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难同行的东北人家真实故事(1)

本文系在宋兴文先生发表《1933年哈尔滨老地图上的白宫饭店》一文后，偶然被历史当事人，于浣非之子于正国先生(博客)读到后，在大话哈尔滨网站留言。随后长河与于老先生取得了联系，经过沟通之后，于先生同意将其博客中的文章在大话哈尔滨网站分享，并且在邮件中提到：“家事国事栏目内有十几篇关于我家的文字，是真真实实的纪录，而绝不是臆断、推测、瞎诌、乱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多年来母亲、哥哥、姐姐的讲述，还有文革前家中保存下来的实物、文字、照片等。（实物大多在文革被焚毁）。她们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而我只是如实记录与代笔——纪实文字。”关于于浣非在哈尔滨的记载，可从《哈尔滨市志》中查到的不过寥寥数百字。感谢于正国先生的分享，让我们对曾经在哈尔滨战斗过的于浣非、李相云夫妇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编辑：长河

序

一位母亲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个与中华民族和祖国血乳相融生死与共的故事，一个在这片多灾多难土地上万千家庭都或多或少发生过、存在过的共同的故事。

它由我的叙事将那段历史展开，呈现于读者面前。

让人们了解並记住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怎样跋涉走过那遍布荆棘艰难險阻的道路，怎样经历着欢笑常伴着泪水，清白常承受屈辱，甜蜜常交织着苦涩，人性与兽性並存，文明与野蛮共生的特殊年代。

那多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朴实苦涩，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人生。

一个不堪回首却很值得回味，不愿它再现却又绝不能忘怀的过去。

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走过深重的苦难屈辱之后，从此走向康庄与光明。

一、前言

有一位生育了六个孩子的母親，是一位平凡而又朴实无华的女性。她热爱饱经创伤的祖国，他热爱受尽磨难的中国人民。她一生尽替别人着想，从不追求个人利益，她所要求的仅仅是人生存的最低需求。她以高尚真挚的情怀，把一生默默地奉献给祖国、人民和親人。即使把中华大辞典中，全部颂扬中国女性和母親的美好词汇，用来赞美这位母親，也绝不会为过。她就是和于浣非共同养育了六个孩子的，同风雨共患难二十年整的善良的妻子李相云。

二、天作之合

于浣非（1894_1978）原名于淖清、亦名于宇飞，笔名甚多。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他的父親十二岁那年，随同他的爺爺，从河北顺天府贫穷的农村出去闯关东，一路吃尽了流落之苦，最终在松花江边安居下来。

他父親[于学庆]十三岁就拜师学艺，掌握了编柳条包的手艺，并一生以此为业。于浣非的母親老家是山东省的，（她没有自已的名字）也是随祖辈逃荒来到松花江边。于浣非的母親与他父親结婚时只有十七岁，他们都没有文化知识。十八岁那年就生了长子于浣非。于浣非从小生活的贫困可想而知。

他的父母虽然没文化，但很有志气，人穷志不穷。为了改变贫穷，他们的生活却充满生机，一连生育了八个儿女。于浣非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五个妹妹。由于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他的父母决心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上书，成为有文化知识，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浣非的父親靠借债供他读完了小学。

小学一毕业，他就成了小学教师，开始了他勤工俭学之路。他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他大，个头比他还高。他靠勤工儉学，半工半读，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就在他读中学时，他父母为他包办了一门童子親，女人年龄比他大几岁，后来生育了两个女儿。由于妻子没有文化，且脾气极坏，对他父母很不孝敬，几年后就离婚，以后再无来往。

于浣非得以进入哈尔滨医专攻读。他在读书期间，己开始文学创作。医专毕业后，他回老家滨县与友人合伙开了一家医院，当起了医生并自任院长。这段时间也進入到文学創作的活跃期。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吸引于浣非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而加入了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去世时，他公开发出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誓言。他以他一生的行动，履行着这一誓言。

于浣非自来勤奋好学，在行医的同时，也爱好文学艺术，诗文、绘画、小说、剧本都广泛涉猎，他与友人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艺社团，在与李相云认识之前，己是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小有名气的多才多艺，风华正茂的诗人、作家了。后来他转而从事文学、新闻、广告，但仍兼搞医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以他的良知和满腔的爱国激情，全身心投入抗日宣传和支援抗日军队的革命活动，结识了许多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与在哈尔滨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有着密切交往。成为在哈尔滨极力主张抗击日本侵畧者的爱国的社会活动家。

