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的探究始末，兼忆访原“影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姚见

“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简称“影联”）成立于1947年7月14日，属于政府领导下同业公会性质的群众性团体。由于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影联是在哈市刚解放不久成立的，属全国之首。因而，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初，对于影联的探究考证工作是颇费一番周折的。

笔者接触“影联”的时间起于1988年，最初的消息来源于哈市图书馆所藏当时的《哈尔滨日报》头版中间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新闻：“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成立并举行劳军义演”。但这张载有影联讯息的报纸残缺，少了半页，恰巧也将影联成立的新闻也“撕”去了一半。该段文字为竖版繁体，即使一句句地猜测也难求其全。由于黑龙江省图书馆成立年份较晚，意味着这张报纸已成为省内的孤品。次年，在沈阳辽宁省图书馆，方见到这条新闻的完整报道，得以了解其概况：

平安电影院（今新闻电影院），1947年“影联”成立大会在此召开。

“影联”于1947年的7月14日在道外平安电影院（今新闻电影院）召开成立大会。“影联”主任是姚见（兆麟电影院经理），副主任吴揖堂（平安电影院经理），其成员为全市10家影院，包括：兆麟电影院(今儿童电影院)、靖宇电影院（今靖宇电影院）、平安电影院(今新闻电影院)、慈光电影院(今红星电影院)、丽都电影院(今音乐厅)、解放电影院(今兆麟电影院)、尚志电影院(太平电影院)、亚洲电影院(今道外工会俱乐部)、松江电影院(今北方剧场旧址)和文化俱乐部(今东北电影院)。出席“影联”成立大会的相关部门领导有：市政府文教局的陶然、东北文协的高山、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郭子宾等。“影联”成立的目的和宗旨是：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宣传文化教育。影联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联合举行劳军义演，支援国内解放战争。副主任吴揖堂在成立大会上发出倡议：“影联既正式成立，即应从速响应号召极积发动劳军运动，义演当日之收入，全数劳军”。与会的各影院代表纷纷热烈响应，同时举行劳军大公演。这次义演所得收入共达958，950元(东北币)，全数捐赠了前线。

“影联”的成立是哈尔滨电影历史、也是中国电影历史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将影院经营由过去由市场自由竞争、单纯的以娱乐牟利为目的，开始转为树立“为人民服务，宣传文化教育”为宗旨。不难看出，这是延续贯彻执行我党既定的文艺路线，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坚持“二为”的正确文艺方向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刚刚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哈尔滨，开始着手对电影市场实行有效的统一管理。

然而，作为历史研究，仅停留在这几百字的这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作为当时刚刚解放了的哈尔滨，各方面情势比较复杂，仅电影院归属这一块就类别多样：全市14家电影院中，归中方管理的10家，由苏联驻华单位管理的4家。中方管理的10家影院中，又分别属于中苏友好协会（友协）、东北文艺家协会（文协）、哈尔滨市总工会、哈尔滨市社会协会（社协）、个体私营等。归在哈的苏联影片输入输出公司东北分公司（地点在现话剧院）直属的4家电影院包括亚细亚、敖连特（和平）、莫斯科（话剧院）、马迭尔。

而时隔四十年后，想找到当初成立“影联”的当事人，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熟悉这一情况的人莫过于当时的“影联”主任、时任兆麟电影院经理的姚见，以及“影联”副主任、时任平安电影院经理的吴揖堂。

1948年8月全国劳动大会在兆麟电影院召开，姚见同志任该影院经理。

从在中苏友协工作过的老同志牛乃文、李子木的口中得知，姚见当时才20几岁，年轻英俊，戴着鸭舌帽，后来作为选派的优秀青年干部随军南下，也就断了联系。至于“影联”之事，友协与曾在友协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未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此时，听说吴揖堂先生还健在，笔者根据打听到的地址去拜访吴揖堂先生。

