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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中国东北边陲的移民之城哈尔滨虽然是仅仅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的年轻城市，但是，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哈尔滨这座城市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它崛起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末叶。它是在沙俄和日本两个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的夹缝中，诞生和挣扎着生存的。在它短暂的中国近代史上，既给中国华民族带来荣耀，又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根据地。解放战争伊始，哈尔滨就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哈尔滨这个解放区作为根据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赋予哈尔滨成为新中国的奠基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临别前，毛主席对刘少奇说：“这一阶段党内的工作就全靠你了！”刘少奇说：“有事我电报请示主席。”毛主席说：“那不可能，远水解不了近渴。”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可谓日理万机。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各个方面的事务。
正当毛主席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为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所占席位和所存在军队的数量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共特科给陕北中共中央发来情报。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迅速接管了东北，国民党尚无暇东顾，没有一兵一卒染指东北。本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中央已初步决定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在东北如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
正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用战略的眼光瞄准了这个千古难逢的机遇，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发电报。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于是，刘少奇开始行动了。刘少奇在那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在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关键性的决策，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刘少奇的战略决策让中国共产党从低谷走向胜利，刘少奇的战略部署让新中国的诞生成为必然！刘少奇为何能在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时刻，做出令人惊叹的伟大决定呢？那是因为刘少奇曾经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在哈尔滨领导过中东铁路工人运动。他太了解当时东北的中心，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红色历史以及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历史辉煌业绩了。
1、进军东北是党的重大战略部署
刘少奇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命令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开赴东北，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他又不断的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等方面的部队加快向东北进军的速度。在那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时刻时不我待，必须抢占先机。当时有三个美国记者正在延安采访，征用了他们的一架小飞机。在这架小飞机里，塞进了18名党的高级将领飞往东北。这18个人是共和国的3名元帅和15名中将以上的将领，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黄华、陈锡联、陈再道、傅秋涛、李天佑、邓华、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将这一情报呈报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看了大惊失色、懊悔不已。刘少奇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的大小城市。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又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其中有：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乌兰夫、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向。李运昌和唐凯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一路上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十三个县、两个市。接着，进驻了沈阳。
其实，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准确的。
当时刘少奇也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正要开赴东北的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首先解放哈尔滨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整个解放战争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主席重庆谈判之后，回到延安后开始休假，直到1946年春，刘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而揭开、指挥、领导我党我军夺取东北这一伟大斗争序幕的就是刘少奇。而最早率部进入东北的第一人，就是原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将军，当年刘少奇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毛主席在1945年12月关于建设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只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搞好土改，才能有充足的兵源和物资支前。东北是工业集中和发达地区，如果我们夺取了东北，就可以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2、决战前夜的变数
抗战胜利前夜，中国共产党将东北问题看作战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这里。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断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二是决定调配100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三是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
从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到1946年6月国共双方在东北暂时停战,东北的情况特别复杂，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共产党在东北的决策和部署，最初是“独占东北改为创造根据地”。由于北满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1945年9 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巩固东北之后方。”
随后，中共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林彪、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陶铸、刘亚楼等率领11万大军和彭真、陈云、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林枫等率领大批干部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发展和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派钟子云带领王建中、于林、刘铁男夫妇、何延川夫妇以及通讯员等20余人抵达哈尔滨。组建了中共滨江工作委员会（简称滨江工委），钟子云任书记，委员有李兆麟、张罗、张观等。滨江工委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机关设在道外保障街（今哈尔滨保障小学旧楼），滨江工委管辖哈尔滨市和滨江省的全部。