李相云（1902__1989），原名李湘云，亦名李劍寒。她的老家是山东省的。也是祖辈逃荒到松花江边定居的。李相云的家庭比之于浣非的家庭畧为富裕一些，她的父母也是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希望能让女儿学点文化，送她读了两年私塾，然后又送她去官学读完初小。虽然只有两年私孰和四年小学的文化程度，但李相云能颂读不少唐诗宋词，且相貌漂亮，善解人意，勤劳善良，很会操持家务。

于浣非和李相云相识后，经过交往和相互了解，彼此情投意和，不久后，二十三岁的李相云就嫁给比她年长八岁的于浣非。郎才女貌，一对新婚夫妇，堪称天作之合。于浣非当年发表的杂文<剑下寒光>是否与这段恋情有关己难以考证。

婚后，他们去哈尔滨寻求发展。于浣非在哈尔滨从事文学活动，組建文学团体，发行文学刊物，也在同记商场、同记工厂及大罗新百货商场兼任医药部主任和广告部主任之职，与伍百祥成为朋友。而李相云也着手创业，开始生产雪花膏一类的化妆品和卫生用品，并经营着一个商店，以后又亲力经营一家取名”白宫”的饭店（”白宫饭店”成为掩护地下党人和抗日组织的联络站）。

婚后几年间，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谐，连续生育了三男一女。这几年，于浣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常年累月在外奔波联络友人，从事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以笔为武器进行着鼓动人民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的爱国活动。李相云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爱国活动，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

三、铁蹄之下，不甘沦亡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畧者的残暴统治和蔣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抗日组织、抗日军队风起云湧。当时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于浣非，用他的那一支筆，写了许多鼓动中国军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畧者的文章、诗歌、剧本，並发起哈尔滨全市商界罢市以抵制日货。鼓动哈尔滨市民、商界募捐筹款，用以购买医药和军用品送给抗日军队。在哈尔滨产生了较强烈地影响。

由此引起了日本侵畧者的注意，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捕，家里也遭受了日本宪兵队的搜查和监视。但于浣非仍继续与陈远孚、于炳然、苏梅等一道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更加激怒了日本侵畧者，日本宪兵队发出逮捕于浣非的秘令。于浣非忽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家中忽然遭到鬼子兵的搜查，鬼子一無所获。

在得到内线（担任鬼子宪兵队的翻译官）传来的消息后，哈尔滨的抗日地下党組织紧急设法营救，通过打入宪兵队内部的人员，在第二日就将于浣非保釋出来。于浣飞再不能回家了，只能躲在朋友处，在抗日组织和爱国友人的安排帮助下，于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带着三个儿子和他的母親乘火车转移去北平。

途中在瀋阳下车，到瀋阳郊外时任教员的张末元夫妇家暂避几日，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到北平。到北平是赵惜梦找了两辆汽车来前门火车站接的站。

于浣非去北平后，李相云为躲避日寇宪兵的追查，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躲到了親戚家。过了几天，在于浣非的二弟和三弟的以及抗日组织安排帮助下，李相云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女儿，领着时年只有十三岁的于浣非的小妹妹，避开日本鬼子的监视，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由于走得怱忙，事前沒与先去北平的于浣非联络上，李相云到达北平后却不知于浣非的住址，于是去报社登报寻人。刚巧该报社工作人员认识于浣非和赵惜梦，于是给李相云写下于浣非赵惜梦的住址，一家人终于在北平又团聚了。李相云与赵惜梦的家人合住一起。

刚把家人安顿下来，于浣非和赵惜梦将家人留在北平，又只身前往武汉开展办报纸的新工作。这才有了以后在武汉名噪一时的，由张学良出资由东北人经办的，以宣传救亡抗日鼓动收复东北大好河山的报纸＜大光报＞。

四、于浣非的弟妹们

于浣非的三弟（参加革命后更名为于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又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与日本侵畧者进行殊死血战之后，被逼退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后被派往莫斯科学习。

于浣非的小妹（参加革命后更名为路毅）到武汉后，中学还没毕业，为了抗日救国跟随李贞（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奔赴延安。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都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