那日下午，在老道外老街区的一条胡同里，见一瘦弱的耄耋老者坐在小院子外胡同里纳凉。笔者询问，老人慈祥、声音细弱地答道：我就是吴揖堂。笔者此时自然是难掩的激动。

我自报了姓名。得知了我的具体身份后，老先生更是格外高兴。因为我们是同乡，而且是关系很近的同乡。吴揖堂也叫吴殿尧，与我的父亲同是山东省蓬莱县人，他家是大钦岛，我的老家是隍城岛，相隔不远。吴殿尧的堂兄吴殿矩（曾任香坊电影院经理）也是电影界的老前辈，与我的父亲即是同事又是乡亲，来往很近。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吴殿尧的儿子在哈市螺钉厂工作，离我家不远，有段时间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虽然我与老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之间也同家人一样。

但遗憾的是，吴揖堂老先生此时已是八十多岁了，对于以前的事忘记了很多，对于“影联”之事已无从记起。但他仍然记得姚见这个人。

至此，姚见成为“影联”的唯一线索。尽管没有找到他，但是他的印象还是蛮让人敬佩的：一个颇具才华、二十及岁就当上了影院的经理，组织能力强、能办大事的人。

1948年8月，陈云出席在哈尔滨兆麟电影院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图为大会主席台。右起：李颉伯、朱学范、陈云、李立三、刘宁一、陈郁、汤桂芬。

似乎“影联”的这段历史本就不该被湮没。在一次的闲聊中，电影系统的老同志陈宗彦脱口而出：“姚见，在北京呢！我见过，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已经离休了。”这个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了！

1990年夏，作为外出调研日程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笔者来到北京，在中科院老干部办的帮助下，来到姚见同志的住处登门拜访。

姚见同志住在北京三环附近的中科院家属楼，屋内朴素整洁干净，靠墙一个显眼的大书柜里摆满了书，多是成套的俄文书籍。写字台上有几本《门球之苑》杂志，姚老离休后从事门球杂志刊物的创办，他是首任《门球之苑》杂志的主编。姚老身材高大，身体健康。此时的他已是一个老学者，他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社科院外国研究所的副所长。

听说找他颇费周折，姚老微笑道：“其实，想找我也容易，我妹妹就在靖宇电影院旁边的哈尔滨第四医院工作”。随之，话入正题。姚老思维敏捷，记忆深刻，说出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影联”成立前后的事情。也可以说，当年的那则新闻报道，只是其冰山的一角。

1947年3月，姚老在北安省（现北安市）参加兆麟文工团，担任编导工作，隶属于北安军区。同年，中苏友协发展壮大被调入友协，担任友协宣传部副部长兼兆麟电影院经理，此时的姚老年仅23岁，当属电影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经理。当时的中苏友协的会长是孙耕野，副会长李俊夫。

1946年6月，鲁艺到达哈尔滨并在大光明电影院（东北电影院）演出歌剧《白毛女》。

当时的电影市场是处于比较混乱无序的状态。原因在于，1945年光复后，随着伪满政权的垮台，日伪控制的以伪满“国策”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发行体制随之顷刻瓦解。而先期登陆的苏联影片发行机构只倾向他们自己管辖的少数几家直属影院，对片源实施垄断，排斥大多数的中方影院。从光复至1947年“影联”成立前，哈尔滨电影市场的管理体制包括影片发行体制出现暂时的“空挡”。而这种“空挡”的缺位，一方面是电影市场无监管、影院什么片子都上映，包括伪满时期遗留的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影片；另一方面是片源短缺，国产影片少。日伪十四年的统治，排斥内地影片、打击进步影片，加之哈尔滨刚刚解放，周边及内地还都是白色的国统区，尚未建立正规的供片渠道。即使少数影院自己到北京、上海等地购片，或是是个体片商携片登门而来，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另外，由于中方所属的这10家电影院多为解放时由不同部门接收的敌伪财产，分属友协、文协等不同的部门管辖，不能施行有效的集中、统一管理，政令不一，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为了解决电影市场出现的混乱现象以及影院管理中出现的矛盾，建立相应的电影市场管理体制，由哈尔滨市政府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陶然同志牵头发起，会同友协、文协组织等三家单位联合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陶然同志任名誉主席，友协企委会主任周芳同志为主席、东北文协平剧工作团团长高山同志为副主席，身为友协宣传部副部长兼兆麟电影院经理的姚老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的友协与文协是合署办公，文协的负责人是罗峰，她的夫人白朗也在文协工作。

