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
1950年9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召开的外事座谈会上，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并且对他说：“您作为一名旅俄华工，能三次见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确实是了不起的中国人！”
这位老人就是刘绍周，1921年归国定居哈尔滨之后改名为刘泽荣，他不仅是哈尔滨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和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
刘绍周（1892—1970），广州人，1897年随父母在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定居。1914年毕业于彼得堡综合大学物理系，1916年又入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深造。但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不久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使他被迫终止了学业。
刘绍周在涅瓦大街上看到了大批因失业而行乞的华工，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中国公使馆寻求救助，被拒绝后衣衫褴褛、流浪街头。他的心受到震撼：这就是我的同胞，来自遥远祖国的中国人！
他去找中国驻俄公使遭到拒绝，于是他串联旅俄留学生和热心的中国同胞，立即成立了一个“中华旅俄联”。1917年4月18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联合会章程，推举刘绍周担任会长。在刘绍周的带头下，很多爱国青年放弃了学业和待遇优厚的工作，为解救华工苦难奔走呼号。
刘绍周以临时政府自诩“民主”为契机，亲自出面与临时政府各部协商，为解决华工问题争取了大量优惠政策。例如建立了“栖流所”接待流浪华工，建立了“招工所”安置华工就业，与临时政府协商改善了华工待遇、遣送残废华工回国并发抚恤金等等。
中华旅俄联合会从1917年4月成立到十月革命爆发前的短短半年时间，做了浩繁而艰巨的工作，共安置了1000多名华工就业，并且享有和俄国工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同时免费遣送回国华工一千余人。在同临时政府各部门的协商中，刘绍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十月革命前10天，刘绍周与波兰姑娘柳德米拉结婚，并且就住在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一幢四层楼上，这使他成为伟大十月革命的目击者，更使他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和他领导的中华旅俄联合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刘绍周立即同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首先使彼得堡的华工全部登记了固定户口，然后代苏维埃政府工务部起草了文件，经审查批准为政府文件。文件规定：雇主或包工与工人之间所订的合同，凡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及一工会规则有所抵触者，一概作废；原有的包工制度，完全取消；将愿意回国的工人遣送回国，对愿意留在俄国工作的工人通过主管机关安排工作；留在俄罗斯工作的工人应在工资、工作时间、医疗、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工人相同的平等待遇。这些规定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到1918年4 月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白军封阻前，共有3万多华工被送回国内。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发生，西伯利亚交通断绝，从这里运送华工回国已不可能，联合会试图从海路或中亚送华工回国，但是，西方的轮船公司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竟然拒绝租船运送华工，因此，从海路送华工回国的希望也破灭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处于俄国社会最底层的数十万华工，很快成为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原有的“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名称已经不能反映旅俄华工的政治要求，所以1918年底“华人旅俄联合会”召开大会，决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从而由自发成立的侨务组织，变成中国旅俄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大会推举刘绍周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中国北洋政府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对旅俄华工联合会更为重视，并将其迁入原中国公使馆大楼办公。而华工联合会除了组织华工外，在维护旅俄华侨权益和沟通华俄两国关系等方面事实上起着中国公使官的作用。苏俄政府还遵照列宁的指示在1919年初吸纳刘绍周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以便使联合会在地方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
苏俄国内战争开始以后，刘绍周领导华工联合会积极组织华工参加苏俄红军和游击队，混编或组成中国团、中国营等，与苏俄红军并肩战斗，打击帝国主义和白军对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和疯狂进攻。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列宁指定刘绍周代表中国旅俄工人阶级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见了刘绍周，他握了握这位青年人的手说：“年轻没有失败。希望你继续艰苦拼搏，为广大华工创造更多业绩”。刘绍周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不仅以我所代表的组织的名义，也不仅是以散居全俄各地的成千上万中国无产者的名义，而且是以千千万万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名义，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同世界帝国主义豺狼进行无情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列宁第二次接见刘绍周是同年11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他和蔼可亲地询问了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并且讲了两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可能性和深远意义，最后着重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对联合会的支持和帮助，询问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刘绍周十分感动，为了表示满意，还掏出了外交人民委员会刚发给他的身份证件。 列宁见证件上“自述”部位写道：“持证者系维护在俄国的华工利益的唯一全权代表，务请各机关、单位给予各种协助。”他皱了皱双眉，用手拍了一下前额，接着用红笔在空白处，作了如下批示：
“要求所有苏维埃政府机关及主管人员对该同志予以一切照顾关怀。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9年11月19日”
由于列宁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个由他亲笔签字的证件，对刘泽荣开展工作和活动，犹如一路开的绿灯，通行无阻，十分顺利。
1920年6月18~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联盟宫的圆柱大厅举行。与会代表大约二百人，代表欧俄各地有组织的华工十万人。代表大会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名誉主席，
开会的第一天，苏俄最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说“今天的俄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学校，你们应当在这里学习怎样捍卫自己的权利，为解放整个东方的劳动群众而斗争。”
刘泽荣在22日的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叙述了在苏俄红军当中华工国际主义战士所起到的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及中国国内革命组织的发展状况，强调了加强同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苏俄人民联系的重要性，号召旅俄华工向他们学习并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以全面的支持。
