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一) 党政界 : 阎明复、朱瑞真、张中元、钱育才
名师出高徒，名校出英才。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哈外专是因为有王季愚校长和赵洵副校长这样杰出的教育家，而精英辈出桃李满天下！
以下分布于党政、外交、军事、理论、文学翻译、辞书编纂等领域的国家级精英，都是两位老校长膝下学子的杰出代表。
阎明复 祖籍辽宁海城，1931年11月生于北平。1947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1949年12月被中组部调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被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翻译组组长，直到文革开始，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身边一共工作了17年，经历了中苏两党关系从蜜月到冷战和分裂的全过程。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7年多。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
阎明复的父亲是我党打入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人员阎宝航。抗战结束后，阎明复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哈尔滨与父亲重逢,先是在刚刚解放的佳木斯东北大学读书，1947年8月父亲带领他拜见了哈外专王季愚校长，并成为哈外专年龄最小的学员。
成立于1946年11月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亚楼提议，经中央批准并由刘亚楼任校长的部队附属学校。刘亚楼不仅从战略高度前瞻性地创立了这所学校，而且为学校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方针：打破常规，灵活机动快速地培养大批翻译人才，以满足战争和建设的需要。用刘亚楼的话说就是：听说读写，以听说为主，学员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基本语法，出去边实践边学习，工作一逼就上去了。根据战争和建设的需要,学校随时都有新生入学，也随时都有毕业的。阎明复年龄小，聪颖好学，俄语学的又快又好，成为哈外专最优秀的学员，深得刘亚楼和王季愚、赵洵的赏识。王校长依据阎明复的实例，很快成功地在圈楼办了几期低龄学员俄语学习实验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外交部长齐怀远、驻俄大使李凤林等都曾经是哈外专实验班学员。
李立三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急调哈外专的学生到全总担任俄语翻译，于是王校长将最优秀的学员阎明复分配给全总。建国前后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即国务院)各部委纷纷向哈外专请调俄语翻译，特别是空军、海军、装甲兵部队和外交、外贸部门的苏联专家比较多，也是哈外专学员分配的热点部门。与这些部门相比，全国总工会显然不是热点部门，而王校长为什么把最优秀的学员分配给李立三呢？从王校长对阎明复的临别嘱托可见一斑。
王校长对阎明复说,李立三虽然在党的早期犯过重大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能够诚心检讨错误，勇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以自己的教训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这是很难得的。把你分配到全总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就是表明我们真诚地欢迎他，热忱支持他的工作。李立三见到阎明复后，立即对苏联专家说，他是哈外专王校长给我们的高材生！阎明复不忘王校长的嘱托，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兑现了王校长的希望，同时，王校长的诚恳宽容、正直无私的优良政治品格，也潜移默化地积淀和遗传给阎明复。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要进一步介绍。
阎明复50年代初在全总工作期间，正值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期间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许多重大场合担任翻译。比如1952年阎明复以翻译身份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并且见到了斯大林。陪同彭真访问苏联最高苏维埃并作现场翻译。为李富春访苏商定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作翻译工作。
1957年1月，中央办公厅成立翻译组，来接替师哲的工作。师哲从1945年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一直独自承担中央与苏共来往的一切信函、文电和会谈的翻译工作。1956年10月，师哲陪同刘少奇和邓小平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谈讨论“波匈事件”归国后，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刘少奇征求师哲的意见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合适，师哲建议选拔几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和接见外宾做口头翻译，平日作些笔译工作，这样中央用起来比较方便，也便于对他们进行培养，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办理。选人时，中办副主任李颉伯推荐了全总的阎明复，杨尚昆推荐了中办的朱瑞真，师哲推荐了中央编译局的赵中元。
巧合的是，这三个年轻人都是哈外专的毕业生。其实也不算什么巧合，因为被中组部选中分配到中央各部门的出类拔萃的年轻翻译，很多都是哈外专的毕业生，占比高、概率就高。李颉伯是哈外专校长王季愚在延安时的老友，她相信王季愚培养的学生政治强业务精，所以她推荐了阎明复，事实果然如此。1957年1月中下旬，三人陆续到中办报到后，中办领导宣布正式成立翻译组，由阎明复任组长。翻译组的工作由杨尚昆直接领导，编制直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翻译组的任务是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出访和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翻译中苏两党来往文件和重要文稿。
翻译组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任务是，阅读苏共移交过来的几十箱共产国际时期中共的重要文档和文献，并列出目录筹备建档。接着是翻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是毛主席代表中共对波匈事件所持立场的表述，是中共对国际共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现实的和理论的论述，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贡献。中央非常重视这个讲话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的传播，翻译组联合有关方面重点翻译了这篇重要历史文献。
