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故居想到萧红

2018年5月的一天，晴好，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位于上海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先生的故居，

鲁迅先生一生颠沛流离，故居有好几处，老家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等，但这一处不一样，这里是1933年4月先生携妻儿迁入的，直到1936年10月19日清晨逝世，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三年半的时间。

鲁迅先生在这里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而萧红和萧军恰在此时走进了先生的世界，成了9号的常客，从1934年冬月那天起，有20个月的时间，他们，特别是萧红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消磨，直到她去了日本，三个月后，鲁迅先生患肺病，医治无效去世。

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完全得益于作家萧红的那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萧红以一个女性细腻的眼光，勾画出生活中常态的、不被大众所知晓的鲁迅先生，没有人会有如此介入到那么让人敬仰的、严肃的鲁迅先生的生活中，如此了如指掌。

那篇文章我读过几遍，从院子里的花，到先生经常坐的藤椅、写作的书桌、甚至海樱的寝室摆设，以及发生的故事，很熟悉了。

打开铁门，耀眼的石榴花迎风摇曳，夹竹桃亭亭玉立，像先生住时一样。

这是一栋单开间式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房屋，一层会客厅，摆着西餐桌、书橱、留声机和瞿秋白送给先生的工作台。

沿着木质楼梯走上二层，就是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

那把萧红常说的藤椅静默地在房间一隅，我仿佛看到先生坐在上面，谈笑风生地和他们聊着家常；而铺着白布单的双人床，送走了先生最后的时刻，看着让人唏嘘不已。梳妆台上有个日历牌，日历撕到1936年10月19日，台上的闹钟指向5点25份，这些珍贵的物件，成为了人们永久的纪念。

三层是周海婴和保姆的房间，还有个客房，当年瞿秋白、冯雪峰等革命志士都曾在鲁迅先生家长留宿过。

可是，让我诧异的是，故居里播放的录像、宣传资料、图片和解说员的说辞，没有萧红只言片字，反倒都提到了瞿秋白、冯雪峰等人。

在我眼里，这个故居里到处都有萧红的影子啊。

熟悉萧红，不仅是喜欢她的作品，更因为她是来自家乡的作家，还有一点，1932年她和萧军住在哈尔滨的“商市街”（今红霞街25号），离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只隔一条街，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但是，心中自是觉得和她亲了几分。所以，对她的关注格外。

1934年11月，从东北来到上海两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夫妇–萧军和萧红，经朋友介绍，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从此，他们的人生，特别是女孩萧红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毫无架子的鲁迅先生欣赏他们的才华，认知他们的热情，同情他们的境遇，经过几次通信及逐渐了解，遂邀请二人去家中小聚。

1934年12月6日，二萧叩开了那扇门，走进了先生的生活里。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 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我第一次看到这花，就问道：‘这叫什么名字？屋里既不生火炉，也不冻死？’‘这花叫万年青，永远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落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距离着。”【回忆鲁迅先生】

话题就从平常细碎的生活开始，直讲到东北发生的各种大事情，先生显然对被日军控制下的东北人民的命运担忧，一直在聆听，直到午夜，淅淅沥沥的小雨敲打着窗棂，他们才发现时间太晚了，只好告辞。

“鲁迅先生执意送我们走到了大门口，指着隔壁那家挂有“茶”字的招牌说，下次来，记住那个“茶”字，就找到我家了。接着，先生再指着铁门旁“九号”的“九”字说，下次来，一定要记住这个“九”字噢。”【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举动分明是欢迎他们常过来的。

这一年，鲁迅先生53岁，许广平先生36岁，萧军27岁，萧红23岁。

此后的日子直到鲁迅逝世的前三个月，两年的时间里，萧红成了这个家庭的常客，她和许广平一起包饺子、烙饼，做衣服，说着女人之间的话题，她又得以便利经常请教先生写作的问题，甚至于《生死场》那本书请鲁迅写了序和签名，这些是鲁迅之前不稀罕做的事，也只有萧红能说得动他。