还必要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于浣非的大妹妹（于汝洲）在武汉参与发起筹建由宋美龄丶邓颖超丶李德全领銜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成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骨干。

大妹夫车献之（曾仼黄埔军校主任医官）、四妹夫孙中元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负责人之一）。

老妹夫段德彰是从江西长征到陕北的红军，建国后一九五五年第一批授銜的将军。

二妹夫王寒生也曾经是中共党员，1925年国共合作时，与赵尚志一道被派帮助国民党筹建吉林省党部任軍人部长，后选为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去台湾后后脱离政界，成立轩元黄帝教任教首。史学家，研究黄帝内经著有成就。

五、留居武汉三年半，全家爱国为抗战

为了逃避日寇的践踏蹂躪不做忘国奴，于浣与家人分两批从哈尔滨出发，经北平几个月的逗留之后，流亡到汉口。在汉口一共居住了三年多时间。

抗日战争暴发前，于毅夫丶阎宝航等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于浣非积极响应並成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最坚定的骨干。他的家人和他妹妹的家人，都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並参加其工作。

东北沦陷后，日寇虎视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全国人民大失所望，要求政府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光复东北的呼声传遍全国。为了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畧中国的罪行，于浣非和趙惜梦合作创办一份报纸，以期起到唤起民众，宣传抗战，驱逐日寇，光复中华之目的，取名<大光报>。他们争取得张学良的支持由张学良提供办报经费。赵惜梦任报社社长，于浣非担任经理並兼任广告编辑和撰稿人。

从北平分别去延安的刘利锋（音。共产党员），此时被派来武汉担任<新华日报>的党代表。＜新华日＞报印刷厂距于浣非的家仅几十步之遥，刘利锋到武汉就暂住于浣非的家中。

刘是孤儿，二十年代于浣非在哈尔滨曾经大力支助过他，后来成为朋友。稍后，刘利锋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汉口，也暂住在于浣非家里，他们的妻子和子女成为好朋友。

为了办好报纸，写作和采编工作量很大，于浣非常前往上海、山东、西安等地出差，很少有时间留在自己家中。

1936年，为筹集办报经费，于浣非还专程去过西安，在返回武汉的两三天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倍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大光报>断了经费来源，被迫停刊。

为了生计，于浣非到武汉海关找到一份卫生檢役工作。1937年，在船上意外遇见在哈尔滨时己与于浣非及家人成为朋友的萧军和萧红。这时萧军和萧红从上海刚逃难来到武汉，正愁没有落脚之处，于浣非当即托请文学界的友人蒋锡金，帮助把萧军萧红安顿下来。

于浣非常年在外，天南地北，在外面干什么，用什么笔名，发表了那些作品，很少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对他的了解，许多情况都是親朋好友转告才知道的。这段时期，他又发表了许多抗战作品。有的被书局收编进<东北作家文集>。

当时由中共党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浣非以东北作家身份列入其发起人名单中。他不事张扬，为了自身的安全，到武汉后，常采用”佚名”发表一些的不为人知的诗歌，散文和抗日剧作。他以”佚名”发表的诗<我在中国生，我在中国长>被谱曲传唱，(家人是听親戚讲了才知道的)还被收入<爱国诗集>。

于浣非在北平逗留到汉口的初期那段时期，以自身的親历和見闻，用他一贯朴实无华的东北语言，醞釀並写出抗日街头小剧<鞭子>初稿。为了推出这个活报剧，他邀约一批东北流亡爱国青年排演这出小剧，还親自上街头参加演出，扮演那个用鞭子逼女儿卖唱的老头（时间大约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该剧试演后，剧本并未刊出发表。不久后，即有几位（大约三人）热心戏剧的青年人士(约20多岁到30岁)，去到汉口于浣非的家里，要求读读剧本，于浣非将手稿交与来人，他们读后即表示索要，经同意将手稿带走。不曾想到的是，此剧一经推出，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广为流传的抗日街头剧。这是于浣非自己未曾料想到的。

他历来朴实无华，非常低调，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只要于国于民于抗战有益就行了，以怎样的形式，以怎样的名义都无所谓了。而且他从哈尔滨到武汉十几年间所发表的文章丶诗歌丶剧本，除已用笔名，甚至以佚名发表，且都未留存底稿，更未想以此搏取个人名利。

