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视角下的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

作者：易富贤，《大国空巢》作者，率先掀起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

本文发表在2017年《战略与管理》第1期（两会前夕出版），该期封面专题是“东北振兴”

本文转载于易富贤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5383-1038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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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在1945年时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到1978年，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仍为14.0%；但是到2010年下降到8.6%，2015年下降到8.0%，2016年甚至只有6.8%；从GDP增速来看，2015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是3.0%、5.7%和6.5%，均低于全国增速（6.9%）。而处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1980年地5.4%达到2010 年的11.0%，2016年广东经济总量达到79512.05亿元，比2015年增长7.5%，持续蝉联第一位。

本人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的支柱，东北的崛起到衰落，以及广东的崛起，人口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人口视角来比较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分析它们的现状和前景，并认为，振兴东北首要的是振兴人口。

一、东北崛起的人口因素

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东北只剩下40万人口。清廷于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限制汉人移垦。从此，东北地区进入了长达200年的“封禁”。而山东等地“地少人稠”，又旱灾、涝灾、兵灾、匪患不断，迫于生计，大量难民纷纷“闯关东”。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清朝政府不得不于1860年开始解除对东北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燕赵齐鲁之民负耒而至”,“各省商贾亦辐辏来集”, 于是“地日以辟, 民日以聚,繁庶之象渐异曩时”。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苏联更是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1990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①]1940年日本、苏联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3倍、4.0倍。崛起的两个工业大国俄国和日本给临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

从1870年到1940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21%，日本增加了112%，移民大国美国增加了230%，而中国只增加了45%，但是中国东北人口却增加了1123%！可以说，当时东北是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并且移民的综合素质好（青壮年比例高、身体素质好、开拓精神强）。

充足的人口资源“面粉”在东北的“擀面杖”下被制作成美味的“面包”，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生铁产量占87％左右，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②]1942年东北城市化水平达到23.8%，相当于全国1986年的水平。中国东北在1945年时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1949年后，中国中断了国际贸易，人口流动也较少。但是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含原属于热河省的部分地区），仍然继续吸引移民，总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7.64%提高到1982年人口普查的9.05%。这段时间，流入东北的人口基本都集中在黑龙江（应该是开发北大荒），而辽宁的人口还有所流失，比如1953年的0-15岁到1982年为29-44岁，195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0-15岁人口占全国的3.80%、2.15%、2.22%，而1982年29-44岁人口占全国的3.73%、2.25%、3.22%。

由于全国经济的重新布局，东北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占全国比例下降到1978年的14.0%，但是人均GDP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5倍。

二、广东的崛起和东北的衰落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格局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依照世界银行的资料，[③]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79年高收入国家（整体）占全球GDP总量的80.4%，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81.5%，人均GDP是中国的47倍。

1980年发达国家的中位年龄只有30-32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年龄，劳动力也都还在增加，总抚养比（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维持在历史上最低水平，经济还充满活力。香港1980年的中位年龄只有25岁，经济还处于上升态势，当时经济总量（现值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的15%，在1993年更是相当于大陆的27%。1980年、1993年香港的人均GDP，以现值美元为标准，是中国大陆的29倍、54倍；以1990年不变的国际元为标准，则是大陆的9.9倍、8.7倍。香港的小商人到大陆都算是大富豪。

也就是说，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面对的是占全球经济80%以上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外贸、投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4.2%上升到1990年32.2%、2006年的64.5%[④]。

而香港的中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将国际经贸机遇定向地引入到广东。并且香港本身也给广东带来了机遇。根据统计年鉴，广东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1987年已上升到25%，1993-1998年则稳定在40%左右。

1980年广东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7%，而1993年是全国的1.8倍。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吸引着全国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20-39岁人口是最有经济活力的黄金年龄劳动力。广东（含海南，下同）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5.6%上升到2010年的10.0%，占比提高了79%；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1978年的5.4%上升到2010年的11.0%，占比提高了105%。

图1 东北和广东的GDP和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

广东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吸引了外来劳动力，比如1980年、1990年的0-19岁人口分别到2000年、2010年为20-39岁，1980年广东的0-1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5.9%，而2000年20-39岁人口却占全国的8.1%；1990年0-1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6.5%，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却占全国的10.0%，可见有大量的外地劳动力流入广东。另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生产”了较多的劳动力，户籍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也从1980年的5.6%上升到2010年的6.4%。

