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映梧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院士。曾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4月28日病逝。
熊映悟1929年生于湖北省松滋县。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政治学系。10月3日他远离家乡来到哈外专工作的时候刚满20岁，没上过名牌大学也未留过洋，家庭出身又不好，王季愚校长大胆用人，让他担任三个班的政治助理员一展才华，王校长又冒着政治风险提拔他担任六级部主任才华横溢。王季愚不屈人才又推荐熊映悟去中国人民大学专门学习《资本论》，并鼓励他刻苦学习，学以致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1963年7月熊映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到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专任《资本论》教师，正赶上我们上经济学原著课要讲《资本论》的时候，有幸听到熊老师的亲自授课。熊老师的课讲得好，本来是深奥难懂的《资本论》经他一讲活起来了，而且他是讲一段就停下来，与大家一起平等地讨论一下。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全民饿肚子的时期刚刚过去，他说“肚皮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还是要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句话含有很多深意，只是在当时不好说也不能说而已。
还有一个情况是，我听到熊老师讲解《资本论》的时候,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与此前我们学习苏星和于光远合著的《政治经济学》讲的有所不同。后者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而熊老师强调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此我曾经问过熊老师。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中国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生产力。他还说从生产力本身来说，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结构和处于不同文化和科技背景下的劳动者的差异，生产力的水平各有不同。正是这些生产力的不同，决定着要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能与这些生产力相适应，落后了不行，超前了也不行。其实，熊老师当年所讲的就是生产力经济学，只是没有进行科学概况而已。
后来1964年他因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说法，招来一场历时2年的省级大批判。我在拜泉县搞”四清”(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时就听说熊老师在省里学术战线社教运动中被批判了。不久又爆发的十年文革，对他的“全程批判”跟随始终。对熊老师的批判不是10年而是加上之前的社教2年批判是12年！使我难忘的是，熊老师一生坦荡，还在我当学生问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的时候，他竟然以亲身经历坦承他在“大跃进”年代，曾经为左倾思潮描绘的“美好的前景”所激动，发表过不少鼓吹“三面红旗”的文章，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肚皮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我为他的坦荡和真诚而感动，工作后从报社到省委一直引他为我的导师和知心朋友。1996年他建议我省降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以保持适度经济发展速度之前曾与我反复探讨，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也经常保持联系，因为我当时正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领导岗位上。他的每一次理论创新，我都引以为为豪。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熊映梧终于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公开申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说“经过30年观察与思考得出的结论：当前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熊老师的这个观点与他15年前给我们讲《资本论》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熊映梧早在1963年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毕业至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15年，或者加上“八大”前后我国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历和经验，是他建立生产力经济学的酝酿和草创时期。而从1978年至2003年期间的25年，则是熊映梧公开提出、创立和不断完善发展生产力经济学的时期。我的新闻界同事刘中山对熊映梧教授创立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很好的论述和概况，我这里只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1980年他选择在中国经济理论前沿杂志北京大学《经济科学》，以更加震撼的题目《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发表他的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无疑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公开挑战。他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文革理论结束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虽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但是在理论经济学领域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占统治地位，鼓吹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仍被视为异端邪说，熊映悟的观点立即遭受全国理论界的大批判这是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的事。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熊映梧并未退却，而是埋下身来默默地继续进行生产力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一砖一瓦地构建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1982年的最后一天，熊映梧先生完成全国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专著《生产力经济概论》。此后的10年间，他倾力完成了生产力经济学三部曲：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原理》(1987年出版)，是理论分析，奠定了这门学科的框架；第二部《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1991年出版)，是理论的应用，也是近四十多年来第一部对最基本国情的实证研究；第三部《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1993年出版)，是把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的成果应用于对策建议，用以指导实践。
孟庆琳教授评价说，生产力经济学诞生已有20多个年头了，它和熊映梧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从生产力经济学提出之初，人们怀疑这样的东西能否成为一“学”。直到熊映梧先生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原理》(1987年)出版，这样的争论才告一段落。在这部书中熊映梧先生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系统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方法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产力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使生产力经济学第一次有一个可以讨论的范式和平台，自此生产力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才正式有了“名目”，成为公认的一门学科。这本书于1988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第二年生产力经济学被列入国家教委的经济学二级学科目录。这些成果的取得当然非熊映梧先生一人之力，但是没有熊映梧先生的卓越贡献，这些成果可能不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能取得。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熊映悟却以另类的方式真诚地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他以《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再论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有没有历史局限性呢？换句话说，《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天书呢？当然，谁也不会公开说《资本论》是天书，但是，否认它有历史局限性，把它奉为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和万古不变的信条，难道不是事实上把《资本论》当做天书了吗？”