几十年后，在历经了人世间的诸多磨难，忍辱负重几不能生的，被于浣非遗弃在四川成都的妻子___李相云，谈及当年丈夫上街演出<鞭子>剧的情景时，仍抑制不住流露出激动和自豪。

在武漢期间，于浣非的大儿子二儿子及外甥，都参加了抗日儿童演出队。读小学的大儿子还自编自演节目，去医院慰问抗日受伤的将士。于浣非的爱国热忱耿直秉性多才多艺的基因，都遗传给了他的几个子女。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在这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显露出一定的才华，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于浣非在东北和在武汉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东北的抗日爱国人士、热血爱国青年交往频繁。于浣非的妻子在晚年还常常忆念着这些抗战时期的老朋友。他们有的成为著名作家、画家，爱国民主人士，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还听说他们有的人在新中国建国后，就在打听寻找于浣飞及家人。也听说他们许多人在各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到不少磨难。但愿这些传说都是真的。

六、救助难童，义不容辞

孩子是国家的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疏散和救助沦陷区难童的工作就十分重要迫切。当时这项工作是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女士是这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于浣非的大妹[于汝洲]与李德全是至交，她也是医生，所以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艰巨而崇高的工作，並成为重要骨干。二妹[于淖汶]也是医生，也参加了救助和转移、疏散难童的工作。她们到战区去搜寻救助难童，並护送到武汉。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大批沦陷区的难童急需往大后方撤退。由于日寇逼近，武汉大撤退迫在眼前，水路陆路运力严重不足，交通运输拥挤不堪，数千难童，需要分散成多批护送。每批难童（当时又叫儿童保育院保育生）几十人不等，要为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配备帶队的教员和医生。于浣非担当了第十三批难童的医生兼教员，(另外还有两位女教员)组织率领四、五十名年龄从五岁到十五岁不等的男女孩子，登上了西去的撤退工厂设备的轮船。

于浣非的家人也参与此项工作随队而行，李相云把自己的孩子和难童们聚在一起同等对待。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饥饱冷暖、拉屎拉尿都得管到。从汉口逆水航行五天到达宜昌，在宜昌需换小船才能继续西行。到达宜昌后，另两女教师因怀孕数月，工作已难勝任。候船期间，于浣非将几个儿子和保育生组成歌咏队，上街演出並到医院慰问受伤抗日将士。他二妹率领的另一批保育生也到达宜昌。在宜昌侯船两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方到达四川重庆。

几年来一直和于浣非一家相邻而居的好朋友赵惜梦一家人告别去了昆明。临产的那两位女教员也辞职而去。

于浣非一行又换乘两辆军用卡車，在饱受颠簸呕吐之苦后，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把这批保育生移交给设在成都皇城内的保育院。几年后，读中学的于浣非的二儿子，在学校与几位己是中学生的难童不期而遇，互相招呼，惊喜不已。

成都最终成为于浣非一家五年多的流亡生涯的终点站。在祖国的大后方，有了一个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安定的栖身之地。但是，国难不了，家难怎消？新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和磨难接踵而至。

国难造就了中华民族又一位崇高女性；家难锤炼出人世间再一位伟大母親。

七、定居成都，为活下去而重新创业

到成都后尚居无定所，只能暂住旅店安身。在武汉出生的老五，由于流亡途中李相云的劳累紧张和缺乏营养，儿子先天发育不全，出生后就一直生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营养的补充，再加上流亡途中的折磨，到成都后不久，就在旅馆里夭折了。

但这并不影响于浣非的爱国热情，一九三九年，他发起在成都的东北藉的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在祠堂街的新又新电影院，举办了纪念著名的苏俄作家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活动。以示对红色苏联的敬意，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拥护。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去世时，他发表的要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誓言的又一体现。会场中悬挂的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一面高尔基遗像，就出自于浣非的手笔。他的大儿子也参加了纪念活动（是参加纪念活动的唯一未成年人）。

经过几次变换暂住地，终于在市内青龙街口的广益小学，空置的校舍内安居下来。这是因为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小学疏散到西城外去了。于浣非的家就在小学内最后面，靠着左角的一间教室。

安顿下来以后，性刚嫉俗的他，仍整日在外忙他的救亡事业，一心为国事奔波，却不知斂财治家。为了养家糊口，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租了一间店舖，自产自销化妆品和卫生用品，担负起治家創业，哺儿育女的重任，日子过得颇为劳累而拮据。

