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往事33:间谍大战(下)之苏联特工

苏俄间谍，也称特工，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几乎与武装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红军，同时诞生的隐蔽战线之鹰！而哈尔滨则是苏俄远东情报战线的中心。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大批沙俄贵族、官吏、地主、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官员、旧知识分子等，流亡到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莫斯科——哈尔滨，依靠中东铁路霍尔瓦特沙皇反动残余势力建立的所谓“全俄临时政府”，妄图实现“反苏复国”的梦想；而紧接着开始的三年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与白匪进行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又使得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成为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等诸多白俄匪军溃退并重新集结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大本营。

所有的这一切，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使哈尔滨不能不成为苏俄远东谍报工作的重中之重。首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仅上任一个月，就被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派出的特工吉谢廖夫所代替，以后继任的总领事多为苏联特工。当年哈尔滨的苏联特工站，仅内部人员就多达500人。

苏俄特工情报工作的重点：一是败退到中国东北并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庇护和支持的白匪军的动态，二是“满蒙王”张作霖与日本密切勾结顽固进行的反苏反共活动。由此可见，苏俄无论是要铲除白匪军，或是打击宿敌日本，都绕不开二者的帮凶——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成为苏俄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也是苏联特工的最大靶点，其结果是：张作霖终于死于苏联特工之手！前苏联特工档案的解密，解开了张作霖遇害的历史之谜——1928年皇姑屯火车爆炸案不是日本人，而是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和制造的。

皇姑屯火车爆炸张作霖遇害案，日本人从来不承认是他们干的。1932年国联派出英国勋爵李顿率团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结论是“无法判明” 。而在1948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战犯冈田启介主动招供此案系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所为，河本本人也到庭认罪之后，认为此案是日本人干的，这几乎成为历史定论。可是，当年东京国际法庭对此并未定案，经多方专家调查取证，仍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不予立案，对被“举报”而又 “招供”了的河本大作本人也不列嫌犯，所以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

被解密的苏联情报档案证明：河本大作是根据他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而违心作证。冈田启介20世纪20年代曾任日本内阁海陆大臣，后又任日本首相，1936年被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二.二六政变赶下了台，从此，冈田启介的思想和立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功勋特工佐尔格趁机对其策反，结果成功了。苏俄很快地获得许多重要情报。1946年上半年苏联政府担心东京远东国际法庭重审皇姑屯火车爆炸案会涉及苏联特工，所以，苏联国家安全局启动冈田启介，在原关东军当中以利益为交换寻找“坦白者”作伪证，于是作为冈田启介弟子的河本大作，违心地承担了炸死张作霖的责任，从而长期隐瞒了皇姑屯事件的历史真相。

伪证可以长期掩盖真相，却改变不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只要看一看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皇姑屯火车爆炸案的10年间，张作霖与苏俄结下的深刻历史积怨，就会得出结论：张作霖早晚要死在苏俄手里，杀死张作霖的只能是苏俄特工，而不会是视张作霖仍有重要使用价值的日本，也不会是北伐军蒋介石，或任何其它政治集团或政治势力。

张作霖，早年当过土匪，1901年经知府和士绅举荐被清廷收编当上了朝廷命官——马队领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脚踩两只船看风使舵，前期效忠俄军，后期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并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实力日渐壮大。可见，日张勾结和俄张积怨，最早都是从日俄战争开始的。

1912年辛亥革命后，张作霖又投靠袁世凯，袁将张的部队改编为陆军第27师，并任命张为中将师长。在1914—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期间，张作霖在南满多次向日本人表忠心，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对他的支持，抬高自己的身价，1916年袁又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管奉天军务兼任巡按史，接着北洋政府又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至此形成。1918年北洋政府迫于张作霖控制东三省已成事实，遂之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总览东三省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1921年张作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统治地盘从东三省扩大到热河、察哈尔、绥远，从“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拥有5个师、23个旅、3个骑兵旅，总兵力达20万人。十月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张作霖奉系军阀形成之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远东遇上了顽固反苏反共的敌人。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当天，哈尔滨的俄工兵即成立了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撤销了沙俄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的一切行政权力。这时，张作霖指使吉林督军派兵开进哈尔滨成立了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与霍尔瓦特密谋将哈尔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4000多人的武装队伍缴械后遣送出境，帮助霍尔瓦特稳定了哈尔滨的局势，并建立了全俄临时政府。沙俄将领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等相继来此与霍尔瓦特密谋反苏复国，哈尔滨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本营。

