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实隆是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日军将领之一。
五顶山，又名乌尔古力山，在赫哲语中的意思是看得见家的地方，它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约20公里处。由于靠近昔日的苏联，又是孤山出平原，五顶山的战略意义十分显要。自1938年起，日军开始在五顶山派驻重兵，并抓来大量劳工，建电站、挖山洞、筑碉堡、修机场，借水、陆、山、林形成铁壁趋势，计划将五顶山军事工程构建成松花江下游反苏第一防御要塞，以作为长期占领东北的军事基地。
1943年5月2日，日本关东军驻满洲军事部最高顾问楠木实隆中将、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第七军管区司令赫慕侠中将和其他军政要人组成的满洲国最高军事视察团，前来视察号称北满“陆上航母”的五顶山要塞。
还没来得及看到要塞，楠木实隆就被伪满国兵常隆基击毙于马下，而常隆基则乘乱骑马出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顶山事件。
2005年，张国强在电影《常隆基》中饰演了常隆基这一角色。图为电影剧照。
被强制征当“国兵”
常隆基，1921年（也有1917年一说）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的苔碧屯。父亲常连海是个终年病魔缠身的老实农民，家里全靠母亲耕种的九亩山荒地度日。常隆基五岁那年，母亲侯氏因过度劳累而病逝，不久他的哥哥也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他与弟弟是在外婆的照看下，靠吃山菜、杂粮掺米糠长大的。
在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活命，常隆基很小就下地劳动、上山打柴，还给人家放猪、做
小工。15岁时，他上了私塾，他天资聪颖，不到两年就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篇。但终因家贫难济，只读了两年他就辍学了。后来，为了躲避“抓壮丁”，也为了谋出路，他还曾到四平煤矿做过矿工。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奴役、压榨与残酷剥削，生性不屈的他极度地痛恨日本人。
全面抗战曝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东北的“满洲国”作为他的“第二本土”与生命线，加强殖民统治。1940年，日伪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开始在东北强制征兵。当时，有钱的雇人去当兵，没钱的想不去都不行。为了不给日本人当“炮灰”，常隆基把家中仅有的一些木料和一头小毛驴送给屯里的甲长，然后偷偷跑到姑姑家里躲了起来。后来，有人捎话给他，说事情没办成，如果不回来，帮过他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常隆基是个讲义气的人，怕牵连亲友，最后还是到了部队上去。1941年3月8日，常隆基入伍当了“国兵”。被编入靖安步兵第一师一团（后改36团）二营四连（驻富锦）。
今日的五顶山远眺
埋下仇恨的种子
常龙基身材高挑，白净，文弱，内向，他的老乡王英日后在描述他的性格时用了一连串的东北话：“各”、“不惧硬儿”、是个“茬子”、有点“牲性”……如是，他在新兵里非常抢眼，很是让日本老兵看不惯。负责新兵的岩本和木场两个士官第一天就狠狠地毒打了常龙基一顿，理由是常龙基敢于对日本人的傲慢表情回以瞪视。整个新兵连集训，对于常龙基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之旅，他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常隆基脾气倔强，总是不服气，所以挨打的时候就更多。有一次因为抢没擦好，他被老兵按倒在地，打得死去活来，并罚他给枪下跪。由于不堪忍受欺压和凌辱，一天半夜，他用蚊帐绳在厕所上吊，以示反抗。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下来，将养一个多月才好。他对“战友”黄凤翔说：“不上吊也得被打死，没路了。”而他的同乡王文远后来回忆说，“像常隆基这样的人没被打死才是奇怪的。”