八、家庭会议，决定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命运

到成都安定下来之后，李相云又怀上了第六个孩子。这第六个孩子的降生，却成了一家人面临的大问题。

为此一家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议题是：一、是否要这个孩子；二、给这个孩子安排出路。决议是：生下来，送人。

于是通过基督教会，（于浣非夫妇早在哈尔滨时，就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找了一户很有文化教养的人家，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育，先生当时在成都的一所著名大学任校长。他们互相了解后，彼此景仰，成为了朋友。

在成都几经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之后的某一天上午，一个男孩从母親的腹中，挣扎着来到这充满战火硝烟罪恶累累的人世间。就在他对这陌生世界充满惊恐，发出愤怒哭喊的一瞬间，作为母親的李相云就再也舍不得将孩子送给別人。

从此，这孩子成了这位母親的最爱，成了她一生最重的載荷，成了她甘愿受尽人间苦难的原动力，成了她期盼美好未来的寄托，成了她在黑夜中倾诉悲痛的最佳对象，成了她在绝望时，能够刚強活下来的重要理由。

二十几年以后，这孩子己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从外地回成都探望母親。他随同母親走在街头，迎面过来一对老夫妇，他们热情地和李相云打招呼，並站在街头交谈起来。这孩子懂事地主动离开远一些，以免影响他们谈话。等李相云与二位老夫妇告别后，她告诉小儿子：他们就是当年准备抱养你的校长夫妇，他们刚才还向我詢问你的情况。多么可親可敬的老人呵。要是二十二年前这孩子成为他们的养子，那么这孩子今生将又会是另一番情景了。

九、更新名字，义重于天

为人平易慈和的李相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深明大义，在第六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为自己的五个子女重新起了名字。

过去他们叫大明、明明、世明、元龄，是做母親的盼望人世间的光明，国家的清明，而取明字为名。在经历九一八事变，五年多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目睹蔣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给东北同胞和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现状，李相云希望把这极不正常的世道纠正过来，她把振兴中华的希望梦想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

所以为自己的孩子重新更名为：正中、正华、正民、正之、正国。联起来就是—正中华民之国。之前加个正字，其含意就是，把腐败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名不符实中华民国，纠正为名符其实的、真正的中华人民当家作主之国家。

李相云为五个子女重新取名的爱国之心，义正冲霄，天地可鉴。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胆识，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其伟大感人之处，堪比岳母刺字。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鹰犬嗅觉不灵，户口制度也不严密，否则一旦被追究，灭门之灾难免。

几十年来，李相云在遭受苦难，感到压抑悲愤之时，就哼唱<松花江上>和<苏武牧羊>这两首悲壮的歌曲，以激励自己，获取生活的力量。

十、抗日救国，再担重任

于浣非与在成都的东北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总部设在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地址就在青龙街119号于浣非家租住的大院。于浣非担任分会负责人之一（宣传部主任）。

许多爱国抗日人士常在于家进出，偶尔在于家短住几日的也有。李相云在生产经营店舖，挣钱养育五个子女的同时，还常要细心热情地接待这些来往的客人。

他们多为爱国的热血青年和中年人，比于浣非夫妇年龄稍小，所以，一般均尊称于浣非为大哥，尊称李相云为大嫂。他们中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职员、医生、流亡学生、国民党军人和政府公务员。有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多年来在李相云家保存的相册中，一直珍藏看他[她]们中一些人的相片，以及一些重大活动的纪念合影照。李相云常常翻开相册对他的老儿子讲述这些人的情况，一一道出他[她]们的姓名，回忆与他们相处的轶闻趣事。这也是她在困苦寂寞之时，与小儿子寻求慰籍的习惯。

可惜的是，这许多在白色恐怖中，都敢于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老照片，却在文化大革命的赤色恐怖中，被付之一炬了。

最终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七月，由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封面有毛泽东头像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苏文化杂诗社出版的<苏联革命时代的游击战>丛书，以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实録>等，被珍藏下来。

最初，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会议和联络地点，设在位于成都少城一带东胜街的沙丽文舞厅，舞厅出入的人多，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对抗日组织活动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因而一段时间并未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个月后，发觉有陌生人盯梢，疑是特务，为安全起见，迅速将联络站转移到于浣非的家中。于家就成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当时东北救亡总会总部的于炳然从重庆来成都指导工作，也在于浣非的家中住过几日。