东北文协平剧团诞生于1947年7月1日，地点在解放电影院(今兆麟电影院)，团长是高山。这里所说的平剧是指京剧，并非现在的评剧。东北文协平剧团后迁至沈阳，即现在的沈阳京剧团。

而报纸那则短闻提到的姚见同志担任的“影联”主任一职，以及吴揖堂的副主任职务，则是在1947年7月14日的“影联”成立大会上，作为基层影院工作的领头人，由与会的代表们提名选举产生的。

1948年8月，陈云在兆麟电影院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题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报告。

姚老介绍说，“影联”成立的目的有三个：

一、把哈市各电影院（指中方的10家影院）联合起来，搞活动。把各影院职工团结起来，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不管是伪满时期过渡过来的老职工、还是新参加工作的新职工，都是新社会、新时代的主人与建设者，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便于党和政府的领导。

二、建立影片来源渠道，打破苏方的片源垄断。面对产国影片少，苏方的片源垄断，“影联”需有自己的供片渠道，强化与提高自身的作用与能力，与苏方进行抗衡。说到“抗衡”，姚老用两个拳头相对示意着。

三、建立审片机构与制度，确保影院的经营生存。对于进入哈市上映的影片，须经过“影联”检审通过方可上映。

此外，维护与扶持影院的生存经营。倘若上映影片出现赔钱亏损，影院则可通过“影联”向政府申请补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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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电影院（原兆麟电影院）被列为哈市革命遗址。

“影联”成立后，即着手按着既定的思路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如配合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拥军拥政义演活动，开展影院职工政治思想学习，强化职工队伍建设等等。

针对片源不足问题，“影联”协调东北电影制片厂提供优秀进步影片，并出面与苏联影片输入输出公司东北分公司进行沟通交涉，要求苏方取消片源垄断，对于中方影院无论大小都要供片。苏方对此给予了积极支持与配合。

东北电影制片厂其前身为东北电影公司，是光复后接收“满映”建立的，其中方主体人员是来自“延安电影团”的原班人马。“延安电影团”是抗战时期我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有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为对影片放映的有效监管，“影联”订立了审片制度，聘请了罗峰、萧军、白朗、舒群等文艺界名人组成审片小组，对于各类渠道进入哈市的影片，先进行内部观摩审查，通过后方准许公映。姚老说，审片的地点在鲁迅文化出版社。他与陶然、周芳、高山等经常参加审片。

笔者查阅关资料得知，鲁迅文化出版社（又称鲁迅书店），是1946年12月由作家萧军等人创办，位于道里区尚志大街5号，原福特汽车公司旧址。主要经营图书、文具和承揽印刷业务。先后出版发行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长篇小说《人羊》等。根据一些相关人士的证实，鲁迅文化出版社原址为现在的尚志大街与斜角街交叉口处的一所二层楼房，现在已经是一片住宅。

没想到在这里，罗峰、萧军等几位文化名人在早年曾兼任过“审片”的工作，但在以往这几位名人的履历介绍中，未曾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不能不说这则信息的珍贵。

就在“影联”工作有声有色平稳地进行之中，全国的解放战争也在如火如荼地快步前进着，形势喜人。作为解放战争大后方的哈尔滨，不仅需要输送大批青年上前线参加解放战争，输送大批物资支援前方，同时也需要选派大量的优秀青年干部随军南下开展工作，支援新解放区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8年底，姚老作为选派的优秀青年干部离开了哈尔滨，随军南下，先到沈阳，继而又继续南下。