陈云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主持中共北满分局的工作。在他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晚上21时，驻哈尔滨的苏军就告诉他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命令我军22日全部退出哈尔滨市。陈云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陪同下，同哈尔滨苏军当局进行交涉，毫无结果，苏方态度强硬。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将对陈云说：“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原来美蒋在11月中旬，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因为苏联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制约，不得不将中长铁路沿线的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会见彭真和伍修权时甚至无礼地说：“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不得不在部署钟子云、李兆麟等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后，于11月22日晚率北满分局、松江省工委、松江军区机关离开哈尔滨，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约6公里的宾县。1946年元旦，国民党接收了哈尔滨。
3、解放哈尔滨
陈云经过同苏军沈阳、长春、哈尔滨当局的多次接触和交涉，对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有了比别人更准确的理解。即苏联在东北对中共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帮助”，特别是不能公开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加上对东北匪情和人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等情况的掌握，使陈云对创建离大城市较远的北满根据地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北满分局撤出哈尔滨后，陈云即致电林彪、彭真，指出北满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将主力部队及军事干部分散各县，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肃清反动土匪，建立政权。在哈尔滨市内争取群众，孤立国民党，以造成将来重入哈尔滨市的条件。
陈云说，苏军很快就要撤退了，蒋介石对东北的大城市都想占。苏军撤退后，我们占领哈尔滨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打后占领；二是小打或不打而占领，军队本身应该做打的准备，而且要做好打的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就有了充分的把握争取胜利，绝不给隐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军以可乘之机。
解放哈尔滨是直接在北满分局领导下进行的，359旅主力及松江主力担任占领哈尔滨的任务。1946年4月初，以359旅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建立了临时指挥部。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任总指挥，359旅旅长刘转连任副总指挥。359旅及松江部队共1.2万多人陆续进到哈尔滨市郊，从北安调来1 300人在松花江北岸的松浦集结。
当时哈尔滨市10个市区，民主联军已进驻7个区。只有南岗、道里、道外3个区因苏军未撤尚未进去。在哈尔滨市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东北行营参谋长董彦平等人，提出保留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遭到中共北满分局的拒绝。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于4月25日随苏军撤退，逃往海参崴，再取道逃回国民党统治区。但国民党在哈尔滨市的所谓正规军、护路军、警察和形形色色由国民党委任、打着中央招牌拼凑起来的政治土匪，共有5 000余人，决心同民主联军争夺哈尔滨。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歼灭了国民党两个精锐团之后，国民党军队才缩回长春，只有少数部队在陶赖昭与民主联军隔江对峙。蒋介石深感兵力不足，无法与解放军在哈尔滨对峙，不得不同意在东北停战进行谈判。结果东北停战延续了4个月，一直到1947年上半年，在解放军取得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以及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才彻底改变，才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4月28日拂晓5时，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部队开始进攻哈尔滨，部队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在前进途中，只在南岗和道外个别地方遇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但迅速被歼灭，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区，受到全市70万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党、政、军各省属机关也迁回哈尔滨，哈尔滨从此永远回到人民手中。
二、哈尔滨人民的思想觉悟是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日子里，哈尔滨人民在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努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以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事业，使哈尔滨市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后方。
1、成立“同情组”巩固革命根据地
哈尔滨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城市。哈尔滨铁路的工人阶级曾经与俄国的工人阶级共同劳动、并肩战斗，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和熏陶，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使哈尔滨成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心。哈尔滨的工人阶级队伍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哈尔滨人民的思想觉悟和是非观念也是很高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大搞国共合作，甚至很多中共党员都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以至于在国民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对于哈尔滨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造成了只知国民党而不知共产党的现象。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之后，首先对铁路的的一些大型工厂企业实行军管。当时，军代表和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在工人中成立“同情组”。“同情组”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在群众中宣传国民党背叛革命，挑起内战的事实真相。宣传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以及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民大众的道理等。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
