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哈尔滨刚刚解放，在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的力主下，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复校，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并兼任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延安来的干部王季愚和赵洵。到1948年初东北全部解放，民主联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后，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转归东北局领导，先后改称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1956年又改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王季愚和赵洵一直担任校长（院长）和副校长（副院长），她们继承刘亚楼的校训和延安工作作风，创造了我党外语教育辉煌耀眼的历史！人们不仅亲昵地把两位女校长主持工作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外国语专科学校和外国语学院统称“哈外专”，也把她们协助刘亚楼参谋长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也涵盖于“哈外专”的历史概念之中。所以，“哈外专”狭义上是指建于1953年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而从广义上说，是延安外国语学校1946年从延安迁至东北之后独立外语学校的历史概念。1958年在外语学院基础上建立了黑龙江大学，我们说黑大红色经典，主要是说哈外专的红色经典，黑大要认认真真地学习哈外专的革命历史，否则就是徒有虚名而已，黑大本身没有多少红色经典。
哈外专的前身是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军事学院俄文科、军委俄文学校和延安外国语学校。
抗大三分校是抗大十三所分校当中的特殊分校，校长许光达。军事学院的俄文科和军委俄文学校都由军委直接领导，均属部队编制；朱德兼任院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在军委俄文学校基础上扩建的延安外语学校仍然属于部队编制，中央办公厅主任、外事组组长杨尚昆兼任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延安外国语学校开始参加延安大量外事活动。周恩来明确指示延安外语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翻译人才，而且要培养外交人才。由此可见，抗大三分校的俄文大队，军事学院的俄文科、军委俄文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都在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直接关心和培养下，担负特殊使命，令人羡慕并被认为是延安的宠儿。而延安的革命精神、作风和品格，通过刘亚楼、王季愚、赵洵等延安来的干部和师生的言传身教，充分地遗传给了哈外专。
1 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抗大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为了迅速培养大批军政干部以迎接全民族抗战形势的到来，毛泽东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治军先治校的历史经验，建议开办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
在陕北瓦窑堡一座旧庙前举行的第1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北伐战争的主导力量，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始，国民党右翼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成立的抗日红军大学，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坚力量。他接着宣布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兼任政委。
半年后，1937年1月延安被红军占领后党中央迁至延安，抗日红军大学跟随党中央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部分是红军老干部老战士，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战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各地
发布抗大招生广告，号召有志青年献身民族解放伟大事业。到1938年底，抗大办学达到高峰，有1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1938年5月，毛泽东把抗大的教育方针最后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时为抗大确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著名校训。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结果。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不能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抗大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政治基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抗大教育方针的首位。同时以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保障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障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毛泽东不仅亲手创办了抗大、亲自确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而且他去抗大讲课最多。有一段时间他是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这是因为1935年的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利用到达陕北相对稳定的时机，抓紧从思想路线到政治路线上梳理和总结历史经验，写出他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最初都是在抗大所做的讲演，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历史名篇，都曾在抗大讲过并成为抗大必读教材。毛泽东的一系列讲演就是为抗大同时也为全党，提供了一个辨明路线是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涌向抗大的青年学生中最初的思想也很复杂，用三民主义解决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才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毛泽东曾经指着抗大学员住的山上窑洞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的是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抗大是名将办学、名师治学。除了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罗瑞卿曾经担任抗大领导外，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秦邦宪、王稼祥、董必武、胡耀邦等人，都曾兼任抗大领导或到抗大授课。同时从部队和后方请来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吴亮平等著名学者来抗大任教。
