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的一生——赵洵副校长 | 哈外专红色经典

哈外专王季愚是校长，而赵洵是副校长。

学校的中文教师、后来的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院长周艾若（周扬之子）曾经高度赞美这两位女校长：“两人风度各异、情调不同，但工作的配合天衣无缝，和谐共振，高山流水，丽日春风”。现今已经很难找到如此和谐、亲密、高尚、完美的合作者了。

然而，这还只是从事业合作的角度所作的评价；而更深层次和更本质的东西，是两个人的理想追求、思想情操、学识学品，完全一致，因此，王季愚所具备的马克主义的政治魅力、学贯中西的学识魅力、独立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精英辈出的教育魅力，赵洵也完全具备，说王季愚也等于在说赵洵，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 职业革命家的一生

赵洵与王季愚有着同样艰难而辉煌的革命经历和丰富精彩的人生阅历。她1917年生于吉林省一个富有的满族家庭，初中时读鲁迅《呐喊》、《彷徨》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对八旗子弟提笼架鸟、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不满和厌恶。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14岁的赵洵立志抗日救国，参加了抗日活动。同年底赵洵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一个学期后因为学习成绩优良得以享受旗蒙公费待遇。从这时起，赵洵开始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其中演出过田汉编剧的《苏州夜话》。肖军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的话：“在哈尔滨一个舞台上见过她（赵洵），她演出的《苏州夜话》中的卖花女，记得她使我感动得流过泪，那时她在工业大学读预科，约十七、八的年纪”。赵洵 1934年12月加入共产党后，不再参加公开的群众活动而做党的地下交通员，跑哈尔滨市南岗、道里、道外区好几个抗联的联络点，其中包括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

赵洵在哈尔滨期间住在俄罗斯铁路职员彼廖兹金夫妇家中，膳食和住宿费由父亲直接寄给他们。赵洵的奖学金扣除学费尚有600元的余额，加上父母每年春节给的200元的压岁钱，手头是很宽裕的。自从参加革命之后，赵洵就不再买豪华衣饰，也改掉了吃零食的习惯，把省下来的钱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

1935年5月，党的组织包括哈工大地下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赵洵开始转移。此时，赵洵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而安排她去法国留学，并告诉她，他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就在法国，年轻有为，可以和他交朋友。赵洵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坚持在国内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赵洵走后，父亲登报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声明对女儿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

赵洵从哈尔滨逃亡后，在去上海的途中在北平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经过亲属营救被保释出狱，最终到达上海，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塔斯社《中国导报》担任翻译。在上海期间，赵洵在王季愚的帮助下认识了鲁迅，并在鲁迅的鼓励下翻译出版了由鲁迅亲自作序的苏联名著《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和第二卷。

1937年七七事变，上海沦陷，苏联总领事馆关闭后，赵洵谢绝了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学习的机会，这是她第二次放弃出国学习，都是因为自己不忍离开惨遭日寇践踏的苦难祖国而执意留在国内抗日战场。于是组织分配她到敌后根据地工作，此时的赵洵刚满21岁，已然是一个有些革命经历的“老革命”了。她先是去山西阎锡三的部队作统战工作，接着去晋察冀边区政府，后来应成仿吾的邀请去由陕北公学、抗大、鲁艺联合起来办的华北联大担任俄语教学。正是在这个时期，赵洵译完了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敌后从1938年到1943年，赵洵参加了无数次的反扫荡，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战火的青春。

1944年春，赵洵辗转来到延安，先是分配到鲁艺与王季愚一起工作，后来被分配到延安外国语学校担任第四班班主任教师，前三个班主任教师都是外国人，俄文好，汉语说不好。而赵洵不仅俄文好，普通话说得好，语言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洵和王季愚响应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出关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

赵洵被派往北安省委担任与苏军的联络工作，后来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担任刘亚楼参谋长的机要秘书，同时负责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的复课筹备工作。此时的王季愚正在佳木斯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1946年11月7日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复课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在复课的前后，赵洵正在苏联协助叶季壮参加对苏贸易谈判。12月因战局紧张，学校转移到佳木斯后，王季愚被派到学校主持工作，接着赵洵也脱离了总司令部的工作来到佳木斯与王季愚汇合，开始了在延安约定的与王季愚联手办教育的愿望。

