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屈辱：记1943年 “北满铁路”日本军列翻车始末

文/王树元、王宝滨

1943年农历二月二日大榆树（现万乐）养路工区，20多名养路工人集体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罪名是颠覆军列，惨遭迫害。七十二年后的今天，“事件”中受害者唯一健在的宋连儒（89）老人。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开始回忆那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中，那段屈辱岁月仿佛在他的每一道皱纹间流露出来。

宋连孺老人近照

“那年农历二月初一（1943年3月6日），早晨上班，监工（工长）高忠汉发现工具库后窗被撬，丢了一根撬棍和一把搬子。当时“满铁”有规定，工具丢失是大事，必须报案。高忠汉不敢耽搁，立即用电话向庙台子站日本警护队报案。日本警护队长佐藤木村和伪警员陈凤革乘轻油车来到工区，查看了被盗的工具库，做了笔录，离开时吩咐高忠汉提示巡道员多加注意，防备抗日组织破坏。可是当天夜里，一列混合日本军用列车由南向北，行驶到滨洲线（哈尔滨——满洲里）25公里曲线处时，只听 “轰”的一声巨响，一辆机车牵引的军列冲出铁轨，接连又是几声巨响，十几节车厢连同押车的日本鬼子翻下高高的路基，造成军火爆炸，日本鬼子伤亡惨重，军需物资全部损失。”这一事件，无疑是我抗日组织精心策划的行动。据原《哈尔滨铁路分局志》也记载着这一事件，“在事故地点拔去15根道钉，卸掉两块夹板”。

3月7日早晨，哈尔滨日本铁道局，哈尔滨工务总工区（哈尔滨工务段）组织数百人对此进行救援。可是救援工作刚完成，由一辆轨道车把大榆树养路工人全部拉回工区。在此等候的有日本宪兵、特务、军警等，开始先给每个工人照相，隔离审问。一番折腾，并没得到什么结果。但不甘心的日本人总要找出替罪羊，傍晚将监工高忠汉、二头（班长）姜发、工人朱万友、尹跃山、杨永才、杨永发、杨德清、李万昌、宋连科、宋连儒、赵国华、刘山、张长山、张希久、刘兴汉等二十多人抓走。

高忠汉等人被带到哈尔滨铁路宪兵队，铁路日本宪兵队在现在的道里警校胡同，高墙深院，戒备森严。事件的发生，惊动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并派人前来督办。二十多名养路工人分别被关押，当时日本宪兵认为，是养路工人中有人与地下党有关联，蓄意破坏。第二天挨个过堂审问，但得到的口供基本一致。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宪兵开始用刑，先是拳打脚踢，而后皮鞭抽打，仍没有结果，便开始用酷刑，先把高忠汉绑在老虎凳上，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灌辣椒水和汽油水，待他肚子鼓得似皮球时，再用杠子压，使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水，马上又从鼻、口和肛门溢出来，反复数次，接着就是烙铁烫，还用一种叫 “烧后门”（把浸满汽油的棉花塞进肛门点燃）令人痛不欲生。而后分别对每个人实施此刑，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日伪宪兵也没得到结果。17天后，除17岁的宋连儒因病被释放其余人都以反满抗日罪，被送进太平桥“矫正院”继续受审，在那里他们受到非人待遇，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
工人被抓走后，各个家属无能为力，整天以泪洗面。一天，赵国华的母亲来到本屯的王氏家里。王氏是哈尔滨人，家里十分富裕，但她喜欢农村生活，所以一个人住在大榆树屯，虽说她生活富裕，但待人宽厚，屯中女人有什么事都喜欢和她说。赵母说到儿子赵国华被抓一事时，痛哭不止，王氏安慰说：“先别着急，待我想办法。”

原来，王氏曾和伪哈尔滨市高等法院院长程崇住邻居有交情。她知道程崇是个大烟鬼，王氏带着十两上好大烟土去找程崇，见到程崇便哭诉“自己的外甥”如何冤枉，程崇见到烟土眉开眼笑，答应帮办此事。在程崇的精心运作下和各方出保，被抓去的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才陆续地被放回。

高忠汉被放回不久病逝，其他人，除赵国华、刘山、张长山、李万昌4人因此脱离铁路，回家务农。其他人又回到养路工区工作，直到建国以后。

姜发、朱万友，1948年1月3日参加了双城堡至陶赖昭段铁路修复会战，火线入党。王氏无后，晚年由赵国华、朱万友等人供养，直到1958年病逝。出殡那天，赵国华、朱万友、李万昌等以儿子的身份为老人按十二杠的抬法抬主杠送灵，这是民间的风俗对死者非常尊敬而隆重的葬礼……宋连儒1949年11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1979年退休，现在肇东市儿子家安度晚年。

据现年75岁的张殿臣老人讲：“我1961年入路就在大榆树养路工区，夏天洗澡时，经常看到姜发、朱万友等人身上的伤疤，他们也经常给我们讲，当年被日本鬼子无辜残害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