间迫于形势全面开禁了东北,内地汉人迁往边陲,由内地移来的汉人, 则以河北、山东人为多数, “皆习劳耐苦、从事耕种”。而放荒的土地肥力好, 劳作一年所得,“ 比诸内地往往事半功倍, 间有以勤力耕作而致富者”。汉人垦殖土地之余也从事渔猎、刈草、熬碱等, 还从事商业活动,将渔产品加工商品出售,内地移民改变了黑龙江传统的渔猎经济。

       “庚子之乱”后,黑龙江百物凋残,元气大伤,财政困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巩固边防实力,在程德全主持下黑龙江招垦放荒,兴边立民。“查松黑两江产鱼之盛,实属出利大宗”。黑龙江鼓励兴办渔业,给渔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沿嫩江流域打鱼的网房增多。同时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嫩江渔业捕鱼方式的改进,捕鱼产量提高,从事渔业的人员增多。便利的交通下中外人口激增,到1907年,黑龙江人口增至170万。到20世纪20年代初黑龙江人口达到260万。新的城镇和村屯不断涌现,集市鱼贩兴盛。渔业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1914年渔获物表总计数量4348064斤,价值30万元。1916年黑龙江省最早的鱼品冷藏近代化企业滨江物产出口英国有限公司(又称鸡鸭公司)开始营业。1929年俄人欧伦造夫兄弟合资公司在哈尔滨市营部街建造1座容积为927立方米的冷藏库,为各界贮藏鱼品和食品。

 三、日本攫取俄罗斯远东最富饶的鱼类捕捞区并对中国市场倾销鱼产品

        20世纪初,世界远洋捕鱼业受造船业和捕鱼冷藏技术的影响,很多国家仅在近海进行渔业捕捞。东亚远洋捕鱼主要有俄罗斯和日本,日俄战争后,俄罗斯萨哈林岛割让给日本,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日本攫取了觊觎已久的世界三大渔场之一的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沿岸。

       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俄的封锁,俄罗斯远东渔业损失严重,苏俄渔船无法正常航行,从事捕捞的劳力不足,渔船所需的油料、食品匮乏。日本占领远东渔区,破坏远东地区鱼类资源,苏俄捕鱼组织几乎瘫痪,使远东地区居民失去了数百万普特的廉价鱼类,远东地区经济雪上加霜。

      苏俄远东地区食品匮乏,不得不在中国东北地区进口粮食、肉类、鱼、油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十几万俄罗斯人涌入中东铁路沿线城镇。中国政府鼓励内地移民边疆政策实施多年,人口增加以及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致使黑龙江地区的肉类和渔产品需求剧增。1922年上半年远东共和国对中国东北地区进口额700多万卢布,出口额180多卢布。

日本饮食结构主要食用稻米和鱼类,多年过度的捕捞,近海渔业资源破坏严重,为保护其近海水产资源,从1911年开始鼓励日本渔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海、远洋发展。此外还向中国倾销鱼货,1928年倾销至大连、旅顺的鱼货价值达 429万多元。日本对我国渔业长年蚕食“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1928年中国水产学会调查后,致电农矿部要求迅速取消其协约,“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四、中国人自强不息大力发展渔业以及捕鱼方式的改进

 黑龙江早期居民蒙古族祖先室韦人“射猎为务,冬则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其俗善渔牧可知”。蒙古族在信仰喇嘛教之前是吃鱼的,兀速蒙古在迁至嫩江、松花江流域之前主要以打鱼为主,肇州城立于嫩江入松花江口后航道之北岸,渔产丰富。该城初建是安置打鱼为主的兀速蒙古,因兀速蒙古人从事渔业生产,常年与江河打交道,所以崇拜河神,这一遗风从杜尔伯特蒙古的大神山——马场大山,面对嫩江即可看出游牧嫩江的蒙古祭拜河神。