而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从1978年的14.0%下降到2010年的8.6%、2015年的8.0%，2016年甚至只有6.8%。东北衰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高，“船大惯性大”，掉头不易。此外，东北的地缘优势丧失。苏联当时经济在走下坡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更是出现长期的衰退。中俄贸易量不大，给中国东北的贸易机遇小。中日、中韩贸易量虽然大，但是由于朝鲜的阻隔，经贸机遇并没有流入东北。

但是东北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人口因素。东北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在1982年就开始下降，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0年的8.1%、2015年的7.6%。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如江西、广西那样能“生产”人口，一方面是没有如长三角那么能“吸引”人口。

三、东北的衰落并非是因为人口外流

很多人以为东北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人口外流。其实在2010年之前，东北的人口仍然是净流入。1982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是28+岁（28岁及以上），199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是20+岁。1982年东北的总人口占全国的9.0%，2010年28+岁人口占全国的9.2%；1990年总人口占全国的8.8%，2010年20+岁人口占全国的8.9%，可见东北人口还略有流入。

再看看年轻人口。1990年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8.09%，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8.12%；以1990年的0-19%人口占全国比例为基准，那么2010年东北的20-39岁年轻人口还流入了0.4%。

表1 2010年20-39岁人口流失率

 

其实江西、广西等省的人口流失率较高。江西1990年0-19岁人口占全国的3.81%，而2010年20-3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3.31%了，流失了13.1%。广西1990年0-19岁人口占全国的4.28%,而2010年20-3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3.32%了，流失了22.6%。

1990年的0-14岁人口到2010年为20-34岁，1990年东北的0-14岁人口占全国的7.98%，2010年20-34岁人口占全国的7.93%，只流失了0.7%。而江西、广西则流失了14.6%、25.1%。

尽管江西、广西劳动力大量外流，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人口，留在本省的20-34岁、20-39岁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却保持稳定，甚至还有所升高。比如20-34岁人口占全国比例，江西、广西1990年为3.20%、3.41%，2010年为3.27%、3.38%，而东北却从1990年的9.78%下降到2010年的7.93%。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因为他们看到全国各地都有东北人。其实东北也有全国各地的人。

东北的劳动力总体没有外流，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人均GDP也高于全国，1980年、2010年、2015年人均GDP相当于全国的151%、105%、100%。辽宁的人均GDP最高，是人口流入地；黑龙江人均GDP最低，是人口流出地。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9%、97%、83%，因此辽宁20-39岁人口流入了5.3%，吉林出入平衡，黑龙江流出了3.9%。

近几年，东北经济下滑，人口是否在外流？2010年的10-59岁、11-54岁人口到2015年是15-64岁、16-59岁。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辽宁2010年的11-54岁人口占全国的3.28%，2015年的16-59岁人口占全国的3.29%，略有流入；吉林、黑龙江2010年的10-59岁人口占全国的2.15%、3.02%，2015年的15-64岁人口占全国的2.12%、2.97%，略有流出。总体来说，东北2010-2015年之间人口流失率还非常低。

四、东北的生育率超低的原因

东北的20-39岁户籍人口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是因为长期的低生育率。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达到2.1，而中国目前则需要生育率接近2.3。东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2.3了，比全国早11年。

如果要振兴东北，应该在1980年就鼓励生育才行。现在才振兴东北，为时已晚，已经无“人”为力了！

东北生育率低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1942年就达到23.8%，而全国只有10%左右。1975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36.47%、32.34%、36.48%；在1990年全国为2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0.9%、42.7%、47.2%；2010年全国为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虽然东北的人均GDP长期高于全国，但是城市的开销比农村大，东北的城镇人均收入水平是低于全国的，比如200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10元，低于全国平均的6280元；201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1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109元。2012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760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3，仅高于青海和甘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而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一方面没有超生的条件，一方面也没有超生的意愿。

第五，东北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最容易深入人心，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弱，很多人坚信“养老不靠孩子靠政府”，没有必要养孩子。

第六，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由于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东北年轻人如果想超生，很多人面临的最大阻力还不是计生委，而是双方父母。很多老人宁愿跳广场舞，也不愿意带孙辈。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后，东北符合条件的人数很多，但是申请率却非常低，2015年出生人数比2010年还少。

