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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楼校部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入关后，哈外专从军事院校转属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原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外语学校根据张闻天的建议，改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东北局迁至沈阳后，将东大直街51号白楼、西侧的红楼、对面的五灰楼等三个街区和建设街邮电大楼等划归外专，校部设在51号白楼，并正式任命王季愚为哈外专校长，赵洵为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从此，哈外专进入了由两位女校长领导的哈尔滨十年辉煌时期。
这是哈外专新校部——东大直街52号白楼。前楼是教学楼，后面连着礼堂。其后是图书馆。校园西侧是校务办公楼，南侧毗邻王季愚校长的住宅。东北角是男生宿舍楼，楼下是篮球场地。校园东侧是消费合作社，师生们不出校门就可以购买到生活和文教用品。在教学楼的东侧是一片小树林，是晨读的好地方。
1949年初，哈外专校部迁至白楼后，立即开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8月，周恩来邀请王季愚到北京汇报工作。会见是在张瑞芳母亲家的四合院里，周恩来要去看望张母，张瑞芳告诉他王季愚来到北京后刚刚住在这里，周恩来就让张瑞芳转告就在她家听取王季愚的汇报。就在这次汇报中，周恩来紧急要求哈外专要在10个月内向中央提供200名俄语翻译。
不久，陆定一和安子文将哈外专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意见拟定了七条决定，以中央办公厅文件转发，并给学校拨出3万元东北币办公经费。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到年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使在校生从原来的300多人骤增到1127名，教师也增加到100多名。
平津解放前夕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一批学生从国统区辗转来到哈外专学习。他们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比较高，与学校原有的学生组成一级部，共23个班，在白楼上课。
从1951年暑期开始，哈外专参加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地统一招生。
正当哈外专为大好形势欢欣鼓舞的时候，又一件值得哈外专骄傲的事情，半年后悄然到来。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王季愚与赵洵
这是距离外专白楼校部不远的一栋豪华建筑——颐园街1号，是波兰籍犹太富商格瓦里斯基建于1916年的法国古典式花园别墅，是哈尔滨众多欧式建筑精品当中无可争议的一号建筑，堪称欧式建筑经典。1949年12月下旬毛泽东访问苏联，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27日下午到28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归来途经视察哈尔滨。毛泽东下榻于颐园街1号，周恩来住对面的新哈尔滨旅馆即后来的哈尔滨国际旅行社。
令人羡慕的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视察哈尔滨不足20个小时的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王季愚和赵洵等哈外专的同志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的时间就长达5个多小时。接见在颐园街1号，就在这个房间里，从晚上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先是把王季愚和赵洵介绍给毛泽东，毛主席积极评价和热情鼓励了哈外专的工作，然后由周恩来听取王季愚和赵洵对半年前总理交办任务的落实情况，并对学校工作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要求。当晚，周恩来还交给王季愚校长一个俄文急件，内容是关于秋林公司资产问题。赵洵当晚就将材料译出。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苏联谈判期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双方确定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主权回归的时限，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后来的事实说明，翻译秋林公司只是哈外专介入外事工作的开始，此后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在中苏两党两国高层以及外交国防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交往中，哈外专人始终处于首席俄语翻译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地说，哈外专当年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工作的。
这是5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照片。
哈外专没有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厚望，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将迅速培养的大批俄语翻译，及时地、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解放战争、国防和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请看当年中央和各方发往哈外专多如雪片似的请调俄语翻译的调令、信函和电函：