抗大因为青年学生增加，从第三期开始强化军事教育，使抗大学员成为文武双全的军政干部。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长，罗瑞卿担任抗大副校长后，刘亚楼接任抗大教育长，直至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为止。
从1936年创建红军大学到抗日战争结束，抗大总校共举办8期，培养军政干部3万多人，连同延安以外各抗大分校共培养了10万多名优秀指挥官和政工干部，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他们使敌人闻风丧胆，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当中一大批成为共和国名将，在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时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129名少将是曾经在抗大工作或学习的干部和学员。抗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埔军校。
2 许光达担任校长的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
抗大一共有13所分校分布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中第三分校是特殊分校，是培养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等特种兵指挥员和各类专业人员的特科学校，第一任校长许光达（1955年授衔大将），继任校长陈奇涵、郭化若，兼任三分校教师的有王若飞、谭政、肖向荣、吴冷西等人。1941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我党与苏联交往的增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第三分校组建俄文队。由于此时敌人严密封锁，大后方的学生来源已被断绝，而且特种兵本身也需要学习俄文，所以俄文队的学员由三分校本身、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它学校的干部和学生70余人组成，这是俄文队的首批学员。其中曾经在肖三办的延安文化俱乐部业余俄语班学习过的学员编为第一区队，教师是李洁民；初学俄语的学员编为第二区队，教师是张培成。6月初正式上课。俄文队首任队长曹慕尧。因为中央军委不断地向俄文队增派学员，又很快成立了俄文二队和三队。1941年10月，三队合并成为俄文大队，学员达300余人。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大队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第一副司令员。教员有王弼（兼任）、卢竟如、邵天任、李洁民等。学员有王军、卢振中、苏英、高世英、关舟、张厘、苏农官、赵锐、关恩泽等人。
包括俄文队和俄文大队在内的抗大三分校校址，由始至终都在延安。在延安经济最困难，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带领下东渡黄河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办学的时候，唯一留在延安的还是抗大三分校，而且从黑龙沟迁至丁泉砭，越搬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越近。
1939年6月第三分校成立时，校址在延安城东门外清凉山东麓黑龙沟。第三分校俄文队教职员和学员住在山上的黄土窑洞，五六个学员住一个窑洞，只有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冬天冷得很，屋里也结冰。白天露天上课，学员自带小板凳，大腿做课桌。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白菜汤。这是赵锐珍藏的当年学员使用的教科书，油印在粗糙黄色马粪纸上的许多俄文字母，字迹不清需要用笔描写。后来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得抗大学员要边学习、边训练、边生产，这种艰苦生活像磨刀石一样，渐渐地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磨光。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和延安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空气，大家心情格外舒畅。
首批学员何方回忆说：遍地歌声是延安生活的一个特点，主要唱抗战救亡歌曲，歌颂民主平等自由的歌曲也很盛行，就连《太行山上》这种救亡歌曲也加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的句子。最热闹的是开大会时集体歌声此伏彼起，啦啦队喊个不停，领导来了就啦领导。何方记得有一次朱德在啦啦队不断向他啦歌时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歌曲“打倒列强……”而毛泽东和张闻天，任你怎么喊，就是岿然不动，双方都有自由。
延安大型集会多，讲话自由随便没有念稿子的。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递条子或站起来提问怎么都行。同志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但是这并不妨碍为了追求真理而展开相互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只见到对不同意见的批评有会后相约解释的，还没有遇到过因此结仇的。虽然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严重毒化了延安的民主空气，但是抗大学员都能以民族利益和党的工作大局为重，丝毫没有动摇革命到底的决心。