与此同时，东北文协及其所属单位也离开了哈尔滨，迁至沈阳，其所辖的三家影院靖宇、解放电影院(今兆麟电影院)和文化俱乐部(今东北电影院)交由地方。就此，三方联合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自动解体。

“影联”解体后，其后续工作由中苏友好协会企委会接管，继续实行党对哈市影院及电影市场的统一管理，直到1949年7月将管理权移交给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接管。建国后，1951年苏方根据《中苏友好协议》将其四家所属影院无偿移交给中方。1952年哈市影院由市政府文教局统一管理，1953年市文化局成立电影科，1958年设立电影处，1963年成立电影管理站，1972年成立哈市文化局电影处暨哈尔滨市电影公司，成为政企合一的部门。

由此可以说明，哈尔滨“影联”虽然成立的时间短，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且是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行使的是党和政府对电影行业的职权管理职能。如果说，“延安电影团”是抗战时期我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那么，哈尔滨“影联”则是我党最早领导城市电影院工作的起步与开端。

尽管哈尔滨“影联”是党领导城市影院工作的一个“雏形”阶段。当从其工作所执行的具体方针策略上来看，其政治与政策性的把握，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也难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制定这些方针政策的“影联”主要领导的身份与背景。

从现有掌握的有限材料中可以看出，“影联”的主要领导来自于文化水平高、参加革命早、资历深、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现介绍一下其中的三位：

“影联”名誉会长、时任市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陶然同志。陶然（1914.7.10—1966.9.2），原名陶志尧。山东省巨野县人。全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历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他出身于富裕家庭，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文学系。与宋教仁、胡汉民、陈天华、沈钧儒等是校友。在日期间跟郭沫若学写诗。

陶然同志

1937年回国，参加北平中国作家协会北平分会， 1938年1月，任胡宗南手下的记者站中校站长，每月军饷100块大洋。不久投奔每月只1块大洋的延安，加入由周恩来任协会名誉理事，老舍为理事会总务部主任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编译员、文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部队艺术干部学校教员、鲁艺文学系主管、鲁艺文学系教员、秘书等职。

1947年，先后任哈尔滨市政府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文化处处长、哈尔滨市文联副主任等职。1951年至1953年，在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务处主任、教授。1955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副教授。1957年任省文联常务副主席兼吉林作家协会主席、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非常可惜的的是，工作能力强、才华横溢的陶然同志，于1966年9月2日受迫害自杀身亡，享年52岁。1978年9月2日，由中共吉林省委给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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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周芳（右一）与李俊夫夫妇在苏联回国前的全家福

“影联”会长，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企委会主任周芳同志。周芳，中苏友协副会长李俊夫的妻子，出生于黑龙江瑗珲县，早年加入革命组织，她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李立三。1933年周芳女士被组织派往海参崴中国高级列宁学校学习，1935年与李俊夫相识结婚，1939年夏，夫妇俩被调回莫斯科到东方语言大学任教。1940年11月受党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同志的安排与丈夫李俊夫一同同为共产国际工作，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夫妻俩一同荣获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授予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英勇劳动奖章”。1947年奉调回国，在回国过程中受联共中央和罗荣桓同志的委托，夫妇俩把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带回祖国。回国后，周芳先是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任企委会主任，后历任东北中苏友防秘书处处长、沈阳秋林公司副经理、沈阳市救济分会办公室主任、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副处长，1981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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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见同志

“影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姚见。姚见（1924年3月—2016年11月），笔名：石羽、姚力，河北乐亭人，1945年参加工作，历任哈尔滨中苏友协宣传部副部长兼兆麟电影院经理，中苏友协总会联络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外国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名著、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编委、召集人。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博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名人协会、专家学者联谊会、书画艺术协会理事。1984年离休，2016年11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