同时，党组织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当时党员的预备期是一个月，党员与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互不认识。党支部每隔十几天，或半个月开一次碰头会，有时在沟里，有时在车趟子里。时间也就是两三分钟，主要内容就是倾听群众的反映，把一些对党不满的和反党的坏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汇报给党支部。提防他们破坏工厂的设备设施和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2、组织东光寮训练班培训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哈尔滨香坊监狱的“政治犯”被陆续释放出来。8月20日，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并在全市实行了军事管制。这些人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就去找苏军卫戍司令部的苏联红军，苏军答应把位于道外区许公路的“东光寮”批给他们。8月27日，周维斌、张观、孙刚犁、李光复、王景侠、刘忠民、樊继光、廖春潮、宋维仁等20多人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周维斌为书记，张观为副书记，王景侠负责组织工作，李光复负责宣传工作，刘忠民负责军事工作，樊继光、廖春潮负责青年和学生工作，宋维仁负责秘书工作。其实，这里面有的人辟如孙刚犁等还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被选为省委书记的周维斌也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党的旗号，宣传党，为党做一些工作。在周维斌和张观去沈阳找党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在东光寮办班，一共办了三期，有时四五十人，有时一百人左右。后来当东北局派干部张秀英和王江夫到东光寮搞群众运动时，发现他们在第一、第二期学员中曾经搞过集体填发登记表发展党员的情况，立即制止了他们的这种错误做法。随后，中共中央派钟子云、王建中、李桂森等二十余人到哈尔滨开展工作，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撤消了这个“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1945年10月份，有一个叫李振东的人来到东光寮。李振东又名李志，河北省献县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期间，随四野南下，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李振东从原籍来哈尔滨，他是受党组织委派，来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的。李振东一到哈尔滨，就千方百计地与中共哈尔滨的一些领导，如张寿笺、张林等人取得联系，接受了当时党组织的“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
李振东利用其父李玉梁在哈铁材料总厂当工头儿的便利条件，在铁路工人中活动。他把发现的一些有朝气、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当作骨干，找到家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主要是往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共产党救国救民等方面引导，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萌动他们的爱党和投身解放战争的思想意识。当时，李振东的弟弟李振芳、亲戚宗振远、邻居张梦魁、工人郎平等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加入了这个团队。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地扩大聊天的对象和内容，使这个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李振东看到条件成熟，经过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的首肯，他也进入东光寮，于1945年10月，在东光寮成立了一个中共东光寮训练班。这个革命组织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为解放战争输送了一大批革命战士。
东光寮训练班成立之初，由李振东给大家讲课，他的弟弟李振芳负责后勤工作。李振芳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发动他家的亲戚和可靠的朋友加入训练班，跟他一起忙乎训练班的各项工作。他的这些亲戚和朋友，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讲课一般分为两班，白班是下午2时开始，到下午5时结束，下午一般不太惹人注意。晚班是晚6时到晚9时，大多数人是白天去工作，下班后来参加活动的工人。李振东一开始给大家讲中共领导人、党章、党的政策和方针等常识，后来，还请哈尔滨的一些党的领导人来讲课。内容都是一些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党的知识和政策，打垮国民党、建设新中国的内容。学习之余就是让大家出去活动，落实当时省委市委布置安排的任务，即扩军备战、搞好宣传，动员组织青年报名参军，支援解放战争。这也是中共领导派李振东到哈尔滨来的主要任务。
刚开始，李振东让大家先在亲戚朋友中做宣传工作，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报名参军，接着扩大到邻居当中，逐渐发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在训练班成立1个多月后，学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个。这些学员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光寮训练班在社会各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哈尔滨支援解放战争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哈尔滨，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他们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实行绑票、逮捕和暗杀活动。那时候，每次上课都有人站岗放哨。每次活动都有专人分班带领。但是，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训练班学员也有个别人失踪的，当时因为条件所限，无法去调查追踪，领导只能时刻地告诫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成帮结队地活动和回家。
1946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了，中共哈尔滨东光寮训练班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除了一部分学员参加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成为解放军部队中的干部。另一部分留在哈尔滨的学员，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军管区、市保安总队、各区公安分局或派出所去工作，有的还成为哈尔滨各个单位和部门的骨干和领导人。
3、开展青运、妇女工作，扩大工运成果
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踊跃参军支前，特别是广大青年更是站在斗争前沿，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对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4月28日，苏联红军按照协议，撤出哈尔滨。随后，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1946年6月，党中央派蒋南翔到哈尔滨市领导青年运劫。1946年8月11日，哈尔滨市各进步青年组织如“共学会”“青年俱乐部”“哈尔滨青年文学会”等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了“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青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1948年5月，“民主青年同盟”已发展到43个支部3 000多盟员，成员也由单一的学生，发展到学生、工人、店员、教师、职员和青年农民等各个阶层，成为东北解放区影响最大的一支进步青年组织，为哈尔滨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10月，哈尔滨成立了哈尔滨妇女联合会。哈尔滨妇女联合会针对东北局解放战争时期“生产第一、支援前线”的指示，开展妇女工作。而哈尔滨的各界妇女在解放战争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哈尔滨烟厂的女工除了完成正常的工作之外，还捐献军鞋920双，捐款48万元；汽车厂女工业余时间纳鞋底做军鞋、军服；许多女医务人员、女教师、女学生组织起来，在业余时间走上社会踊跃参加支前活动。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支前的军服方面，哈尔滨的妇女界是首当其冲的。无论是缝纫，还是絮绗，除了完成任务之外，所有军队急需的军装军服临时需求任务，女工们总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任务。为了完成大批量的军需生产任务，妇联配合哈尔滨市各级政府，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纺织合作社和被服厂、絮绗厂的工作。放了大量的棉线，做了大量的棉衣和棉鞋。在全市的支前工作中涌现了各类妇女模范2 800多人。
总之，解放战争中哈尔滨的工运活动以及哈尔滨各界人民前所未有的拥军支前的热情，为扩大党的队伍、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开展反奸除霸斗争巩固革命政权
中国共产党解放并接管哈尔滨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群众工作的内容和分量显著增加了。首要的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工人和市民投入到积极支前和管理城市的工作中来。但是为了站稳脚跟，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就必须让人民了解共产党，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当时，哈尔滨社会上和各行中存在一些反动分子和恶霸，给哈尔滨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和恐惧，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䰍安定因素。党组织和军代表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奸除霸斗争。
