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代，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汇集了以俄国为主的欧美亚30多个国家的侨民、2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和外交使团，在这里中西文化相互交汇、交融、碰撞，作为文化核心之一的各国宗教活动也极度繁荣，华洋共处。至20世纪40年代，在哈尔滨，除去中国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60座大小庙观之外，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西方教堂68座，而且汇聚了许多宗教的不同派别，如基督教亚美尼亚派，基督新教的浸礼宗、路德宗，犹太教的哈西德派、卡拉派，东正教的莫洛干派、旧教派等等，如此繁多的宗教及其教派同时共存于一地，这在世界上十分罕见。这种情况决定了上个世纪前半叶，哈尔滨必然是中西合璧的文化，也决定了哈尔滨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而这种城市文化和城市品格又必然会影响到今天。
在哈尔滨的西方宗教当中，最先传入哈尔滨、规模最大、对哈尔滨文化影响最深的，当属俄罗斯东正教。不是这个教怎么好，而是因为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和沙俄在远东的中心城市，自然成为俄罗斯人的移民中心，也自然是东正教在远东的中心。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哈尔滨的俄侨人数曾经超过这里的中国人数。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统治之后，哈尔滨因为成为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复辟势力聚首的“白俄之都”，所以，哈尔滨的俄侨人数不降反升，高达20余万，在苏联国内被苏维埃扫荡的东正教在此时的哈尔滨却得到空前的发展，1922年哈尔滨成为东正教独立教区后，哈尔滨的东正教教堂和信徒的数量均达到历史的顶峰。一直到1946年哈尔滨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哈尔滨东正教的规模和影响都超过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等西方宗教。东正教对哈尔滨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东正教非常重视教育。东正教和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开创的教育事业，目的是为沙皇政府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服务。但是，在客观上既培养了人才，引进了西方先进文化，又打破了当时哈尔滨旧式学堂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逐渐由新式学校和西方教育理念、管理模式所取代。东正教教规规定，凡是教堂或教徒出资兴办的各类学校，一律设神学课，将宗教与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因此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是当然的师资人员。1898年东正教教徒斯捷潘诺夫在香坊卫生街创办了哈尔滨第一所铁路小学，除了中东铁路俄罗斯员工的孩子外，学校还邀请中国孩子入学，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教授中国儿童学习俄语。此后由东正教教会和信徒兴办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多。第二年兴办了松花江小学，1903年办起了盖聂罗佐娃女子学校，1907年创办了男子商务学堂。据学界统计，1916年哈埠俄国各类学校共有学生5795人，其中不乏有中国学生。
从1920年开始，哈尔滨出现高等学校。尽管京津沪等地都有俄侨居住，但是都远不如哈尔滨的俄侨数量之众，也不如哈尔滨东正教会势力之大，甚至沙俄政府垮台之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当局仍旧保持“政教合一’的体制，路局依然内设宗教管理机构并保证宗教拨款，所以唯独哈尔滨的俄国人有能力建立高等学校并形成有效的教育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中俄工业大学，创办于1920年9月9日，内设土木建筑系和电气机械系，预科3年，本科5年，学生为中俄两国青年，其成绩优良较之国立各大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927年中东铁路的法学院和商学院并入中俄工业大学，改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直沿用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从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中俄两国培养了2000多名高级工程师，是苏联和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栋梁之才。1920年哈尔滨成立的另一座高等学校是高等经济法律学院，也是由中东铁路出资创办的，内设经济和法律两个系，1922年改称哈尔滨法政大学。