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老道外口述史3：我家房子曾是荟芳里的狐仙堂

文字+图片=张澍

马秀琴大娘，1943年生，山东昌邑人，1961年搬到哈市道外仁里街89号院。一直在社区医院做护士，退休后，继续上门给周围邻居点滴服务。附近居民都知道这院有位“马大夫”。

仁里街89号院（一院多号，也可称为97号院），约建于1918-1920年间，紧挨荟芳里旧址，当年是荟芳里员工宿舍。

老院子乱乱的

马秀琴口述：我家房子曾是荟芳里的狐仙堂

一夜瓦罐车，晃晃悠悠来到哈尔滨

我的父亲是山东昌邑潍坊人，他一开始在北京的皮毛庄做伙计。有一年，老板打发他去西域（父亲的原话）进羊毛，很顺利，贩进大量质量很好的羊毛。货运进京城，赶上羊毛价格上涨，父亲劝老板赶快出手，老板说：“再等等。”接连劝了几回，都回答再等等。突然之间，羊毛掉价，大掉价，老板急忙出手，赔了。父亲一气之下，离开了皮毛庄，离开了北京城。

我大爷住在亚布力的石头河子，父亲就日夜兼程投奔了他。在石头河子，父亲做山活，烧炭、放木头，都是出力赚生计的劳苦活。

我妈妈和爸爸是同乡，随他一同到了石头河子。妈妈一辈子共生育了九个孩子，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我是老五。这九个孩子，就我和老妹妹活到了成年，那七个孩子，都是一岁多时，突然发病，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就没了。

我五岁那年，石头河子土改，家里分了些地主家的东西，家里虽然穷，缺这些，但父母很是害怕，害怕一旦变天，地主再“反攻倒算”，就遭殃了。父母连夜带着我，拿着家里值钱的小东西，坐上瓦罐车，一宿摇摇晃晃来到哈尔滨。

马秀琴大娘在自己门口

四次搬家，几乎没离开道外

一到哈市，父亲投奔到昌邑老乡家，住在极乐寺附近。一家人寄居到别人家，不方便，父亲花了不到十块钱，在南十六道街华乐舞台的小二楼买了间房子，卖我们房子的老太太姓胡。小屋里有一口缸、一个板凳、一个桌子。
在这住了几年，我家又搬到三棵街。十三岁那年，街道通知我们：房子坏了，不能住了，要搬，全家又搬到道外的北二道街108号院，紧挨着张包铺胡同。

我在北马校上的小学，后来在南极街的十三中读的初中，高中没有念，去的亚麻厂技校念了两年。之后，我就结婚了。

夏天在走廊做饭家门说挂着点滴的牌子

做的是炖豆角

丈夫有着倔脾气

1960年，我十七岁时嫁给老刘，刘文祥。他是山东新泰人，父亲挑着挑子出来闯关东，落脚在江北的马家船口。一家人种地为生。老刘身体好，喜欢打篮球，篮球水平在马家船口很有名。一次和公安局球队打比赛，老刘被市局王局长相中了，招他进了道外分局胜利派出所。我小叔子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和老刘一样喜欢打篮球，后来也被招到了公安局上班。

老刘人倔，吃软不吃硬，到了派出所，和所长不对付，后来去了道外豆腐厂上班，最后在食品机械厂退休。

刘大爷

委主任蔡姨，这院最漂亮的女人

1961年，我和老刘搬到仁里街这院，那时的门牌是71号。一门两户，我家住小的那间，七米半。我的父母也搬了过来，大儿子不久也生在这儿。一家五口，七米半的空间，挤。没办法，只得利用老房子举架高的优势，打出一个宽两米多，长有三米的吊铺，全家对付住。

那时候这院很整洁，根本没这么多的棚子。室外长廊都是木头的，一楼二楼的檐头都是精美的木头刻花——我们叫做“狗牙”。夏天，大家把不用的门板卸下来，做成乒乓球案子，全院子大大小小打乒乓球。冬天，在大院里浇上冰场，大人孩子没事时在上面滑冰。这院，院里院外一共104户，每家都两三个孩子，一到放学后，走廊里都是淘来淘去不消停的孩子。