东北的少数民族有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但是生育率也非常低。比如朝鲜族、锡伯族、赫哲族、满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在东北的人口分别占全国同族人口的88%、75%、74%、67%，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这四个民族的生育率只有0.70、0.99、1.78、1.09，2010年只有0.62、0.70、0.54、0.92。锡伯族、赫哲族总人口只有19万、0.5万，如此低的生育率，民族将不断衰微。

五、1980-1998年的二胎政策奠定了广东的人口优势

而广东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却远高于全国。1973年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各省纷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习仲勋主政的广东（1978年12月-1980年11月任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12月-1981年2月任省长），却实行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进行回推，1979年、1980年、1981年广东的生育率为3.0、3.0、2.9，全国为2.7、2.4、2.3，湘桂闽赣（广东的四个邻省作为整体）为3.2、2.9、2.7。

广东更是于1980年2月2日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允许生育二胎。其后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有前瞻的人口思想，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⑤]。

1982年9月17日粤发[1982]53号文件后，广东的计划生育一度从严，城里人实行一胎化，农村困难户实行一孩半政策；其他省则是在1985年后才相继出台农村一孩半政策。1986年，广东省对1980年的《条例》进行了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仍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1992年版、1997年版的《条例》也都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也就是说，广东的一孩半政策比全国要早；而在全国农村相继实行一孩半政策时，广东农村已经实行全面二胎政策了。

广东的二胎政策引起国家计生委和一些人士的不满。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使用回归分析技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⑥]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⑦]。胡鞍钢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1998年广东新的省委领导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1998年又破例修改了《条例》，取消了二胎政策。

1980-1998年广东的二胎政策使得1981-1998年（怀孕周期使得生育率比政策滞后近一年）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一直远远高于全国和邻省。比如，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回推，1998年全国生育率1.31，湘桂闽赣常住人口1.34（人口流出地）、户籍人口约1.24，广东常住人口1.37（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中外来妹占36%）、户籍人口约1.90。其实1998年广东的户籍人口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本应停止计划生育了，但却反而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下降，低于湘桂闽赣。

以全国的生育率为对照，二胎政策使得1981-1998年广东户籍人口多生了500多万人；以湘桂闽赣户籍人口生育率为参照，二胎政策使得广东户籍人口多生了300多万人，拥有了全国最年轻的人口结构。

六、从劳动力结构看东北和川渝的经济前景

东北与川渝地区的总人口相当，都是1.09亿人，有可比性。20-39岁常住人口人口占全国比例，东北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0年的8.1%，下降19.5%；同期川渝从9.8%下降到7.2%，下降26.4%，下降幅度比东北还大。但是川渝地区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2006年开始回升，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却继续下降，经济增速全国垫底。这其实可以从人口角度进行解释。

东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生孩子太少，而川渝地区下降却是因为劳动力外流。比如，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川渝常住人口只有7.2%，但是户籍人口却有9.1%。川渝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了20%。这些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然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然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并且最近几年，劳动力开始回流了，比如2010年重庆的10-5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05%，而2015年15-64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15%，劳动力已经在回流，这是近年重庆经济增速领先全国的最大的驱动力。四川的劳动力流出开始放缓，回流在增加。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图2 东北和川渝的GDP、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

2010年东北0-19岁户籍人口只占全国的6.0%，意味着即便能遏止劳动力外流，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仍将从2015年的7.6%降至2030年的6.0%，经济占比还将继续下降。而东北的人口结构最老，人口危机率先爆发， 2016年经济占全国比例已经降至6.8%了，人均GDP在2015年开始低于全国，2016年甚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了，今后经济活力远低于全国，人口外流的势能加大。如果不出台有效措施，年轻劳动力将外流，对于老年化非常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2030年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很可能将低于6%。

而2010年川渝的0-19岁户籍人口占全国的8.8%，意味着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还较丰富。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5.4%回升到2015年的6.3%、2016年的6.5%，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一带一路”又使得川渝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川渝不但能够遏止人口外流，还可能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2030年经济占全国比例至少能回升到1978年7.4%的水平，甚至可能将超过8.5%。