中央办公厅要求分配俄语翻译的信函、中宣部请调函、空军司令部请调70人、炮兵司令部请调15人、装甲兵司令部请调20人、海军司令部请调30人、工程兵司令部情调2人、东北航空工业部请调20人、东北工业部请调100人、东北坦克部队请调20人。刘亚楼给王季愚和赵洵的亲笔信，要求“无论如何要给东北六所航空学校派足俄语翻译”。刘亚楼的又一封亲笔信说空军缺人太多，“可否再派200人给我们，则十分感谢”。李立三给王季愚和赵洵的亲笔信，请求派两名俄语翻译说“苏联顾问很快到达，除了请求你们帮助外，别无办法可想，万望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难”。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个部门热切请求分配哈外专毕业生，等等。
（三） 建设街校舍
这是大家熟悉的果戈理大街邮电大楼，早期现代建筑风格。1936年建成的时候是三层楼，叫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这里是哈尔滨中央电报局。1949年初东北局将其拨做哈外专建设街校舍，二级部、五级部、九级部的学员在这里上课。一楼大厅是食堂，二楼大厅是宿舍，大楼两侧是教室。
这所校舍处于南岗区最繁华的地段：校舍的路东是敖连特电影院，是俄国人1908年建的中国最早的豪华电影院之一，也是集电影院、餐厅、舞厅、旅馆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校舍的路南亚细亚电影院，也是1908年建成的集旅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豪华电影院，足见竞争之激烈。继续向南走是全市外侨的购物中心——秋林洋行，建成于1908年，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是1927年第三次扩建之后的建筑。对面是普希金药店。哈尔滨的精品商店、高级餐饮和文化娱乐多数集中在这一带。从白天到夜晚，满街的俄国行人不断。 建设街和大直街校舍的同学，课余时间经常到这一带来，主动与俄国售货员、路边小生意人、路边休息的人和行人搭讪闲聊，甚至给街上乞讨的俄国盲人手风琴伴唱俄罗斯歌曲，目的就是练说俄语。有时候他们也去敖连特电影院和秋林俱乐部观看俄文原版电影。
从这里走出去的一名五级部学员王桂荣，就是当今赫赫有名被誉为当代顶级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他在鲁迅、巴金、曹精华、戈宝权等翻译大师已有的苏俄文学译作基础上，又重新将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俄罗斯世界名著遍译了一次，长达700多万字，显示了他的翻译实力，却只是在70岁去世前作为自费旅游者去过一次俄罗斯。也就是说，他青年时代在哈尔滨亲眼目睹的俄国上层富贵与下层流浪人的生活，是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唯一亲身体验，在他的翻译生涯中一生都在起作用；而哈外专俄汉并重的教学对力冈后来的翻译工作受用终生。
王季愚校长一直主张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必须学好母语，外语学科应与其它人文学科相互渗透，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家。为此，外专为学员设置了文史理论基础课，成立了国文教研室，学习苏俄历史和现代汉语修辞，并配备了如周艾若和李人纪等这样高水平的中文教师。王季愚校长还经常请戈宝权、吴伯萧等著名翻译家和作家来校小住，开设俄苏文学和翻译讲座课。其实王季愚本人就有很高的国学修养，她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造诣颇深。人们只要知道哈外专的校长和副校长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过《在人间》的王季愚和翻译过《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赵洵，就会明白为什么哈外专会产生像力冈这样的大翻译家。
力冈1957年被错划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时带着全家下放山区，磨难的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也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但是逆境坎坷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生活信念和神圣追求，700多万字的译作都是在1979年到1996年的17年时间里完成的，他是在与时间和生命疯狂地赛跑，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就，终于在1997年刚过70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累死的。应该说，哈外专像力冈这样历经磨难永不言败，与命运抗争为事业献身的学生很多，力冈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哈外专不只有一个力冈，他的师弟王士夑在我国文学翻译界也颇有影响。
他的代表译著有果戈理的《死魂灵》、阿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多年潜心研究和翻译普希金的作品，译界评论认为他所翻译的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在理解深度上和语言风格传达上都是我国已有7种译本中最好的。力冈的师兄陈殿兴翻译的《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现代作家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都是上乘译作。王士夑的大部分译著是在60岁退休后译成的，老外专不少从事俄语教学的人都有深厚的双语积淀和良好的文学翻译素质。