我们街道办的居民委主任是住在一楼的蔡姨，把这院管理得井井有条，她人漂亮，是这院最漂亮的女人。据老人们说，蔡姨当年是荟芳里的妓女，上海人，后来岁数大了，自己在上海买了两个小丫头，准备自己年老色衰后，用小姑娘养老。没等到她用小姑娘赚钱，解放了，小姑娘长大，都嫁回了上海。

蔡姨的丈夫据说是这院的房东，把她从妓院买了出来。蔡姨无儿无女，身边只有丈夫大老婆生的一个儿子。

1965年，实行医疗革命化，我进入工人医院（如今道外第四医院）卫生学校学习，然后分到仁里医院做护士，经常到附近病人家里为患者打针治病。文革时，蔡姨病了，我去给她打针，她给我炖鸡吃。那时蔡姨已经老了，脸瘦得塌腮了。家里挂着大照片，照片上一个二十左右的女人光鲜亮丽，太漂亮了。我问蔡姨：这是谁啊？蔡姨见我问，马上精神十足地说：“那是我啊。你大姨可不是白给的，出去陪局长、署长看戏坐包厢，吃饭都是大馆子，都是打腰提气的事。”

蔡姨后来病的严重了，丈夫大老婆的儿子过来照看她，我就没再去她家。记得蔡姨临去世的前一个礼拜，天天嚎叫，不知道是什么病让她这么痛苦。

院中居民

我和妹妹小时候穿面袋子做的衬衫

我父亲到哈尔滨之后，挑挑四处卖杂货，卖馒头、烧酒维持一家生计。那时候家里天天吃苞米面窝窝头，虽然蒸馒头卖，但家里很难吃上白面馒头。只有当馒头碱大或碱小蒸坏了时，家里才可能吃上一顿馒头。我妈四十三岁生我老妹妹时，用小茶缸煮了点大米粥，给自己补点营养，我在一边馋得直流口水——给我香够呛。

父亲后来进了南勋街的联合食堂做面案，最后在太古六道街的前进木器厂退休。父亲过了七十岁后，突然病重，看样子不行了，那时候还没有火葬，都是装棺材土葬。没有现成的棺材，家里马上买来木材，大院里有木匠邻居，大家帮着，赶了一宿活，做了口寿材。那时候大院里，一家有事，几乎所有的人家都过来帮忙。父亲挺过了这一关，又活了几年。棺材没地方放，只能在厕所盖上面找地方暂存。

我母亲一辈子勤苦。公私合营，父亲进了联合食堂不久，街道招人，让母亲去，当时妈妈在家里帮人织渔网，挣得比去街道多，妈妈没去。后来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妈妈时常念叨说当时太短视。我家在北二道街住时，大院的门晚间锁上，凌晨妈妈起得早，她就从一楼自家小窗户跳出去——捡冰棍杆卖钱。

马大娘家墙上挂着妈妈的照片

父亲一个人挣钱，钱不够花，家里只能从吃上节省。妈妈做菜，只放很少的油，配给的豆油，她差不多每个月都能省出一瓶子，一瓶子七两，然后卖钱，卖一瓶油，买个枕巾，卖两三瓶豆油买个被面，卖三四瓶豆油买条裤子……我和妹妹夏天穿的白衬衫，都是用面袋子做的，几条面袋子，拆开，缝件衬衫，一穿就是几年。这种勤俭的习惯深深影响着我们这辈人，家里的针头线脑都攒着，舍不得扔掉。

妈妈好脸，家里平时再节俭，有客人来了，必倾其所有招待。一次，我大爷从穆棱山里来，临走时，妈妈买了一条大鲤子，怕坏，用油煎好，给大爷带着路上吃。

妈妈92岁、爸爸79岁时没的，都是在我这屋里。我学医，一直伺候他们到离世，老人都没怎么遭罪，算是善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