七、从劳动力结构看广东和长三角的经济前景

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只从1978年的11.5%上升到2010年的12.1%，占比只提高了5%；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18.7%上升到2010年的19.7%，占比只提高了6%。而同期广东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比提高了79%，经济占比提高了105%。

图3 广东和长三角的GDP、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

长三角的20-39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提高幅度远低于广东，一方面是因为外来劳动力流入长三角的比例低于广东。长三角、广东1980年0-19岁人口占全国的10.0%、5.9%，而200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10.9%、8.1%，分别增加了9%、38%；1990年0-19岁人口占全国的8.9%、6.5%，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12.1%、10.0%，分别增加了36%、56%。

尤其是“生产”劳动力上，长三角不但低于广东，并且低于全国，户籍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10年的8.9%，而广东却从1980年的5.6%上升到2010年的6.4%。

也就是说，广东既吸引人口，也“生产”人口，使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提高，经济占比也不断提高。而长三角，吸引来的外来劳动力刚好只弥补了本地劳动力占全国比例的下降。

长三角、广东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分别在2005年、2006年达到峰值后下降，意味着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开始下降。2015年上海的外来人口开始负增长。其实广东在2010年之后，外来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了。2010年广东省常住10-59岁人口、15-64岁人口占全国的8.26%、8.02%，而2015年的15-64岁人口只占全国的8.02%了。一方面说明广东的外来劳动力在回流（2015年的15-64岁人口比2010年的10-59岁人口减少了200多万）；一方面说明由于广东本省生产的劳动力较多，15-64岁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还能保持稳定。

而江苏、浙江2010年的10-59岁人口占全国的5.86%、4.17%，15-64岁人口占全国的6.03%、4.25%，2015年的15-64岁人口占全国的5.89%、4.17%了。说明2015年江苏、浙江的外来劳动力还没有负增长，但是由于本省生产的人口减少，使得15-64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下降。

2010年广东、长三角的0-19岁户籍人口分别占全国的8.6%、8.8%，意味着如果外来人口全返回原籍，广东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2010年的10.0%下降到2030年的8.6%，减少14%；而长三角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则将从2010年的12.9%下降到2030年的8.8%，减少27%。

全国、广东、长三角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2岁、36岁、38岁，2015年为38岁、34岁、41岁，2030年为45岁、42岁、49岁。广东的人口结构比全国要年轻，经济活力将长期超过全国，对外来人口仍然还能保持吸引力。广东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长期保持在9%以上，远高于1978年的5.4%。

而长三角的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对外流人口的吸引力不断下降。2015年长三角的人口占全国的11.6%，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9.1%。但是2030年总人口占全国比例将降至11.0%，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降幅更大，人均GDP优势也将不断下降，2030年经济总量占全国比例很可能低于15%，甚至只有13%。

八、从中位年龄看中国各地的经济前景

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由于一个经济体中年轻人越多，该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实际上反映了创新活力，影响着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2015年世界上最老的5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中位年龄分别为46.6岁、46.2岁、45.9岁、44.0岁、43.6岁。这些国家1951-2015年的中位年龄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95、-0.505、-0.757、-0.537、-0.594。人口数据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中方案[⑧]，经济增长率采纳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整理的数据[⑨]。

图4 1951-2015年日本、意大利、希腊、德国的中位年龄与GDP增长率

总体来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都随着中位年龄的下降而下降，这是大趋势，德国在中位年龄超过35岁之后，经济增速也不断下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在相同的中位年龄下，各国的GDP增长率不同。德国算是在老龄化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典范。原因之一是当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劳动力短缺，贪图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将企业纷纷外移的时候，德国却能够将企业留在本国，保持了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失业率也较低。而希腊的制造业却在快速萎缩，失业率也较高。日本和意大利介于德国和希腊之间。德国、日本、意大利、希腊2013年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28.0%、25.8%、27.2%、15.7%，2010-2014年平均失业率分别为5.7%、4.2%、10.5%、21.6%。

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和结构老化，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在下降，从1991年的40.9%、34.4%降低到2013年的28.0%、25.8%。德国高度依赖移民，但是移民是带刺的玫瑰，德国开始出现移民危机了。

