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一首歌，一个时代》的演讲中，所出现的关于启蒙歌曲问答的花絮，蹿红网络，引起热议。
当龙应台在讲台上向下面的观众提问，你们还记得自己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台上的龙应台是一脸的错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当时“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一听见《我的祖国》，这个堂堂有名的女作家就如此的错愕，说明了什么？一是她不知道这首歌曲，二是她此时此刻更是敏感于“我的祖国”这句话。假若台下回答的是启蒙歌曲为儿歌《路边有个螺丝帽》，她还会如此错愕吗？显然是不会的。
有意思的是，龙应台错愕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祖国》是一首“红歌”，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这不是荒唐笑话吗？站在高高飘扬五星红旗下的土地上，放声唱《我的祖国》而需要勇气？你以为这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白色恐怖的“敌占区”吗？毋庸讳言，龙应台若是回到台湾在公众场合试唱一下《我的祖国》，这才需要些勇气才是！
事后龙应台在撰短文回顾这场演讲，陈述了自己的认知是“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有谁能相信这是她作为台湾地区堂堂著名的作家，是这等肤浅的文学欣赏水平？且又是疑似刻意在回避“我的祖国”大前提下的“大河”与“稻浪”？
谁都明白这个文学基础常识：文学即人学，人物的描写与朔造，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而人物的描写与朔造又离不开社会历史的时代背景。世界上的大河无数条，世界上的稻浪千万重，可是只有祖国家乡的大河与稻浪，才是最亲的，才是最贴人心的。再者，看到别人家的稻浪是一种感情；看到自己给别人打工而又不能养家糊口所结出的稻浪，又是一种感情；而几辈子没有土地，自己刚刚被分配到了土地，看到自家地里长出的香气四溢的稻浪，则又会是另一种感情。
歌曲《我的祖国》就是在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作为电影《上甘岭》主题歌而出现的，距今整整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时光。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能探讨七十年前共产党部队围困长春国民党守军而出现饿死人的事情，并写出发表专题文章以示不忘，却对六十年前出现的这首“红歌”的疑问仅是简单肤浅地解释为“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这种简单肤浅认识似乎与龙应台丰富的文学底蕴是不相衬的。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龙应台这个年龄段在学校读书时，应在国文课本中学过余光中先生那首著名的诗《乡愁》，如按照龙应台当下的理解水平，是否可认为“邮票就是邮票，船票就是船票罢了”？
当然，我并非要求龙应台一定认同这首“红歌”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于“我的祖国”这个主题而不应刻意地回避。正如“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一样，文学无国界，作家是有祖国的。而“大河”与“稻浪”，是描写“我的祖国”的“大河”与“稻浪”，并非别处，更不是无国籍的“大河”与“稻浪”！
其实，作家不仅是创作文学作品，同时也在引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褒扬真善美，启迪人们的心灵。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自我思维意识，不随波逐流或被强权政治所左右。在这一点，我钦佩早年流落到台湾的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政敌，被鲁迅先生在文章中骂为“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当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封杀鲁迅的作品的时候，梁实秋先生抛开政治歧见、拍案而起，怒斥当局这种行为：你们可以禁止鲁迅的作品，但鲁迅在中国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是抹杀不掉的！梁先生以他的行为，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与作家。
写到这里，我想也对读者朋友们说句话，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不仅在大陆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有，现在的台湾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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