日寇飞机轰炸成都后，于浣非参与东北藉的以及四川成都的文化艺术界爱国人士，发起在少城公园举办了一次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的大型画展。就连当时只有十岁的三儿子，也到被轰炸现场，用画笔记录下日寇的无恥暴行。于浣非将幼子的作品送去参展，反响很好。

在汉口与于浣非家同住在一幢楼的趙惜梦的一家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从宜昌同船到重庆后，与于浣非家道别去了昆明，以后又去兰州。趙惜梦先后在两地创办报刊，並邀请于浣非作为他的报刋在四川的特派记者。于不仅为他撰稿，还到兰州与赵惜梦共谋策划宣传救亡抗日之事。

十一、对萧军的情结

萧军到成都后，将鲁迅先生親笔为他题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赠予于浣非家。萧军在成都期间，与于家交往频繁，他还常和他的新婚妻子王德芬女士来到于家。他尊称于浣非为大哥，李相云为大嫂。因为萧军皮肤较黑，李相云则昵称他为“黑小伙”。因王德芬女士年轻漂亮，李相云曾误以为她是四川大学的女学生。

一九四零年，在萧军夫妇决定去延安前，将他们无法携带的物品，萧军、萧红的成名之著<八月的乡村>的印刷纸版，他们家的一张方桌[桌子底面有墨笔写的萧、王二字]，还有一本萧红的日记，用木箱和大网篮装着，送到于浣非家存放。

原以为萧军夫妇去延安后，会回来取这些东西的，未曾料到，此去竟是他们一生的永别。

在抗战胜利于浣非抛妻弃子走了以后的岁月里，李相云的家搬迁了几次，宁可丢掉自家的东西，也要将萧军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带走。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等待他们的消息。当报刋登出批判胡风的几批材料，得知萧军和几位熟人受批判，她对萧军等人的命运感到担心，着急而又茫然不知所以。但不管怎样，总算又知道了萧军的消息。

李相云带着她的老儿子又一次清理了萧军夫妇存放的物品。将因屋子漏雨浸湿而发霉的印刷纸版，搬到院子里曝晒，然后再装入网篮，仍然妥为保存。内心极希望有一天能水落石出，等到萧军夫妇来取走他们的物品。直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搬离原来较宽的住所，迁往只有一间屋子的住所，窄小的居所己无法存放这些东西，迫不得已，才将已经发霉的纸版，在炉灶中烧了。只将那张方桌留了下来。八十年代，所有旧家具都淘汰了，唯独将这张底面写有”萧、王”二字的破损的桌子保留下来。

一九八八年，成都一家报纸登了一则消息，八十岁的萧军重来成都，与老朋友車辐会面，己经离去的消息。时年已是八十七岁的李相云得知此消息后，微微地笑了一下，她不无感慨地说：萧军也许以为我们不在成都了。次年李相云就带着遗憾去世了。

其实，萧军复出后，在女儿萧耘陪同下1984年曾去过新彊，在乌鲁木齐见到了于浣非的三儿子于然(从小就显露美术才华的他，己是新彊师大的美术系教授)。并对他说：已搜集整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作家的资料，准备出一本有关的书，就缺你父親的资料了。

近二十年又过去了，萧军已去世十几年，不知他的遗作是否出版？，

一九八零年，报纸上登出一篇写抗日时期萧军在成都的文章，李相云将萧军在成都时期的一些情况告诉她身边的老儿子，要他写一份补充寄去报社。该报社不发将文稿转而将它交给了写那篇文章的作者—車辐。车辐曾热情去信约李相云的小儿子一见。因为其它原故，他没能前往见面，从而失去了与萧軍取得联系的机会。辜负了車老作家的一番心意，他至今仍为此深悔不已。

萧军留下的那张方桌仍被保留下来，虽然它已破烂散架，有些影响观瞻，但见此物，能让人想起那段流亡动荡、艰辛苦难又令人回忆终生的历史。（2011年实不便再保留而弃）。

萧军此生，常被置于人生长河的波峪浪尖，堪坷一世，褒贬不一。了解历史的人民自有公论。萧军是鲁迅先生的好学生。尽管他也难免有一些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与鲁迅一样，是中国人之中的硬骨頭，不屈从权势，不奴颜媚骨，是具有中华民族最可贵品格的人。