从1946年到1958年，王季愚与赵洵手挽手，在哈外专、哈外院，度过了我党和共和国外语教育史上的十分辉煌的12年！也是哈外专为新中国国防、外交和经济发展输送外语和外交人才从而做出卓越贡献的辉煌的12年！
作为职业革命家，赵洵和王季愚一样，不会也不可能回避革命事业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和挫折。王季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所以屡次受到警告，最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总的“清算”。而赵洵也因受到李立三和李莎的牵连，以“苏修特务”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这些对于一个革命家来说都不算甚麽，看看王季愚和赵洵在平反之后是如何拼命工作的，就知道了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如何对待革命胜利与挫折的了！

王季愚从来不讲她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而是告诉大家这不是个人的错，要记住历史的教训。赵洵也是一笑了之，她没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完成《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她总是在说，时不我待，我要跑在死神的之前编完词典。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说：她不肯好休息，否则的话，或许生命的终点不会来的这么快！

这就是赵洵职业革命家的一生 ，与王季愚共同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魅力！

二 西学博士

哈外专的师生们都说，赵洵副校长和王季愚校长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风度却大不相同。王季愚身穿女军装，一口四川话，语气豪爽，一派延安老革命的气派；赵洵也身穿女军装，却整洁合体，说话细声细语，和蔼可亲。军装换民装后，王校长依然朴素大方，而赵校长朴素的蓝布上衣露出的白色领子总是洁白的，加上稍加修饰的发式，显得十分妩媚。据李莎说，赵洵洗完的白色衣服总要在浅蓝色的水里漂一漂，这个习惯和苏联人一样。

这两个好似亲姐妹的人，虽然同是革命队伍的亲密战友，虽然同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由于出身、环境、经历不同， 在学养、爱好和习惯方面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学校里王季愚被称之为“国学夫子”，而赵洵却被称为“西学博士”，可见这是令人赞美的差异。岂不知，哈外专正是由于这两个主要领导人的这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差异，铸成了哈外专中西合璧的深厚文化底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开放、创新型人才。

据赵洵介绍，从他父亲这一代开始，她的家庭就已经相当欧化了。她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学习财经。父亲对赵洵的姐妹们说，我没有嫁妆给你们，但你们只要上进，都供养你们上大学，学习优秀的还可以出国深造。母亲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她的老师就是林伯渠的发妻伍从贤。母亲受五四运动影响常常对赵洵姐妹们说，妇女要升堂入室，参与国家政事。赵洵16岁就参加革命，显然与她自小受民主思想启蒙有关。

赵洵1931年到1935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这是一个因中俄联合修建中东铁路而兴起的、俄国和欧洲侨居人口很多的城市，特别是南岗区是全市政治、文化和领事馆区，是俄国和欧洲人聚集的地区，满街的洋人、洋行、洋房和众多的教堂。赵洵读书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在这里，学校有俄国老师授课，平日住宿在俄国人家里，所以受俄罗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较深。

李莎说，赵洵有俄国名字，而且还有“父名”，叫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李莎一直称呼赵洵为安妮亚。她说，赵洵不仅俄语说得流利，发音纯正，而且熟悉俄罗斯文化，精通俄国文学。

从赵洵30年代在上海第一次翻译苏联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就完全可以看出赵洵的思想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在众多的苏联文学名著当中，她为甚麽选译《静静的顿河》？这是怎样一部作品？

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描写的是俄国哥萨克人的生死命运。哥萨克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从15世纪开始因为不堪沙皇残酷剥削和虐待而从俄国内地(欧洲部分),逃亡到顿河一带的暴动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体。“哥萨克”是突厥语“自由自在”和“勇敢的人”的意思。他们一边务农，一边习武，并逐渐建立起地方自治组织和地方武装，形成剽悍不驯的习性和英勇善战的能力。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里、远离俄国的民主运动，中世纪的宗法制的生活使他们逐渐变得愚昧粗野、狭隘偏见，加之沙皇政府对其长期采取欺骗、收买和利用的政策，长期充当了沙皇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御用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萨克充当了沙皇的炮灰，十月革命后则成了邓尼金等沙皇反动派余孽企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打手。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敢于直面揭示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甚至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哥萨克，真实地描写了哥萨克在革命与叛乱、真理与偏见、红军与白军中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这部小说能够得到斯大林的赞同而得以出版和在大清洗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而小说同时又真实地再现了哥萨克暴动的历史原因，揭露了苏维埃极左路线的错误，这是肖洛霍夫的社会良心，自然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甚至到了50年代他谈起这部小说的时候仍然对作家耿耿于怀。不知道是因为高尔基的袒护，还是国际文学界的舆论，还是摄于作品的伟大艺术魅力，肖洛霍夫终究没有倒下。

