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外从建城之初的1907年到1932年沦陷前的20多年里，先后有30多家民办报馆创办了30多份报纸，而且从一开始就以西方民主为旗帜，敢于揭露沙俄侵略行径和批评社会阴暗腐朽，反映了老道外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愿望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
1906年3月14日，哈尔滨街头出现了一份由沙俄中东铁路局当局出资和控制的哈尔滨第一份中文报纸———《远东报》，很显然这是一张面向中国人的宣传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报纸。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7月，国人奚
廷黻（音fu)在沙俄附属地之外的傅家甸（即老道外）的南勋街，创办了哈尔滨第一张拒俄民报《东方晓报》，公开申明该报“专为抵制沙俄官办的《远东报》而设”，及时揭露和抨击沙俄当局侵略行径和一切虚假宣传，两报针锋相对，笔战频仍，被沙俄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半年后《东方晓报》因办报资金不足（不及对方万分之一）而停刊。奚廷黻绝不甘心，四处求援，很快于2008年12月复刊，报纸改名《滨江日报》，原班人马办报，拒俄立场不变，全面揭露《远东报》在市政、路矿、航运、界约、禁粮等方面的捏造和事实真相。这时，沙俄当局利用《远东报》豢养的汉奸走狗姚岫云捏造“罪名”，将奚廷黻拘捕关押，《滨江日报》就这样被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东陲公报》。
无奈姚氏胸无点墨无法胜任，只能任命原《滨江日报》副主笔周浩担任主筆。他们没有想到，周浩与奚廷黻虽有矛盾，但是反帝拒俄的立场一致。《东陲公报》创刊伊始，周浩即特派记者跟踪调查俄国边防军乔装非法进入蒙古境内招兵一事并披露报端，迫使沙俄撤出入蒙边防军。后来《边陲公报》又揭露了沙俄借防控鼠疫之机企图摄取傅家甸（老道外）的行政管理权的阴谋。这些事导致沙俄首相多次发电给中东铁路总办和沙俄驻哈总领事馆，清政府屈于沙俄压力将支持《东陲公报》的清末道台于泗兴撤职，改任郭宗熙。郭与沙俄当局联手置《东陲公报》于死地，勒令停刊并武装包围报馆。周浩派人乘隙破门而出发报向东三省和全国报界求援，在全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申报等各大媒体的抗议和声讨下，郭宗熙自知理亏而罢手却极力自我辩解。事后周浩希望复刊《东陲公报》，但当局害怕他“久留滋事”，周浩不得不愤然南下上海，民国初年创办了近代中国颇负盛名的《民权报》。从《东方晓报》到《滨江日报》、《东陲公报》、《新东陲报》、《东陲商报》，几经曲折跌宕，老道外清末的媒体精英们反帝爱国的革命传统却一脉相承。
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1912年民国元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老中华民国时期，道外区的报业发展非常之快。1911年由滨江商会创办了《醒民报》。1912年7月1日，在道外和道里两区商会的资助下《新东陲报》创刊，主笔尹捷卿，编辑王目空原任《东陲公报》，虽然新报以提倡实业为宗旨，但是面对沙俄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难以缄默，曾对沙俄逼迫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反对。在沙俄和哈尔滨当局的排挤破坏下，《新东陲报》被迫停刊。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捷卿和王目空重返哈尔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17年5月23日在道外升平街创刊了《东陲商报》。该报仍然坚持拒俄传统，是《远东报》的死对头，同帝俄和十月革命后逃亡于哈尔滨的白匪一直斗争到1921年《远东报》终刊为止。1916年8月由傅家甸信托公司创刊的《星期报》；
9月在正阳三道街街中国银行隔壁楼上创刊的《东亚日报》；1917年6月创刊的《滨江通俗报》；1918年底北京《晨钟报》滨江分社；1920年年底创刊的《中东日报》；1921年3月范聘卿、范介卿兄弟在天一街创刊《滨江时报》；4月在十一道街创刊的《滨江华业画报》；5月创刊的《方言学社》和王趾舒创刊的《滨江午报》；6月王子益创刊的《极东商报》；12月在正阳十六道街路南创刊的《东三省商报》;1922年1月创刊的《滨江晨报》；10月创刊的《滨江晓报》；11月王玉麟在正阳十九道街创刊的《滨江晚报》和李润清创刊的《滨江东明报》;1923年9月郭松龄之弟郭大鸣在北四道街创刊的《松江日报》；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经为老道外报人创办的《滨江时报》创刊3周年题词“鼓荡文明”。 1928年1月孙竹亭创刊的《松浦日报》；7月创刊《滨江辰报》；9月滨江市政公所创刊的《滨江市政周刊》等等。
在老中华民国时期的老道外众多媒体当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国际协报》，这张报纸1919年10月从长春迁至哈尔滨，先在老道外区正阳北七道街和北三道街，后来迁至道里区新城大街，发行量始终居哈埠中文报纸之首。1920年10月瞿秋白赴莫斯科途经哈尔滨时，曾在哈尔滨滞留了50天，专访了张复生，并在给北京《晨报》的报道中称赞《国
际协报》；后来又被报业名人徐铸成称之为东北最具活力的报纸。