这所学校为中俄两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哈尔滨在传播西洋音乐方面，众多东正教堂的唱诗班发挥了很大作用。教堂的唱诗班虽然以唱赞美诗为主，演出技术却很专业优秀，都接受过严肃和高雅音乐的训练。很多乐团都从教堂唱诗班选拔歌手和乐手。有些大的教堂独立承办或与他人合作承办音乐团体和音乐教育机构，例如索菲亚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圣伊维尔教堂、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圣波克罗夫斯基教堂、圣乌斯别斯卡亚教堂，都有自己的独立合唱团及与人合办的音乐学校。例如圣伊维尔教堂1907年创立之初，就同基铺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的自由音乐家波波娃，合办了哈尔滨第三所正规的音乐学校，初期内设钢琴、小提琴和独唱三个班，第四年增设了大提琴、声乐合唱、教堂唱诗班和合唱指挥四个班。教师大部毕业于俄国高等音乐学府，师资力量强大。学员大部来自俄侨，也有少量中国学生。从1907年到1941年这所音乐学校共培养6届900多名学生，其中不乏有音乐精英，同时也为音乐之城哈尔滨默默地做了几十年深厚的西方音乐文化的积淀。(我在第五十七节《音乐之城与哈夏音乐会》一文中详细叙述了音乐之城哈尔滨的历史演进过程，这里则进一步提供了历史资料)。
信仰东正教的很多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他们热衷于新闻出版事业，哈尔滨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和出版物都是俄国人创办的。哈尔滨1901年第一张俄文报纸《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和1906年第一张中文报纸《远东报》，都是俄国人创办的。
当时的哈尔滨人尚不知报纸为何物? 但是，《远东报》的主笔却是中国人， 它使哈尔滨人看到了第一张中文报纸。俄国人1905年创办的《外阿穆尔闲暇》开创了哈尔滨近代期刊的先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哈尔滨俄侨报刊图书出版的繁荣时期，1926年各类出版物多达243种，对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国人新闻出版事业的推动下，哈尔滨的近代新闻出版业也有了很快发展。在哈尔滨国人集中居住的道外区，仅在俄国第一张中文报纸出现的第二年即1907年就有《东方晓报》面世，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仅在老道外就先后有30余家报馆创办了30余份报纸。其中有长期与中东铁路机关报《远东报》论战的《滨江日报》、《新东陲报》、《东陲商报》、孙中山题词“鼓荡文明”的《滨江时报》、著名的《国际协报》、共产党主办或影响的《哈尔滨晨光》报、《哈尔滨日报》、《哈尔滨新报》等。
1927年东正教大司祭特洛尼波斯基，去世前把自己收藏的大部分书籍捐赠给教堂，建立了哈尔滨东正教第一个图书馆。此后索菲亚大教堂、喀山男子修道院等陆续建立了东正教图书馆。基督教青年会也建立了图书馆。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之后，派人以干事的身份领导青年会，通过青年会图书馆向青年会的中国青年传阅了大量进步和革命书刊。
1907年哈尔滨东正教堂创办了第一家救济所，首开哈尔滨慈善事业的历史先河。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哈尔滨的难民骤增，东正教举办的社会救济和慈善活动也在不断扩大。他们开办的难民收容所和救济食堂，安置了大批难民，解决了难民的燃眉之急;他们建立的救济所，保证了难民和贫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稳定了社会治安;他们建立的孤儿院和养老院，为无亲无故的孤儿和无家可归的老人，找到了避风港，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他们创办慈善医院和慈善教育，为传统慈善活动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的救济和慈善活动，不仅救助了难民和贫民，也传播了西方慈善理念，为中国慈善事业提供了借鉴。
哈尔滨俄侨的一切社会风俗习惯都与东正教信仰密切相关。哈尔滨冬季与俄罗斯冬季一样寒冷，而俄罗斯的呢子大衣与中国的棉服相比，既御寒又俏丽，格外受到哈尔滨中国人的青睐，特别是裘皮大衣，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哈尔滨富贵人家的最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皮草制品也开始普及。此外俄式长裙、皮靴、皮帽、皮手套，春秋两季的方巾、披肩，夏季的布拉吉(即连衣裙)等俄式服饰，也颇受哈尔滨人的喜欢，并且已成哈尔滨流行百余年来的特定服饰。
东正教对哈尔滨民众饮食文化的影响，尽人皆知。俄罗斯人的节日都与东正教息息相关，而东正教对各种礼仪的规定又相当严格，其中作为俄罗斯饮食的典型——俄式大菜，自1905年传入哈尔滨之后流行百余年，至今久盛不衰，成为哈尔滨自己的一道名菜。其实，正宗的俄式大菜包括572种，其中50种凉菜、56种汤菜、137种水产、108种肉类、50种野味、41种禽类、19种面盘、18种冷饮。当年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可以吃到正宗的毫不含糊的俄式大菜，在中央大街、果戈里大街和正阳大街的西餐厅都可以吃到正宗的俄式大菜，却只能选择其中的几道而已。在哈尔滨百余年来，不论是外地人慕名而来，还是哈尔滨人久违而来，走进西餐厅吃几道俄式大菜，始终是一种时尚，不仅是品味大餐，还是享受一种文化。