相对来说，日本、德国算是先富后老，应对老龄化相对比较从容；而希腊和中国（尤其是东北）是未富先老，面对迅猛的老龄化，束手无策。希腊、中国东北、中国全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1999年、2009年、2015年超过38岁，以1990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⑩]人均GDP分别只有11,817、11,817、7,069、10,568。而日本、德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1992年、1993年、2015年超过38岁时，人均GDP分别为10,568。而日本、德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1992年、1993年、2015年超过38岁时，人均GDP分别为19,472、16,536、16,536、33,100。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其实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后发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希腊就是一个例子， 1950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年轻4岁，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50年的20%提高到2008年的50%。但是2008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要老3.9岁了，2015年比美国老5.6岁，2038年将比美国老10岁，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在2008年开始再次拉大，2015年只相当于美国的37%了，还将继续下降。

日本也是如此，1950年比美国年轻8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50年的20%提高到1991年的85%。但是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9年超过美国，1992年比美国老5岁，再也无力追赶美国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2015年人均GDP降至美国的69%，还将继续下降。

1979年美国的中位年龄是30岁，中国是22.7岁，比美国年轻7.3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两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15年的32%。但是201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是45岁，美国只40岁；2050年中国是56岁，美国只42岁。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追赶美国的动力下降，到2030年左右与美国的差距将再次拉大。

全国人口结构最老化是东北，最年轻的是广东。2010年全国的中位年龄36岁，广东31岁（户籍人口32岁），东北40岁。2015年全国的中位年龄38岁，广东34岁（户籍人口34岁）；东北43岁，相当于全国2027年、广东2032年的水平，其中吉林、黑龙江均为42.6岁，而辽宁超过44岁。2015年全世界中位年龄超过44岁的只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东北2010-2015年的中位年龄相当于日本1995-2005年、德国1999-2007年、意大利1998-2008年的水平，日本、德国、意大利在那个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1%、1.6%、1.3%。辽宁、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长率，2014年为5.8%、5.6%、6.5%，2015年为3.0%、5.7%、6.5。东北的产业结构远不如日本、德国，目前这些经济数据已经相当耀眼了。但是中央纪委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11]，2016年辽宁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5%。

东北的2015-2020年的中位年龄相当于日本2007-2015年、德国2007-2015年的水平，日本、德国在那个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5%、1.0%。东北的中位年龄将分别在2017年、2022年、2027年开始超过希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结构最老化的地区。可见，东北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东北的老年化超前全国12年左右，意味着全国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

表4 中位年龄比较

 

 

说明，国际数据是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中方案[12]。中国是假设继续2010年的生育率，其中广东指的是户籍人口，其他地区是常住人口。人口政策调整对2030年之前的中位年龄影响不大，因为毕竟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大。比如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那么203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也还接近45岁。

2010年东北是8.0个20-64岁劳动力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2030年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将降至2.4，而全国还有3.3，广东户籍人口为3.8。意味着今后东北的养老金危机最严峻。

年龄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东北最保守。从人口结构判断，全国的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东北和广东是两个极端。东北已经进入了“经济老年”了，而广东还处于“经济壮年”，如果要求东北也追求与广东同样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即便气喘呼呼，速度仍然上不去，反而累坏了小身板；并且也将驱使地方政府如前些年的辽宁省那样进行经济数据造假，由于无法做到“量入而出”，会导致地方财政危机。由于人口老化在全国蔓延，经济数据造假也会在全国蔓延，中央政府将无法掌握全国真实的经济情况。因此，应该因“人”施政，而不应一刀切。最老化的东北应该“养生”了，应该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如果东北能够探索出有效的“养生”之道，对全国也有借鉴意义。

而最年轻的广东2015年、2023年的户籍人口中位年龄只相当于全国2006年、2015年的水平，经济还可以“冲刺”几年。广东的二胎政策给广东注入“额外”的经济活力，彻底改变了区域经济格局。从广东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对近期的经济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将给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将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功近而德远！

九、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

根据2015年官方的统计公报，吉林总人口2753万人，只出生16.2万人；而台湾总人口2349万人，出生21.4万人。辽宁总人口4382万人，只出生27.1万人；而韩国总人口5062万人，出生43.8万人。东北总人口1.09亿人，只出生66.2万人；日本总人口1.27亿人，出生100.6万人；德国总人口0.82亿人，出生73.8万人；意大利总人口0.61亿，出生48.6万。哈尔滨、沈阳、大连户籍人口961万、730万、594万人，只出生6.0万、4.9万、5.2万人；香港总人口731万人，出生6.0万人。也就是说，台湾、韩国、香港、日本、意大利、德国深陷低生育率危机，但是中国东北的危机更严峻。