《静静的顿河》还有一个隐蔽的主题，那就是通过主人公葛利高丽的曲折残酷的人生道路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即使在人们看来是一个愚昧粗暴偏狭的民族或人群，也有尚未泯灭的人性，甚至还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人性和人道主义。这正是后来这部作品成为苏联唯独仅有的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文学名著。

《静静的顿河》共四卷，1940年全部出齐。赵洵30年代翻译它的时候只出版了前两部，她就急不可耐地先把第一部和第二部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当然这样一部伟大作品怎么会逃过鲁迅的眼睛？所以当赵洵请鲁迅为她的译作作序的时候，得到鲁迅的慨然应允，并高度赞扬她应该把这部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可见，赵洵思想高度和翻译水平是得到鲁迅首肯的。

赵洵1936年翻译出版《静静的顿河》时,这部作品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有颇多政治争议!将近30年后的1965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终获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赵洵当初首次翻译出版这部世界名著时所具有的超强政治敏锐性和超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

赵洵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在这部苏联小说刚刚出版不久就译成中文了。这部小说写成之初遭受许多出版社的拒绝，后来苏联《真理报》介绍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引起全国轰动之后，这部小说才急速走红。此时赵洵正准备撤离上海去敌后根据地，梅益将这部小说的俄文本交给她。她是在华北大学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余抓紧翻译出来的。王季愚建议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拿到后方出版，可是周扬要她在延安出版，结果在延安韬奋出版社出版后赶上胡宗南进攻延安，小说坚壁在窑洞里被敌人发现后全部烧毁。王季愚一直责怪赵洵没有听她的劝告。

在她的晚年，她翻译了俄罗斯经典作家蒲宁的小说和诗歌。这两部译作也堪称译苑瑰宝。

赵洵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的一生，在战争年代她以地下工作和敌后工作为主，从延安时期开始俄语教学和教育工作是她的主业，而她的文学翻译工作，始终是她一生的业余爱好，却同样辉煌耀眼！

三 润物无声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大批干部和部队出关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几所大学也陆续转移到东北，其中迁至哈尔滨的只有延安外国语学校，刘亚楼兼任校长，具体领导外语学校工作的是王季愚和赵洵。王季愚主持全面工作，而赵洵主持教学工作，可见赵洵所作工作的重要性和所处的重要地位。

1946年11月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复课前的筹备工作是在刘亚楼领导下由赵洵具体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招收学员、选择校址和选聘外教。

首批学员主要从佳木斯东北大学和齐齐哈尔、北安军政大学选拔了100多名。她选择的校址是她最熟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所在的南岗区西大直街，由刘亚楼具体落实在163号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部大楼的一楼，斜对面就是赵洵曾经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赵洵为什么选择这里？因为这里是俄国人聚集的地方，生活在这里无异于国外。这里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对学习俄语非常有利。学校与苏联总领事馆只相隔两趟街，赵洵因与苏联红军接触频繁，所以她请领事馆推荐了最优秀的苏侨教师来学校授课。学校从1946年11月复课到1954年，教学是以苏侨教师为主的。在那样的语言和社会环境里，又是由外教授课，这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培养出战争和建设急需的外语人才的根本原因。

1946年底复课选择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这一天，可惜的是赵洵因参加由叶季壮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而离开哈尔滨。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因战局紧张学校临时迁到佳木斯。學校遷到佳木斯以後，在張聞天的推荐下东北局将王季愚从东北大学调到外语学校主持工作，赵洵完成去苏联贸易谈判后赶往佳木斯与王季愚汇合，开始了两个人共同办教育的完美合作。

哈外专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作的重要决策，例如：为了预案苏侨教师一旦回国由我们自己的教师全面接替教学工作，及早设置研究生课程（由苏联专家授课），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培养学生与培养教师并重；为了从根本上、持续不断地提高外语教学水平，提出学术建校的方针，加强教学学术研究，科研与教学并重；为了提高翻译水平，加强汉语教学，外语和母语教学并重；为了加速培养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将听说放在首位，强调记句式，不要孤立地记单词，等等；这些决策都是赵洵与王季愚共同研究决定，由赵洵负责具体实施的。