从1957年开始，中苏两党之间来往信函和互相通报的事情增多，两党领导人互访的活动也增加，翻译组的工作也更加繁忙。一般情况是，苏共有事向我党通报和协商，先由苏联驻华使馆与我翻译组联系，然后翻译组向杨尚昆汇报，杨尚昆请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之后，仍由翻译组将我方的回复意见通知苏联大使馆。对苏方转来的信函文电，翻译组都要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两三个打字员流水作业突击打印后，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的办公室。对双方来往的信函文电，无论是把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或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都由翻译组承担。翻译组参与两党来往的全过程。
翻译组成立后，中央领导赴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或苏共中央领导人来华访问,也都由翻译组担任翻译。
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翻译组阎明复、朱瑞真和赵中元都参加了翻译工作，阎明复为伏罗希洛夫作翻译。1957年11月，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翻译组的几位同志全部随团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为毛主席做翻译。1958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率代表团列席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阎明复随团翻译。1958年七八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四次会谈。1959年九十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这两次访华以及中苏间举行的会谈，都由阎明复担任主要翻译。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9月底至10月中旬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0月中旬至11月初莫斯科会议以及会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阎明复、朱瑞真、赵仲元等随行担任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中央派周恩来率团访问莫斯科，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阎明复随团担任翻译。
除此而外，翻译组也参与了中苏论战的一些工作。1960年4月22日，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中央非常重视上述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阎明复定稿后对外发表，然后由外文出版社印成小册子，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散发。从此以后，中苏两党利用参加国际会议、举行会谈或交换信函等形式，你来我往，互相攻击，翻译组的同志大都参与了这些会议、会谈或信函的翻译工作。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分别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并暗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攻击苏共是受中共唆使的。阎明复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保、匈、捷、德党的代表大会并随团翻译。
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为回答苏共在这些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我党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被翻译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对外发表,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俄文文本的翻译和定稿工作。
1963年3月2日，为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康生任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为主要成员。为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组成了一个以翻译组为基础借调了李越然等人的翻译班子。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除详细地阐述他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7月14日又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就苏中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把稿子写好后，送中共中央审改。审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把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送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定稿。每篇文章都经过七、八稿才能完成，起草小组在前面修改稿子，我们翻译班子在后面跟着修改译文，也是经过七、八稿才能最后定稿。
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一共发表了九篇文章史称“九评”，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论战的加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四清”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1964年7月14日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1964年9月，赵仲元跟随杨尚昆去了陕西省长安县搞“四清”。1965年9月阎明复和朱瑞真到彭真抓的一个北京市顺义县“四清”工作点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阎明复担任翻译。这是阎明复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发表会议公报。之后，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真三假”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两面派嘴脸。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1966年2月24日，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阎明复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召回，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准备工作。阎、朱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阎明复和朱瑞真参与了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之后，阎、朱重新回到“四清”工作岗位。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翻译组的人一分为二：把阎明复和赵仲元调到中联部工作，把朱瑞真留在中央办公厅，一旦中央有翻译任务，再把阎、赵召回，仍然是三个人一起工作，但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5月22日，中办举行所谓的“揭盖子会议”，号召揭发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宣布成立秘书局，中办翻译组不复存在，并奉命搬出了中南海，7月15日又被送进中办学习班，从此与很多有俄语翻译经历的人一道，在“里通苏修”的罪名下接受了长达十年的政治审查。而阎明复，竟然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7年半之久。