全国的情况也非常严峻。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生育率只有1.22、1.18，而日本、德国、意大利2014年的生育率还有1.42、1.39、1.39。

但是国家计生委/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不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他们将2000年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将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论证如果全面二孩的话，生育率将反弹道4.4、4.5，每年会出生4700万、4995万[13][14]。他们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预测单独二孩后生育率能上升到1.8，每年将多出生200多万，累计多出生1000万人[15]。

但是《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的2015年，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

一些人认为由于存在超生漏报，2015年的实际生育率应该远高于1.05。其实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1个孩子，1孩不存在漏报。1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国际上，二者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95以上。2015年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1.46；1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0.71。2015年中国大陆的1孩生育率只有0.56，意味着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那么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只有1.05是基本可信的。

2015年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再次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只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因为他们判断2015年的生育率为1.6，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从2015年的1.6上升到2017年的2.0、2018年的2.1，到2050年还有1.72，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5亿峰值，到2050年还有13.8亿人[16]。2017月1月25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要求总人口在2020年、2030年要“达到”14.2亿人、14.5亿左右，生育率在2020年、2030年都要为1.8。

但是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根本没有1.6。2016年9月迎来全面二孩政策的出生高峰，但是《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出生人数只比2015年多7.9%，意味着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5左右，2017年则只能在1.3左右，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的2.0，2018年还将下降。

台湾地区、韩国的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3年、21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15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5、1.20。但是中国大陆2015年的1孩生育率只有0.56，不但远比1992年的台湾（0.76）、1994年的韩国（0.83）要低，也比2015年的台湾、韩国要低，意味着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将会长期低于1.2，根本不可能如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那样到2050年还有1.72；也意味着《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人口目标不可能实现。

中国的1孩次生育率全球最低，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彻底破坏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并且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这一家庭结构进行规划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模式仍然将惯性地延续着。

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难度比韩国、台湾地区、日本要大多了，尤其是东北难度最大。这从1孩生育率可以判断，2010年全国的1孩生育率为0.725，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只有0.578、0.576、0.604，意味着即便201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东北的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了。中国88%的朝鲜族分布在东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落后于韩国的，但是2010年中国朝鲜族的1孩次生育率只有0.50了，比韩国要低，意味着即便201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朝鲜族的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0。

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必须调整整个经济模式、教育模式、文化模式、城建模式，降低房价，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提升生育意愿，增加儿童福利，建立完善的幼托体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无论是改革的难度，还是对今后数百年社会的冲击力，都将远远超过1979年的经济改革。尤其东北在鼓励生育的道路上是任重而道远！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生育率应该为振兴东北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只有当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意味着东北的经济走向了可持续之路。

参考文献

[①] Angus Maddison,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②]董志凯，《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年06期。

[③]Indicators，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④]Indicators，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⑤]赵蕾，《任仲夷：先驱的本色》，《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8 日，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21351。

[⑥]胡鞍钢，《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胡鞍钢，《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目标与对策：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之一》，《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1999年。

[⑧]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⑨]The Conference Board. 2016.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May2016,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⑩]The Conference Board. 2016.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May2016,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11]程思炜，程姝雯：《辽宁经济数据造假巡视组进驻后GDP断崖式下跌》，新浪网（来源：《南方都市报》），2016年08月27日，见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6-08-27/doc-ifxvixeq0578319.shtml。

[12]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13]蔡昉，李建民，谭琳，何宇鹏，胡英，王萍萍，都阳，郑真真，王丰，陆杰华，陈卫，彭希哲，风笑天，王美艳，吴帆，冯文猛，刘蓓等（翟振武、顾宝昌、曾毅、郭志刚、李伯华、莫荣等多位专家也参与了讨论并为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和建设性的意见）：《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14]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载《人口研究》，2014年第02期。

[15]李晓宏：《政策聚焦:单独可生二胎影响不小》，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8日，见http://edu.people.com.cn/n/2013/1118/c1053-23570433.html。

[16]王培安主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