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商场的象征意义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1898年中东铁路建设伊始就已确定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而且这个中心城市同时又被沙俄政府定位于“东方莫斯科”。“中心城市”与“东方莫斯科”这是两个性质和权重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心城市”是地理的和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东方莫斯科”则是沙皇政府把哈尔滨作为黄俄罗斯的“白都”定位的政治概念。

横跨中国东北腹地的中东铁路是沙皇政府与日本争夺东北霸权的政治工具目的是在东北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虽然俄国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大为缩小——从南满退守到北满，但是哈尔滨的“东方莫斯科”的定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全面地按照莫斯科的模式建设哈尔滨。10年后十月革命爆发，哈尔滨真的成了沙俄残余势力和一切反苏维埃力量聚集的白都。由此可见，在沙皇政府的眼里，“东方莫斯科”并不是对哈尔滨城市建设和建筑风格的溢美之辞，而是沙皇对哈尔滨的政治定位和由此而来的城市建设定位。

任何一个大的城市，特别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都必须有自己特有的地标建筑，正如中国首都北京的地标建筑是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而俄国首都莫斯科的地标建筑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瓦西里大教堂、国立古姆商场、国家博物馆四面围合的红场，它是俄国和莫斯科的象征。这些地标建筑都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排除一切私人建筑。

既然沙俄政府把哈尔滨定位于东方莫斯科，那么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就应该仿制于莫斯科红场。对此，沙皇政府中东铁路当局是早有策划的，他们1898年落脚于哈尔滨香坊地区不过是权宜之策，仅仅时隔一年就开始将城市中心向秦家岗（今南岗区）转移，并于1899年在全市制高点的中心位置，始建“东方莫斯科”的第一个大型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并赶在1900年新世纪伊始落成，它相当于红场的瓦西里大教堂，接着又建成了与莫斯科红场面积相近的尼古拉教堂广场。

之后不久爆发的日俄战争，俄军就是在这个教堂广场集结、祈祷、阅兵，然后出发去广场南侧火车站，登上列车开往旅顺战场。平常的日子里许多大型集会和宗教活动也是在这个广场举行。教堂一天多遍钟声吸引着城市多个教堂的钟声随之响起，全城的俄国信徒会立刻驻足祈祷，犹如莫斯科红场一样，显示了教堂广场的权威气势和俄国东正教与沙俄皇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按着莫斯科红场的地标模式，在哈尔滨的圣尼古拉教堂广场还应该有一座皇权建筑、一座国立商场和一座国家公共建筑。

哈尔滨最有资格称为皇权建筑的应该是中东铁路局，因为它摄有中东铁路沿线两侧纵深10公里的“铁路附属地”的行政、司法和驻军权，实际上它也是代表沙皇管辖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总督府。但是不知何故，这座相当于总督府的中东铁路局最终没有建在尼古拉教堂广场，而是在1904年建于教堂广场西侧百米之外的地方，即现在的哈尔滨铁路局。

正因为中东铁路局没有建在教堂广场，所以1906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中东铁路当局就抓紧按照红场国立古姆商场的模式，在圣尼古拉教堂广场建设莫斯科商场。史料没有发现莫斯科商场是私人投建的记载，据分析是中东铁路官方投资建设的，然后招商经营。莫斯科商场从成立到20年代初中东铁路局解体，期间一直属于中东铁路局管辖，这可以说明它是国立商场。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证明：1918年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纠结捷克兵团从远东围剿和抵抗苏联红军，这年的月3日，莫斯科商场被捷克兵团占用作为兵团司令部，这也证明莫斯科商场是中东铁路局的局属商场，因为霍尔瓦特是无权侵占私有财产的。另一个重要旁证是哈尔滨最大的商业资本家是远东著名的秋林洋行老板秋林，其实力雄厚而且早在中东铁路局最初在哈尔滨香坊地区落脚的时候，秋林洋行就紧随其后也在香坊地区落地经营。但是中东铁路局将城市中心从香坊地区转移到秦家岗（现南岗区）后，秋林未能将新的秋林商场建在作为全市中心位置的教堂广场，只能建在与教堂广场相隔两条街的新买卖街。而在秋林洋行之后始建的莫斯科商场，却建在了教堂广场与圣尼古拉大教堂主入口面对面的突出位置。很显然这是因为莫斯科红场的古姆商场是国立的，所以中东铁路局当局也不会允许任何私人商厦进入尼古拉大教堂广场。从此，庞大绮丽的莫斯科商场傲慢地耸立在圣尼古拉大教堂西侧，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