大会向孙中山发出致敬电，并委托刘绍周向中国全国国民和各机关团体发出通电，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承认苏俄并且不给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任何援助，尽快与苏俄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通电于25日起草，7月5日发出。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共产党团体，会议提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6月25日，也就是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正式成立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对扩大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在旅俄华工以及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推进中俄两国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1920年6月22日和30日《消息报》以及6月30日的《真理报》都曾作过报导。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在查找有关旅俄华工档案文献时发现大批有关旅俄华工联合会，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珍贵资料。
1920 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刘绍周作为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参加了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他在7月28日的大会上发了言。
刘绍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两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这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由于苏俄在成立初期就宣布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所以中国国内要求同苏俄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舆论越来越强烈，而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不敢同苏俄政府进行公开的外交接触，最后决定派以张斯麟为首的代表团于1920年6月首先访问远东共和国，然后设法同莫斯科苏俄政府联系作一次非正式访问。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事先未同苏俄外交部联系，甚至连封电报都未打就派代表团前往，所以苏俄政府外交部并不打算接待这个代表团。这时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开完，会议决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承认苏俄，所以刘绍周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促成这次访问成功，以争取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正式接触，为此，刘绍周于1920年7月22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把希望苏俄政府能够接待中国代表团的理由写给列宁，列宁看过后当即表示：“让他们快来吧!”并且指示外交部：“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
由于刘绍周的多方努力，中苏两国官方的首次接触终于实现。9月5日，张斯麟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两个多月的参观和访问于11月中旬启程回国。这期间，代表团不但受到苏俄政府和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而且受到列宁的接见。10月2日，苏俄外交部请张斯麟转交给中国外交部一封信，表示苏俄政府早日同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这封信即是后来的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
在中苏没有外交关系的情下，华工联合会实际上承担了中国驻俄使馆的绝大部分工作。从道理上说，刘绍周是最合适的驻俄公使的人选，然而北洋政府最终没有用他而是用了一个昏庸无能之人，这也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北洋政府不会任用一个“亲俄”的人担任公使。所以，当11月张斯麟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不久，刘绍周得知新任总领事即将到任，而苏俄国内战争也快要结束，他认为联合会所做的大量侨务工作自然应当由领事馆来处理，所以他正式向联合会提出辞职并决定回国。
1920年11月1日，刘绍周赶回彼得格勒为张斯麟代表团到此访问进行安排时，由于列车出轨，身负重伤。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张斯麟同意刘绍周携家眷随同代表团一起回国。
临行前，刘绍周致函列宁，赞杨他对华工联合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将使我及所有华工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他没想到此信才寄出两天，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再次会见了他。列宁说，国际关系，不仅是领袖之间的政事，亦应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列宁希望刘绍周回国后，依然是他的朋友，多做些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工作。刘绍周回到祖国后，一直把他对列宁的深厚感情埋藏在心里。
刘绍周携家眷随中国代表团于11月18日启程12月中旬到达满洲里时，立即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注意，由于张斯麟中将为其解脱才算平安入境。
有一种说法是刘绍周因为北京政府和奉天当局拟以“过激党”名义逮捕他，所以他放弃了去北京的计划而留居哈尔滨。还有一种说法是刘绍周受到时任中东铁路局副局长袁广涛的一再邀请，决定回国负责中俄边境的技术勘测工作而定居哈尔滨。
不管什么原因，刘绍周1920年回国后一直到1930年，在哈尔滨度过了10个年头，这是哈尔滨和整个中国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十年。刘绍周回国后改名为刘泽荣，一直到最后。
刘泽荣定居哈尔滨之后，先在铁路交涉局和东省特别区做了一段时间翻译，以后又到中东铁公司监事会工作，曾任监事会监事长。1921年，刘泽荣被推选为哈尔滨市公议会议。1923年4月1日，哈尔滨市自治临时委员会成立，同时还成立市监察委员会，刘泽荣担任首届市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29至1931年，他作为莫德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3次参与赴苏联交涉中东铁路问题。右图是不久前证实了的刘泽荣在哈尔滨期间的住宅。这栋属于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原来是中东铁路副局长的官邸，刘泽荣来哈不久就能住进这里，是因为他很快就跻身于这里的俄国上层社会。
1920年刘泽荣来到这里的时候，哈尔滨仍然把持在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手中，而且大批沙俄贵族、地主、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官员逃亡到这里，此时的哈尔滨被称之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对抗的“白都”。在这种情况下，刘泽荣能够维护中国在中东铁路的合法权益，并为收回东省特区市政权进行有效斗争，实属不易。
1929—1931年，刘泽荣作为代表团成员三次参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泽荣辞掉中东铁路公司监事会监事长的职务，去北平居住，开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以及西南综合大学任教。期间还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著有《俄汉大辞典》，是中国俄语教育的前辈。
1940年6月随驻苏大使邵力子赴苏担任使馆参赞。
1945年初，从苏联调往新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
1949年9月，他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周恩来总理聘请，一直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经陈毅同志介绍，刘泽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刘泽荣在俄担任华工联合会会长期间，创办《大同报》，向旅俄华工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在中国北洋政府担心华工回国传播十月革命而拒绝接受的情况下，先后联系输送了4万华工回国，大多数留居哈尔滨，为中国革命撒下了火种。他利用共产国际的舞台呼吁第三国际支持中国革命。回国后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赞杨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五四运动，对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国内劳工阶层”影响极大，这也是他本人的写照。
刘泽荣的一生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一生。当然存在史料不足的问题，应该积极挖掘。但是，首先应该立题，制定研究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原文发表于刘德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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