哈外专培养的除了以力冈为代表的重量级文学翻译家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翻译家，多集中在政界军界外交界。中共中央办公厅1957年成立了由闫明复、朱瑞真、赵仲元三人组成的翻译组，闫明复任组长。这三人都是哈外专的毕业生。翻译组的任务是翻译中苏两党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访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翻译组见证了中苏两党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并参与了中苏论战的译饿工作。例如1960年经毛泽东审改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和1963年至1964年发表的九篇公开论战的文章（”九评”）。哈外专一级部的钱育才从1953年到1979年长期在对外宣传部门从事译俄工作，例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参与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重要文章的翻译和核稿工作以及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版的出版工作。 这类翻译对译者的政治立场、理论水平、思想深度、翻译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担任重大政治军事外事翻译的校友远不只这些。
（四） 红楼
这是校部西面的波兰天主教堂街区，教堂建于1907年，又名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教堂西侧就是外专师生所称的红楼，1949年4月从北平华北大学抽调准备南下的400名青年学生组成三级部，在这座红楼里上课和住宿。
在红楼上课的学员钟鼎、信德麟、陈叔琪等，他们本科毕业后又参加了首届研究生班学习。参加研究生班学习的还有其它校舍选拔出来的优秀毕业生，后来他们都成为哈外专自己培养的本国教师 。
开办研究生班是学校的重要战略举措，王季愚校长说：“单纯依靠苏侨任教并非长久之计，他们迟早是要回国的，要办好学校发展正规教育，最关键的是尽快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
这是王季愚校长给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提交的建立研究室开办研究生班的申请报告。王季愚建立研究生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以备取代随时可能被苏联政府召回的俄侨教师。
从1950年11月起，学校先后举办了六期研究生班，请苏联语言学专家授课，仅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形成了一支人数多、水平高、兵种齐全的教师队伍。
实践证明，这一步走的非常及时，到1954年大批苏侨陆续回国的时候，哈外专的教学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顺利地过渡到由中国教师任教，并为今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开设研究生班而外，还开设了一个以副博士课程为内容的高级骨干班。刘耀武、王超尘、伍铁平、王钢等人就是这个班的。王季愚开办高级俄语研讨班的目的是提高学校的俄语学术水平，从根本上保证不断提高哈外专的俄语教学水平。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也是这一目的。
这是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哈外专同学的合影。赵云中是莫大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他说当年是王季愚校长亲自帮助他们备考，全部考上莫大。他说在莫大留学的哈外专学生是中国留学生第一团队。哈外专留苏学生除少数去列宁格勒大学外，大部分在莫斯科大学。
非常荣幸的是，他们赶上并参加了1957年毛泽东访苏接见中国留学生大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对中国青年的热情寄语。这些留苏教师多数返校成为俄语语法、词汇、修辞学和俄语史专家，著述颇多。例如华劭，1990年获得世界俄语教学研究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奖状，出有《华劭论文选》。
在哈外专的历史上还有许多长期从事俄语教学的老校友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当中有从事俄语实践教学的吕和新、范竹青、安郁琛、卢慧慧、杜宝轩、马继芳、李永澄、李景琪、闫家业、陈名瑜、钟鼎、龙翔、王鲁生、吴宝芬、陈楚祥、高森等；从事俄语理论教学的王超尘、高静、信德麟、金晔、黄树南、华劭、刘耀武、张会森等；从事翻译课教学的李石民、郝建恒、鲁桓、王育伦等；从事俄苏文学教学的赵先捷等。他们一生从事俄语教学，在讲台上从年青站到白发，学子无数，桃李芬芳，那一株大树不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长成！
在红楼的东侧是外教楼。当时哈外专的外教已有100多人。为了教学工作的方便，赵洵副校长也住在外教楼里，与苏侨教师朝夕相处。
（五） 五灰楼
这是白楼校部对面的五灰楼。1950年12月，有529名青年学生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军，被分配到哈外专学习俄语，组成六级部在此上课。这是一个朝气蓬勃、什么事情都不甘落后的集体。这是六级部的教职员工。学员在上课。
说起五灰楼不能不谈六级部主任熊映悟。在哈外专有一个似乎不可思议而又合情合理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在外语学校环境里竟能出现一批以熊映悟为代表的蜚声全国理论界的学术大家。
熊映悟是中国生产力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撰写的《生产力经济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生产力理论专著，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是国家教委审定的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高校教材。他的论著《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和《再论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第一个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是一个务实创新的著名经济学家。