譬如老巴夺烟厂的经理赵一拂经常克扣工人工资，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民运工作队就进入烟厂，召开全厂女工的诉苦大会，发动工人控诉赵一拂。女工王玉蓉声泪俱下的控诉激起全厂工人的极大愤怒，烟厂的一些工贼恶霸也被揭露出来，受到清算和惩罚。1946年7月《东北日报》报道了，老巴夺烟厂开展反奸清算和诉苦运动的情况。这次反奸除霸活动提高了工人觉悟，开除了6名工贼。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好会员”活动。
又如，巡作队还发动群众斗争了车辆厂的日本特务曲海峰、电车厂的日伪特务石光和吴彦喜、挖出了隐藏在哈尔斌铁路局的日本特务徐小辫儿、宋大马棒等。
1946年4月27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哈尔滨机务段召开了清算伪满时期欺压工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原庶务主任足利太三郎罪行的斗争大会。1946年底，哈尔滨机务段还开展了一次反奸斗争。工人们斗争了汉奸罗汉兴，工头刘长海，恶霸地包王等。大涨了工人们的志气。
5月5日，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工厂、商店、街道，发动城市贫民、工人进行清算斗争，提出“反奸清算，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修住官房，分种公地”的斗争口号。
5月初 哈尔滨市市委抽调130多名干部组成4个民运工作大队，分赴三棵树、香坊、新阳、顾乡、道外等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同时，陆续向私营工商企业派工作队，向工人、店员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工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的道理。
5月17日，《东北日报》报道：民运工作队发动新阳区、三十六棚街道贫民和工人群众在工部小学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清算斗争大会，控诉伪满配给店老板穆景文（绰号穆小鬼）、范春阳（绰号小店）苛扣、欺压群众的罪行。23日，哈尔滨大同酒精公司第一厂召开工人清算斗争大会。7月14日，顾乡屯万人公审汉奸冯大棒子——伪满顾乡警察署警尉冯竞，公审后执行枪决。12月，蒋化屯土改工作队召开数千人的公审大会。发动群众诉苦揭露国民党建军连长、四代大恶霸白永芳罪行。会后就地将其枪决。1947年7月3日，松花江哈尔滨码头工人清算把头，成立码头工人工会。21日，哈尔滨市数千名铁工业工人在华乐戏院铆会，斗争伪西傅家区长、启新铁工厂资本家、汉奸肖星三。会后被依法处决。
随着反奸除霸斗争的不断深入，哈尔滨广大群众开始揭露哈尔滨最大的恶霸姚锡九和李九鹏的罪行。姚锡九是姚家产业的大把头（他抢占民房、强奸妇女、图财害命、罪行累累。他承包修建松花江铁路大桥时，故意制造事故，造成木圈漏水，淹死50名修建桥墩的工人，他从中捞取了2.5万现大洋抚恤金。日伪时期，他投入日本人怀抱，充当汉奸，残害革命志士。李九鹏是日本关东军的仓库主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残害很多人，致使他们家破人亡。报经哈尔滨市委和东北局的批准，召开了公审大会，为民除害处决了这两个恶霸。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7年8月31日，《东北日报》报道：哈市新阳区共乐街群众以工人为骨干，开展了锄奸反霸斗争。在两个月的斗争中，开了31次斗争会，斗倒了“爷”字辈奸霸“四大明星”，斗争了汉奸恶霸和坏分子55人，获得斗争果实3,610万元（东北币）。
哈尔滨的反奸除霸斗争，大张了人民的志气，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全力支援解放战争的决心。
5、成立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1945年8月，哈尔滨市建立职工总会。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动员全体职工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解放全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10月10日，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10月10日—13日，哈尔滨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东北军区政委彭真到会讲话。大会通过《哈尔滨职工会组织简章》和《哈尔滨总工会工作纲领》，选举市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10月14日，哈尔滨市总工会首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维、常景林等9人为常委，杨维为主任，宋连甲、王玉平为副主任，张观为秘书长。
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按照市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基层工会的组建工作，在1 491个私营企业建立了19个行业联合会以及船工工会和码头工人工会。1947年11月，在7个区设立区工会办事处。
6、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
1948年8月1日—22日，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518人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有组织的工人283万人。大会首先通过主席团人选，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赛杨（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库茨涅索夫（前苏联总工会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陈云、李立三、蔡畅、刘宁一、朱学范等34人为主席团成员。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张维桢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为祝贺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劳协也发来了贺电。
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始，李立三致开幕辞。罗荣桓、林枫、冯仲云、朱其文等代表东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向大会致词。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朱学范作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作了《关于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大会决议。《决议》提出了解放区经营企业与管理民主化的原则。为支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大会向全国解放区提出倡议：各解放区全体职工义务献工一天作为斗争基金。哈尔滨市的10万职工以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立即行动起来，几天的时间就献工折合东北流通券14 005万元。
大会结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总工会都在哈尔滨先后宣告成立。到会的除解放区职工代表外，还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中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的职工代表。
大会结束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的全体代表，乘坐由全国劳动模范、哈尔滨机务段机车长、老英雄李永驾驶的、解放战争中诞生的、以领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畅游哈尔滨一周，去追寻中国梦最早诞生的地方。
三、哈尔滨铁路工人支援解放战争
1946年7月，东北铁路总局成立。一开始由陈云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李富春任党委副书记。不久，改为吕正操任局长兼政治委员。在吕正操的关心影响下，哈尔滨铁路工人响应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以主人翁的姿态发出了 “解放军打到哪儿，我们的火车头就开到哪儿！保证运输，支援前线”的战斗誓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的铁路工人觉悟很高。其一，是因为哈尔滨机务段党组织的领导；其二，是由于哈尔滨铁路工人的光荣传统。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的铁路工人都积极热烈地投身到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
为支援解放战争，给解放军提供后方支持，就必须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无阻。但是，铁路运输至关重要的是火车头。所以，在铁路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军代表进驻了哈尔滨机务段等重要部门。