赵洵和王季愚都是老革命，又都是外语教育专家，而且作为女性，往往以伟大的母爱之心，关心、爱护每一名学生、教师和员工；像春雨润物一样，以自身榜样的力量，耐心地、潜移默化地带动和引导师生们茁壮成长。

学校在佳木斯时期是最艰苦的，而且战争胜负前景尚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苏侨教师自愿跟随学校迁到佳木斯与我们同甘共苦，这与赵洵与外教们的亲密关系分不开的。在佳木斯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赵洵与王季愚千方百计地弄来粮食豆油保障了师生员工的基本供给，给外教老师弄来牛奶和烤面包炉，甚至还弄到巧克力和苹果，自己人不许动，全部留给苏侨老师，还买来一架帶棚马车供外教和大家进城急用。两位女校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把外教和师生的生活料理得那么精彩，极大地鼓舞了老师教学和学生上课的热情。

回到哈尔滨以后，为了解决老师们的后顾之忧，在五灰楼后面建了两栋家属住宅并自办了幼儿园和托儿所，还买了10头荷兰黑白花奶牛，专供孩子们每天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这大概只有女校长才会考虑的这么周密细致吧！宋庆龄来哈尔滨的时候亲到这个幼儿园视察，感谢学校为孩子们所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生活条件。赵洵那个时候不是老师给校长送礼，而是反过来：哪个老师家属有病了或生活出现临时困难了，甚至谁家远方来了客人了，赵洵知道了都会与王季愚两个人凑点钱或买点礼品登门看望和慰问。赵洵和王季愚把教工们的冷暖放在自己的心上，换来的是大家积极上进和忘我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赵洵和王季愚同老师和员工们的关系到了，岂有她们说话不好使的道理！

学校外教数量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人，趙洵是他們的“首領”，与他们住在一個樓裡，朝夕相处，以诚相待，做了大量团结、教育和引导的工作，充分调动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爲了調動蘇僑教師的積極性，讓蘇僑擔任一部份學校的領導工作。

赵洵俄语发音、语调、语速都堪称一流，但是她并不满足，每天早晨都坚持户外朗读。她还带头参加苏联专家上的理论课，每课必到，以身作则，推动师生提高俄语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赵洵在从事外语教学的同时，从未停止过翻译活动，越到后来越是锲而不舍。文革结束后，从1979年到1986年，她相继翻译出版了斯维特兰纳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蒲宁的《故园》、《夏夜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与林英合译了《让历史来审判》，总共140多万字。学子们纷纷以赵洵老师为榜样，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国著名文学作品。赵洵还经常亲自为大家校改译稿。

在介绍王季愚膝下精英辈出、桃李芬芳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么多各界名人，他们当中有哪个不也是赵洵膝下的弟子？

赵洵离开哈外专之后，每次回到哈尔滨都要去黑大看望她的同志和学生。60年代初，一些反右时被错化的同志虽然归队却仍受歧视，赵洵從莫斯科回到黑大一一看望和鼓励他们。“四人帮”垮台以后，赵洵抓住落实政策的机会，给黑大转来好多材料，都是哈外院反右时被错化的学生发配到各地，请求她帮助落实政策的。这些人很惨，有的年过50 还没有家室，有的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他们在文革期间被斗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赵洵不只是写信给黑大希望尽快落实政策，还亲自找相关人员，说服他们“过去我们对不起这些学生，现在中央有了政策，我们应尽快地帮助落实”。1981年赵洵回哈尔滨一次，在为她举行的欢迎会上，她郑重地向反右时期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歉意。大家都清楚，在当时政治運動的大环境下，她怎么可能挽回那种局面？赵洵所表达的“歉意”，实际上是她对弟子们历久弥坚的深深的爱意！

四 春蚕吐丝

赵洵同志除了协助王季愚校长抓好日常教学工作和自己坚持业余翻译工作以外，还有一件战略任务占去了她大半生的宝贵时间——建立中国自己的俄语辞书体系。

在延安时期，俄语教学的辞书就少的可怜。1946年在哈尔滨复校时，学生唯有的一本俄语词典是日本出版的八杉贞利的《露和词典》。从那时起，她和王季愚就立志编纂中国自己的俄语专业字典。