阎明复何罪之有？这要从他对待杨尚昆和田家英问题的“政治立场”说起。在阎明复看来，对他和翻译组的工作支持最大、交往最密切的是中办老领导杨尚昆主任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而这种关系又完全是工作上的。
翻译组成立以后，工作自然由杨尚昆直接领导，组长阎明复与杨尚昆的联系密切也属正常。杨尚昆从保证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任务和使命出发，对阎明复和翻译组一是工作要求严格，二是创造一切条件。为了帮助翻译组熟悉中苏关系的现状和历史，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杨尚昆阅后都让送给我们阅读。特别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他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泽东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观点，熟悉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等等，以便在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他还亲自给我们讲述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 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的情况、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的情况、瞿秋白同米夫和王明进行斗争的情况、苏联情报组人员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情况等等。同时，经杨尚昆批准，我们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到后楼的文件陈列室阅读所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呈报给中央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便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还为翻译组订阅了不少苏联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新时代》、塔斯社的《每日电讯》和一些文艺刊物，以便及时了解苏联的信息。
阎明复最初为毛主席作现场翻译的时候，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杨尚昆就用四川话“翻译”湖南话。一些细小的具体问题，杨尚昆也会耐心倾听和解释。
阎明复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不允许翻译工作出现一点差错，而且还要尽可能完美。例如“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一穷二白”、“个人崇拜”等等，怎么翻译更准确？阎明复觉得这些严肃的政治术语不能随意翻译，于是他虚心请教和听取王稼祥、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意见，以获得一致的翻译文本。有的重要的译文还要直接征得毛主席的意见。例如毛主席不同意把“个人崇拜”翻译成“个人迷信”，他说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崇拜是正确的，不属于个人迷信。
阎明复请教比较多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对主席的思想理解的比较深，与毛主席沟通也方便，对做好主席的翻译工作更为有利。田家英经常主动为阎明复如何准确翻译毛主席的话出谋划策，他把自己平时积累的三本有关毛主席的习惯用语和常用词小册子送给了阎明复，阎明复和翻译组同志都受益匪浅，并为田家英的手足之情而深深感动。
上述情况说明：杨尚昆、田家英与翻译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无私有恩!杨尚昆和田家英帮助阎明复和翻译组完全是无私的，完全是为了帮助翻译组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和使命，而对翻译组来说，对杨尚昆和田家英的无私帮助心有感恩！无私帮助与心有感恩，都统一于完成了党交给的翻译工作任务，所以，这种感情是崇高和纯洁无暇的！阎明复和翻译组的同志任何时候都绝不会背叛这种友谊和感情，更不会对杨尚昆主任和田家英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
中办开始揭发批判杨尚昆的“反党罪行”后的一天， 新上任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戚本禹找阎明复谈话说：最近毛主席问“小阎能有什么问题？查清楚，好让他出来工作。”戚本禹接着说，“中办两千多工作人员，毛主席关心过问的只你一人，你要好好报答主席。”阎明复听了的确十分激动，连连表示一定好好检讨。戚本禹接着要求阎明复揭发杨尚昆“里通苏修的罪行”。阎明复实话实说：杨尚昆直接领导翻译组的工作，所有的事都向他汇报，我同他的关系确实密切，但是我确实不知说道他“里通苏修”的事情。戚本禹警告阎明复说，“你要同杨尚昆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罪行，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文革结束后，戚本禹对中办同志终于说出了当年阎明复被关押的真实原因。他说当年中办起草了逮捕阎明复的请示报告,江青批示“拟同意，请康老、总理审批”。戚本禹把这份报告和江青的批示送给康生并问康生:阎明复怎么可能是特务呢？康生回答说：“阎明复的事你不要管”。戚本禹说，真实情况是因为有人说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而阎明复却说是毛主席叫录音的。他说中央领导人接见苏联使节时一般由我口译，赵中元记录，1958年夏季以后还增加了录音记录。这样一来，说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状就难以成立。
由此可见，尽管毛主席说了“小闫会有什么问题，查清楚，好让他出来工作”，但是“四人帮”为了打倒杨尚昆等老同志，仍然把阎明复视为异己而关进秦城监狱。阎明复的被迫害彰显了他坚持真理、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不畏强权的革命品格和政治立场。
但是，阎明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阎宝航几乎与他同时被押入秦城监狱，父亲的“罪名”是“东北叛徒集团成员”，其实都是周恩来领导的东北白区地下工作者，显然“四人帮”关押阎宝航的斗争矛头是针对周总理的。阎明复与父亲的监号相邻，他经常听到一个人的咳声很像是父亲，却被他很快否定了，因为他知道父亲是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情报战线的英雄，怎么会被关押呢？阎明复平反出狱后查明，咳声正是父亲，监号76100，而阎明复的监号是76124，仅隔23人。“四人帮”垮台后，阎宝航得以平反，胡耀邦亲致悼词，给阎宝航以很高的历史评价。阎宝航是我党潜入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人员，曾获得德军攻打苏联的准确进攻时间，为苏联的卫国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也曾获得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的军事设施部局，为苏联红军全面准确击溃关东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还曾获取日本企图袭击美国珍珠岛的重要情报，可惜被罗斯福所忽视，给美国带来严重损失，但却将美国直接推向二战战场。
