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文字=张澍
侯静远，1932年生在山东掖县(现在的莱州)，1939年被父亲接到哈尔滨，住在道外区北大六道街39号院。在哈尔滨上过私塾。现住在仁里街113号。
八个哥姐在同一年发痄腮死了
妈妈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最后就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本来还有八个哥哥姐姐，差不多是在同一年发痄腮(腮腺炎)死了。因为这段经历，妈妈对我和弟弟很是疼爱，不让我们做任何家务。小时候，我们院里的女孩有十多个，就我一个被送去上学。其他女孩，从小就在家帮助做家务；男孩放学回家，也得帮助做些杂七杂八的活，整个院里，都是做生意的人家，每家无论大小，没人待着。
我在私塾启蒙后，家里又把我送到太古校读书。当时太古校校长是日本人，学校里讲授日语。我各科学习都很好，就是日语记不住。
我家住的这个院临近太古街，我很害怕自己一个人走太古街。那时候总有披着麻袋片的人坐在太古街头晒太阳，大人说这些人基本都是抽大烟的烟鬼或是赌钱输了的赌鬼。这些人晒着晒着太阳，有的身子一歪，就死了。天天早晨，会有辆两轮的人力推车到太古街捡尸首，盖上帘子就推走了。
侯大娘十岁那年与母亲、弟弟在南七道街丰昶照相馆的合影
这幅照片已经陪伴侯大娘七十多年
照片一角 留有照相馆的名头与地址 老照相馆早已消失了
患天花的父亲神奇地被治好
我的父亲是掖县人，当年掖县人有四处闯荡的传统。父亲十多岁打算出来闯关东，连续四次都被他爷爷追了回去，爷爷舍不得孙子离开。第五次，家里偷摸拆了四床被子给父亲做了行李，又偷摸把他送到北渡的船上，父亲才成功到达闯关东目的地——哈尔滨。
父亲到了哈尔滨之后，先是进入鱼市胡同做学徒，不久，感染上天花。掖县老乡，用门板抬着父亲，送到七道街一个专治此病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不是医生，但父亲的病竟然被她治好了。
当年，天花病是高死亡率的烈性传染病，最好的预防方式是种植牛痘。一段时期，城市居民被强制种植牛痘。种痘之后，会发一张“种痘完了证”，此证注明必须随身携带，以备随时抽查。同时用日文注明：不准转借他人。
母亲在俄国人开的医院看病时死亡
病好后，父亲开始在大六道街出菜床子，卖蔬菜。有了些积蓄后，父亲把家人接到哈尔滨。母亲生在山东，从小被裹脚，小脚母亲总是走三步退一步，走不快。当时哈尔滨的女人，小脚的不多。
我家住在北大六道街39号院，当时院里32户，多是闯关东到哈尔滨跑破烂市的、卖柳条筐做小买卖的。院里的大户，是开织布厂的刘家。刘家是老太太掌家，人极公正，儿子儿媳都孝顺。刘老太太去世时，出的是“大殡”，在家停灵七天，挽幛挽联摆满了整条街。出殡时吹吹打打，很隆重。我在旁边看了七天热闹。
我的父母恩爱，父亲劳苦工作，挣的钱也够家里生活。1946年，不幸降临，母亲患上子宫癌，当时这病只有道里俄国人开的医院能看。母亲去那住院，天天打针，不让吃饭，病情见好。就在临出院的头一天，母亲突然病故，一查原因：药物中毒。父亲花了300元买了棺材，出殡时吹吹打打很是隆重；在俄国人墓地(如今南通大街往道外、太平下坡处)那买了墓地，挖地六米多把母亲埋了。有亲戚当时感慨地对我说：看看你妈走的多风光。可再风光，我也不想失去我妈。
二轮马车：起步五分钱三里一角钱
小时候，虽然父母疼爱，但家庭条件有限，我几乎没吃过零食。过年时家里买些没有包装纸的糖块，偶尔买些带包装纸的大虾糖。那时候公交车很少，去哪基本都是步行，偶尔坐车，坐的也是二轮马拉斗子车。
哈尔滨那时候的搭客车辆，分为大汽车、小汽车、四轮马车、二轮马车、人力车五种。老百姓最常坐的是二轮马车，因其形似斗，也叫斗子车或板斗车。车上两座，客人要和车夫并肩而坐。车费便宜，起步价是五分钱，每三里一角钱。
1952年考进轴承厂 一个月能挣38元
妈妈离世，父亲续弦，继母进家。从那时开始，我做起家务活。“慢慢什么都会做了。”每天爸爸很早出去做活，起床之后，我要给继母做饭，继母要睡到11点才起床。
哈尔滨解放后，因为我上过多年学，文化水平在当时的妇女中很出众，政府就让我去业校——业余学校，教速成识字班。在那，我遇到了与自己牵手一辈子的人。
1952年前后，轴承厂到业校招人，我同其他五个人一起去报名，只有我留下来。轴承厂当时是保密工厂，招人要求很严格。去轴承厂报道的当天早晨，继母还在床上睡觉，我在厨房悄悄拉过来小我四岁的弟弟，说：“老弟，以后姐姐挣钱养活你。”
去了轴承厂，每个月开38块钱，36块钱要交到家里继母手里，剩下两块钱，要交厂里每月一块六的伙食费，仅剩四毛钱零用。
房子被继母偷偷卖了