对哈尔滨人最大众化的西方饮食就是面包、红肠和啤酒了。面包不是俄国人的发明，但却是他们带入哈尔滨的，而且当时不叫面包而叫“列巴”(俄语译音)，他们生产的大列巴、小列巴、奶油列巴、夹馅列巴、列巴圈供应全市的外国人，其中生产的黑面包是供应俄罗斯贫民的，价格低廉，也是中国劳工经常吃的主食。从上个世纪前三十年代起，在中国人聚集的老道外的商店里，中国的点心和俄国的列巴就同台销售。红肠与啤酒哈尔滨人用了百余年了。红肠是俄国食品厂生产的，特别是俄国人生产的啤酒，是在中国生产最早、产量最高的啤酒，与德国人在青岛生产的啤酒相比，德国啤酒清爽，俄国啤酒浓烈。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说哈尔滨的“大面包像锅盖”、“喝啤酒像灌溉”，说的是面包早已成为哈尔滨人的主食， 而啤酒销量也仅次于德国慕尼黑和法国巴黎，位居世界第三。在俄国人仍然在哈尔滨的时候，中国人连喝啤酒的习惯也和俄国人一样:站在吧台前，手拿高高的啤酒专用玻璃杯，对准啤酒桶的葛兰嘴子，拧开银色的葛兰开关，冒凉气的冷轧啤酒一涌而出，直到啤酒沫溢出杯外，急忙关闭后，站立着一仰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这多半是匆匆来去的年轻人。中老年可能要复杂一点:一杯啤酒加两根红肠，这就需要坐在座位上慢用了。能说这只是在餐饮吗?不是，这是一种享受，一种文化的享受!
哈尔滨的冬泳运动和冰雕冰灯，源于东正教“主洗节”。根据《圣经》关于耶稣出生后曾经在约旦河洗礼的传说，每年1月19日东正教要举行冰上洗礼祭。1922年1月19日哈尔滨东正教第一次在松花江上举行冰上洗礼祭，制作了一个巨型冰十字架和摆放圣经的冰台立于冰面上，这就是最初的冰雕作品了。仪式完毕后，男女信徒们跳入在冰面上事先凿好的长方形“冰上泳池”裸浴，与今天的冬泳非常相似，他们在冰冷的水中大约游泳近30分钟。这种洗礼祭每年都举行，一直到50年代。哈尔滨人效仿俄国人开展冬泳运动也一直坚持到如今。东正教在1935年举行洗礼祭的时候，除了在江上制造冰十字架而外，还专门做了一些冰雕作品在营部街东正教慈心院展览，规模不大。而解放后的哈尔滨冰雕冰灯是从60年代恢复发展起来的，当然远比俄国人当年的冰雕水平高得多，特别是近几年发展到“冰雪大世界”了!但是哈尔滨的冬泳和冰雕源于当年东正教的洗礼祭，这却是事实。
哈尔滨的电影业在全国出现的最早，哈尔滨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电影院是俄国人考布切夫创办的，比慈禧早看一年，比上海早四年。上个世纪前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电影院遍布全城，报纸上的电影广告连篇累牍，电影票房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全国和世界的电影明星称赞哈尔滨是电影之城慕名而来，与哈尔滨的观众见面。哈尔滨人从无声电影看到有声电影，从国内影片看到世界各地的原版和译制影片。电影是哈尔滨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他们通过电影走遍了世界，对世界发达国家的人情世故并不陌生。
马戏团和跑马场也是俄国人带到哈尔滨的，丰富了哈尔滨的娱乐生，改变了传统娱乐模式，开阔了哈尔滨人的眼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汇与交融。哈尔滨人在老道外区的北江沿，很快建起了自己的马戏团，场场爆满，说明中国人并不僵化也不封闭，对有益的西方文化不但不拒绝而且学的还是蛮快的。
东正教对哈尔滨文化影响最深的当是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风格。哈尔滨是完全按照东正教和沙俄政府建设黄俄罗斯的中心城市——东方莫斯科的模式，进行城市规划和布局的。城市规划把中东铁路局(实际是沙俄在东北的总督府)的行政中心和外国领事馆及俄国人聚集点放在城市的最高点(时称新市街，即南岗区)，目的是为了防御松花江泛滥免受水灾。
把中国商业区(作为商业中心的中央大街，最初叫中国大街)和中国人居住点，放在临江地带，分别为道里区和道外区。1932年松花江果然爆发洪水，道里道外两区均被洪水淹没。
作为沙俄行政中心的南岗区是哈尔滨城市规划的重点，而圣尼古拉大教堂及其广场是南岗区乃至哈尔滨的核心地带。以尼古拉大教堂为轴心向东西、南北、东北、西北六个方向分别辐射了东西大直街、通道街(中山路)、车站街(红军街)、颐园街、满洲里街共六条街道。放射形的街道布局，突出了东正教的核心地位:来到哈尔滨的人一出火车站台，抬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高高耸立在全城最高点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沙皇最高地方当局——中东铁路局和各国领事馆均在周边各条街道上，可见东正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当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全市的教堂钟声也紧随响起，好像时间也是由这里决定的。行走在路上的东正教信徒听道钟声，都会驻足默念，手划十字，之后继续行走。
哈尔滨的城市建筑风格，就是以俄罗斯建筑风格为主，集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犹太、伊斯兰、北欧、现代与中华巴洛克大全的欧式建筑风格，特别是以哈尔滨东正教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尖顶或称帐篷顶与拜占庭式穹顶或称洋葱头完美结合的欧式建筑，换言之，教堂建筑是哈尔滨城市建筑风格的集中和典型代表。