在苏维埃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军和白俄匪军激烈作战的时候，张作霖以确保协约国军事运输为名，收回了中东铁路的路权，甚至又以维护中俄边境安全为由，将收回中东铁路路权和强化边境治安管理的通告，电告与中国东北地区相邻的六个俄属地区，反应出张作霖对苏俄赤色政权的极大蔑视与反动。使苏俄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大约有30多万白俄匪军战败溃逃到中国东北境内，得到张作霖的庇护和豢养。这些白匪军在得到休整和补充后，化整为零，越境回到苏联境内进行暗杀、偷袭，完成任务后又迅速潜回中国境内。苏俄政府多次照会中国政府和奉系军阀，强烈抗议张作霖庇护、接纳白匪军的行为，而张作霖拒不承认。苏俄进一步提出允许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境内，与中国军队共同消灭白匪军，或者由苏军单独消灭白匪军，也遭到张作霖的严厉拒绝。

1921年4月，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并命其率10万军队开赴外蒙收复失地，消灭翁格恩和谢苗诺夫的白俄亚洲师，防范苏俄红军进犯外蒙古。翁格恩归顺张作霖后，张命其对苏联红军及其家属赶尽杀绝，严惩不贷。6月苏联红军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发兵进驻外蒙古，鼓动外蒙独立，遭到北洋政府特别是蒙满王张作霖的强烈反对，苏俄与张作霖更加相互敌视与仇恨。

1924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此时的张作霖又出来“搅局”，因为协定涉及的中东铁路是张作霖的管辖领地，未经他的同意不能生效。苏俄对此极为愤怒，却又非常无奈，不得不接受张提出的苏俄停止援助冯玉祥等三项交换条件，与张签订了《奉俄协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得以张的承认而生效。可是，当苏俄依据此《协定》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之后，对空头答应张的三项交换条件不承认了，把张作霖狠狠地耍了一把，出了一口恶气。然而，因此事而暴露的苏俄成功地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苏联间谍杨卓，也被张无情地杀掉了，使莫斯科上层深为痛惜与愤怒！仇上加仇，后来的事实证明，此时的张作霖也离死不远了。

1926年2月，在苏俄军事援助和指导下，国共合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讨伐反动军阀的北伐战争。张作霖以他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发起新的一轮挑战：将苏联政府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加拉罕驱除出境。加拉罕不仅是苏联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外交代理人，也是军事情报工作的指挥者和北伐战争的幕后策划者。因此，张作霖驱除加拉罕的行动，不仅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民族民主运动的反动立场，也充分证明了他是苏联政府向远东乃至整个中国输出革命的最大障碍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

1926年8月，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命令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立即“除掉”中国满洲地区的独裁者、反苏反共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并实施暗杀张作霖绝密行动的是苏联特工萨尔嫩，执行者布尔科夫和两名协作人都是哈尔滨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他们选择在张作霖邀请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队来大帅府专场演出时机下手。但是，由于布尔科夫的“线人”过分关注演出的具体时间和事宜，此次行动被张作霖反间谍机构侦破未遂。三名特工被捕后在刑讯中一致谎称，是因为他们个人对张作霖勾结日本人有仇而为，完全掩盖了是苏联政府要暗杀张作霖的真相，为第二次暗杀行动起到了麻痹张作霖的作用。

张作霖没有对这次暗杀行动做认真的反思，当然也是他的本性使然，在他被第二次暗杀身亡之前仅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反苏反共，达到疯狂的程度。正应了西方的那句谚语：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1926年2月8日，张作霖发表宣言南下进军“讨赤”，一时间华北大地血雨腥风，使得一些共产党人暂避于北京苏联大使馆。

