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健在的东北抗日老战士已是凤毛麟角了，放之全国也不过十数人。99岁的他在抗联幸存者中，颇具传奇：
15岁入团，同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作为中共宾县特支的重要组成人员，他向组织提了大量日伪情报，并为抗联部队筹备粮食、药品、枪支等必需品；他三次被日本人抓入大狱，受尽酷刑，最后在逃亡路上迎来了八一五大胜利……
青年时代的赵三声
面对一册专刊《书剑江山——22位龙江英烈的31篇珍贵文存》，当翻至著名烈士吕大千的那一页，面对熟悉的遗像，面对熟悉的诗文，赵三声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高干病房，99岁的老抗联战士赵三声已经入院治疗一年多了。吕大千既是他的授业恩师，也是当年引领他踏上抗战道路的导师，还曾经是他的狱中战友，烈士脍炙人口的《狱中诗》就是经他之手从高墙内带出来的。
他从高墙内带出恩师吕大千的著名遗诗
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特委遭到日伪特务机关破坏，由此牵连到其下属的宾县特支书记宋一石（化名）和特支秘密联络点——新宾书店。
5月7日，宋一石被捕。是时，县城里的同志们本应迅速隐蔽，但是大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分地相信了宋一石的党性。同时也认为，如果在这一艰难时刻大家都选择外出隐蔽，这无异于暴露了宋一石与大家的抗日身份。因此，在销毁秘密文件后，他们选择了原地“挺住”。
狱中，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宋一石终究没能熬过残酷的刑讯，他向日伪供述了吕大千、季铁中、王希贤、韩谋智、李新东以及赵三声（当时用名赵俊臣）等人的情况。
5月13日，由伪滨江省特务科的日本官员直接指挥，特警人员在宾县实施大逮捕。
清早，师生们刚刚到校，早已布控的特务们即在宾县中学对中共宾县特支副书记、中学党支部书记吕大千实施抓捕。伪警掏出警绳要绑吕大千，吕大千厉声道：“用不着！”道貌岸然的日本特务说了一句：“不要对吕先生无礼。”以目示意，吕大千回头扫视了一眼挤满学生人头的教室窗户，随后从容地与来人向校外走去。
同日同时，伪警也突袭了赵三声家。当时赵三声不在家，继母对来人说，孩子这些天一直不在家，不知去哪儿了。但特务们还是根据查找到的线索，于当日上午十时许在距县城四十里的满家店将赵三声捕获。当时已是五月，但路上尚有少许积雪，两个伪警押着赵三声，用马爬犁将他送到县城的特务股。因为走得慢，到达时已是下午二点以后了。就在这段时间里，特务们又逮捕了特支联络点新宾书店的经理韩谋智。在抓捕季铁中、王希贤时，因二人在外地办事扑空（知情后，他们迅速转移）。
伪宾县警务科特务股的办公室是间套间，当赵三声被带到外间时，他看到宋一石正在办公桌边与翻译说着什么。见到赵三声，宋对翻译说了句：“就是他。”一名伪警拿了一把椅子让赵三声坐下。赵三声还没坐稳，突听里间发出混乱的响动，接着，日特警长从里面窜了出来，用身体用力抵住门，大声喊叫。屋内顿时大乱。
赵三声乘机走到门前，宋一石也奔向屋门。这时屋外闻声而至的其他伪警堵住了屋门，并将赵与宋推到椅子上，连人带椅绑在一起。
这时，里间安静了，特务们迅速破门而入，只见吕大千仰面倒在血泊中，大家都惊呆了！
原来，审讯开始后，日特诱劝吕大千说出宾县共产党的情况，大千矢口否认。日特说宋一石已经供出了他是宾县的中共领导人，希望他合作。吕大千说他不认识宋一石。日特说，既然你说不认识，那你们两人就见一面吧。随即叫翻译去提审宋一石。这时，屋内只有吕大千与日本警长两个人，警长起身在地上踱步，而吕大千早就注意到了，从警长身上解下来的那把战刀就倚在墙边。当机立断，他绕过桌子急奔战刀。警长吓呆了，也急忙去抢战刀。混乱中，吕大千先拨刀在手，警长急忙向外间奔窜。吕大千追着砍了一刀，惜乎未中。已萌必死之志的他随即切腹自杀，昏倒在地。
吕大千以死报国的行动打乱了审讯计划，日特气急败坏。经抢救，吕大千脱离了生命危险，日特当即决定，停止审讯，立刻返回更安全的大本营哈尔滨。这样就，当日许多尚未暴露的人得免于难。