东正教建筑文化对哈尔滨民众居住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斜坡房顶、厚重墙体、木质地板、立式暖墙、俄式拉桌和沙发、注重内部装修，都是俄国民居遗风。俄罗斯没有平顶房，因为冬季雪大，为防积雪一律是斜坡房顶，甚至是陡峭的斜坡房顶。房顶斜坡内均设保温层。为了御寒墙体非常厚重，一般墙体在2.5-3砖厚，哈尔滨也都是2.5砖厚，冬暖夏凉——冬天御寒夏天隔热，人在房中非常舒适。俄罗斯是頗多森林的国家，大都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特别是平房从梁柱到墙体和地板均以木材为主。平房民居采用的是木结构墙，有的是用粗壮的木刻楞(指原木)叠成，有的是两层木板中间夹锯末，但是，凡木结构平房必有门斗和凉亭，这是俄罗斯民居的特色。无论是平房或是楼房，地板一律采用寸厚的方木地板，材质纯粹，经久耐用。俄罗斯住宅取暖多用烤炉，而哈尔滨效仿俄式烤炉时根据国人的居住条件改为普遍采用立式火墙，将做饭用火引进立式火墙，餐暖一体化。椭圆形长条俄式推拉桌和简易俄式沙发，几乎是哈尔滨70年代以来青年人结婚必备的新婚家具，洋气、简单、实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改善了，俄式注重房屋内部装修的风气骤然兴起，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洋气，与当年俄罗斯人内装修相比，从观念到方法，从材料到技术，从观感到体验，绝对大有过之，甚至当今的俄罗斯人也只能望其项背!
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与文明方面，基督教等西方教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中国人集聚的老道外区基督教信义会为例，教会的福音堂多在上午和傍晚两次敲钟布道，招人进堂听道。先是有人领唱圣歌，然后讲述圣经故事，劝人戒毒、戒赌、戒酒、戒嫖，以圣经规范伦理道德约束自己，受到中国百姓的欢迎。教人向善求真，这也是中国佛教和道教的主旨，而丹麦基督教信义会与佛道两家不同的是，它还要通过教会学校对信教者进行系统的文化教育。教会对信教者允许自愿报名参加考道班，学习1-2年后方可受洗礼。在这期间，对不识字的信教者先扫盲;对大多数信教者不仅是讲解圣经，还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对有的信教者还要教授英语。其它教会学校大抵如此。旧中国不少人包括一些文化名人当初都是出自教会学校。老道外区大罗新商场、同记商场和同记工厂的老板赵禅堂和武百祥，1913年就带头加入丹麦基督教信义会，并且每逢周日下午放假半天鼓励店员和工人去基督教堂做礼拜，这样做既是信仰也是为了提高员工们的文化知识，对商场和工厂也大有益处。
为此武百祥不吝钱财、慷慨捐资，1915年在道外区保障街为基督教信义会建了一座教会学校——三育小学，分女校部和男校部。女校部多数成年妇女是文盲，学校根据《新约》选出1000上下生字生词，编写了《福音千字课》，使她们既学了基本汉字又学了圣经基本内容，为下一步考道学习打下基础。这种学习都是免费的。男校部培养信徒与非信徒中青年和少年，每天上文化课和圣经课，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对优秀学员保送到丹东三育中学、北京协和、会文、燕京大学等学校去，还有的优秀学员被送入男女圣经学校或神学院。
1923年武百祥又在道外区许公路与承德街交叉路口为基督教信义会，又投入巨资建了一座可容600-700人做礼拜的北欧古典建筑风格的基督教堂。当然我相信，武百祥作为老道外的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不会是功利主义者，而主要是他看重了基督教会能够提高员工们的文化水平。
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1917年建于老道外区保障街和南四道街的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和1925年建于南岗区花园街的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会中学，表现得尤为突出。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性质的国际性社会服务组织。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1917年前后由武百祥发起、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来人设立的。中国干事阎宝航和车向忱都曾经主持过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内设智育部(内有主日学班、查经班、考道班、歌咏班、卫生班)，德育部(包括各种伦理道德讲座)，体育部(各种棋类、球类、文体活动)，还有外语学习。青年会室内悬挂世界名人画像，不仅有基督耶稣圣象，还有基督教徒孙中山画像，甚至还有马克思的画像，以至于后来引起紧邻于三道街的日本宪兵队的跟踪，车向忱因被通缉而被迫离哈。阎宝航留学英国，回国后去了延安，是我党卓越的地下工作者，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1925年在南岗区花园街59号创办了教会中学，校长海阁，根据俄国学校大纲办学，初为7年制，1928年有在校生263人。学制改为10年制后，1938年有在校学生329人。同学多来自不同的民族，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中国人等等，以俄罗斯人居多。学校有俄籍教师，也有美籍教师。校长海阁的夫人教世界古代历史课。美国人霍普金斯小姐教英语，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工作人员任俄国历史和地理教员。俄国人沃罗比约娃教俄罗斯语言学，托米洛夫教数学，诺索夫教植物学。1929年后，俄国矿业工程师、地质学家E.