十二、深入民间，救死扶伤

抗日战争胜利前的那几年，于浣非在四川省教育厅找了一份差事，叫卫生视察员，他常常到四川各地州县的学校巡视，为学生体檢，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为学生治病也为当地的穷苦百姓看病。他也去藏族、彝族地区为少数民族人民治病，不嫌脏，不怕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还随马帮一道徒步翻越鹧鸪山[夹金山]。他那些在艰苦岁月里，为彝、藏百姓治病，与穷苦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照片，头扎布巾，脚捆绑带，在野地大口进餐的镜头，就是真实历史見证，其情其景颇为感人。

十三、倖识车耀先

到成都后，于浣非为了继续从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需要有一间安静的写作室。家里太吵，不能写作，他在外租了一间屋子搞创作。后来他的四妹妹（于淖心）来到成都，在祠堂街租下舖面，开了一家书店，楼上就成了于浣非的写作室。

他在成都又创作了一个展现沦陷区女性抗日杀敌爱国事迹的剧本<大红鞋>，（该剧本语言朴实，一些习惯语气的风格，与他过去写的<鞭子>的风格酷似）以及许多文稿、演讲稿。（这些剧本、文稿，是在五十年代，从李相云家中的积满尘土的柳条包里发现的）。

这间书店，吸引了众多的东北流亡人士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忧国爱国，常来看书、购书，交流信息。书店的兴旺，引起了街对门一家歺馆老板的注意。他常抽空过书店来与这些东北人士交流，久而久之他就与于浣非成了朋友，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四川军委书记，[努力餐]餐厅的老板车耀先。车耀先介绍于浣非的儿子参加了他领导的群众组织<大声社>的活动。车耀先还介绍于浣非大妹妹的独生子（于汝洲与车献之的独生子车世光）去一所在本地有名气的中学就读(后来他成为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

十四、不惧白色恐怖，救出中共女党员

抗战期间，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成都市大监狱。为了营救她出狱，于浣非受托为她担保。那时李相云经营的化妆品店，己换成太白牙粉公司招牌，在成都西门附近有些名气。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身家性命的风险，李相云以牙粉公司的名义作为舖保，将这位女共产党员（袁志杰）（音）营救出獄，接到家中调养休息，住有月余。经过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审查，最终被安排去了延安。建国后审干时，从北京市来的外调人员找到李相云查证此事，李相云为她证实了这段历史。从北京来人口中，才得知袁某己是北京市级一个部门的领导。

十五、抗战胜利，于浣非遗妻弃子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于浣非的几位親戚聚集在成都金牛坝的大妹妹家中，对当时的时局有过一番评议。他们曾经追随孙中山的理想，抗战中从事爱国的抗日活动，又在国民政府的机构中供职。现在抗战即将胜利，对未来应作一个展望，并作抉择。

李相云静静地在一傍关注他们议论。在对国、共两党对比以后，于浣非清醒地断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不得民心，未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这也是在场的所有人的共识。但随后的行动，他们並没有选择新的道路，而继续在腐败的国民政府中谋职，参与对敌占区的接收工作。

抗日胜利后，于浣非去重庆，从国民党政府谋取到东北救急总署卫生署副署长之职。

离家前夜，为了旅途的安全，在微暗的灯光下，李相云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的内衣内裤缝上两个布包，用以隐藏钱币和重要的物件。于浣非许诺回到东北安排好后，就接她们母子回东北。第二天，就离家而去。

不久后，于浣非的大妹一家人和于浣非的母親一行，分乘几辆人力车也离家而去。此一去也成为永别。

几十年后，九十高龄的于汝洲，从台湾转给于浣非子女一封信，她说了她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幕。在一九四五年她们离开时，于浣非只有四岁的小儿子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哭叫着不让她走，当黄包车移动后，听到从背后传出哭叫声：我要去找爸爸，我要去……她回过头来，见到小小的孩子大声地哭喊着，拼命地追赶着那几辆载着她们一行人渐渐远去的人力车。被遗弃的子女们早已没有记忆，而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于浣非的大妹妹，几十年间，却把这悲凉凄楚的一幕，清淅地、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中。

 

编者注：本文中，所有的“萧红、萧军”，在于正国先生原文中记为“肖红、肖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