1927年2月28日，张作霖一手制造了“纪念列宁号轮船事件”，扣押了乘坐此船的北伐军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以为人质，要挟正在武汉协助北伐军作战的鲍罗廷阻止北伐军北上，否则鲍罗廷娜生命不保。人质交易被鲍罗廷拒绝后，张作霖恼羞成怒将鲍罗廷娜投入监狱。苏联特工根据联共中央的指示，机智地将鲍罗廷娜解救出狱并成功地返回她的祖国。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全然不计后果地派出大批军警武装包围了北京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多名中共党员；查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并公开发表在中外报刊上，抗议苏联大使馆的间谍行为，羞辱苏联政府。苏联政府断然否认，声明这些材料均属伪造，并在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张作霖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向全世界宣示了张作霖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

更为严重的是，1927年底到1928年初，《日张密约》和《满洲独立密约》的签订，最终结束了张作霖的性命。1927年10月15日，张作霖与日本密谋签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史称《日张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三省建造五条铁路，自然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其中延吉至海林的铁路是直接连接苏联管辖的中东铁路，是日本为了准备对付新生的苏俄红色政权，与苏联进行决战而修建的铁路，这是苏联政府绝得不能容忍的！

1928年4月，北伐军向张作霖管辖的山东和直隶发起进攻，山东奉系张宗昌节节败退，张作霖摄政的北京政府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决定退守东北。张作霖为了求得日本人支持他搞东北独立，不惜牺牲国家主权与日本人签订了《满洲独立密约》，规定满洲独立范围包括内蒙古，并受日本保护；把外蒙古变成缓冲国；独立区禁止赤色宣传和赤色运动；新成立的满洲政府有义务与日本政府共同反对苏联政府对东北地区的蚕食和渗透。——很显然，这个密约已经不是隐含而是直接针对苏联政府的，是日张联手对苏联国家利益的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至此，张作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开始了第二次清除张作霖行动。

行动负责人仍是萨尔嫩，执行人是隐蔽于北京与哈尔滨两地的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组成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1928年春小组成员集中到哈尔滨。行动时机确定在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的火车上，行动地点是日本关东军管辖区内的皇姑屯，行动时间是6月4日凌晨火车到达皇姑屯三洞桥时。张作霖从北京出发后，情报很快电告行动小组；火车4日凌晨5时20分到达三洞桥时，120公斤的黄色炸药被准时成功引爆，惊天动地、烟尘滚滚，正好把火车第九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蓝色花车炸飞，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之远，失血过多，神智模糊，抬进大帅府时已是奄奄一息，之后便一命呜呼。

暗杀成功之后，苏联政府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把凶手引到日本关东军身上，而真正的凶手却被悄然接回莫斯科接受嘉奖。

在叙述俄张矛盾斗争的时候，经常会有些疑问：为什么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能够得到张作霖的准确行踪和绝密信息，使得第二次清除行动顺利取得成功？为什么苏联政府能够迅速准确地掌握《日张密约》、《满洲独立密约》等等张作霖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的绝密情报，在与日本争霸斗争中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为什么苏联政府能够掌握大量张作霖秘密包庇和纵容白俄匪军的大量证据，及时揭露张作霖和有力打击了白俄势力？为什么苏联政府能够掌握张作霖的奉系核心人物的全部档案和政治倾向，能够成功地在张作霖集团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策反，甚至在张作霖身边安插苏联特工？

这些问题应该解开谜底了：那就是苏联在哈尔滨特工站的一位功勋特工在张作霖集团内部成功地策反了一位奉系上校军官，并把他发展为代号“布拉温”的苏联特工，利用作张作霖机要秘书的有利条件，毎临关键时刻向苏联政府传递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那么哈尔滨特工站的这位功勋特工是谁呢？他就是罗申。他1919年加入苏联红军，两年后加入苏联共产党，1922年进入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1925年底被派往中国哈尔滨，在总领事馆以信使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1926年莫斯科总部指示他在东北境内白俄匪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同时收集有关张作霖与白军和日本相互勾结的情报，后来他的策反工作发展到张作霖集团内部，为苏联特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申，这位曾经的哈尔滨的苏联特工，1949年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