该报创办人是民国著名报人张复生：1887年生于山东掖县，曾任北京《大同日报》编辑和上海《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中华民国成立后到东北，他在奉天主办《亚洲日报》，1916年赴长春任《大东日报》社总编辑，1918年在长春独立创办了《国际协报》自任社长兼主笔。该报有两大特色，第一大特色是注重时事政治，特别是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张复生亲自撰写新闻评论，指点和评说国内外大事，开阔国人眼界，引导群众舆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呼吁与进言。
张复生撰写的《国际协报》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社评，受到国人和世界舆论的关注。1921年《国际协报》积极支持我国收回中东铁路路权并附发俄文版，1923年因旗帜鲜明声援反帝爱国的上海五卅运动多次被迫“开天窗”却毫不萎缩，并聘请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被通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和在正太铁路从事工人运动的陈为人，专职为《国际协报》撰写评论,首次纠正了媒体和民众将苏维埃与沙俄一起反对的倾向，在哈尔滨报界颇有影响。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国际协报》积极宣传三大政策，并聘用参加国民党一大回哈后的中共党员张德昭兼职《国际协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复生以《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为总题目，逐日撰写社评，总计50篇，约六七万字，痛斥日本侵华罪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讴歌马占山将军率部江桥抗敌，呼吁国人破除对国际联盟的迷信，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国际协报》的第二大特色是注重文艺副刊，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率先采用白话文，刊载新文艺作品，是“五四”时期哈尔滨进步思想的重要传播阵地，并团结和培养了大批文艺青年有“东北作家群摇篮”之称。著名报人赵惜梦和裴馨园是东北地区“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曾长期担任《国际协报》文艺副刊部主任和主编，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后来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作家。著名作家楚图南曾经指导该报文艺副刊《灿星》、赵惜梦亲自编辑《绿野》、陈纪莹和孔罗荪编辑大型文学周刊《蓓蕾》、上海蔷薇社提供稿件的《蔷薇》、以及《塞上》、《五分钟》等七个专栏每周轮流见报。
哈尔滨沦陷前夕，《国际协报》被迫停刊。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为制造“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假象，准许该报于3月7日复刊。张复生趁机从日本宪兵队保释出该报记者部主任王研石，并升任他为总编辑，还先后招聘中共党员方未艾、白朗等主编副刊。张复生在报纸复刊后不方便再撰写社评而采用“有闻必录”的编排手法，“客观”地刊载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和全国各地群众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消息。有时还根据《英吉利——亚细亚电报通讯社》的发稿，报道江西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战况。1937年《国际协报》终于被扼杀合并于被日伪控制的《滨江日报》，张复生也终于因为不甘与敌为伍而借口全家离开哈尔滨到天津隐居，直至哈尔滨解放，1953年病逝享年66岁。
《国际协报》创刊之后同期存在、影响很大、由共产党外围组织和共产党直接创办的报纸（均在道外区）有：《哈尔滨晨光》，由韩铁生等八名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哈尔滨救国唤醒团，于1923年2月21日在北十四道街创办。这个唤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位来哈尔滨的共产党员马俊指导下，为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和要求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而成立的。该报得到了滨江道的支持和滨江商会的资助。
李大钊曾派李振瀛、陈为人等共产党员以此报记者为掩护，加强联合苏联的宣传和从事革命与建党活动。《哈尔滨日报》，创办于1926年6月8日，馆址在道外升平二道街神州大舞台楼上。是中共北满地委以国民党市党部的名义创办的，实际上是国共合作的市党部的机关报。该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积极策应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甚至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第三国际，是同期东北各报当中革命呼声最高的一张报纸。《哈尔滨日报》公开出面的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穆景周，而真正办报的是以中共满洲地委书记吴丽石为首的中共党员。10月24日该报被奉系军伐滨江警察厅查封，李大钊指示吴丽石：“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哈尔滨新报》，1931年8月15日，中共北满特委以民办报纸的形式创刊，馆址在正阳十六道街东南角小楼。一个月之后发生“九一八”事变，该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成为动员道外区和全哈尔滨市人民奋起抗日、一致对外的一面旗帜。