1、吕正操在哈尔滨机务段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党中央派出了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场争夺东北解放区的殊死斗争。作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是最早率部进入哈尔滨的八路军将领。由于军运的需要，吕正操兼任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的职务。于是，吕正操又演绎了一场领导铁路工人抢修铁路、死机复活、抢运军列等一系列的支援解放战争的动人故事。
吕正操是辽宁海城人，曾经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西安事变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三纵和冀中军区司令员，领导冀中人民在冀中平原与日本鬼子进行了反扫荡、地雷战、地道战等传奇式的斗争。
因为哈尔滨机务段是军运的第一线，所以，吕正操经常来哈尔滨机务段视察指导工作。
当时哈尔滨刚刚解放，由于日本鬼子投降前的破坏活动，哈尔滨机务段几乎没留下什么能用的机车，整个铁路都处于瘫痪状态。只有提供足够的火车头，才能保证正常的运输秩序，才能满足解放战争中军用物资需求。而哈尔滨机务段现有的机车全部趴窝。从各地拉回的机车破损的又无法修复。
吕正操和机务段党组织领导哈尔滨机务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死机复活”辐动。死机复活就是将破损的机车修复。当时，全段工人，为了保证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体现出中东铁路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发扬了哈尔滨机务段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修车没材料，就去找废旧材料，让废铁堆翻身；修车没工具，就从自己家里拿，或者到旧物市场去买；修车没配件，就去拆卸被淘汰机车上的配件，或者自力更生制造。他们是在完成正常的机车乙、丙检修车任务之外，夜以继日地去搞“死机复活”运动的。当时，修复了很多机车奔赴前线，抢运军列。
为了适应战时军列运输的需求，吕正操和党组织又领导机务段进行了机车运用的改革。改变了伪满时期轮乘制，变成了包乘制。6个人包一台机车，机车后面挂一辆宿营车，乘务员吃住在车上。一班工作，另一班休息。当时，没有固定交路，出乘后，跑哪儿也不固定，经常十天半月不回来。但是，这种包乘制大大适应了战时运用体制，大大增加了战时工作效率。
吕正操听说乘务员舍生忘死地抢运军列，时有死伤，还前仆后继；目睹修车工人夜以继日地修复机车，饿了啃窝头，困了就在硬板凳上睡一会儿；甚至亲眼看到机务段的职工家属蒸窝头、晾干菜、组织捐款劳军活动，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的时候，他感动得掉下眼泪。
当时军运的任务非常紧张，而国民党的飞机又日夜轰炸，经常造成运送军用物资和运送部队的列车拥堵现象。东北铁路局针对这种情况，组织了“赶羊式”运输和组织了特别机车大队。也就是说，敌机白天轰炸，晚上铁路修好后，马上朝着一个方向连续发车。机车要把所牵引列车一直拉送到目的地。往往乘务员出乘时，不知去何地，不知多长时间，也不知去干什么。每次告别父母妻儿时只有一句话：“我走了，别惦记！”拎着饭盒就走。有时候，途中机车被炸坏，他们就头顶着闸瓦上去修；途中机车燃轴起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蹲在机车底部的拉条上，给轴箱添油；炉条坏了，他们就把草袋子撒上水披在身上，钻进灰箱里去修；有时候宿营车被炸坏了，他们就在机车水箱上休息……他们舍生忘死，心里只有一个概念：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据一个老工人回忆，他亲眼目睹，有一次吕正操同军代表张宏树谈话时，激动万分地说：“作为铁路局长，我真为机务段骄傲自豪哇！”
吕正操每次到机务段，都到每一台机车上问寒问暖，都到每一个班组同每一个工人握手。当他看到包修组的工人都穿得很破，数九寒天在腿上绑着麻袋片儿工作，而午饭只是喝一碗高粱米稀粥的时候。他就走到工人身边，询问工人有什么困难没有。一位老工人说：“工人主要是吃不饱，干活没劲儿。一百多斤高粱米，拉家带口的，维持生活很困难。”
吕正操心里很难过，机务段的广大工人和家属，是在饿着肚子支援解放战争啊！可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眼下这个时候，粮食对于前线部队来说，实在太珍贵了！但是，他还是马上驱车赶到了司令部，把机务段的具体困难情况向陈云作了详细的汇报。陈云沉思良久，一言不发，突然大喝一声，拍案而起，把吕正操吓了一跳，只见陈云叫来后勤部长下达命令：“调军粮！把机务段的高粱米每人增加到250斤！”
解放战争时期的铁路工人因为有中东铁路的光荣传统，所以觉悟很高，都积极热烈地投身到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首先是年轻的小伙子们，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全段乘务员积极踊跃报名，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许多哈尔滨铁路人担任南方各省市的高级干部。这些人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铁路局随军南下的乘务员和报名参军的年轻工人，解放战争结束后，留在南方定居的。
当时虽然不开工资，但是哈尔滨机务段的职工干劲十足。1946年的冬天，“四保临江”战役时，机车乘务员顶着刺骨的寒风和冰雹往前线送窝头，往回拉伤员。那时候，国民党军队从苏联攻过来，В29轰炸机轰炸，经常有机车被炸坏，乘务员被炸死、炸伤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哈尔滨机务段的机车乘务员没有怕死退缩的。他们服从党组织的分配，争先恐后地为解放战争做贡献。
当时煤炭缺乏，哈尔滨机务段上组织机车去煤矿拉煤。有时候，机车跑到半道没煤了就烧木柴，还烧过豆饼和粮食；没有干油，就用肥皂代替。尽管如此，广大乘务员还是干劲十足。因为他们懂得了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是在为自己干活儿。
1948年3月，哈尔滨机务段全体员工开展了捐款支援前线活动。哈尔滨机务段三天就捐款东北币60万元。还买白面做了600多斤面包干儿，装了9大木箱，送到了解放战争前线。同时，还发起了每人献2斤菜干儿的劳军活动。
当时的社会治安很不好，各种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铁路各个站段和部门，地处偏僻，有一些地痞流氓，瞄准了铁路的设备和钢铁。在军代表和党组织的领导下，哈尔滨铁路局各站段、各部门都组织了工人自卫队保护国家财产。他们昼夜巡逻，使哈尔滨铁路的设备和财产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和破坏。
在哈尔滨铁路局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局各站段、各部门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奸斗争和“堵挖”运动。反奸斗争就是斗争汉奸恶霸，而堵挖运动就是堵资本家的漏洞和挖地主的浮财。这些活动大涨了工人们的志气，显示了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扬眉吐气当家做主人的热烈情绪。哈尔滨铁路局党组织还向全局职工宣讲土改和解放战争的意义，极大地调动了全局职工的积极性。
那时候，工作紧张，生活困难，广大工人和家属也非常缺少精神生活。党组织为了活跃紧张的工作气氛和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组织了秧歌队和文艺宣传队，用平板车拉着，在哈三地区铁路沿线巡回演出。
当时，东北铁路总局在吕正操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发出了“解放军打到哪儿，我们的火车就开到哪儿”的战斗口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死机复活，就是将破损的机车修复，支援解放战争。
2、“毛泽东”号和“朱德”号机车的诞生
1946年10月30日，在哈尔滨机务段的俱乐部，召开了“毛泽东”号和“朱德”号机车的命名大会。铁路局长在会上宣布了铁路局军管会的命名决定。
“毛泽东”号和“朱德”号机车都是哈尔滨机务段工人在轰轰烈烈的死机复活运动中修复的。这两台机车是日本鬼子溃退时破坏的机车。“毛泽东号”机车原来是哈尔滨机务段的司机从肇东拉回来的一台ㄇㄎ304号机车。这台机车的风泵、水泵、风机、小配件全没了。所有能用的东西都被拆走了，光剩下一个空架子。修车工人连续奋战了27个昼夜，修复了这台机车。“朱德”号机车是一台破损的ㄇㄎ1083号机车修复的。
哈尔滨机务段广大职工满怀对领袖无限热爱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致建议，将这两台即将开赴前线的机车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字命名。经铁道部报请中共中央批准，两台以伟大领袖名字命名的火车头就这样诞生了。“毛泽东”号和“朱德”号机车诞生后，就投入了支前运输的战斗行列。这两台机车都为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3月21日，“毛泽东”号机车及全体乘务员随解放军南下进关，后来归属丰台机务段，至今还奔驰在北京铁路局管内。而“朱德”号机车一直隶属于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机务段。
3、“朱德”号机车的英雄事迹
以领袖名字命名的机车都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排头兵。北京有“毛泽东”号机车；上海有“周恩来”号机车；而哈尔滨有“朱德”号机车。 “朱德”号机车诞生后，就一直奋战在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当时，哈长线上的兰陵河大铁桥就是国民党的封锁线。国民党的飞机整天在铁路线上空盘旋，遇到火车就扫射轰炸。“朱德”号机车组的乘务员心里想的就是搞好运输，保证解放军打胜仗。他们满怀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冒着枪林弹雨，抢运军火物资。