圣尼古拉大教堂和莫斯科商场完建之后，中东铁路当局在教堂广场周边为继续建设其它地标建筑，预留了大量建设用地。但是，沙皇政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日俄战争战败后会大势已去，行将末路。所以，苏联十月革命和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仅沙皇垮台，中东铁路当局在挣扎了几年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教堂广场周边预留的建筑用地——东北角1919年由意大利人建设一座基别洛索高大楼（后来的意大利领事馆），东南角1921年由俄侨建设一座梅耶洛维奇大楼（后来的荷花艺术学校），西南角1935年由日本人近藤建设一座新哈尔滨旅馆，这些后来的建筑都是非常精美的欧式或现代建筑，并与先期建成的尼古拉大教堂和莫斯科商场是那样的协调与和谐，以至于在后来人也包括现代人看来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其实，如果不是沙俄帝国逐渐衰落并走向灭亡，作为东方莫斯科的地标——尼古拉教堂广场会建筑得更加完善，在广场周边预留的建设用地上建设起来的就不是现在的建筑，而是与红场四建筑相匹配的更好的历史建筑！

事情的发展过程说明：只有尼古拉大教堂和莫斯科商场才是东方莫斯科地标意义上的建筑，而后来在广场周边建成的其它建筑只能是地标建筑的辅助建筑。而且在与莫斯科红场的四建筑相比四缺二的情况下，莫斯科商场对构成东方莫斯科的地标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莫斯科商场就构不成东方莫斯科的地标，而哈尔滨就会成为没有地标的东方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商场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商业价值，是它与圣尼古拉大教堂共同构建了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地标，确定了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历史地位。

以上只是从重要地标意义上，说莫斯科商场对东方莫斯科的象征意义。而从莫斯科商场的建筑特色和建筑风格来看，它也酷似红场的古姆商厦。

红场的国立古姆商场建于1893年，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风靡整个欧洲之时，所以红场的古姆商场兼具古典主义和新艺术运动两种建筑风格，而13年后建设的哈尔滨的莫斯科商场，则是典型的新艺术建筑风格。

古姆商场和莫斯科商场均呈U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体量都很大，均由三个标准段和两个连接体组成；古姆商场的长度达240米，而莫斯科商场的长度也超过200米，但是因三个标准段建筑都不在一个平面上，使得整个建筑跨度长而不呆板、规模庞大而不失生动活泼；所不同的是古姆商场只是在两侧标准段建筑的末端转向两侧街道，而莫斯科商场除中央立面面向尼古拉大教堂而外，左右两侧立面分别面向两侧的街道。

两个商场建筑的三段式中间的两个连接体或称转折体，均很宽大并做了独立处理，连接体的顶层均有美丽的穹顶标示；所不同的是古姆商场的两个转折体之上是墨绿色四面体方形穹顶，而莫斯科商场的两个转折体之上是深红色的八面体围合而成的圆形穹顶。

两个商场三段式的中央立面的统领性都很强，古姆商场的中央立面的顶端是带有两层老虎窗的双塔和蒙纱穹顶，而莫斯科商场的中央立面顶端是深灰色的硕大长方形扁平穹顶，十分抢眼。

两个商场的三段式的两侧立面十分对称，三个立面又都有连续的拱形门窗，使整体建筑庄严、典雅、浪漫。所不同的是古姆商场三个立面的一层中央均有拱形大门，而莫斯科商场每个店铺均有独立在外的小型步梯，精美而又方便。

两个商场建筑标段鲜明，多处采用曲线造型和铁艺装饰，充分彰显着新艺术运动摩登浪漫的建筑特色。古姆商场的三个正立面一气贯通，气势磅礴；而莫斯科商场的三个正立面迂回曲折，摩登浪漫，彰显着新艺术运动的建筑特色。

经营模式上看，哈尔滨莫斯科商场与红场古姆商场大体上也是一样的，都属于众多业主的共同商场，场内根据业主和商品种类分割成若干各自独立的经营铺面。古姆商场上下两层大约分割成百余个经销间，而哈尔滨莫斯科商场三个分段上下两层也有几十个互不相通、各自独立的经销间，有利于自主经营和专业化营销。此外，两个商场的共同特点都是经销世界品牌商品，为各国高端人群提供消费服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建筑特色、还是经营模式，哈尔滨的莫斯科商场与红场的古姆商厦堪称是亲姊妹。古姆商场与瓦西里大教堂和克里姆林宫与国家博物馆围合而成莫斯科的国家地标——红场，而哈尔滨莫斯科商场与圣尼古拉大教堂共同构建了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地标！

莫斯科商场从1906年至1923年，一直是哈尔滨各国侨民高端商品的商场。莫斯科商场华丽的外表和高贵的贵族气质，加上对面圣尼古拉大教堂营造的神圣氛围，使得莫斯科商场成为贵族侨民的购物天堂。教堂的钟声时刻都在召唤着全市各个角落的侨民来此汇聚，甚至也在召唤世界各地的侨民来此东方莫斯科汇聚。事实上作为东方莫斯科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和莫斯科商场所创造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所无法比拟和无可替代的文化和购物环境，成为凝聚各国侨民和不断吸引各国商人来哈投资甚而移民扎根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3年以后，中东铁路局不复存在了。管理原铁路附属地的是新成立的东省特区，哈尔滨也变成特别市，除中东铁路中苏共管外，其它一切主权收归国有。此时的莫斯科商场随着各个侨民的不断减少，营业规模也在逐渐缩。1923年月2日，由中东铁路督办王景春任会长的东省文物研究会陈列所在此成立并利用商场的部分厅室并对外展出。1923年0月中东铁路普育中学校（今哈尔滨第三中学的前身）在莫斯科商场内创办，1924年新校舍竣工旋即迁出。此后莫斯科商场多次更名1929年改称东省特别区研究会（陈列所）；1931年改称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所；1932年改称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1936年改称伪滨江省立文物研究所；1937年改称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博物馆）；1945年改称哈尔滨地志博物馆；1946年日本投降，俄国人接管，改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常设运输经济陈列馆；1951年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自然陈列馆；1951年1月10日，中国铁路第一所技术馆——中长铁路技术馆在此设立，后曾一度辟为中长铁路纪念馆。后经人民政府文化部门接管，改称“松江省科学博物馆”。1954年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定名为黑龙江省博物馆。1962年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至今。