一辆大卡车向哈尔滨急驶。吕大千半躺在车楼里，赵三声与宋一石、韩谋智被牢固地绑在车厢中间，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伪警围在四边。卡车开到哈尔滨道里江沿的刑事科监狱时，已是夜色茫茫。他们被关押在专门看管政治犯的第四监，里面除了一些外国人，多数是抗联战士。第二天傍晚，李新东也被送进监号，他是新宾书店的伙计。至此，日特在宾县一共逮捕了五个人。
四监每天放风两次，大家有交叉见面的机会。每天都有狱医到吕大千的监号给他换药，不久，他已经能自行走动了。赵三声清楚地记得，恩师曾这样对宋一石说：“你的骨头那么软，背叛了你的理想，你的行为是对同志们犯了罪。”宋说：“在大刑下实在坚持不了了，我才说的，现在后悔也晚了。”吕大千说：“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就可着我们五个人和敌人滚吧，就是死也不能再牵连别人了。”他还劝说宋一石尽量开脱我们三个人。宋说当时自己只是交代了几个人的名字，并没有交代细节。吕大千又嘱咐赵三声：“审问时，你只说我们的关系仅仅是师生。”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
赵三声记得，那是5月16号，也就是被捕后的第四天。晚饭后，吕大千在号里敲隔壁宋一石的墙，两个人在风口说话。旁边的赵三声听到老师说话也凑到风口听。只听吕对宋说：“我有一首诗，你听怎么样？”接着便吟道：“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赵三声听罢，觉得写得太好了，又请老师再复述了一遍，自己也跟着反复念叨。这时，关押在2号囚室的抗联同志也称赞说：“好诗，好，写得真是太好了！”这就是这首著名的狱中诗的诞生经过。
面对敌人的审讯与训导，吕大千义正辞严地给予驳斥，他否认自己加入任何组织，但毫不掩饰对日本人的仇恨，对夺刀袭击审讯官的行为也供认不讳。他说：“是的。很遗憾，我没有杀死他，为我的同胞报仇雪耻。”
6月13日，赵三声他们被移送道里监狱，失去了在刑事科监狱里的那种尚能相互交流的条件。一天，赵三声忽闻吕大千所在监号发出喧哗声。原来，看守搜监时，从吕大千处搜出关截锯条。于是，越狱嫌犯吕大千被罚蹲黑号一周。从黑号里出来后，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之后，赵三声与恩师见过最后的一面，当时老师脸色惨白，说自己头晕目眩，但依然乐观，并用眼神鼓励自己的学生。
由于大千同志在狱中的工作，宋一石有了转变，宾县的其他党、团员没有再受株连。1937年7月20日，伪法庭判处韩谋智、李新东、赵三声五年徒刑、缓期执行。7月21日，吕大千等22人（其中包括中共哈尔滨特委书市记和宋一石），在哈尔滨圈儿河刑场英勇就义。赵三声的恩师吕大千年仅28岁。
9月30日，赵三声被保释，由家人领回宾县。宾县中学校长谭熹、吕老师的学生们以及自己的同志都赶来询问。当赵三声把狱中详细经历及遗诗讲给他们时，闻者无不眼含热泪。
“恩师吕大千是影响我一生的人，他崇高的气节一直激励、鼓舞着我和我的战友们继续战斗。”东北解放后，1948年，在松江省主席冯仲云的倡仪下，哈尔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赵三声将恩师的简历、遗诗送交给主办烈士馆的关沫南同志。再后来，作家萧三在选编《革命烈士诗抄》一书时，将这首《狱中诗》及吕大千简要革命经历收录，一时，该诗在全国广为传诵，烈士的文气与英名永载青史。
1995年赵三声（中）重返母校大千中学
赵尚志说，你做地下工作比打游击作用大
赵三声原名赵俊臣，1918年出生于哈尔滨香坊田家烧锅，曾用名赵春城、田尚福、赵山声。父亲赵荣庭是个中医，家境富裕。在他六岁那年，家里遭到官僚恶霸讹诈，举家搬迁到宾县，母亲田氏因而气愤致死。
1932年冬，赵三声秘密参加中共宾县创始人之一的吕大千组织的“抗日救国读书会”。1933年春，经季铁中（建国后曾任大庆油田开发副总指挥）介绍，在宾县中学就读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即转为中共党员，代理团特支书记。当时的中共党、团宾县特别支部，与东北抗联同属一体，都授受中共北满省委统一领导，著名抗联将领金策、许亨植都是从这里输入出去的，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们都经受住了残酷的斗争的考验。