1949年10月他到外专工作的时候刚满20岁，没上过名牌大学也未留过洋，家庭出身又不好，可是在担任三个班的政治助理员期间一展才华，王校长又冒着政治风险提拔他担任六级部主任。六级部学员毕业后，王季愚校长劝他转到经济学岗位，并两次送他到北京中央党校和人大学习《资本论》，嘱咐他要经得起波折，一心一意做学问。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哈外专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这里的校领导不只是教育家同时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这里的土壤催生着政治和知识之花同时开放。
学校档案馆珍藏的1949年12月王季愚校长写的工作总结报告手迹，其中有这样两段话：学生们“学政治课的目的，是在毕业后能有正确的远大的政治目光，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世界一切大事，能以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为人民服务”，“如果同学对我们的教育目的认识不够，将来对事的看法不够正确，不远大，我们的目的便要落空，这是人民很大的损失，故同学都应重视它，如同重视俄文学习一样”。我们看到王季愚校长亲笔撰写的党课手稿共29页、政治课讲义共82页。
早在马家沟校舍办学的时候，王季愚就凭着延安的老关系把《解放日报》国际评论员陈泉璧，挖来任学校政治教研室主任。他的时事教育大课，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精彩点评，就像一团火，点燃了同学们的革命激情。
王季愚校长亲自给师生们作报告讲授社会发展史，总是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在讲到要害或关键之处，她会将手中粉笔头向空中一掷，不容质疑的结论，在年轻人心中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只有流利的外语而没有理论思维和政治信念？所培养的人怎么可能只有知识而没有远大理想呢？
有一次王季愚校长用纯正的四川话对一个刚刚从四川来的叫陈隆增的少年班男孩说：“到我们学校来不单纯是学俄语，首先要改造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男孩瞪大眼睛问：“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我不大懂。”王校长给男孩打个比方说：“你坐过汽车吧，汽车的方向盘就好像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勇往直前，还是左转右转，就靠这个方向盘。革命人生观就是下决心干一辈子革命，临死都不动摇！小同乡，懂不懂？”陈隆增一下子明白了革命人生观是这么重要，并且一辈子也忘不了老校长的重要嘱托。
预科班毕业的学生方扬春，一生从事外事活动，访问40多个国家。1956年访问波兰期间遇到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1959年在维也纳，1963年在科伦坡，都经历了非常事件的严重考验，但他都能冷静分析，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永不迷航。他深情地说，这都是母校给了我革命世界观的结果。每个外专学生在回顾过去时都会讲这一条：母校给我的世界观，终身受益。
在王季愚的身边凝聚着一批杰出的政治理论教育家。例如李祖培、孙云、扈颖航、王绍顺、吴显昌等等。这是王季愚校长与马列教研室教师们的合影，一排右一是王勉之，后排左一是纵东狱、左五是鲍训吾。 1953年5月1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介绍哈外专政治理论课教学经验的长篇报道。
在五灰楼的后面，学校建设了两栋家属楼，解决了已婚教工住宅和儿童入托入园的问题。这是当年入住这里的教职工们在L型家属楼前的合影。临街的家属楼的一层是学校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王季愚和赵洵以深情的母爱，呵护着教工们的孩子，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还饲养了十头荷兰奶牛每天给孩子们专供鲜奶。宋庆龄曾经视察哈外专的幼儿园，热情表扬和鼓励学校所做的工作。
王季愚对干部教师学生要求严格，却有手足之情母爱之心，操心他们的吃住与冷暖、困难与负担。她在马家沟飞机场附近办农场养猪养牛养鸭养鸡改善大家的伙食。在太阳岛购地建房供大家娱乐休闲。在帽儿山买房建休养所大家轮流去疗养休息。
她艰苦朴素一辈子，却对周围有困难的同志一贯慷慨解囊。甚至在文革中她只有30元钱生活费的时候，仍然接济了同样遭受文革劫难的9个孩子，视若亲生骨肉竭尽全力保护了他们。
王季愚对教工们的孩子是那样倾心，加上紧张的工作，反而忽略了对自己女儿的细心照料，以至于力凡生病，终于不幸。这是她从延安带来的可爱而饱经风霜的女儿力凡和儿子力平。
大多数人经常看到的是王季愚校长工作上指挥若定气宇轩昂的一面，对同志对学生和蔼大度悉心呵护的一面，却不知道她同时在默默地承担着多大的来自家庭的沉重负担和个人的不幸遭遇。这是一位巨痛压顶不低头，性格无比坚强的人！也是用一生的宽容对待人，包括给自己造成不幸的人，只要他人幸福自己甘愿承受命运安排的胸襟无比开阔的人！能够把坚强与宽厚两个很难兼容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只能是具有崇高思想和人间大爱的人，这就是王季愚！
哈尔滨花园小学校，1907年至1936年这里曾经是日本驻哈总领事馆。力平在这里上小学。第三中学1925年由俄国人设计建筑的，解放前叫普育中学。力凡与力平读中学点在这里。妈妈对两个孩子非常伶爱也非常严格。力平自幼懂事，后来成长为我党在上海的一名高级干部。上海校友评价力平继承了妈妈的思想、情操、学识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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