有一次，他们担当昂昂溪至白城子的军列任务。刚一出站就遇上了敌机轰炸，敌机俯冲时，扫射的子弹打得路基上的石渣直冒火星。列车随时都有被击中，发生爆炸的危险。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为了军列的安全，他们决定用机车将敌机引开。于是，他们果断地将机车和军列分开，大开汽门向前冲去。机车冒出的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天空。敌机分辨不出目标，只好跟着浓烟跑，胡乱扔了一通炸弹，就飞走了。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的保护了军列的安全。
他们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勇敢坚定，而且在每一次乘务中都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危险关头冲锋向前，舍生忘死保证列车安全。
在一次开往牡丹江的军列任务中，列车行驶到小九车站时，突然发生紧急情况，需要紧急停车。可是由于列车没有足够的风管儿，自动力不足。虽然下了非常闸，可是列车仍然高速向前行驶。眼看一场车翻爆炸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当时的副司机郭树德临危不惧，只见他立即从机车的煤斗上一跃，跳到了货车上。在高速的列车棚盖儿上，飞快向后奔跑，去拧紧每一节车的手制动机。列车飞驰电掣，带起的狂风和剧烈的颠簸，随时都可能将他甩下车去。但是，他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一连拧了五辆，列车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一列车军火保住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避免了。
他们还曾在陶赖昭智斗敌机。那一次，他们拉了一列车解放军战士奔赴前线。列车刚刚出站，就遇到了前来轰炸的敌机。光天化日之下，对于敌机来说，列车目标清楚明显。为了解放军战士的安全，不能蛮干，只能智取。他们一会儿快开，一会儿突然停车，跟敌机捉迷藏，再加上机车的烟雾，使敌机找不到目标。敌机跟了一阵，就无可奈何地飞走了。“朱德”号机车乘务员用他们的机智勇敢保护了一列车解放军战士的生命安全。
在梅河口曾迎着敌机的轰炸，将弹药送到最前线；在蜜蜂站曾同没膝深的大雪搏斗，保证了一列军列的正点到达；在白城子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迎着炮火硝烟飞驰；在佳木斯，在拉林……“朱德”号机车的足迹遍及整个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1947年1月，被东北铁路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1949年4月，在西柏坡召开的解放战争群英大会上，“朱德”号机车组代表、机车长郭树德，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全国劳模大会上，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如今，“朱德”号机车还在哈尔滨机务段，日夜奔驰在哈尔滨铁路局管内。不过早就由原来的蒸汽机车，换型成内燃机车，现在又换型成电力机车了。可是，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镶嵌在机车正前方的朱德的黄铜浮雕依然是金光闪闪。
四、哈尔滨人民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1946年春，哈尔滨回到人民手中。如何把这个大城市顺利地接收来，改造好、管理好，对于巩固北满根据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力量，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支援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全市总动员积极支前
①组织军工生产，全力支援前线。
作为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支前任务。哈尔滨重工业工厂较多，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动员口号指导下，整个哈尔滨群策群力，大力开展军工军需生产。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为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末到1948年11月的时间里，哈尔滨铁路工厂修理和制造了大量的军工产品及各种车辆。其中军工产品：制造信号枪1,000支，四零掷弹筒1 000门，加工六零及八二炮弹体5万个，锻造马刀1 000多把，试制子弹装药机3台，加工六零及八二炮弹尾管5万个，“土坦克”50辆，锻造六零炮弹筒5 000个，锻造六零炮弹壳25 000个，压制六零及八二炮弹尾管元钢材2 000吨，压制六零、八二炮弹尾钢板料1 000吨。修理各种枪支1万支，修理各种炮10门，制造各种刀具1万件。同时还修理机车279辆，客车75辆，货车1 961辆，并制造了一台扒道机和一台架桥机。这些军工产品和车辆及时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哈尔滨市工人阶级在支援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中，全市生产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47万套，棉大衣46万件，棉皮鞋40万双，夹皮鞋7万双，其他各种鞋47万双，皮棉帽76万顶。私营面粉、油坊、粮食加工业，在解放战争中为前线生产大量油、粮等，不断运往前方。私营铁工业在设备落后又相当分散的条件下，生产了大量武器。1947年和1948年两年，哈尔滨市仅私营工业生产出六零炮弹、掷弹筒、二八迫击炮弹，爆破筒等共计84 000余发（支），六零炮2 300余门，还有大批手榴弹、马刀、刺刀等武器。
1947年和1948年全市共生产六零炮2 337门，六零炮弹25万发，爆炸筒4 000支，八二迫击炮弹2万发，掷弹筒256个。
②发动妇女做好后勤工作
哈尔滨市军民联络处为了慰劳东北民主联军和伤病员，筹款2.05亿元（东北币），购衣服5000套，棉被5000条，鞋10万双。
③动员青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
1945年11月，保安总队5 000人后扩充到7 500人。46、4、28、359旅扩军3 000人。后又补充800人。1947年征兵1 200人。1948年公安总队1 500人。五次参军人数23 000人，周围各县达10万多人。
2、输送干部随军南下
哈尔滨大量输出干部。从东北解放区抽调5万名干部接收并管理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0月，哈尔滨派出200名干部支援沈阳、长春；1949年4月，哈尔滨市委又组建南下干部大队814人；1949年，全市共调出干部1 367名，其中省级6名、地市级4名，团级24名。从哈尔滨派出的南下干部在配合军事斗争、巩固革命阵地、创建地方新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解放后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哈尔滨籍的干部出现，就是那时哈尔滨大批输送干部的结果。
五、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解放战争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妄图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1945年重庆谈判失败后，他们于1946年6月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这段时期的战争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的白色反动统治，解放全国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中共政治主张日渐深入人心，最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拯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同时确定了中国的国体，中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党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是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当然，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但是，除此之外，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支援解放军大量军火
① 据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中介绍，他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站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② 《曾克林将军自述》：“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 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③ 路文娟所写《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 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 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
