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与一起大冤案背后的故事（原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哈尔滨破获了一起轰动全市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杀人大案，而以这起潜伏特务杀人案为素材的反特电影《徐秋影案件》的上映，更是将此案的影响推至全国。虽然影片开头字幕里写着故事的发生地是“东北某城市”，但人们大都知道指的是哈尔滨市，尤其是哈尔滨市的许多观众，更知道影片里的主要人物女特务的原型指的是谁，叫什么名字，“潜伏”在什么工作单位。而时隔三十多年后，这个特务大案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定是一起错判的冤案而获得平反昭雪。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一

1986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来到道里区经纬街18号哈尔滨市电影公司二楼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你们现在上映的电影《徐秋影案件》里女特务的原型，我叫邵玉魁。我的案子是冤案，已经平反，我要求你们停止放映这部影片！”

时值哈尔滨市解放四十周年，作为市里安排的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市电影公司正在举办“哈尔滨市解放四十周年电影放映周汇映活动”，将片库中多部与哈尔滨这座城市有关的故事片挑选出来，在全市发行放映。其中包括描写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彩色故事片《哈尔滨大谋杀案》；再现七十年代我公安战士与苏修派遣及暗藏的间谍进行斗争，最后将其一网打尽的彩色故事片《黑三角》；反映建国后发生在哈尔滨市的一起国民党特务杀人大案被侦破的惊险反特影片《徐秋影案件》等。而此时的《徐秋影案件》，已是一部拍摄于三十年前的一部黑白旧片，属多年不上映的老电影。邵玉魁则是这部老电影里反面人物主角女特务邱涤凡的原型。

电影《黑三角》剧照

照说电影公司对邵玉魁特务案和《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都比较熟悉，确切地说是距离非常的近。一则案件发生在本市，轰动一时；二则电影公司与案件被害人赵洁珊生前所在单位市教育局（1951年改称文教局，1953年分为文化局和教育局）是上下级关系，同属一个系统；其三，电影《徐秋影案件》的编剧黑龙江省著名作家、剧作家丛深的爱人就在电影公司工作，是电影公司的机关干部。但时过境迁，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大都离退，所以邵玉魁的此次突然造访，并没有引起多少惊讶和关注。但邵玉魁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挺特殊，以前从未遇到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时无法答复，于是将问题报告给了隔壁主管业务的公司副经理吕占生。

吕占生来到办公室，他非常客气地让邵玉魁坐下说，点燃了一支烟坐在邵的对面。邵玉魁坚持要站着说，她表情郑重，不卑不亢，思维清晰，在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案情并重复了上述的意思后，又补充道：“我的案子已于去年由黑龙江省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改判无罪申请，我正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现在问题是这部影片已构成对我名誉和精神上的伤害，包括现在，因为人们一提到我，就会想到《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一提到《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就会想到我。所以，作为这桩冤案的受害人，我有理由也有权利要求你们电影公司现在停止这部电影的发行放映！”

出于对当事人的同情，吕占生神情凝重略皱着眉边吸烟边望着邵玉魁，认真仔细地倾听着她的叙述，同时思考着如何答复。等邵玉魁说完后，吕占生放下手里的烟，点了点头，态度平和、耐心地向她作着解释：“你的话我听明白了。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一，这部片子的发行放映是为纪念哈市解放四十周年活动而安排的，是计划中的事；二、这部片子是否发行放映，不是我们市电影公司这一级单位所能决定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这儿，也不在省里，而归国家广电部电影局管理。所以，你可以将你的这个问题直接反映到北京国家广电部电影局，由他们来处理。”对于吕占生客观如实的答复，邵玉魁没再说什么，告辞转身离去。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办事，恰巧目睹了这个过程，也有幸见到了这个蒙冤半个甲子又意志坚强、坚持不懈地抗争，最终迎来晚霞曙光的传奇老人。此后，我曾在与她的案件相牵连的工厂街上遇到过她，远远望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身态硬朗，步履轻松，衣着干净朴素，同普通人一样。如果不是刻意提醒，没人会想道她曾有过这段非同寻常的不幸人生经历。而她又是位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当时的年月，像她这样有文化的女性是不多的。望着她的背影，我不禁感叹，倘若没有这起冤案，这会儿她当是一个儿孙满堂、含饴弄孙的幸福老太太。而命运又有意地在捉弄她，鬼使神差地让她与这种普通人的生活失之交臂。

