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与曾一智博客，原题为《十年前旧作：哈尔滨：城市建设的走向》，原为发表于2001年1月3日《黑龙江日报》城与人专刊中，题为《哈尔滨：城市建设的走向——一位上海学者的建议》的文章，原作者为曾一智。
十年前，汪老师和曾老师的一番对话，谈出了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期望，也饱含对哈尔滨文化保护不利的隐忧。十年之后的今天，几乎所有担忧都变成了真正的无奈，哀哉。当我们有机会挽回悲剧的时候，当我们有前车之鉴可以参考的时候，竟眼睁睁地看着在其他城市已经无数次上演过的悲剧重播一遍……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业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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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之成 现任上海社科院俄罗斯斯拉夫研究学科带头人，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学术顾问，上海社科院欧亚所俄罗斯研究室主任（即斯拉夫中心任），美国俄罗斯文化博物馆学术顾问、资深研究员、终身荣誉馆员。自1990年以来 ，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俄罗斯文化博物馆、澳门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未来亚洲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美国亚洲学会、美国中国东北研究会外籍会员。主要著作有《上海俄侨史》、《葡侨在上海》（英文版）、《俄侨在上海》（英文版）, 并编著《简明英汉编辑出版辞典》。
在收集有关哈尔滨历史的资料时，我的一位父执借给我看了一本《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这本厚厚的书给了我很多启示。哈尔滨俄侨在二三十年代大批迁移上海，因此上海俄侨史应该与哈尔滨俄侨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采访过的海外俄侨中，就有几例是出生在哈尔滨又随家族迁往上海的。不久前，在省社科院哈尔滨犹太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 终于结识了此书的作者——上海社科院欧亚所俄罗斯研究室（即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先生。座谈会上，汪之成先生介绍上海犹太学研究会的科研活动情况时，针对保护犹太人遗址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因此，在采访他时，就从这个话题开始。
汪之成是第二次来哈尔滨，但他对哈尔滨的了解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 。他认为，从上个世纪末移居中国（也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俄侨中心是在哈尔滨。今年五月，他第一次来哈尔滨时，看到哈尔滨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建设，感觉哈尔滨已发展成大城市，但如果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能够避免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教训，将会更有利于哈尔滨的经济文化建设。为此，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建议。
一.城市规划代表自身的形象，哈尔滨城市规划应能体现出代表哈尔滨形象的建筑特点。
城市如何定位是重大问题，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哈尔滨在本世纪初迅速发展为大的工商业中心，曾被称为北满的国际商埠，或称东北亚的国际大都市。
在哈尔滨形成过程中，曾有大批侨民居住，这是哈尔滨有别于其他东北大城市的特点。不管专家学者如何考证这个城市的历史，它作为现代城市的形成只有百年。上海作为行政机构已有七八百年，但作为现代化城市只有150多年。哈尔滨不同于中国大部分城市，也不同于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上海是华洋杂居，以华人为主体，有38个国家的侨民在此居住，然后形成两个租界，但上海的中国人始终多于外国人。哈尔滨形成之初当地的中国居民人口不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俄侨人数超过中国人。在后来的城市发展中，中国居民人数逐渐上升，最后超过外国侨民。这是历史形成的特点——哈尔滨是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大都市，有很多外国侨民居住过，现在外侨的社区不存在了，但历史痕迹还在。风格各异的欧式老建筑仍分布在南岗、道里的一些主要街道，形成哈尔滨自身的形象和特点。
二.千万不要单纯追求土地开发收入。
上海北京在城市开发中曾破坏了很多历史遗迹，留下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希望哈尔滨不要再重复。如哈尔滨机车车辆厂，现在仍完整无损地保存着1903年建厂时的车间和一些生产设施，这样的厂区不仅在哈尔滨，在全国也很少有。这个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摇篮之一，像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一样，是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在国际上也少见。如何保存这样宝贵的历史遗迹，应引起政府的重视。上海正准备将一些老生产区逐步开发形成一个工业博物馆区，把近代工业发展的摇篮保存下来，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会证明它的价值。
记得英国人曾在世界各地寻觅一个蒸汽机车车头，最后在中国找到，花高价买回。而在车辆厂，这样的宝物遍地皆是。在哈尔滨车辆厂这样小的范围内，高度集中了这样多的历史遗迹，对哈尔滨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因此， 在追求土地开发带来经济效益促进城市发展的时候，一定不要单纯地把眼光放在开发的收入上，应该考虑更多的综合效益。
三.不要在市中心高密度发展。