解放后，父亲的蔬菜床子不出了，靠一辆人力推车拉零活出力挣钱。实行生产资料合作化后，父亲凭这辆手推车做为资本，进入了工厂工作。后来父亲得了糖尿病。当时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每天吃一斤半瘦肉。家里在街口的肉食铺子定好，每天早晨留一斤半鲜肉，买肉回家，天天给父亲烀肉吃。这样治疗了几年，父亲还是去世——因为胃病。
父亲去世后，继母背着我和弟弟，偷偷地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改嫁。
1958年旅行结婚
1958年，我与业校当时同事老王成婚，那年我已经是27岁的大姑娘，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婚事没有操办，我旅行结婚，去了长春。当时他在长春检验局工作，我们在那度的蜜月。
侯大娘的结婚照与儿子的周岁照
婚后，我就搬到仁里街这院，和婆婆与仨未成家的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共同生活。六七口人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孩子们都住在屋里临时搭建的卧铺上。婆婆疼我是没娘的孩子，视我如女。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婆婆因病离世，临去世之前，托付我一定要带好尚未成家的几个小叔子小姑子。我应承下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我只要一个孩子；一直伺候三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成家。
因为从工作的香坊往返道外很不方便，我就把工作调回道外，最后我是在百货批发部退休。工作调动频繁，我错过了多次单位分房子的机会。我多少有些后悔：“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没住上好房子。”
80岁时还想给饭店洗碗赚点钱
如今，我每个月开1800元的退休金，孙子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上学，每个月拿出500元给孙子。前几年，我和同院和我同岁的杨大娘商量，俩人去给饭店刷盘子，俩人给开一份工资就行。问了周边几家饭店，没人敢用。
我一直惦记去坐坐地铁，但不知道如何坐车去。常年在自己住的院子周边活动，很多新的公交线路我很陌生。这些年出现的大量新地名，我也基本都不清楚哪是哪。
（感谢金总编修改）
侯大娘没事翻出当年给儿子买的小人书，自己看看
侯大娘家里的摆设
侯大娘没事时在家练练字
侯大娘正在看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肃反学习参考材料》
侯大娘家里摆设
我在室外经过时，隔着玻璃看到侯大娘正坐在厨房凳子上看书
文革时期的水杯
老人遗憾几次错过单位分房
侯大娘在仁里街这院生活了近六十年
手记：
翻拣时光尘土下的记忆
2006年，妻子的表姑从上海回到哈尔滨，老人是1946年哈尔滨刚解放时离开的，那一年，她18岁。整整60年，这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回到生活了18年的故乡。
老人生在道外十八道街，曾经在二十道街的纺织厂上班。开车带她由靖宇公园沿着靖宇街与太古街转了一圈，当时太古街还未改造，诸多老房子合围的一个个大院还在。看着街道周围已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老人摇摇头；看着大院里暗黑的木梯与斑驳的长廊，老人摇摇头……总是凝视片刻，发出一声轻轻叹息。
四年后，老人在上海离世。我一直记得她凝视老房子时的眼神：呆呆的，像是看到几十年未见的母亲，痴痴的，像是看到自己光鲜的青春。
2012年春天，我端着相机从北头道街进入张包铺胡同，开始拍摄与记录老道外。
白天，在老房子的木廊中，偶尔会遇到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基本都是山东或者河北闯关东者的第二代，多数在老房子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我进屋——此时家里往往就老人自己；进屋后，常颤颤巍巍地给我倒上杯白开水。我问啥，老人就说啥，没有避讳；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一小时……老人絮絮叨叨地讲述着。
人老了，靠着回忆打发光阴，生活的细节多半堙没在时间的尘土下了，但，在她们的絮絮叨叨下，一部老道外、一部哈尔滨的历史，如同一幅画卷慢慢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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