阎宝航所获取的这三条超级情报，哪怕获取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摘取情报工作的皇冠，都会永载二战史册，而阎宝航非但没有成名，而且连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在1952年才被允许公开的。此前的身份都是民主人士，长期情报工作使他在亲人面前也是守口如瓶。阎明复还是到了中办翻译组以后，是杨尚昆把他父亲所创立的情报工作伟绩，告诉了阎明复。建国后，阎宝航一直低调，只是默默无闻地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做一些史料征集和整理工作。我党地下工作的前辈罗青长评价阎宝航时说：阎宝航居功不傲，甚至长期在亲人面前隐功埋名，“如果没有坚定的党性，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没有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是万难做到的……”
阎明复似同其父，平反出狱后无怨尤，低调做人做事，但是对党的事业，一如既往，痴心不变。多年来，他考虑比较多的还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他所做的工作分两个时期：一是对50-60年代两党关系是如何从友好到危机到分裂的研究；二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从缓和到叶利钦时代关系友好到普京时代关系发展的研究。
阎明复2015年出版了《阎明复回忆录》（上下两册95万字）。这部重要著作，既是对第一个时期两党关系的全面客观完整的展现，也是对第二个时期两党关系研究的历史参照。阎明复用了10年时间收集整理出版的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多呈现少议论，提供给读者的是用事实叙述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添油加醋，不拐弯抹角，目的是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细致的发展演变过程。尽管此前有很多人叙述过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但是像阎明复这样全面完整的叙述是绝无仅有的。而且阎明复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自称自己在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小翻译。我们不应当将此仅仅看做是作者的谦虚，而是他要始终保持叙述的客观真实性。对科学研究中苏两党关系来说，提供全面真实完整的历史资料，比议论更重要更有价值。同时，阎明复公开出版公开展现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真相，让更多的人思考和参与讨论，比以往少数人思考和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更重要更有价值。而且这部重要著作既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性工作，也为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备的历史参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现代国际运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中苏两党关系无论是从友好到分裂，或是从分裂到友好，都是弥足震撼和事关大局的事件，而能亲历从友好到分裂再到友好全过程，而且熟悉两党关系从的友好到分裂全部细节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参与改善两党关系从分裂到友好会谈的，只有阎明复一个人！阎明复有这个历史自觉性和时代责任感，同时担当起对两党关系是如何从友好到分裂和如何从分裂到友好的两个时代研究课题。
1989戈尔巴乔夫访华表明苏共决心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此时阎明复已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两党会谈中共代表团团长的邓小平说，阎明复50到60年代参加了两党会谈全过程，熟悉情况，这次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这样阎明复就成为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分裂又到友好的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
阎明复说，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善中苏关系，委托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组织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以便为苏共中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阿尔希波夫组织众多苏联学者和当事人进行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总结》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造成的。阿尔希波夫上世纪50年代是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与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阎明复私交也很好。
1995年夏,阎明复访俄期间,阿尔希波夫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将《总结》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中央得知这个《总结》报告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大家研究:“中苏分裂,中国方面有什么责任?”此后,阎明复牵头组织了两场大型研讨会,探讨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和中苏大论战，研讨会最后形成《纪要》,总的结论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责任更大。《阎明复回忆录》把中苏两个方面的总结都收了进来,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材料公之于众。便于引发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重大问题。
钱育才 50年代哈外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宣部从事对外宣传的俄文翻译工作。曾经翻译校核《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俄文版。1955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后，中共中央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答复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若干重大问题。钱育才翻译了这两篇重要文章。中办翻译组成立以后，在特别是两党论战翻译工作紧张的日子里，阎明复会邀请钱育才“客串”一下，完成对论战文章的翻译工作。钱育才也是哈外专毕业生，在1949年曾与阎明复同时在哈外专学习过，只是在阎明复之后离开哈外专的，长期在中宣部从事对外宣传的翻译工作。中国资深翻译家。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