曹慕尧回忆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时说，鲁艺的周扬和三分校的郭化若参加竞选，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尧替他竞选。周扬则亲自出马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还批评郭化若缺席是对选举不重视，他质问说像这样不关心民主政治，大会也不参加的人，如果当选参议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接着鲁艺啦啦队齐声喊唱“周扬同志真正好，他是我院好领导，他是人民的好代表，当选参议员最最合适了。这时曹慕尧从容不迫地迈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介绍郭化若的生平和在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然后话锋一转说道，现在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一切服从打仗的需要，今天中央军委有紧急会议通知郭化若同志必须参加，难道他为了竞选可以不去参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召开的军委紧急会议吗？曹慕尧理直气壮的发言博得大会上长时间热烈掌声，当场投票结果是郭化若当选边区参议员。延安的这场真正的民主竞选使大家看到了共产党是真心实行人民民主的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3 朱德兼任院长的军事学院俄文队和军委俄文学校
1941年12月1日，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与军政学院一部分合并改名为军事学院，从此一直到1948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转属东北局领导之前七年，都属于军队院校。朱德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设工程队、俄文队等五个队，俄文队队长仍是常乾坤，副队长曹慕尧，政治指导员张培成。
为加强俄语教学工作，朱德同志提出建立俄文科，卢竟如任俄文科主任，她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曾留学苏联，精通俄语教学。朱德要求俄文队要培养出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为此要以学俄语为主，俄文课课时占百分之八十，半年内学习基本文法和日常生活会话，初步打下学习俄语的基础。
在军事学院时期，1942年4月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俄文队与其它队一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到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极大地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1942年6月，抗大总校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返回陕甘宁区，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后移居绥德，而军事学院的俄文队继续留在延安，并且独立成为一所学校——军委俄文学校。总参第四局——编译局，与俄文学校合编，局长曾涌泉任军委俄文学校校长。
据曾涌泉回忆：俄文学校开办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断绝八路军新四军粮饷，延安财政经济极度困难时刻，军委无法发出办学经费。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烧炭、建房，养猪、养鸭、养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能吃饱饭，还能调剂一些细粮，吃上鲜菜、猪肉、鸡蛋、豆腐、麻子油，后来又对外开豆腐坊，跑运输，开商店，创收改善办学条件。
1943年10月，学校从黑龙沟搬到丁泉砭新校址，校舍不够用，师生们在山上挖了一些黄土窑洞，还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建立了一所礼堂兼食堂，不再露天上课了，也不再露天吃饭了。
校舍紧邻总参和总政驻地王家坪，与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近在咫尺，军委领导经常到学校视察和作报告。王家坪的桃园是俄文学校师生经常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学校成立的管弦乐队到王家坪演出时，朱总司令经常打洋琴，叶剑英参谋长拉二胡，与学校师生打成一片。
1943年4月中央为了集中力量培养俄语人才决定将延安大学俄文系也转到军委俄文学校，转入的学员有闫明智、何理良、朱子奇、许文益、沈霞、張芷等人，1943年11月从军事学院调入俄文学校的有张天恩、吕学坡、刘玉堤、谢家彬等20多人。俄文学校有女生区队，其中有王军、何理良、逯斐、麦林、黎虹、石铭、伍贞、庄霞、高茜等，她们都是八路军的优秀女干部。
4 杨尚昆兼任校长的延安外国语学校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百分之六十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美国为了联合共产党削弱日本在太平洋的武装力量，派美军观察组长期驻在延安，大规模中外记者团也来到延安。中央明确指出这次接待活动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为此成立了军委外事组。
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1944年7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俄文学校增设英文专业，改称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仍属中央军委领导。曾涌泉仍然是校长，卢竟如是教务处长兼俄语系主任、浦化人是英语系主任。年底赵洵被调到这里教授俄语。黄华、马海德曾兼任英文教师。俄文系新增学员中有尹企卓、石铭、谢家彬、谢文清等。
1944年秋，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给军委外国语学校作重要报告，他说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外文翻译，还要培养外交人才，这个问题在办校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领导上应有所准备。此后，学校采取断然措施，使干部学生迅速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全力以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中，争取早日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骨干力量。1945年七大以后，曾涌泉调离外语学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校长，同时他又是军委外事组组长，一切外事接待活动都由他统一安排。从此，外语学校与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接触更频繁了，接触外事活动的机会也更多了。在杨尚昆的安排下，外语学校的学生参与接待了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团的工作，从而使延安外国语学校成为最早参与我党外交活动的学校，也为我党和新中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交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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