阿聂尔特曾“被选为青年基督教会新组建的自然科学和地理学俱乐部的负责人”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通用语言是俄语。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教会中学，自1925年创办以后培养了许多中国和世界英才。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加拿大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建造者伏尔科夫教授，著名诗人和中国文学翻译家瓦列里·佩雷列申和另一位著名诗人、作家、新闻记者米哈伊尔·沃林，都曾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就读。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好莱坞明星、著名“光头影帝”尤伯连纳，也毕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著名犹太女画家季娜·吉列维奇(季娜)，其作品为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与私人所收藏，她所绘的以色列总统纳翁和格尔佐格的肖像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统宫里，她也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毕业生。
著名翻译家、长期在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世界文学》杂志编主编高莽与著名演员《小兵张嘎》中的王翻译官等多部名片演员王澍，同于1943年毕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中国早期苏联电影发行人、著名苏联电影《普通一兵》、《侦查员功勋》、《愤怒的火焰》的译制者孟广均，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教会中学的高材生。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画家、演员、翻译家因而成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朵奇葩，而且因其与哈尔滨早期中共组织和活动有密切联系而做出重要革命贡献。1923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派陈为人、李振瀛、陈作霖三人组成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之后，中共哈尔滨组很快发现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是青年集聚的地方，所以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介绍青年团员李铁钧和中共党员苏子元任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们以青年会的名义创办了15所平民小学和平民夜校，一方面对工人扫盲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进行革命宣传，很受工人和平民欢迎。后来，中共哈尔滨组主要负责人吴丽石以及高洪光等人亲自到青年会和平民夜校讲课和演讲，与青年结交朋友，物色和考察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把有志献身革命的先进青年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
当时的中俄工业大学学生高诚儒、青年店员纪锦章等人，就是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教育而走向革命道路的，同时，党又通过他们在广大学生和民众之间架起了桥梁。1925年4月1日，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号召青年们继承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遗志。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后援会，致电慰问上海工人、学生并通电全国，电称“作沪案后援，不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誓不甘服!”哈尔滨青年会还举办了“五卅运动报告会”，并赴上海参加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声讨帝国主义暴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哈尔滨道外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抗日铁血救国团。在1932年2月的哈尔滨保卫战中，道外基督教青年会还组织了医疗队为受伤官兵包扎伤口。
