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哈尔滨有家“白宫饭店”，女经理历经跌宕人生

作者：李琳，生活报记者。本文原载于《生活报》2017年2月12日A06版“旧闻钩沉”，由《哈尔滨美食地图》作者宋兴文与大话哈尔滨网站主编长河提供资料。

上世纪三十年代洋气的哈尔滨有家“白宫饭店”

曾是抗日志士接头据点

女经理历经跌宕人生

提起东方小巴黎哈尔滨，人们都知道是个时髦的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曾是出了名的国际化大都市。那时候，哈尔滨车站发售的客票，可以直达欧洲各城市。在中国大街上的外国商店、药店、饭店、旅店、酒吧、舞厅不计其数，也包括1932年4月开业的“白宫饭店”，地址在中国八道街路南，这家名字洋气的饭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对“白宫饭店”颇为了解的，哈尔滨饮食文化史研究者、“哈尔滨美食地图”主编宋兴文和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大话哈尔滨”创始人长河。

饭店的开设与“同记”密不可分

据宋兴文介绍，“白宫饭店”由原同记商场员工于浣非、白秀生、陈远孚开设，厨师是淮扬菜名厨甘沛芝。不仅创办人是同记的员工，开办资金也部分来自同记的资助。据《哈尔滨市饮食服务志》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同记商场和大罗新商场的进步青年，经常在一起议论救国救民的大事。同记商场文书部部长长陈远孚和同事白秀生（笔名白涛）、于浣非（同记西药部主任）等，积极响应号召，进行抗日募捐。经陈远孚提议，开设一家饭店，没有资金的他们便分头募集，当时同记商场的执事们（包括武百祥、赵禅唐、李明远、徐信之）资助了1000元，于是，1932年4月，“白宫饭店”开业了，位于中国八道街路南中段（今西八道街26号附近，旧址已无存），西侧是义记号衣庄，东侧是益兴隆茶食店。

(白宫饭店作为掩护抗日救亡活动的据点，哈尔滨很多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都到过这里。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罗烽在《忆在哈尔滨从事反日斗争》一文中就曾写到：党抓文字阵地，团结了一些进步同志，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那时这些同志经常到道里的“牵牛房”去，这里表面上是无聊文人集聚的地方，实际上是同志们会面接头的地方，还有两个接头的地方：一个是道里的“一毛钱饭店”，一个是“白宫饭店”。革命烈士王学尧（1910-1936年），1932年入党后就在“白宫饭店”当翻译。)

当时，中国八道街与十三道街是道里著名的饭店街，同期街上营业的饭店还有协和春、老独一处、东兴楼、正明楼、武家馆等。“白宫饭店”门面被漆成白色，室内装饰别具一格，饭店楹联为“尘外黄公市、云间李白家”，横批“有酒成仙”，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创办人之一的妻子是常务经理人

宋兴文告诉记者，“美食地图”介绍了“老地图上的白宫饭店”后，于浣非的小儿子于正国看到了并留言。随后，长河与于正国取得了联系，经过沟通，于老先生同意将多年来家人讲述的关于母亲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长河从于正国提供的材料中了解到，当年“白宫饭店”的常务经理人是于正国的母亲、饭店创办人之一于浣非的妻子李相云。李相云（1902-1989），原籍山东，生于宾县，1925年与于浣非结婚。婚后二人来到哈尔滨寻求发展，于浣非从事文学活动，组建文学团体，发行文学刊物，也在同记商场、同记工厂及大罗新百货商场兼任医药部主任和广告部主任之职。李相云开了一家生产雪花膏等化妆品和卫生用品的商店。婚后几年间，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谐，连续生育了三男一女。1932年于浣非、白秀生、陈远孚三人离开同记商场开设“白宫饭店”后，李相云负责日常经营，虽然饭店开的时间不长（“白宫饭店”停业于1933年七八月间，店址后为同年12月开业的“会宾楼”），但干得有声有色。

丈夫离家她独自抚养儿女长大

于正国提供的资料显示，1933年年底，为躲避日本人追捕，于浣非带着三个儿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北平。1934年年初，李相云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到北平与其相聚。之后，一家人先在武汉汉口居住三年，1938年末定居四川成都。到成都后一家人居无定所，只能暂住旅店。由于李相云的劳累紧张和缺乏营养，在武汉出生的老五，先天发育不全，出生后就一直生病，加之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营养的补充，到成都后不久就在旅馆里夭折了。经过几次变换暂住地，一家人终于在一所小学空置的校舍内安居下来。为了养家糊口，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租了一间店铺，自产自销化妆品和卫生用品。于正国就是李相云到成都后生下的第六个孩子。

抗战胜利后，于浣非要去东北任职，离家前夜，为了旅途的安全，在微暗的灯光下，李相云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的内衣内裤缝上两个布包，用以隐藏钱币和重要物件。于浣非许诺回到东北安排好后，就接她和孩子们回东北。第二天，就离家而去。不久后，于浣非的大妹于汝洲一家和于浣非的母亲一行，也分乘几辆黄包车离开。然而，此一去却成为永别。于浣非到东北任职后去了台湾，1978年去世。留在成都的李相云“以博大的母爱和坚强的意志，奋力撑起一个六口之家。四个大孩子，正分别就读高中、初中、小学，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上学，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六张嘴要吃要喝，还要付房租。”

几十年后，90岁高龄的于汝洲，从台湾转给于浣非子女一封信，说出了她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幕：在1945年他们离开时，于浣非只有4岁的小儿子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哭叫着不让她走，当黄包车移动后，听到从背后传出哭叫声：“我要去找爸爸，我要去……”被遗弃的子女们早已没有记忆，而于汝洲却无法忘却这悲凉凄楚的一幕。

在那个年代，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女人，要有怎样的能耐，怎样的坚毅，怎样的精神才能挺得下去。那时李相云开的是一间有铺面的商店，后面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生产作坊。之前请的两位管供销的先生和一个打杂的学徒，在丈夫走后，都留下来帮助李相云，李相云待他们也如同自己的家人。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她亲自操持，配料、过筛、合成都是她自己做，早晨天不见亮就起床，晚上要干到十一二点。

经历丧子之痛却善良地收下义子

李相云坚强地挺着，奋力劳作，为的是供孩子们读书，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1947年下半年，大儿子以优异成绩从华西协和高中毕业，他喜爱写作，酷爱电影和剧本创作，志向是成为一个电影人。因生病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他，盼望去电影厂工作，然而，现实却让他绝望。一天，在外面寻求出路的他很晚回到家，什么也没说就睡了，李相云以为他太累，就没去惊动他。第二天一早叫他起床吃早饭，发现他已不省人事，床头有个装安眠药的空瓶，急忙送医急救。然而，大儿子在医院昏迷两天后去世，年仅20岁。

三儿子在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水彩画，李相云把他的几张乡村风景写生习作用相框装好，放在商铺的橱窗内，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观赏。几名年轻人看了画后极为赞叹，打听是谁画的。当知道是李相云的儿子画的，便请求让他们见见作者，其中一人几乎隔天就来一次，成了李相云家的常客。他告诉李相云，他家在河南省，家中只有一位和她同样慈祥、年龄相仿的母亲。他在四川没有亲人，多次请求认李相云为干娘。李相云见他态度诚恳，就满足了这个身在异乡、内心孤独的年轻人的恳求，从此他来得更勤，还多次带李相云和她的小儿子去看电影。

世上只有妈妈好，一个家庭的核心就是母亲，只要母亲在，家就不会散，这是李相云一直坚持的信念。在她的辛苦付出下，孩子们后来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安定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