二

我的父亲是文化局系统的老同志，过去曾听他提及过文化局内因邵玉魁案受牵连的人和事。父亲有个朋友是干部夜校时的老同学，此人是监狱的管教干部，而他的女儿与我的姐姐是同学，经常来我家玩儿。有一天晚上，姐姐的这个同学在我家里神秘地向我们这些孩子说起她爸爸监狱里的事：“监狱里有个女政治犯，是国民党老特务，已经在监狱里面关了好多年了。她闲暇时在监舍里织毛衣，手巧，织的毛衣可漂亮了。她心里可盼望着国民党反攻大陆了，若是国民党来了，她一定会是个大红人，胸前挂上很多奖章，因为她被关的时间长，不容易，是有大功的！”姐姐的同学说的这个女特务就是邵玉魁，而此时的邵玉魁已经在监狱里被囚禁了近二十年。说她手巧能织出漂亮的毛衣，应该是真的，因为这事很普通，过去很多女同志都会。而说她盼望着国民党来给她胸前戴满奖章，则是瞎猜，说好听一点这也是一种简单的推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促成邵玉魁这起冤案的定案成分里，确实含有一定的推理因素，但这个推理是比较复杂和宽泛的。

电影《徐秋影案件》剧照

简单回顾当年侦办邵玉魁特务案的过程，它的来龙去脉的路线图是：一起凶杀案→悬案→重启、限期破案→线索→调查→巧合→怀疑→推断→认定→抓捕审讯→嫌犯否认→连续强行诱供、逼供→嫌犯招供。大致的情况是，1948年初冬的一天松花江边发现一具被枪杀的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教育局女秘书赵洁珊，因一时难于侦破而立为悬案。三年后的1951年应被害人家属的强烈要求，市领导责成市公安局限期破案，于是侦破组成立重新侦办，在侦办过程中办案人员误将赵洁珊抄录的一段鲁迅先生的话，视为其有反动思想的流露，又顺着赵洁珊所记录的邵玉魁娘家的地址，将其生前好友邵玉魁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巧合的是邵玉魁及其两个胞弟还有他的二妹夫李子和等四人，都有曾为国民党效过力的“历史问题”，加重了办案人员对他们的怀疑，再加上赵洁珊遇害后，邵家曾上缴过一把小手枪，而枪的型号与杀害赵洁珊所使用的枪型号相同。同时，随手枪一同上缴的子弹的数量少了一发，偏巧赵洁珊又是被一枪毙命。按照这个思维逻辑推断，以邵家这四位成员为中心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团伙就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再结合赵洁珊生前“思想反动”，遇害前的心神不宁、紧张不安，匪夷所思地写过一句悲观绝望的话，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赵洁珊也是这个特务团伙中的一员，因其精神压力大思想产生动摇、想要背叛弃暗投明时，而被邵氏姐弟等联手合谋将其杀害除掉。如此，也就基本认定了嫌犯犯罪事实的存在，于是开始收网抓捕。而这个侦办过程，也是颇费周折的，又是一个耗时三年。1954年邵玉魁姐弟和妹夫等人被捕……。1959年邵玉魁的大弟邵莲魁及二妹夫李子和被判死刑处决，小弟邵亚魁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出狱后服毒自杀）。邵玉魁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邵玉魁也曾原本有一个夫妻恩爱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丈夫王长春是道外区政府的干部。随着她的被捕及案情的深入，那个曾经拥有过的温暖的小家，则离她越来越远。她被捕时已怀有身孕，两个月后产下一个男婴，取名铁生，七天后被丈夫抱走，后来丈夫又被迫与她离婚。这起错案使她家破人亡、夫离子散。

三

误判条件下的推理的结果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它也往往会将误判演绎推至更大的误判，使问题变得更加曲折和复杂，而这种曲折性与复杂性却客观地增加了其故事性和吸引性。也正因为如此，邵玉魁这起假特务案竟被弄得比其他许多成功告破的真特务案的影响规模还要大，以至于产生了前所未有轰动效应。1955年《哈尔滨日报》发表了《哈尔滨市人民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潜伏特务案》一文后，《黑龙江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等国内主要媒体相继刊发破获这个案件的长篇报道。