老道外的媒体发展史，生动地说明这里曾经凝聚了一大批报界精英，他们始终代表着这里的人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是爱国、进步、革命的不屈的代言人。
老道外的文化名流著称全国，原因是作为国际商埠的哈尔滨经济繁华和社会开放，特别是老道外地区从来不受沙俄控制，而且又是中国人居住最为集中、民族工商业最为繁荣的地方，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化名流繁盛之地这是必然的。最早来到老道外区的是伍连德博士，虽然他是临危受命来这里抵御鼠疫的，但是疫病控制之后他并没有走，而是在这里苦心创立了哈尔滨第一所医科专门学校，它就是今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著名教育家邓洁民1917年从天津来到哈尔滨立即选中老道外，在正阳十九道街创立了东华学校，他的老同学周恩来曾经两次来哈与其商谈以天津南开为鉴制定办学方略。
著名报人张复生正是看中了哈尔滨商业发达而将《国际协报》从长春迁至哈尔滨落戶于老道外。1923年哈尔滨医专毕业的于浣非弃医从文是《哈尔滨晨光报》的主要策划人和撰稿人，并与《国际协报》副刊主任赵惜梦和陈凝秋组建了哈尔滨文坛上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春潮社”，在《哈尔滨晨光》报上出刊《文学》、《文艺》两个周刊，推动了老道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28年在赵惜梦的支持下孔罗荪与陈纪滢共同发起成立新文学社团“蓓蕾社”，将哈尔滨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几乎全部吸纳进来，成为20年代末东北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为“东北作家群”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依靠《国际协报》出刊的大型文学周刊《蓓蕾》，不仅发行全东北，也发行到平、津、沪等大城市。
著名作家杨朔山东蓬莱人，年少时就有古典文学和英文功底，1925年15岁来到哈尔滨谋生，在英商太古洋行做办事员，业余时间师从中东铁路局秘书和法政大学教授李仲都先生门下，期间在《国际协报》、《大同报》和《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杨朔极度苦闷借酒消愁，结识了中共满洲省委金伯阳等人走上抗日反满的革命道路，翻译了美国进步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东北的小说《大地》，1936年遭到日伪通缉后被迫离开哈尔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了抗日文艺队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散文大家。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沈阳和长春很快被日寇占领，而哈尔滨却因为是苏联管辖的中东铁路管理中心和俄国人以及西方多国侨民集聚的城市，政治空气比沈阳和长春较为宽松，直到1932年哈尔滨沦陷之前，东北各地的文化人甚至有关内的一些文化人也纷纷向哈尔滨特别是中文报纸最多的道外区云集，他们或从业于报馆，或担任副刊编辑，或是专栏作家，或是自由撰稿人等等，自由撰写反日文章和文学作品。1932年哈尔滨沦陷后，日寇开始清算这些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家，他们陆续逃亡到关里，带着国恨家仇继续从事抗日反满文学创作，于是这些来自东北的抗日作家们被民国文学史称之为“东北作家群”。
他们都是东北籍作家，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领军人物和骨干队伍均来自于哈尔滨和老道外，他（她）们是萧红、萧军、骆宾基、舒群、罗峰、白朗、塞克、金剑啸、方未艾、罗蓀、陈纪滢、铁弦、陈凝秋、林珏、金人、姜椿芳、山丁、陈堤等等。萧红萧军就是1931年“九一八”之后来到哈尔滨的，最初俩人并不认识，萧军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帮忙编稿并已在文坛有了一定的位置，而萧红却从未创作过。萧红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因逃避包办婚姻，拒绝返乡成亲而居住于哈尔滨老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因失去家庭资助无力偿还旅店费用而被做人质失去人身自由。萧红秘密投书道外区多家报馆请求救援，得到《国际协报》和《东三省商报》的裴馨园、萧军与方未艾的大力协助得以逃出虎口，并与萧军建立了深厚感情。1932年初俩人结婚后为了维持最低生活费用，萧军每天忙着写稿，萧红只是给萧军抄稿。在萧军和他朋友们的鼓励下，1932年底萧红以“悄吟”的笔名在《国际协报》副刊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这年她才21岁。首篇小说就颇为轰动，显露了她超人的文学天才。从此她不再给萧军抄稿，而是接连不断地以“悄吟”、“天娣”的笔名在多家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