纵观莫斯科商场从1906年建立到现在2016年110年的历史，作为商场的时间只有近20余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陈列馆、展览馆和博物馆，是公共文化场所，相当于莫斯科红场国家博物馆，也就是说，莫斯科商场终生在国立商场和国家博物馆两项职能中间转换，无愧于东方莫斯科地标建筑的历史使命。

但是令莫斯科商场永生震撼和心痛的是，1966年在她身边的与她共赴使命、生死与共、朝夕相处整整60年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毁于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当作“四旧”拆毁了！耶稣在天堂里会听到莫斯科商场对尼古拉大教堂的呼叫与痛哭声。

祸不单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67年5月3日，中国抗日英雄于天放冤死于莫斯科商场地下室。莫斯科商场与于天放并无直接关联，可是作为东方莫斯科地标建筑的莫斯科商场，她知道日寇是中俄两国共同的敌人。在日俄战争期间，她见证了俄军从教堂广场出发奔赴辽东半岛前线同日寇作战。在日本人侵占哈尔滨期间，她目睹了日军进城在教堂广场的耀武扬威，见证了她的对面颐园街1号和3号的日本特务中心上演的一幕幕阴谋诡计，也见证了她的北邻日本总领馆秘密将抗联战俘和平民百姓，输送到日本731部队做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抗战胜利后，她的展厅曾经隆重展出中苏联合抗日的历史记录和英雄事迹。我不敢肯定于天放的抗日故事是否在她的厅室展出，但是是这并不重要，她知道日寇也是是俄国的宿敌就足够了！

于天放是中国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员。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作为中共清华大学的支部书记的于天放联合五名东北籍清华大学学生“打回老家去”，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组建了打响中共武装抗日第一枪的东北巴彦游击队。在长达13年极其艰苦卓绝武装抗日斗争中，于天放一直是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抗联部队中的著名将领。1944年2月9日，于天放因汉奸告密被日寇抓捕。在狱中他拒绝利诱，挺过刑罚，同敌人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终于在日寇投降前夕成功越狱，看到了祖国的光复。1950年他写了《牢门脱险记》一书，真实地叙述他牢门脱险的过程，成为家喻户晓的抗联英雄故事。可是此书出版后就有人怀疑事实真伪，为此1956年春，经罗瑞卿批准公安部成立专案组，把当年布控抓捕和审讯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枝，从苏联引渡到我国进行审讯。据主审人康曾同志介绍，中西正枝承认他亲自布控和审讯于天放，而且用了刑，于天放没有变节行为。中西正枝说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人，我们一个也没有争取过来，于天放也是如此。中西正枝还交代了于天放越狱的情况：他们为了研究苏军越境后可能的作战路径，让于天放在地图上作出标示,于天放伪称自己用刑后脑筋不好，故意把地图标示的时间拖延到出现青沙帐的时候，并趁机对自己越狱后的逃跑路线作了仔细的策划，而在地图标示上对敌人作出诱导。中西正枝说，原本我们想利用于天放，却反被他所利用。如果不是日本很快投降，我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从抗战胜利到文革之前，于天放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建国前他历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法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黑龙江大学校长。但是暗算他的人也始终不断。

于天放同志的“问题”本来已经调查清楚也作出了结论，并在当时就已经向黑龙江省委做了正式报告。但在文革中又有人趁混乱之机，大肆欺骗和恶毒煽动群众，诬蔑于天放是“假越狱真释放”，是“大叛徒”、“大特务“、“炮轰派黑后台”，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于天放，甚至卑鄙地诱逼当年审讯日本战犯的康曾同志作伪证，“证明”于天放是叛徒，遭到康曾同志的严词拒绝和愤怒谴责。于是他们将于天放秘密关押于莫斯科商场（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地下室继续逼供。于天放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但是他容不得党内有人对自己革命人格的侮辱和政治陷害，于5月3日深夜割腕自杀，时年59岁。

著名的抗联歌曲《露营之歌》，歌颂了抗联部队的战斗生活，而于天放正是这首气壮山河歌曲的词作者之一。歌词分四段分别叙述春、夏、秋、冬四季抗联战士的艰难困苦和英勇善战。陈雷写春季歌词；李兆麟写夏秋两季歌词；于天放写冬季歌词，也是歌曲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