在早期的抗日斗争中，传单曾是他们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他们用传单号召抵制日货，揭露日伪烧杀抢掠的残酷真相，他们劝导伪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赵三声回忆说：“那时制作传单很危险，也很困难。一开始，我们只能用复写纸复写，后来我们做了一台土油印机，是用我家的一个旧镜框改装的。我们把蜡纸固定在镜框上，印一张放一张纸，每张蜡纸能只能印二三十张，虽粗笨，但解决了大问题。”撒传单更危险，他们尽量把传单缩小，小到手掌大小。印传单的地点在赵三声睡觉的屋里，他和董文清（表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小油灯，背着家人偷偷地干。“一次，我俩正在紧张地印，父亲突然推门进来，把我俩都吓坏了。父亲拿起传单看了看，迟疑了一会儿，说道：‘印吧。发的时候要小心。’父亲的这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可是押上了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呀！”后来，赵三声才知道，父亲与继母一直在暗中提心吊胆地给他们望风“看动静”。
共青团宾县特支成立后，直接受宾县党特支的领导，也直接受北满团省委的领导。“团省委和我们联系主要是用通讯的方法，在报纸、杂志或书里面密写文字，用碘酒涂抹后就显出了字迹。有时也用隐语，别人看不懂，但我们却知晚其中奥秘。至于一些重要文件则通过 交通员取送。那时团省委的文件多用又薄又结实的美浓纸印制，不少还是两色套印，字迹细小工整，有的还配有漫画插图，图文并茂，简直是一种艺术品。”在上级党团组织的指导下，赵三声他们建立起了巩固的组织基础。
1934年，赵尚志创建珠河抗日游击队，并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缺乏政治干部，宾县特支先后将季铁中、李树庭、黄静雅等多名同志输送到前线。
宾县共青团特支根据上级指示和当时的情况，积极发动团员筹集物资支援游击队。“当时城里药品短缺，敌伪又严加控制。我向开中医诊所的父亲求援，他老人家慷慨应允。他冒险到药店“上药”，当时即使是医生医疗用药也要凭“购药通账”限量购买。他还在同行中借药，并将家中所有可用的药品，包括珍藏多年的虎骨、鹿茸等贵重药品全部拿了出来，配成各种成药，如黑红伤药、止疼药、感冒药、治蚊虫叮咬药等，还把各种药的用途用法写得很详细。其他团员也想方设法弄来了一些中药或西药，还有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我们把这些物品用油布精心地包了两个大包。后来，我和董文清偷偷地来到人迹罕至的接头地点，把这些物品交给了抗联游击队。”赵三声说，那天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与表哥董文清的脚步轻快极了。
1934年3、4月间，赵尚志计划攻打宾县县城，他要求地下党为其提供城内的守备及物资情况。接到任务后，赵三声通过二舅董国璋，一个有爱国思想的伪警察局的主要人物，了解到了一个重要情报：驻守县城的日本守备队刚刚调回哈尔滨，城内除了两个连的伪警外，只有一个商团和新调进城的几队地方武装，整体力量虚弱，正是进攻好时机。二舅还把防守力量及物资仓库分布情况给他画了张简图。
赵尚起得到情报后立即回信，定于第二天晚上攻城，口号是“春草”对“冬火”，地下党同志用这个口号和游击队联络。得到这样的消息，宾县地下党很是振奋。
不料当天傍晚，日本守备队又从哈尔滨反回宾县，还增加了兵力，准备进攻游击队。得到消息后，焦急万分的赵三声立即找线人向游击队报告。后来，听说赵尚志当机立断，把已经运动到宾县南门外柴草市的队伍立刻撤了下来，他还向宾县地下党表示谢意，这一危急情况就这样解除了。等到了五月中旬，游击队在做了准备后，再次攻打宾县县城，即有名的“赵尚志土炮攻宾州”。