1941年初冬，常龙基结束了新兵集训。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在常龙基的心头上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被分配到了驻地的马场，日子马马虎虎，但他暗地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术。
这期间，他得到了连长邹士朋的关照。邹连长原是东北军的旧军官，此人骨子里有种英雄惜英雄的义气，看常隆基经常挨打太可怜了，若再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了勤务兵。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常龙基。有一天他出去饮马，冤家路窄，居然又碰见了岩本这个日本兵。岩本刚刚杀掉一名中国劳工，并砍下了头颅。岩本将头颅藏于身后，冷不丁扔给常龙基，常龙基下意识接住一看，受到惊吓，病了好几天。日本人被这个柔弱的“东亚病夫”的反应逗得哈哈大笑，却不知这个瘦弱的身躯里正倔强的成长着一股力量。
因为挨打而报复肯定不是常隆基刺杀楠木实隆的全部动机。据与他同在一个班的贺万葵回忆，读过私塾、古文功底不错的常隆基在挨打后，经常念叨一首不知从何而来的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前两名为抗战烈士吕惠生所作；后两句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就义诗。全诗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贺万葵甚至还猜测，常隆基也许早就跟抗联取得了联系，他击毙楠木实隆也许是组织上的安排。
日本人在乌尔古力山上修的屯兵场所
五顶山下毙敌酋
仇恨在心的常隆基时刻不忘找机会对日寇进行报复。连长邹士朋有一支德国造的手枪，他经常背着连长拆卸、压子弹、找距离瞄准，研究手枪射程。
机会终于来了。1943年4月下旬，团以上军官突然紧急开会，原来日伪高级将领将到五顶山秘密视察。从此军事训练一天比一天紧，还抽调10匹马，10名牵马兵，单独进行训练，准备给日伪高级将领上五顶山视察用。由于骑术精良，常隆基被选上牵马兵，邹连长骑的名叫“银玉”的兔灰色马，也被选中了。日本人大岩五熊担任教官，从牵马到骑马，从马具整洁到刷净马体等都要求挺严，训练全用日本口令，牵马兵挨打受骂无一幸免，常隆基被打得更重，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哭一边对同乡的战友黄凤翔说：“你看我脑袋上的大包，是大岩五熊用铁锹把打的。”接着他又咬牙切齿地说：“没好了，日本人把我脑袋打坏了，这回要是来了大官，我非把他干掉不可，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合适，打完就跑，跑不了就投江。”
5月1日，富锦全县戒严，所有驻军到五顶山接受日本关东军驻满洲军事部最高顾问楠木实隆中将、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第七军管区司令赫慕侠中将等军政要人的检阅。受阅军官兵全幅武装，但日本人出于安全的考虑，竟然没有允许士兵们携带实弹！
常隆基经过周密的策划，早早地做了准备。他要向1909年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那样，在山上打死来视察的日本大官。5月2日清晨，他谎称连长让他来取手枪，从连长媳妇那里骗来手枪，并把手枪藏在马粪袋中躲过了搜身检查。
检阅开始了。日军以骑兵团做先导仪仗队，楠木在数千日军的簇拥下感觉良好。走了近一个小时，大约10点20分，队伍来到了五顶山的小西河子坡上。
关于常隆基刺杀楠木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楠木乘座的马匹就是常龙基牵引的，不知什么原因，走着走着，楠木忽然停下来，示意常龙基扶他下来，常隆基趁此机会拔枪直射日酋头部（在有些民间版本中，说常隆基在接楠木实隆下马时，狠狠地扇了楠木一个耳光，然后开枪）。随后常龙基跳上马背，冲大汉奸邢士廉打了几枪，然后绝尘而去。在场日军个个呆若木鸡，待反应过来，常龙基已然跑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楠木走近常隆基所在队伍时，常隆基利用士兵举枪致礼之机，向楠木连开两枪。楠木胸前的勋章被击碎，子弹射进胸膛，当即毙命。常隆基又持枪跑出50多米远，抢过营长的大白马，沿着山道跑去。