电影《徐秋影案件》片场照

1956年，黑龙江著名作家丛深和另一位作家李赤合作，以该案为素材编写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长春电影制片厂闻风而动，很快组织了由于彦夫执导的摄制组来哈进行拍摄，将这个剧本搬上银幕，影片上映即引起轰动。就广大普通观众来说，有滋有味地欣赏《徐秋影案件》这部惊险反特电影，非哈尔滨市的观众莫属。因为影片里不仅有他们所熟悉的本地街景，更有他们所好奇和期待看到的侦破这起特务案的“情景再现”。他们拿现实中的“女特务”邵玉魁比照电影里的女特务邱涤凡；看着电影里的女特务邱涤凡，议论着现实生活中的“女特务”邵玉魁。《徐秋影案件》电影文学剧本于1958年被文化部评为电影创作三等奖，后又被选入《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该影片也被评为优秀反特影片。除此之外，有关《徐秋影案件》的连环画、杂志、舞台剧等等相继出现，相应地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传播。

连环画《徐秋影案件》封面

然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外界的广大普通观众、包括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们所不了解的是，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围绕着邵玉魁等人案情的最后审定结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是特务还是被冤枉？公检法内部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波三折，近乎于“地动山摇”。

1956年，针对于该案一审中存在着诸多疑点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由市检察院牵头、会同市法院和市公安局组成联合检察组对该案进行重新复查。他们审卷宗、提讯在押嫌犯、勘察案发现场、赴沈阳、长春查阅敌伪档案等，耗时七个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形成一份近三万字的《关于李子和、邵莲魁、邵玉魁等七人反革命杀人案的检查报告》，其结论明确认为这是一起错案。这份报告得到市法院、市检察院一些领导的支持，认为应该重新定案。市公安局少数领导看了复查报告后，也觉得该案证据不足。然而这与坚持错误定案的一些人形成了严重的分歧与激烈的争议，当时市委常委兼公安局的负责人出面将此事给压下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市公安局按照这位主管领导的授意，对该案又进行了重审，针锋相对地写出二万字的《赵洁珊被杀害的检查报告》，认定邵家四人是特务，赵洁珊为邵家姐弟合谋枪杀，在押案犯均“口供一致”，确定无疑。不久，反右斗争进入高潮，市法院、市检察院许多参与和支持邵玉魁特务案为错案观点的人，都被冠以“为反革命杀人犯鸣冤叫屈”，“同情反革命一伙，思想右倾”的罪名，打成右派。此后，公检法中也就没人再敢对这起错案提出反对意见。

可见，当年对这起错案认定的是与非，也曾是“悬于一线”！但是不可否认，电影《徐秋影案件》的产生与影响加之各类媒介的宣传传播，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对于恢复此案的真相，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羁绊作用。

四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邵玉魁身上的这起历史冤案其促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刑侦技术条件落后、办案人员的误判、推理，强行诱供、逼供，以及受电影等媒介过度宣传的影响和受反右政治运动的冲击外，也与其特殊历史环境的大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和影响。

自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市解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反特的对敌斗争形势也是非常严峻和复杂的，我公安战线的警惕性也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尤其是哈尔滨这个全国首个解放的东北重镇，解放初期的反特工作更为艰巨和繁重，这个时期的敌特分子的特点是，派遣和潜伏的特务组织多样、成员多、成分复杂、危害性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构成严重的威胁，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仅1949年8月市公安局向社会的一次公开展示中可看到，从1946年哈尔滨市解放以来的三年间，全市所破获的各类特务组织23个，捕获特务480名。1950年原解放前哈尔滨的电影业资本家朱安东从北京回到哈市，受沙俄残余分子的蛊惑拉拢，加入到他们的美蒋“白星”特务组织搞阴谋破坏活动被捕获，加之以前日伪时期所犯罪行于次年被枪决。而进入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紧张的加剧，反特工作又面临着来自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与斗争。虽然远不及与国民党特务斗争的激烈复杂，但声势依然浩大。电影、报纸、小说、连环画等进行广泛宣传，一旦出现敌情活动，机关、厂矿、街道、学校等，都进行认真传达，到处是警惕的眼睛，使敌特间谍分子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4年1月15日晚发生在北京郊区破获的苏联间谍大案，当场成功抓获五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和一名内地潜伏特务（黑龙江籍），轰动了全世界。从多年后的解密材料方知，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指挥布置的将计就计、诱敌上钩、收网全歼的连环戏，使苏联针对我国实施的间谍丑行曝光于天下、丢尽颜面。从这些鲜明事例的背后，可以感受到当年有多少直接战斗在反特战线上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与热忱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