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往事22:旅俄华工华人中的共产党

旅俄华工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生活在十月革命的国度，所以又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先觉悟的部分，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数十万中国农民和工人来到俄罗斯，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来俄谋生、或者是作为一战劳工来俄服役，但是他们都是被沙俄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诱骗到俄国卖苦力的，他们到了俄国后就变成了世界上有名的沙俄“民族监狱”中的黄色奴隶，不仅遭受地主、资本家、包工头、警察的残酷剥削和欺凌，还要忍受沙皇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旅俄华工首先是出于阶级本性，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紧接着的极端残酷的苏俄国内战争，与苏俄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并肩战斗，打败了帝国主义凶恶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反革命进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由于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的旅俄华工和华人越来越多，在华工和华人中成立共产党组织已成必然。

最先成为共产党员的是在苏俄红军和游击队中的优秀华工和华人指挥员和战斗骨干，这又为在红军和游击队里建立华工和华人共产党支部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到1919年底，红军和游击队中大部分中国人部队都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一个连里就会有几十个华人共产党员。

又由于华工联合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团结、组织和教育旅俄华工的革命组织，它的广泛建立为在华工和华人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凡是有华工联合会的地方，都会有华工和华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支部成立。

在红军、游击队和各地方的华工华人共产党组织广泛建立的基础上，成立党的中央机构的问题被提到日程。1920年6月，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25日正式成立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组织章程。组织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华人共产党组织全俄代表会议，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团，主持日常工作，就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原则问题同俄共(布)中央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委员会由五个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组成，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一个委员叫单贝福，他在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时期曾经指挥过一个团；另一个人是孙富元，他是乌克兰地区苏俄红军中著名的提拉波利中国人支队领导人。

当时参加苏俄国内战争的还有数十个国家的革命者，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都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918年5月，成立了统一的“俄共(布)中央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作为这些外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机关，它的领导人是匈牙利共产党人贝拉·库恩。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同贝拉·库恩领导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没有隶属关系，而是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工作。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唯一的旅俄华人党组织的中央机构，设在莫斯科以便同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1920年秋，中央组织委员会经俄共(布)中央批准从莫斯科迁到赤塔，以便加强中国人最多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华人党组织的工作。地方的华人共产党员基层组织由俄共(布)各省委员会批准。

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华工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组织华工保卫苏维埃政权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在华工中开展《为什么东方工人生活苦?》、《现在的战争是为什么进行的?》、《红是干什么的?他保卫什么?》、《红军作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任务》的座谈和讨论，提高华工的政治觉悟。远东共和国的一份报告说“旅俄华人党组织的活动在旅俄华工中掀起了更大的革都有命热潮，华工们积极要求加入红军，由于要求登记的人太多而不得不停止登记工作”
由于华工党组织的精心培养，无数支红军和游击队几乎都有华人共产党员担任组织领导工作，所以苏俄红军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华工党组织是苏俄红军和游击队中国团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此外，华工和华人共产党组织，在组织华工和华人回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和正在蓬勃兴起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促进俄共(布)同中国的革命团体尤其是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甚至派人回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筹备工作以及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早期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等若干重要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由于苏俄政府初建，国内战争激烈，中俄交通及人员往来几乎断绝，苏俄政府和俄共(布)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尤其不了解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列宁曾经设想选择旅俄华工和华人回国对革命团体进行接触和宣传。而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在当时确已成为中俄两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相互联系的媒介和桥梁。

1920年俄共（布）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出十名华人共产党员回国，其中一名党员回国同孙中山本人取得了联系。远东华人游击队的著名领导人孙继五也曾经派人和孙中山联系，并在他的同意之下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

其实大约从1919年以后，文献中关于回国华工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的记载就多起来了。如1919年初有文献记载：“近日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

在1919年东北各地出现了许多支游击队，匈牙利共产党员阿尔曼德·缪勒尔曾经作为哈尔滨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代表加入当地的游击队，他回忆说，这些游击队大都是在孙逸仙（即孙中山）拥护者们的领导之下。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说：“你们在俄国为全世界劳动者指出了通往解放和自由的道路，我们将向你们学习并以你们为榜样在我们中国继续这一事业。”他们还同阿穆尔地区以及滨海省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参加远东反抗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战斗。

1922年底，还出现了“北满起义革命支队临时苏维埃”的组织，统一当地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该组织1922年10月1日散发一份呼吁书马道：“团结就是力量!要向俄国劳动群众看齐!工人农民同志们!起来，从长期的昏睡中醒来吧!……为同卖国贼张作霖和日本横逆作斗争，为重建劳动人民的政权，请加入我们起义革命支队的行列吧!劳动人民团结万岁!工农政权万岁!”

充满革命激情的旅俄华工的陆续回国，使中国军阀政府极为惊慌，他们除在沿边站卡加紧盘查、对回国华工百般刁难外，还派出重兵分几路赴黑龙江、吉林两省“剿匪”，对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在国内加紧反“过激主义”宣传。

一位俄国白匪将军布特伯格男爵，凭他反革命的经验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经传到中国，它将在那里为自己的发展找到异常肥沃的土壤。关于这一点，非常值得协约国的先生们好好考虑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整个世界为之发抖。”

1919年正当苏俄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叁崴）得到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对此苏俄政府和第三国际十分重视。当时旅俄华人团体立即打电报给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第三国际东方局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指派维经斯基率领一个小组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除维经斯基夫妇、马马耶夫夫妇、波林之外，还有旅俄华人共产党员杨明斋。

杨明斋(1882——1931)，又名杨好德，山东省平度县人。1901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谋生，曾在当地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记帐员。他十分同情当地华工的悲惨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这期间，他曾被俄共(布)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而使他最终在理论上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他被派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舂，杨明斋奉俄共(布)党组织之命作为维经斯基的助手、翻译和向导回到祖国。

回国后，杨明斋多方联络使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面，并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期间，杨明斋由俄共(布)党员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此外，杨明斋还积极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的出版工作，他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并亲自担任校长，培养和选送大批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这些人大约从1921年前后陆续从海路或陆路分批去苏俄，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战士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杨明斋还负责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在上海创办的“俄华通讯社”的工作，并积极投身于上海的工人运动。1921年初，杨明斋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去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东方局汇报情况。同年6月，又和张太雷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他们是最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两个人。

苏俄政府及俄共(布)来华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也由此开始。

大约1920年秋，维经斯基会晤孙中山，此后马林、加拉罕、越飞、鲍罗廷等人先后来到中国并均曾与孙中山会谈。据记载，在会见维经斯基时，孙中山认为“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他设想是否可以“在东北或海参崴”设立强有力的电台，使苏俄能与广州建立通讯联络，他还表示希望在中国南方取得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发展革命运动。由此可见，孙中山确有在中国北部联合俄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