明万历后宗教束缚蒙人捕鱼为食,而生活所迫居于江边的贫苦蒙民,会用“青石投鱼,以供其餐”,后改为叉鱼、罩鱼,冬季则用捋钩钩鱼。捕鱼工具极其简单,仅仅自身生活所需。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东南西北数千里,群山绵亘,森林蓊蔚。“自中东、南满两铁路告成后,交通利便”,俄国人在呼伦贝尔、兴凯湖等地兴办渔业,“而我国在该处之人烟稀少寥落,未能共其利也”。为了保护边疆利权不被他国觊觎,从1903年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奉命办理荒务,开始开垦边疆土地,兴办鱼盐业。1907年程德全拟定了沿江招垦章程五章二十条,委派人去内地各省劝导人民来黑省垦荒。在不懈的努力下,黑龙江荒地渐渐得到开垦,商贾渐集,经济得到发展,近代工商业贸易萌芽。

“今黑省牧畜最盛,而蒙人视鱼如神,相戒不食,鱼产尤多”。初到嫩江边垦殖建亮房子捕鱼的汉人,发现向蒙古贵族缴纳网房租或亮房租,在可观的租税收入诱惑下,杜尔伯特旗自行取消渔禁。内地迁徙来的汉族的影响下,蒙古人逐渐恢复食鱼、捕鱼。

当时铁路仅有中东铁路,内河航运未兴,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垦民到了以后没几年垦荒地大多放弃了。1910年8月吉林省督抚筹办松花江上游官轮以兴航业而顺江权奏折言:“再环曲而南过富林尔矶,至茂兴之三岔河口一千二百里。沿江两岸,鲜有耕种之业,只托网鱼为生”。嫩江杜尔伯特沿江放荒地靠近多耐站地方,紧逼嫩江,地界连蒙古,地势即为险要,江中产鱼之盛,经济利益丰厚,因为地处偏僻,沿江渔户常被匪患袭扰,不能安业,程德全奏请在多耐站设置官员治理,并督促各户开垦。在黑龙江地方政府和渔户的努力下,渔业资金得到保证,渔业生产快速发展。垦荒的农民由务农转为亦农亦渔,然后成为渔民。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促使捕鱼工具和方式逐渐改进,捕捞工具由原始的青石、套鞭过渡到鱼叉、柳簿、片钩,进而出现丝挂子、袖网、把网、围网等近代渔具。

清末民国初呼伦贝尔区、嫩江流域渔业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北满渔业,在黑龙江有二:一为呼伦贝尔区(在大赉湖、乌尔顺河克鲁伦河、穆特那溪);一为齐齐哈尔区(嫩江及其附近各湖)。齐齐哈尔地方多渔户多汉民,散居于纳河至大赉间,绵亘约五百五十里。1910年调查报告显示:“杜尔伯特旗共有大中小网房16处,每年生产各种鱼10万斤”。捕捞渔户缴纳租金增加了财政收入。据清末民国记载:“杜尔伯特旗西方,地临富有鱼类之嫩江。……嫩江左岸自十五号至二十六号,有十二公认渔区右各区之所有者为杜尔伯特贝子,渔区大抵租于汉人。”嫩江左岸温特河、多耐、他拉哈驿站就有江滩37处,柳条通10处,鱼亮子15处。而多耐站附近渔区有三个大网房:一是“万发堂”官网,网房子在多耐站西,作业水域37.5公里。二是王刚臣大网,作业水域32.5公里。三是罗兰泽大网,作业水域30公里。三趟大网房子鼎盛时期,多耐站(今杜尔伯特自治县巴彦查干乡太和村)渔业最盛,年捕捞量达2000吨左右。整个杜尔伯特旗所属渔场年鱼产量极其可观。齐齐哈尔地方所捕鱼的种类主要有黑松鱼、爱神鱼、鲈鱼、鲶鱼、鲤鱼、鳟鱼、大白鱼等。所捕鱼十分之八用旱车运至长春。然后转运至奉天、北京、天津、营口、上海及其它各地。其余十分之二,则运至安达和哈尔滨。运至齐齐哈尔每普特一角六分至二角二分;运至长春每普特七角五分至八角五分。

然而好景不长,掠夺性捕捞下,嫩江产鱼逐年下降。鱼源衰竭,渔场相继倒闭。苏俄在远东驱赶走日本,恢复了沿海地区的渔业捕捞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中国内河鱼类需求锐减。到1915年黑、松、嫩三江“专业渔民不过三四千人”。1929年黑龙江省的龙江、肇州、呼兰、泰康、泰来、木兰、汤原、嫩江、肇东,还有现属吉林的大赉,内蒙的布西等共有业渔者3800多人。兴盛一时“世界第三渔场”随之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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