此后，他们多次及时地向抗联提供重要情报。如，在得到了“伪军不配合，鬼子约四十多”的准确情报后，赵尚志部二师师长关化新在宾安镇李家大院歼灭了包括杉木少佐在内的39名鬼子。
1936年，赵三声等中共党员被秘密转移到抗联部队。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赵三声很是激动，他终于见到了如雷贯耳的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可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返回宾县继续做地下工作的命令。赵三声说：“那时真想不通啊，那时候血气方刚，憋了一肚子气，好不容易才有机会拿起枪和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可又给撵回去了。”
赵司令亲自来做他工作。他说：“你舅舅当警察署长，你在县城坚持地下工作，深入虎穴，传递情报，时刻监视敌人动向，比你在游击队发挥的作用大。”从此，赵三声一直坚守在隐蔽战线，多次被捕入狱，但他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一名同志。
1983年7月1日，赵三声（前排左）与老战友季铁中（前排右）白明洁（三排左一）王治忠（四排右一）等，同游二龙山抗日联络点
“80号”魔窟没有让他屈服
1937年秋冬，经多方营救，赵三声、韩谋智等同志从哈尔滨的监狱获释，被监视着返乡后，仍作为“要视察人”，行动被严密监视。
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日本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清剿、归屯政策，抗联活动陷入低潮。但经过牢狱洗礼的赵三声初心不改，出狱后，他与臧稔等同志联合，继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引导群众利用合法手段破坏敌伪征马、征粮、征兵、征款，培养了一批革命群众，为后来组建中共宾县临时支部打下了基础。
1940年，赵三声在满井村村公所当会计时，与贫农家庭出身的王敏结婚。次年，他到糖坊当会计。这时，日伪对他此前策划的破坏军马征用事件有所察觉，对他的监视更加严密了，总找他麻烦，反复盘问。赵三声断然辞职，躲居到乡下的岳父家。在这里，他向岳父一家透露了自己准备和臧稔越境赴俄的计划。这一行动无疑是危险的，但却得到妻子与家人的支持。他辗转来到阿城平山镇的哥哥家中，准备弄一张去关内的“出国证”。但宾县特务跟踪而至，并与平山警察所取得联系，哥哥已经无法为他弄到“出国证”了，自己又被特务盯了梢，只得回家。下一步做什么？他买了两头牛，又招揽来左邻右舍的几头牛帮着放养，从此“牛倌”又成了他的公开职业。从1941年夏至1942年秋，他先后培养了董子臣、李荫坛、于万春、宋国政等人加入组织。
1942年的大年三十，是赵三声第一次在岳父家过年，一家人满心欢喜。谁知傍晚一群人闯进王家，强行将赵三声带上镣铐架走。在妻儿老小的哭喊声中，赵三声第二次入狱。关押了近两个月后，终因“查无证据”而将赵三声释放 。赵三声重操旧业，又拿起了放牛鞭……
1944年4月19日深夜，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赵三声第三次被捕监狱，这一回，特务将他送进令人闻风丧胆的“80号”魔窟。
1944年3月，伪滨江省警务厅派大特务安田来宾县成立了特务分室，其电话号码是80号，于是80号就成为了特务分室的代号。这里高墙壁垒，戒备森严，“80号”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随意处决人，一时闹得宾县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特务们将赵三声送进刑讯室。“那是一间阴森可怖的屋子，散发着腥臭的气味，白色墙壁上到处是黑紫色的血迹。室内一侧立着一个血迹斑斑的粗木架，另一侧堆放着铁棍、板子等刑具。我被恶狠狠地剥了外衣，带上脚镣。他们将我的双腕用绳索反绑和脚镣连在一起，接着从架子上拿过横杆，穿过后把我抬上架子。我就那样背朝上被悬吊起来。特务们嬉皮笑脸地说：‘你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门一关，他们走了。”