常隆基没有留下任何图片资料，1984年富锦人民政府为常隆基树立了铜像。
松花江水伴英魂
楠木之死震动日本当局。关东军本部动用了驻富锦、同江、绥滨三县的日伪军、江上军、关东军守备队，从大小交通道口到江面进行了全面封锁，警察、特务全部出动逐家逐户搜查，全力抓捕常隆基。当局限五天内抓到刺客，并下令悬赏，谁抓到刺客赏伪币一万元。
常龙基得手后，跃马飞奔。山上荷枪的士兵虽多，但没有子弹。山下的部队又不知山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见常骑马而来，还纷纷给他让路。因而常隆基转眼间跑到了平原地带。他不敢进村，马不停蹄地向东北的中苏边境方向疾跑。后来，可能为减少目标，他丢掉了大白马。
有人说他先跑到了富锦的老道庙，刘老道给他换了件衣服。他向刘老道问了去苏联的过江路线，并给刘老道扔下了三元钱，然后走了。刘老道后来也因此被捕入狱。
也有人说他跑到东面的大兴屯时，在村北的刘家小窝棚里见到了两个老头和一个妇女。见都是善良之人，就以实情相告。地窝棚里没有多余衣服，他只换了一件上衣，就沿着老人指点的“胡别达拉”方向朝东北跑去。
5月2日晚，又累又饿的常隆基来到高希璞家，吃了一顿晚饭。高是个买卖人，家里有四五百亩地，能说会道，啥人都交。为了少受特务刁难，为了顶门立户，高希璞当上了“部落长”（伪满时屯被称为“部落”）。
据现已离休的前富锦市规划局局长马玉新回忆，他的爱人高丫即是高希璞的女儿，那年高丫20岁。那天傍晚，高希璞正在井边打水，来了一个腰里别枪的军人，要水喝。高就让他趴在木桶边上喝水。后来这个当兵的跟着高希璞来到家里。高希璞让老伴给他做了小米水饭，就着大葱蘸酱吃。当兵的吃完饭没有要走的意思，高丫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吧？”当兵的想了想说：“不瞒你们了，我叫常隆基，我摊事了。我把一个日本将军打死了，他们正抓我呢。我现在想过江去苏联投靠表哥（事实上常隆基没有一位在苏联的表哥），能不能帮我换套衣服，找条船？”
高希璞琢磨了一下，就给常隆基换了套衣服，让高丫把他送到江边。并嘱咐高丫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是咱家亲戚。
高丫把常隆基送到江边，自己就回来了，一路平安无事。过了几天，一群宪兵把高家围得水泄不通，高家三四十口人，全被抓到富锦伪宪兵队的“广野楼”。据说是有人看出常隆基身上的衣服是高家的。审来审去，后来只留下了高希璞一人，但他死扛着没有承认。命是保住了，放出来后，遍体鳞伤的他在床上又躺了半年，家道从此败落。
当时马玉新也是20岁，在伪村公所当差，所以对“五顶山事件”了解得更多些。他说，常隆基被高丫送到江边后，遇到了特务陈丰年。陈丰年名义上是在江边捕鱼，实际上是在监视往来过江的人，尤其是严防苏联谍报人员。陈看常可疑，就假意留他在江边的渔亮子（捕鱼的窝棚）里过夜，说第二天就可能送他过江。
渔亮子里还有三个人，都是特务。天黑了，常隆基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当夜，他一宿没合眼，观察动静，特务们也没敢动手。第二天一早，他们喊常隆基上船，这时几个特务一齐动手，按住常隆基，并夺去了手枪。
他们把常隆基绑在大板车上，往有电话的大屯子送。板车刚走了十几分钟，常隆基就挣脱了绳子，跳起来跑了。陈丰年他们边追边喊：“抓胡子！”常隆基在前面也喊了起来：“抓狐狸！”周围种地的老百姓一愣神儿，常隆基就钻进柳条趟子里去了。
又过了一天，早上八点多，闻讯而来的军警宪特全赶来了。据说他们把常隆基围堵在胡别达拉湾时，眼看要抓住了，常隆基宁死不屈，面色泰然，他高喊了一声“我成功了！”就纵身投入激流之中。三天后，他的尸体在下游二十多公里处被打捞上来。
陈丰年也是马玉新的亲戚，事后他还对马玉新说，这个常隆基真鬼，当时如果在脖子上多绑一道，他就没跑了。解放后，陈丰年于1952年被镇压。
据说，日本人残忍地将常隆基的头颅割下来送到了伪满的新京（长春），东北解放战争中，地下党在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常隆基烈士的头颅。
多年来，常龙基的英勇事迹一直在富锦一带的民间流传。1984年，政府在常隆基殉难处为烈士树立纪念碑。2005年，电影《常隆基》上映。2009年，著名作曲家付林以此创作歌剧《红雪花》。 （心花原创)
以常隆基故事为背景，付林创作了歌剧《红雪花》，图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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