哈尔滨的西方教会办医院，对中国百姓实施免费或减费医疗，这也是普遍现象。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中国信教者，但是无疑地也传播了西方医疗理念和医疗技术。1911年哈尔滨道外区曾经爆发震惊世界的大鼠疫，1914年天津方济格修女会派法国修女阿尼拉来哈在道外区紧邻英国天主教旁创立了诊疗所，经费由方济格修女会和国外教友捐助。1926年加拿大籍修女白爱德任院长后，利用外资在原地修建了一座二层楼将诊所扩大为医院，取“耶稣善牧”之意，命名“善牧医院”。1944年将南六道街沿路一带砖房改为病房。该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眼科、儿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并有化验室、手术室、住院病房，全部为西方医疗。医院以慈善为目的，实行免费治疗。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区别情况收取医疗费:可能者全纳，贫困者纳可能之部分，极贫者全免。患者以道外区贫困市民和残老孤儿为主。善牧医院所直属的修女会还创办了一所修女院，有法国、德国、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立陶宛等十几个国籍的修女，中国修女有11名，她们多数都在善牧医院做看护。这座教会医院一直存在到1953年外籍修女离境，所以，现在健在的三、四十年代出生于老道外的人，都会记得丰润六道街法国修道院建的善牧医院，甚至曾经亲身在善牧医院看过病的人现在也会大有人在。外籍修女回国后，善牧医院由市政府接收改为市妇幼保健院，中国修女依然留在医院工作。后来医院迁至靖宇十五道街123号，即是现在的市妇幼保健院。
在以东正教为主的哈尔滨西方教会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都是服务于西方侵略者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他们传播的新式教育、近代企业、近代报刊、近代市政建设等，使哈尔滨的近代城市化发展进程能够在一个高的起点上迅速崛起;他们传播西洋音乐、舞蹈、体育，开阔了哈尔滨人的视野，提高了国人的审美观点，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他们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帮助了贫困民众，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发展新型慈善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们传播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丰富了哈尔滨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大批东正教堂和西方教堂的建立，是哈尔滨的别名“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的靓丽名片，既传播了西方教堂的先进建筑技术，又增添了哈尔滨的异国风情。一句话:所有的这一切，铸造了中西合璧的哈尔滨文化。
哈尔滨特殊的文化环境也培养了铸造了特殊的文化素质:文化多元，信仰自由，尊重区别，包容差异。
19世纪末在哈尔滨建市之前，已有佛、道两家在哈尔滨周边地区流传，而哈尔滨这个地方因人烟稀少，既无佛寺又无道观，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但是，1898年沙俄政府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后，当年就在哈尔滨香坊区建立了一座东正教教堂，随后在南岗地区建立了沙俄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从此哈尔滨成为沙俄远东东正教中心。对突如其来的这一切现象，哈尔滨人并无反感而只有新奇。其实，那时的哈尔滨人也是来自关里的移民，对为数不多的当地人来说，他们也是外来户，根本就没有“反客为主”的意识。
此后不久，其它西方国家的侨民也很快来到哈尔滨，并建起自己的教堂，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自基督教分裂成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以来，三者互不相容，竟然在紧邻东正教老墓地圣母守护教堂身边凑到了一起，隔道相望，钟声互应，是那么和谐与亲切!对此被人们称为宗教奇观!奇的是:哈尔滨竟是一块奇异的自由与包容的土地!
随着各种西方教堂的不断涌现，哈尔滨的中国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而要一展中国千年佛教的博大和儒教的高雅! 于是，就在东大直街的东头，哈尔滨人1919年建起了雄伟的佛教极乐寺，1926年建起了恢弘的儒教文庙。极乐寺与文庙，与西侧的西方教堂遥遥相望，而与身边的圣母升天教堂隔道对视。每当四月赶庙会的时候，来极乐寺上香拜佛的人山人海，极乐寺的九级浮屠塔与近在咫尺的圣母升天教堂的穹顶和高耸入云的塔楼亲密对话，寺庙里飘出的缭绕香烟与圣母教堂传出的钟声相互交织，更有俄国侨民挤进逛庙会的队伍看热闹甚至进入寺庙观看四大金刚的塑像，当然也不乏中国人进入东正教教堂观看俄国人的祈祷仪式。这是俄国人在极乐寺里的留影。文庙则是纪念孔子的寺庙，文化底蕴更加深厚。当初在东大直街的东侧建设极乐寺和文庙，也是为了在与西方教堂文化并存的同时，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此，以极乐寺和文庙与基督三教堂和谐共处为象征，哈尔滨东西方宗教与文化以及东西方内部宗教教派之间，相互包容的新常态被固定下来。在道里区炮队街(现在通江街)的犹太社区犹太教堂与土耳其鞑靼教堂和谐并存;在道外区十二道街伊斯兰清真寺与南北六道街的英国天主教、基督教侵信会和景阳街的丹麦基督教信义会和谐并存;在道里区中医街的波兰天主教堂与新阳路的东正教堂和谐并存。非但西方教堂之间和谐共处，而且在东大直街东正教圣母升天教堂后面的俄国人墓地也与其他西方侨民墓地连在一起的， 犹太人墓地与俄国人墓地也紧密相连。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