这种刑具叫“大挂”，是“80号”最残酷、特务们最得意的刑具。当人被吊起后，两臂很快就疼痛得令人汗如雨下，控久了，头胀如斗，五官出血。特务们为了逼供还“打秋千”，即把人前后悠动，弄得受刑人筋断骨裂，肝胆欲碎，有时会立即昏厥过去。昏厥后，特务们再用冷水向受刑人泼去，然后再度折磨……
特务们一连三天对赵三声施用各种酷刑，甚至还动用了电刑，想橇开赵三声的嘴。赵三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守口如瓶。
在狱外，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赵三声的家人也不惜重金去收买、疏通特务头子。终于，1945年2月，在赵三声奄奄一息的时候，敌特将已经“榨干了”的赵三声放了出来。据赵老的小舅子回忆，经过九个多月的折磨，出监时的赵三声不省人事，过了三天才清醒过来。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夕，记者采访老抗联赵三声（晓宇 摄）
2016年918纪念日前夕，99岁的赵三声接受采访。（晓宇 摄）
终于坚守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金秋八月，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月初某日，可能是终于获悉了张三声反满抗日的实证，“80号”派车气势汹汹地来抓赵三声。可该是老天有眼，当车行至淘淇河河边时，忽降倾盆大雨。片刻间，沟满壕平，淘淇河桥也被洪水冲垮。无奈之下，敌特当天只好无功而返。很快，有消息灵通的同志冒雨将信息告知赵三声。
险遭毒手的赵三声星夜出走，到哈尔滨寻找组织。他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行至三棵树时，病倒在了小店中。也就是在这家小店，他获悉了苏联出兵中国、日本投降的消息。那一刻，赵三声欣喜若狂，病似乎一下子就好了。
8月19日，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宾县，迅速联系老同志老战友。8月23日，他们成立了中共宾县临时党支部，赵三声任支部书记。8月下旬，临时支部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并得到承认。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宾县后，赵三声被任命为宾县公安局局长……
解放后，赵三声先后担任宁安县县长、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等职，1978年平反后任省气象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晚年，赵老积极宣传抗联精神，他不畏高龄体弱，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为宾县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
面对采访，99岁的赵老思路清晰，头脑灵活。尽管已经入院护理了一年多，但他每天仍然关注时事，并带病坚持学习。他说，晚年，自己还有一个心愿要实现，那就是亲手绘制一份东北抗联活动图。这项工作他已经完成了大半，采用的模板是伪满时期的老地图，在上面一丝不苟地标注。我们真诚地祝愿老人家的心愿能早日实现。
“不能忘记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也有人代我而去。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赵老说，这是他在遗嘱中想对子女们说的一句话。
赵三声与抗联宣传小分队。
川川秀出品，见刊《退休生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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