④ 《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
⑤ 1945年11月5日、11月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
⑥ 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
⑦ 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于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⑧ 徐焰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中提到: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
⑨ 《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1946-1948年，苏联占领的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 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 500门。”
⑩ 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当时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
11运往关内的武器更是不计其数。《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12除了军火以外，苏联还把一部分搬走的军工和原料交给我中共的军工人员，帮助他们建立了几个比较大型的军工厂。在1949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后路彰武被国军切断，仍然运送了1 700吨军火到前线。这些基本都是后方兵工厂生产的。
以上所列只不过是有案可稽的一部分而已，还有许多资料不能一一赘述。
2、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制造麻烦
苏联不愿将东北如约交还给国民党，继而在国民党军队登陆、行政接收和物资处理等问题上屡屡刁难国民党政府，使接收工作遭遇了极大阻力。并且，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极力排斥国民党军队力量在东北的存在。
10月6日，苏联正式回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 大连港是商务港口, 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地方。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大连有任何部队, 因为这违背中苏条约的规定”。蒋介石得知苏联的反对理由后大怒，指责苏联不遵守条约。但是，苏联方面最终不肯让步，国民政府只好放弃从大连登陆的计划。
在无法于大连登陆的情况下，蒋介石转而与苏军谈判，要求从葫芦岛、营口登陆。苏联方面开始说，可以保证国军在两地登陆；后来改称，但仅有苏军一个排，因此不能保证登陆安全，此时箭在弦上，不管情况如何，蒋介石都要开始往东北运兵了。当美军军舰载着国军靠近葫芦岛时，遭到岸上非政府武装扫射，只好返航。在同苏军交涉后，国军又尝试在营口强行登陆，同样被击退。
面对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都不可行的现实，熊式辉逐渐了解到苏联的意图，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苏联“为应付国际视听，表面依照协议，容许我方空手接收行政……当苏军撤退，国军不能到达时，苏方有可能把行政交给八路军。”
就这样，苏联一再以不安全为由反对国民政府官员接收地方行政，使接收成了“冒险”。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率先横渡海峡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
3、苏联突然撤军让国民党政府来不及控制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苏军从1946年3月7日突然开始撤退，国民政府要求苏军协助接收、会见苏军驻东北统帅，都无结果。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大使：“苏军撤退不通知中方，使中国接防人员感受重大困难。非法武装部队，因得趁机骚扰，破坏地方与交通。”苏方对中国的抱怨不予理睬，只是简单回复：苏军必须在4月底前全部撤出。这就给由于国民党政府强烈抗议共产党率先占领东北大部分地区而被苏联劝出的大城市的军队，重新返回占领区制造了便利条件。
《白崇禧之子谈四平之战》中说：“四平保卫战是林彪生平头一大败仗。林彪部队死守四平，战况惨烈，八万人口的四平街几乎夷为平地。四平失守，对东北共军林彪部队以及中共党中央的震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共军战后闯关，在东北占了种种机先，又在苏联红军庇护下，攻城掠地，东、西、北满的重要城市以及中长路两侧战略地区全部囊括。可是四平兵败，林彪部队半年多来在东北惨淡经营的优势，一夕间，化为乌有，连北满最后一个大城市哈尔滨也险些不守。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它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
然而，在四平战役中损失的几万军马，就像变戏法一般转瞬间又跟随林彪冲锋陷阵了。彭德怀跟林彪开玩笑似地说：“林彪，这些军队你是从哪变出来的？”林彪笑而不答。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中为什么受挫，连毛泽东都有些沉不住气了，要以哈尔滨为首都建立新中国，但是，为时不久就时来运转，三大战役接连获胜，并且胜局已定了呢？解放军凭什么从解放战争初期10多万军队到辽沈战役前发展到100多万？凭着这样的实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足以与国民党一争高下，完全可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夺取政权了。当然，所有这些局势的逆转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的相互关联，但是，这与苏联提供的那些支援也是不无关系的。
4、苏联支援共产党的原因
① 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帮助中国创建的，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苏联第三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实际
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时，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开始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信仰是共同的，都信仰马列主义。
②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曾多次找东北军阀政府谈判解决中东铁路问题，但是，东北军阀政府不屑搭理。东北军阀政府从张作霖未被日本炸死前就反苏、反共，凶恶透顶，曾经在1927年冲进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抓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并送上了绞刑架，嚣张的气焰不可一世。1929年，张学良又发动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因遭苏军重创不得不签订协议，恢复原状。1935年，苏联因忌讳东北军阀而将中东铁路长春以北部分卖给日本。所以，苏联恨透了国民党政府。
5、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期间的的暴行
苏联是一个嫉恶如仇，报复心特别强的民族。苏联经过史无前例的艰难困苦和死亡两千多万的巨大牺牲，才取得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所以，他们仇视德国人。他们从1944年1月开始，对德国及仆从军实施了10次歼灭性的打击。最后，不惜牺牲30万人的代价攻克德国柏林。斯大林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于是苏军从普鲁士到柏林一路抢劫、强奸、轮奸，柏林的几十万妇女被淫遍，有13万妇女遇害。前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当年才12岁，同她的母亲都没有逃过这场浩劫。这与中国对待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将战俘和家属遣返回国，并给予提供一切条件。哈尔滨遣返日本人的工作是在儿童电影院进行的，给了他们很好的待遇，有些人还很猖狂。一个日本战俘气哼哼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别得意的太早，咱们过几年再见！”中国人对待日本妇女儿童就更善良了，妇女娶做妻子，儿童收养为自己的孩子。苏联跟中国不同的做法是区别很大的，将他们俘虏的60万日本人遣送西伯利亚，有5万多人没有活过第一个冬天。
其实，进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尽管有好些人也干了抢劫强奸的坏事，但是较其他地方还能好一些。
1949年7月，高岗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了苏军在东北的劣迹，在当时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情况严重得多。