哈尔滨与北京上海有很大不同，地域比较广阔，人口也不是那样高度密集，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比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条件要优越的多。上海寸土寸金，市中心一平米的价值已超过一万元了，而哈尔滨稍微走出市中心一点就是大片荒地，是否考虑不要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搞高密度发展？在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不能破坏原有的绿化和城市自然环境，而且还要增加，这就要遏制开发商们的欲望了。上海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沉痛，淮海路和南京路在建设中都没留绿化区，有的大商店用大桶栽树，实际上是假绿化。另外，市中心的高密度建设会产生光效应，阳光在高楼的玻璃窗上不断反射，造成光污染。窄小的街道上高楼林立，会产生风力效应和热效应。
四.城市规划建设中不要破坏历史风貌。
哈尔滨作为年轻的现代化城市，在历史发展形成的一些特色要千方百计地加以保留。哈尔滨与西安、北京这样的千年古都不同，文物保护标准要降低。在城市百年发展中留下的建筑，五六十年的建筑就很珍贵，只要是抗战前的建筑，都应作为保护建筑，不要轻易毁掉。两次来哈，看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已拆毁不少老建筑，其中有很多具有文物价值 ，非常惋惜。如文昌街、中山路附近为修高架桥拆掉了几十幢小洋楼，按现在上海的老洋房的价值计算（每一建筑平米价值一万五-两万七千元），损失在亿元以上。二者高架桥只要再提高几米，多花几十万就能避免这一损失。如中山路上的符拉基米尔天主堂，是东正教的一个小教派，却归顺罗马教廷，全国仅此一家。可是就在此次修桥时，把前面部分拆掉了。其损失无可估量。上海修高架桥时，著名的大世界就在必经之路上。为了保护这一年代并不久远的历史遗迹，上海市决定把整条路线往北挪，绕了一个弧形，尽管多花了很多资金，但仍认为值得。
不要破坏已剩余不多的文化底蕴，因哈尔滨的文化底蕴不是很深，正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再者， 城市的文化底蕴也要靠时间的积淀，如果西安、北京在建城后的一两百年里便拆得面目皆非，何来千年古都？上海在城建方面也走过弯路，拆了一些不该拆的老房子。后来有所改变，采取保留沿街建筑，把新楼盖在街区中心的做法。这样既不破坏原有风貌，又带活了四条街的经济。现在上海人都知道一幢老洋楼的价值，有关部门采取整幢楼置换的方法，将楼内居民动迁出去，然后卖掉。一幢不大的小楼可卖几百万至上千万元，既保护了历史遗迹，又得到了经济效益。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整幢楼置换出来，是算了50年的管理维修费，共一千万美元。外国老板认为合乎国际惯例。这样国家也没受损失。
五.城市规划建设应扩大咨询范围。
在哈尔滨走了九十多条街道，即老哈尔滨的文化商贸居住中心地区：南岗、道里、道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哈尔滨城市规划建设的咨询范围应该扩大。不仅是经委、建委、建筑工程师，还应把研究地方史、党史、外侨史、文化史的专家都请来一起咨询讨论，对每一座老建筑进行认真的论证和鉴定，建于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人居住，有过什么活动，在哈尔滨经济文化发展史上起过什么作用等等。城市建设不能武断地、仓促地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要反复讨论，宁慢勿急。不要先拆除再来讨论。现代化建筑今年不盖明年也来得及，而历史遗迹一旦被破坏便永远无法弥补。
最近看到此地报纸上登出关于太阳岛整体规划的讨论，有些想法。太阳岛是哈尔滨的一块宝地，在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至今，一些旅居海外的哈尔滨俄侨、犹太人仍把它作为最美的回忆。这个昔日著名的旅游居住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冬夏两季都是旅游胜地。因此，这块宝地如何开发一定要慎重，一切方案应暂缓作决定。一定要请地方史、外侨史专家来论证，并且扩大咨询范围，把国内外专家都请来讨论。把眼光放远一点，应该把太阳岛建成一个国际知名的旅游文化居住区，那么它给哈尔滨带来的综合效益将是难以预料的。假如一个亿万富翁来此度假，他背后的效益远非一张门票，或仅仅是旅游的消费，很可能会向这里投资。因此目前一定要把一切方案停下来，不要把某个系统、某个单位或某个开发商的利益放在前面，而应把整个哈尔滨、黑龙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为了追求眼前的短期效益而把太阳岛弄得不伦不类。简言之，宁愿慢，也要搞第一流的。不要单纯追求眼前效益而牺牲将来。要为今后哈尔滨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造福于省市人民，功在千秋万代。
六.破坏保护建筑应有法律制裁。
两次来哈，把现有的一百多处保护建筑基本跑遍，感觉哈尔滨应该扩大保护建筑范围。上海也是近150年间发展起来的，目前已定了1400多幢保护建筑，但国外专家来上海考察后，认为应扩大到四千幢。哈尔滨现有的保护建筑太少了，决不应该只是上海的十分之一。希望能邀请各方专家共同商讨，尽快公布二、三、四批保护建筑。希望省市人大尽快通过地方法规，对列入保护建筑的通过立法来明确对破坏者应追究的法律责任。现在我国的保护建筑仅仅是挂牌，或者是规定哪一级的保护建筑如何保护，但就缺少一条–凡是破坏保护建筑者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对于破坏历史遗迹、文物者如何制裁我国没有明确的法规。重庆綦江大桥坍塌后，主要责任者都被送上法庭，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而破坏国家文物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一座现代的桥梁，却无法制裁。而省市人大是有权制定地方法规的。但愿哈尔滨能在全国起表率作用，由此出发推动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
七.应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馆，作为哈尔滨在对外开放中一作个知名的窗口。
哈尔滨在历史上曾是东北亚著名的国际商埠，今天仍有很多侨民散居海外。他们经常带着子女来重游故地，寻访自己曾成长、工作、生活的地方。可是却找不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因此建议应建立两个博物馆。