接着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从现在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无疑是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的。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熊映梧批判资本论列为全国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案例批转全国。一时间熊映梧成为全国清除精神污染的靶心，万箭齐发。为何熊映悟如此胆大妄为？他诚恳地说：我专心致志研究生产力，不是由于职业偏好，或者钻冷门，而是有感于时代的需要，是总结了历史教训而做出的选择。是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压过了恐惧心理。
“适度经济增长理论”是熊映悟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从研究前苏联把所谓的“高速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入手，也是从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大起大落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历史教训入手提出来到，并根据统计资料测算出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在6%~9%区间。这个理论熊映梧1982年在全国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专著《生产力经济概论》首次提出，当时正是中国改革之初，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翻两番”的热望中。
熊映梧提醒大家要做一些经济增长的“冷”思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翻两番，有条件的可以发展快一些，有的地方发展要适度。这是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的。1985年，熊映梧教授在《人民日报》和《经济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建议采取“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模式”。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审议“七五”计划时，熊映梧教授指出几个基本指标定得过高，应该调降，省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1993年，出版专著《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1998年出版专著《中华民富论》也有专门的论述。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本年度GDP增长目标为8%左右。这是控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理性调整，“适度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一个高频词汇。而熊映梧先生早在26年前就提出“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问题，并用十年时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他认为，损害产业结构、导致技术停滞或倒退的虚假的“高速度”，未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不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还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成为未来的发展隐患。
2001年11月，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在北京、香港举行，熊映梧因在生产力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绿色生产力”论坛的主旨演讲人，发表了《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新千年经济学的头号课题》演讲。在熊映梧看来，自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以来，也就是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及其一切分支“都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各国、各民族、各阶级倾力于人们间的利益之争”。而新千年经济学的头号课题，应该是超越人们间的利益之上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华民富论》中，他曾经预言：“不久之后，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超越一切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乃至区域利益之上。”工业化以来形成了一条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通道”，其特点是经济效率大大提高，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条片面追求高速、高效的经济发展路线，代价太大，后患无穷。进而大声疾呼：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道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须选择生产力绿色发展道路，即在保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
熊映梧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史上的新概念——绿色生产力，喊出了生产力理论史上划时代的，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最强音——中国应该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通道，使中国首创的生产力经济学开始攀登第三高度。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和熊映梧先生的演讲，是一个标志。自此，绿色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步走进中国政治、经济的前台，开启了“绿色生产力的”全面研究。
熊映梧，1949年刚刚从华北大学毕业的青年学子，怀着革命的崇高理想和青春的热血激情，远离老家湖北，来到了遥远的黑龙江。从此，他在这片黑土地上工作生活了55个年头，期间在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是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原理》获1988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其《生产力三部曲》获1996年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十四年优秀成果特等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同时，他又是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课讲得好，是出了名的。1977年入学的弟子王恺回忆：我们刚刚入学，第一堂课就是先生讲的，当时先生黑眼镜，大胡子，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威严又不失温和，风度气质使大家肃然。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并不是一二三地背书，讲条条，而是把我们当成学业讨论的对象，讲一段后，就要大家发言。我们这些弟子上台东划一下，西改一下，口无遮拦，而先生则非常高兴而又专注，特别喜欢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学。
熊映梧先生作学术报告或演讲，更是只用一张纸，写个大纲，然后就是学富五车的神思泉涌，才高八斗的口若悬河，思想的火花常常引来掌声的爆响。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当时的经济学泰斗陈岱荪老先生有一次为他主持演讲，来听讲的学生爆了棚，把教室的窗户也挤坏了。在那个崇尚知识的年代，熊先生在学术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国内外很多的学者和学生，是因为熊映梧才认识和了解黑大的，一如很多人因为听了郑绪岚的歌，才知道了美丽的太阳岛，才认识了哈尔滨。
作为学者的熊映梧，在20年的时间里，出版了18部专著，发表了100多篇极具价值的论文，创下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个第一。自然也获得过许多的奖项，但他最看重的是1988年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张佐友教授，和熊映梧是华北大学的同学。两人之间有一个外人不太好理解的称谓：互称“大学兄”。张佐友教授说，他称我为大学兄，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年长一些。我称他为大学兄则确实是因为他的学识比我渊博，我从心眼里敬重他。1983年，《生产力经济概论》出版后，钱学森对其中的观点极为赞赏，前后写过五六封信，有褒扬也有探讨，这些信如今已被上海交大钱学森博物馆收藏。
熊映梧虽生于荆楚之地，却长一副北方人的面相，方面大耳，看似地道的东北人。熊映梧曾经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讲学，但他的英语并不好，却有两个很专业的英文翻译，一个是夫人；一个是女儿熊娟，现在黑龙江大学教授经济学。李娟说父亲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超乎常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电脑还很稀罕的时候，他就开始尝试电脑写作了。他尚未来得及出版的最后一部书——《新中国五十年经济兴衰反思录》，就是完全用电脑写作完成的。