东北民主联军及时向苏军指挥部提出抗议，他们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并解释说，因多年战争兵员较少，许多刑事犯只得滥竽充数。并且据老哈尔滨人讲，有时真正的苏联红军指战员受理检举时，立即将犯罪分子枪毙，就地掩埋。据资料记载，有一个妇女遭到抢劫，恰巧遇到一个苏军军官告诉他手表被抢，这个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把那个士兵枪毙了。这个中国妇女还十分不自在，非常难过地说，抢了一块手表也不至犯死罪呀？但是那个红军军官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走了。据说，当年在哈尔滨车辆工厂俱乐部以及俱乐部后院儿偏僻的地方，发生的类似犯罪现象比较多。
苏军中的败类份子在哈尔滨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数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将领卢冬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的案件了。
时任松花江军区司令员的卢冬生，当时正在接收哈尔滨的指挥部（今黑龙江报社）开会，总指挥陈云刚到哈尔滨就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会后，陈云让他的警卫员到报社对面不远的地方去取他的行李。卢冬生说，街上很乱，我会俄语我跟你去吧。结果路上遇到苏军士兵抢劫，卢冬生就上前大声呵斥制止。等卢冬生他们转身离开时，这个抢劫的苏军士兵在背后将卢冬生开枪打倒。
卢冬生非常人可比，他湖南湘潭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1939年春，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任东北松花江军区司令员。
得知噩耗的苏军领导顿时大惊，马上下令抓捕那几个士兵，
但却一直没有追查到凶手。中国共产党旳一位著名军事将领就这样惨死在纪律败坏的苏军士兵之手，可是除了令人愤怒和惋惜之外又能怎样呢？
严酷的战争年代一切都要顾全大局，对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来说，其他一切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六、哈尔滨差一点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毛泽东虽然没有到过哈尔滨，但是他知道，所有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因为它是途经苏联的必经之处。
从地图上看，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像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就像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就是这只天鹅项下的的一颗明珠。
毛泽东深知哈尔滨饱经忧患的沧桑岁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给它涂上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侨民汇集于此，20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形成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城市。开办了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起形形色色的欧洲风格建筑，与东京、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一样贸易频繁，成为中国东北最大的商品市场集散地。1945年8月15日，前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但是，苏联红军撤离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大举进犯。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使哈尔滨成为中国解放最早璄大城市。当时，哈尔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毛泽东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前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根据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他准备在哈尔滨建都，宣布建立新中国。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虽然把注意力倾向于哈尔滨，但是哈尔滨毕竟偏远于东北边陲，一下子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于是就准备把承德暂时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然而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和罗荣桓曾去电请示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毛泽东又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离开。”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工作还在加加紧进行。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把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仍然叫中央警备团；一部分改称中央先行警备团，吴烈任团长，陕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为政委，共400多人。1945年10月2日，吴烈、李逸民率领中央先行警备团跟随被调到东北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富春，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行军，到达了冀察热辽解放区所在地的小城承德，暂作休整准备赶往哈尔滨。
就在这时，东北的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
1948年4月2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民主人士纷纷赶赴哈尔滨共商国事，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哈尔滨这个解放战争的革命根据地，不仅支持了革命战争，还孕育了共和国的雏形。为创建新中国，中共中央代表和民主人士一道在哈尔滨开展了新政协的筹备活动。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分三批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也于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赶往哈尔滨的途中。
7月16日，哈尔滨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市政府礼堂举行。推举宋庆龄、张学良、冯玉奥、张澜、李杜、郭沫若、黄炎培、林彪、彭真、林枫、吕正操、高崇民、陈先舟、冯仲云、张学思等15人组成名誉主席团，推选钟子云、杨维、李国钧、谢雨琴、杜光宇、何治安、郭福久、崔光棣、孔焕书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
29日，哈尔滨市音乐联合会在中苏友协青年俱乐部欢迎吕骥、向隅、张庚、舒非、水华等由解放区抵哈的音乐家、戏剧家。解放区作家吴伯萧应哈尔滨中苏友协青年俱乐部邀请，报告解放区文艺工作情况。
1949年２月25日，先后由国统区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章伯钧、李文宜、许广平、沙千里、潭平山、王昆仑、蔡廷楷、章乃器、罗叔章、茅盾、邓初民、候外庐、洪深、胡子婴、田汉等３3人在林伯渠、高崇民陪同下，由东北乘专车抵北平。
此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随着三大战役取得彻底胜利，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人已于3月25日到达北平所以，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在北京，有300多名民主人士参加的情况下胜利召开了。
毛泽东由此开始心胸坦定，他参考了许多中央领导和知名人士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再定都哈尔滨，改在北京宣布新中国诞生了。
哈尔滨的历史就是这么玄妙而神奇，如果国民党不那么腐败而失去天意民心，如果国共谈判获得成功，那么划长江而治，哈尔滨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但是，国民党逆天行道，其结果必然落了个败北台湾的下场，那么。哈尔滨就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成为解放战争的老解放区、成为新中国的奠基石。
总而言之，是历史的机遇，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地方从低谷走向胜利。是历史的机遇，让哈尔滨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休戚相关，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作为解放战争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造就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宏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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