应该说，萧军是萧红文学天才的第一个发现者，是萧红成名的第一个人梯。在萧军和萧红周围的中共党员金伯阳、金剑啸、罗峰、方未艾等人对萧红的影响也不小。金伯阳经常看望萧红和萧军，并送去党的地下刊物《满洲红旗》。1933年10月，方未艾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去苏联学习之前到萧军家去告别，他看见萧红在那间小房子里正刻地下发行的“东北民众报”腊板，这件事说明此时的萧红不仅受中共影响较深，而且还为中共地下党做一些具体工作。1934年初，萧军和萧红因为在道外“五日画报社”出版了诗歌和小说集《跋涉》而上了日伪当局的“黑名单”，先是逃到了青岛，后又去了上海并于当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斗争与生活的作品，1935年鲁迅先生为其作序并出版。
同年，鲁迅先生作序的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也出版了。萧红萧军从而获得了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萧红萧军离开沦陷的哈尔滨之后，又有不少进步文学青年流亡到关内继续创作东北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因此被称为“东北作家群”。
1936年7月1日，鲁迅、茅盾、巴金、聂绀弩、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全国文学家像“东北作家群”一样组成抗日文化大军。这77人当中就有萧红萧军，说明萧红萧军已经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萧红还有30年代文学“洛神”之称，被国人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却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曾经应李公朴的邀请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了香港，1942年1月23日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
骆宾基1935年在哈尔滨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均由鲁迅作序出版备受鼓舞，他立即追循“二萧”足迹奔赴上海，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阵营“报到”，并将他的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的前两章迫不及待地寄给鲁迅，却因鲁迅已重病在身未及看稿。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噩耗，1939年11月经茅盾推荐在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哈尔滨时期，萧红和萧军与舒群、罗峰、白朗、塞克、金剑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罗峰被杨靖宇指定为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并受命开展北满革命文化活动，联络当时的青年文学工作者萧军、萧红、白朗、舒群、山丁、金人等人，在当时的新京（长春）《大同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文艺》。白朗主办《国际协报》的文学周刊时刊发了萧红写的小说《麦场》、《麦场之二》，这就是得到鲁迅关怀和支持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前二章。舒群资助萧红萧军出版了诗文合集《跋涉》，后来他去了八路军总司令部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又去延安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过《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在“东北作家群”里，有不少作家成为外国名著的翻译家，最著名的是金人，早年是《国际协报》的自由撰稿人，20年代写了不少文学作品，从30年代开始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翻译了《静静的顿河》、《茹尔宾一家》、《普通一兵》等大批苏俄名著。
塞克，原名陈秉钧，早在20年代就以青年诗人的身份进入早期新文学界，后来的成就却不在文学而在文艺，从1927年开始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上海明星公司等处任演员、导演、编剧，创作了著名的《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和著名的《救国军歌》、《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歌曲歌词，也翻译了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为中国早期电影和话剧艺术的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中国抗日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东北作家群”里举足轻重的作家端木蕻良虽然不是也不曾来过老道外和哈尔滨，却与哈尔滨和老道外的作家过从甚密，又曾是萧红后来的丈夫，其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江》、《大时代》和中短篇小说《风陵渡》、《红灯》、《红夜》都是“东北作家群”有重大影响的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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