王绍顺 新中国成立前后,哈外专王季愚校长从华北大学和北京、天津等地的高校政治理论专业,精心选拔了一批青年教师来学校马列教研室任教,不仅使学校学生会说流利的外语,而且还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远大的革命理想。不仅如此,甚至在哈外专这样一个外语学校,竟然凝聚了一支以享誉全国的理论大家熊映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他们当中还有李祖培、鲍训吾、刘洪章、扈颖航、王绍顺、孙云、王勉之、郭寿岩、吴显昌、黄永昌等,其中王绍顺是与熊映悟合作时间较长、学术思想深邃、始终站在全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理论才俊和政治尖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熊映梧经过长期酝酿研究终于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公开申明了自己经过30年观察与思考得出的结论：“当前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这篇声明性的文章,被认为是他开创生产力经济学的开端。王绍顺与熊映悟同在一个马列教研室,对熊映悟的生产力经济学是了解和支持的,而且对其理论创建给以有力的配合。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王绍顺在辽大学报著文《对什么是现代化的一点看法》,强调“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力方面说的”并说“在当今世界上,美国被公认是现代化的国家,也是因为美国的生产力高度发达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这个时间节点上,对全会确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从生产力经济学上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创立做了充分的政治配合。
熊映悟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绝对离不开总结和吸纳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借鉴与批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1979年至1983年的三、四年期间，是熊映悟和王绍顺为创立生产力经济学进行紧张的理论准备期。1979年，熊映悟与王绍顺合著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王绍顺著《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札记》、1980年王绍顺著《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斯大林经济思想研究之一》和《重新认识工业化道路问题──斯大林经济思想研究之二》、1983年王绍顺著《“资本论”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比较研究》。
1998年王绍顺著《从斯大林经济模式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三部经典著作。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亲自领导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长达30余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历史总结，也是对包括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16亿人口历史命运和未来政治经济发展取向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经典著作。王绍顺在自己的论著中，根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先明确生产力现代化的标准是客观的，它只能是世界先进的生产力，不能降低生产力的现代化标准。
同时，生产力现代化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与其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实行现代化的途径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王绍顺从现代化生产力的客观性和生产力水平决定实现现代化的途径，讲清了生产力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客观标准和生产力决定实现现代化的途径这两大主题。
值得重视的是，王绍顺不仅深刻地诠释了熊映悟主创的生产力经济学的精髓，而且将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的主体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就是1994年他建议创建新的学科——过度经济学，专门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生产力经济学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王绍顺与熊映悟在创建生产力经济学的过程中，始终关注黑龙江省的改革与发展，这不仅因为黑龙江省是他们长期工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因为黑龙江省是我国最早进入和最晚撤出计划经济的省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典型省份。
熊映悟兼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省政府科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发展和改革意见和建议。王绍顺从大学经济学院调任省社会科学院，对黑龙江省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不少重要议案，例如1979年著文《应当积极发展农工联合企业》、1982年著文《略论农业经济结构》和《黑龙江省经济效益问题初探》、1986著文《对黑龙江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看法》等，多数被政府工作采纳，有的直接转化为政府文件指导各地工作。
90年代初，王绍顺先后被调任国家计委和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从国家的层面研究全国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例如：1989著文《对股份制的几点质疑》、1990著文《 关于计划法的几个问题》、1991著文《 宏观计划与社会保障》、1995年著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思考》和 《略论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完善有关政策法规调整与产业政策》、1997 著文《改革开放中的地区差别问题1999 可贵的探索——评《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等等。可以说，王绍顺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具体问题，完全符合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生产力经济学的思想和研究路线。熊老师已经驾鹤西去，不知道他走之前与王绍顺老师有否工作衔接，作为两位老师的学生，我无比衷心地希望王老师能极大地推进生产力经济学有重大进展，把过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搭建成功。
姜长斌 1935年1月28日出生，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长期从事俄语的教学与研究，翻译过许多俄文的文学与史学著作，后来转入研究苏联问题，是我国苏联学界一位泰斗级的人物。198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后，在继续研究苏联问题同时，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多个方向的拓展研究，在中美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博士点的创始人，培养了中央党校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他兼任该中心主任多年，组织召开了许多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
姜教授转入苏联问题研究之初，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时，他在1988年先后出版了《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苏联体制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最系统完整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学者。1994年他出版的《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以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斯大林早期实践活动，揭示了他早期理论观点中的许多错误，推翻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中美化斯大林的一些不实之词。”1997年他又主编了《斯大林政治评传》，对斯大林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概括和评价。以上两本书，实事求是地对斯大林的一些主要理论思想进行细致梳理和理性评判。与此同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斯大林本人的实践活动进行理论分析，评功论过，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自然地将研究重点转向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其中他主撰和编写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和《苏联兴亡史论》，从历史到现实地总结苏联的成败得失，强调要认识苏联体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模式，而斯大林又是苏联模式的始作俑者，二战胜利后又是他第一个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他的继承者们虽然都尝试过进行某种“改革”，但都没有触及这个模式的要害，最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