（1）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哈尔滨犹太侨民现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很大影响，也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哈尔滨在全世界犹太人中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因其历史上曾有大批犹太人长期聚居。犹太侨民在中国主要是两个城市：北哈南沪。但上海犹太侨民与哈尔滨不同，大量是从1939-1949不到十年中的中欧难民，留下的历史文化痕迹很少，对上海的影响也很小。而哈尔滨从十九世纪末到五十年代初，有大量犹太人在此生活，对这个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具有很大影响。由于犹太人信奉多子女，当年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今天加上儿孙就是十几人。所以现在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已有几十万人，而他们在以色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实力和政界地位都很高。因历史渊源，他们把哈尔滨看作第一故乡。
哈尔滨犹太遗迹还很多，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窗口。因此建议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把它作为哈尔滨犹太人博物馆，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哈尔滨对这一段历史非常珍惜，也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来促进哈尔滨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吸引外资，并增进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犹太人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另外，这里会是一个令犹太人感到非常亲切的落脚点，在到此访问时还可成为从事外交、经济、文化、旅游等活动的场所。
就像上海的摩西、西摩两个犹太会堂一样。克林顿来上海访问时，汪之成曾参与接待。他们得知摩西会堂已经修复，希拉里便提出参观西摩会堂，因美国现有六百万犹太人。在他们来访之前，上海社科院就已向市里提出修复西摩会堂的建议。上海的保护工作本来就比哈尔滨做得好，市政府拿出20万元资金便做了内外的修复。希拉里参观了西摩会堂回国后，夫妇二人对报界说，上海已经没有犹太人，但犹太会堂仍然保护的很好。看来我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理解不够。这一件事改变了美国高层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上海市领导认为这笔钱花得值，对改善我们国家和党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摩西、西摩两个会堂每天都有外国人参观，有政界商界的高层人士，也有学者和普通的游客。回去以后有人发表文章，有人公开演讲，其良好的影响意义深远。
哈尔滨若把犹太新会堂修复起来，辟为博物馆，其影响亦不可估量。就目前状况来看，修复并非难事。其实不需要很多经济投入，只要政府初步地进行房屋置换，动迁，然后把外部和内部基本地修缮一下，以后进一步的发展一定会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犹太人的鼎力相助的。
（2）进一步认识索非亚教堂的重要性，将其建成哈尔滨俄侨博物馆。索非亚教堂的原貌基本保存下来了，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意义可能还不大为如今的哈尔滨市民所知。不能仅仅把教堂看作是宗教文化，它不仅仅属于东正教，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遗产，是属于我国多元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属于人民的。美国就是多元化的文化， 把国家作为大熔炉，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合在一起，为现实服务。的确， 教堂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宗教文化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搞反动宣传当然不能允许，但与艺术作为历史遗迹的保护是另一回事，要区别对待。现在作为建筑艺术馆，里面展出的又不是对建筑艺术的专业性介绍，令人遗憾。
索非亚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结晶，如果能扩大为俄罗斯文化博物馆，其价值和影响将远远超过如今的建筑艺术馆。世界各地过去有许多俄罗斯文化博物馆，现在只剩下在美国旧金山的俄侨博物馆（是在汪之成的帮助下建起来的），哈尔滨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因哈尔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现在去民间收集资料还来得及，并且此举将会得到海外的资助。
最后，汪之成从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教训分析了历史遗迹保护经历的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普遍贫穷时期。中国从满清、民国、抗战以及国民党腐败统治到建国初期，这一时期国家对文物保护投入最少，但破坏也最少。既无钱修复也无钱改造。从北京上海来看，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是五十年代末期。
第三时期是经济发达国家在富裕之后要做好事，国家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保护古迹。因为住房已不成问题。
最困难是第二时期，刚刚脱贫，一部分人富了，大部分人还没富起来。在急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就不管什么古迹，扒掉老楼盖新楼。这是最危险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有危险。开发商要牟利，老百姓要住新房，领导要表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文物古迹的保护就难上加难。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上海的学者，汪之成一片热忱地呼吁：有关领导能够站的高，看得远，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一旦毁掉便永远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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