早在1950年12月，哈外专就成立了教材编译科，后来改称编译室，开始编译教材、词典和文学著作，已经具有研究机构的性质。日常工作由赵洵负责。

1952年在赵洵的领导下，开始编纂《俄汉成语词典》，探索前进之路，积累成功经验，同时物色和培养建设辞书编撰队伍，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编入辞书编撰队伍。例如被赵洵看做千里挑一的李锡胤，就是后来中国两大俄语大典的主要编纂人之一。在赵洵亲自组建的这个精英队伍里还有潘国民、刘耀武、佟柯、张会森、陈叔琪等等。李锡胤和潘国民被国家授予辞书编纂终身成就奖。

1958年《俄汉成语词典》出版后，紧接着开始了由赵洵亲自主编的长达40年的巨大的《俄汉详解大词典》编纂工程。为此，赵洵于1958年专们去莫斯科大学攻读辞书学，而王季愚利用因中苏关系紧张俄语教学放松的机会，在黑大组织25人的队伍集中力量编纂《俄汉详解大词典》，之后又因下乡办学被迫中断。1962年赵洵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被调进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她立即与王季愚一同去找胡乔木和周扬，并在他们两人的支持下，曲径将李锡胤等人调到北京重新启动了《俄汉详解大辞典》的编纂工程，一直编纂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赵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冤狱8年，《俄汉详解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完全被打断。

没有想到的是辞书编纂工作1975年竟然出现希望。这一年，欧洲小国圣马力诺来中国访问时赠送一套百科全书，而我们因为停止了辞书编纂只能回赠一本《新华词典》，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带病立即在广州召开全国词典广州会议，规划编纂汉语、外汉、汉外各种大、中、小型词典百余部。赵洵仍在狱中，李锡胤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下发了周恩来生前批示的最后一个国务院文件——国发137号文件，根据文件规划要求，黑大承担的是《大俄汉词典》的编纂任务。1981年5月7日王季愚在上海逝世，也是在这一年王季愚和赵洵的弟子们完成了国家交予的《大俄汉词典》编纂任务，这也是对老校长的最大告慰。1985年，中国首部权威《大俄汉词典》由商务书局隆重出版。

1981年夏，就在黑大词典室全体编者在太阳岛庆祝《大俄汉词典》编成之际，赵洵带着中央编译室的指令来到哈尔滨。这是她1962年离开黑大历经文革磨难后首次回来，她下了飞机没有到学校而是直接来到太阳岛，向弟子们提出编译《苏联百科全书》的任务。此后，赵洵又专程来哈尔滨在省领导的支持下解决了编译工作的编制等一些具体问题。在译审《苏百》期间，赵洵亲临现场，甚至在春节也不回北京而在哈尔滨度过。由她主持譯審的920万字的《苏百》，为下一步编纂《俄汉详解大辞典》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大量词条，又有此前编纂《大俄汉词典》的成功经验，于是在文革中停止编纂的《俄汉详解大辞典》在20年后的1986年《苏百》譯審完成之时，终于又重新启动了。

赵洵在阎明复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将《俄汉详解大辞典》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和中苏两国文化和教育合作项目；赵洵的原班人马和全国各地的众多弟子以及苏联专家参加了编纂工作；赵洵不仅担负组织领导工作，而且在生前亲自参加了第一部的编撰和词条审定工作。

1988年的夏天，赵洵在她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前几个月，李莎拉着她去北戴河休养，可是她想的仍然是工作，中断了休假到哈尔滨继续审定《俄漢詳解大辭典》。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说：“她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一天能审读100张以上的卡片。有时我劝她不必这麽紧张，应该适当照顾自己的身体，安妮亚（赵洵的俄文名字）总说：时不我待，我要跑在死神之前编完词典。但是毕竟死神中断了她的这一事业。她不肯好好休息，否则的话，或许生命的终点不会来得这麽快。她活着为的是工作。”

这部4卷本、2300万字、24.6万词条的浩瀚巨著《俄汉详解大辞典》，从1958年赵洵主持编纂开始，中间被下乡办学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打断，两次重启，两代人不懈努力，历经40年，在1998年她逝世10周年之际，终于编纂完成！

这是我国俄语辞书编纂史上，编纂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学术最权威、成就最辉煌、被国内外称为创世纪的大典！它也是凝聚了赵洵一生夙愿和心血的大典！

赵洵的名字已经隽刻在大典上，她将与大典一起，永远铭记在深爱着她的弟子们、朋友们和国内外俄语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