姜长斌教授在研究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中，既看到是帝国主义对苏和平演变的结果，更注重研究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僵化的问题，因为后者对苏联亡党亡国更重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没有一天不想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中情局一天也没有停止对苏和平演变的行动。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近乎欢呼雀跃地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他说的这段话，似乎是在说苏联亡党亡国是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胜利。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西方对苏和平演变只是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只能在内部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达到最后和平演变的目的，这个内部条件就是苏联政权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直接说就是，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个失败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上可溯至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源头是斯大林。
那么，什么是斯大林模式？概况地说，是斯大林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期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而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并在40年代-50年代初被进一步固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有其深厚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
在俄国,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主义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十月革命推翻了这种封建专制政权,但是这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它的影响广泛而又深远。沙皇俄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国家,小农经济占优势,十月革命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十年后还占80%.20年代末仍然期是一个典型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文化落后是中央集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都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苏联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一些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搞上去,通过高度集权和集中,调动有限的资金、资源,发展最急需的工业部门.这种集权和集中的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地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保证了苏联能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使一个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工业生产一跃而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进而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种模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这种模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以高昂的不可避免地偏离民主方向为沉重代价的。斯大林是苏联模式的始作俑者，二战胜利后斯大林本应适时结束战时体制，实施民主化改革，可是他不仅丧失了改革的良机，而且把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长期固定下来，甚至作为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和更加强化了这种体制，从而埋下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种子。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继任者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虽然都尝试过进行某种“改革”，但都没有触及这个模式的要害，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甚至越走越远。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人治代替法治，践踏法律，践踏民主，长官意志盛行，党和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压倒和取代经济手段，政治斗争时常干预经济生活；优先发展军事和重工业.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农轻重结构倒置，严重忽视民生，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致使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对共产党离心离德，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是在这种条件下，也只能是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成功。
姜长斌教授认为，只有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危害，看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自身体制机制问题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总结和吸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教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此外，姜长斌早年参与译校过《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是我国最早接触中俄关系史的学者。鉴于国内外对中俄边界协议的签署和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有许多不同评价，他不顾70岁高龄，参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研究了这一问题，用三年时间写出了《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一书，2007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全书长达42万字，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中俄国界东段演变的专著，也是我国学术界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顶尖之作。为写这本书，姜老师积劳成疾，这本书竟成为他留给我们、留给国人最后的一部著作。他“以史解史”，意在向读者说明，领土问题不解决将长期影响中俄两国关系，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最终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俄关系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中美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1990年代后期姜长斌教授与哈佛大学合作，组织国内专家研究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美方学者威廉·柯比、罗伯特·罗斯主编了《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1954-1973年》两本书，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出版。这两本书具有国际影响，被列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这两个国际合作项目，还起到了培养队伍的作用，许多参加者后来成了我国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
姜长斌教授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勤奋，他的译作和著作有几百万字。他曾被错划过“右派”，受过冲击，但始终满怀爱国热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也很少向我们提及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在国家走上改革开放正轨之后，他分秒必争，不娱乐不休闲，即使退休了仍然每天埋头在电脑前工作，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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