直到今天还有人说，鲁迅和萧红的关系“暧昧”，对于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尽然。

于萧红而言，鲁迅亦父亦师，这个“父”不是父亲的“父”，曾有好友问她，鲁迅对你就像慈父一样吧？萧红马上正色地说，不，是祖父。萧红幼年丧母，父亲对他冷漠，在她童年里，只有年迈的祖父给她疼爱和温暖，让她感到一些人间的温情。她心中的鲁迅，是长辈，是像保护他的祖父一样的长辈。

所以，她在鲁迅面前可以任性，可以撒娇。在她和萧军同鲁迅通信不久（应该是第四封），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不许鲁迅称她为“女士”，而鲁迅在回信中也开起了玩笑：“悄（萧红当时的笔名是悄吟）女士在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萧红让做事谨慎严格的鲁迅先生也开心起来。后来，因为她经常穿红衣服，鲁迅和许广平就叫她“红姑娘”。鲁迅吸烟，萧红闻不得烟味，就对他说，不要吸了，对身体不好，鲁迅马上就把烟灭了。许广平说过，只有红姑娘的话好使。

因为鲁迅的指导，萧红萧军写作上突飞猛进，大量作品脱颖而出，这是后话。

而对鲁迅而言，我以为，单纯开朗的北方姑娘萧红，给他沉闷压抑的生活带来了一缕轻松，要知道，那个时期的鲁迅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而被北洋军阀通缉，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又被国民党政府监控，几度搬家。

萧红不做作，不忸怩，大方，“爱笑，无邪的天真（许广平）”。那一日是个梅雨季，萧红跑着进了鲁迅的家门，气喘吁吁地，大声地宣布，天晴了！屋子里的鲁迅和许广平都笑了，那一刻，萧红一定把阳光也带了进来。

鲁迅对萧红是有些纵容的，喜欢看着她的大辫子被6岁海婴拽着，两个人一同玩耍；高兴了，还同她开开玩笑；给她讲服饰的色彩搭配；每次她呆的太晚了，一定要许广平给她叫个小车回去，还要付上车费。

先生喜欢萧红也许还有一层深义。两个人的出身虽然是一南一北，但何似相仿，先生童年家里有“百草园”，萧红家里有“后花园”，两个人的童年都是在荒草和野花中长大的；先生有个伟大而开明的母亲，而萧红从小就没有了母亲，这让先生对她多了几份怜悯；先生家道没落时，全家避难于乡下，所以，先生深知中国社会农民之深重疾苦，而萧红本就是来自乡下的孩子，这使得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还有，先生有过不幸的婚姻，和许广平结合在一起实属不易，他就更理解萧红在婚姻上的磨难和苦楚，经常开导她；先生欣赏萧红的才华，称她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先生对她喜欢表现最明显的一次是，要带她出去参加一个场合，在选好衣服后，许广平把一束桃红色的绸带放在萧红的发上，开心地问先生，美不美？先生看了后脸一沉，说了句：不要这样装饰她。三个人都静默了。萧红想到，先生是期望她成为真正的女作家，而不是一个花瓶式的女人。

所以，萧红在鲁迅先生这里得到的是依赖、是安心、是舒适、是温暖。

先生喜欢萧红这点许广平是看得出来的，我以为许广平也是个胸中坦荡开阔的人，她每日里尽心照料先生，要购物做饭做家务，还要照顾孩子，也许萧红的到来也让她有一丝放松，有个说话的伴，而据周海婴回忆，每每萧红和萧军来，就包饺子和韭菜盒子，还有烙饼，萧红烙的葱花饼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总是惹得鲁迅吃了赞不绝口，请示许广平让他多吃几张，所以，他们的到来让鲁迅家里有了欢快和热情的气氛。

萧红去日本前，鲁迅先生家宴为她饯行，这在他的待客规矩上是破了例了，他从不单独请人小酌，特别是女性，可见萧红在他心中的位置。只有他们三个人的晚宴，那个时候先生的身体就很不好了，他吃得很少，一再叮嘱她到日本的注意事项。而许广平为她夹着菜，还很乐观地说，等她回来了，先生的病就好了，他们一起去绍兴走走。看看先生的“鲁家镇”。

萧红没想到就此一别，再见先生已是九泉之下，当她在日本得知先生去世时已是第五天后，对她来说仿佛天塌一般，直哭得她天昏地暗，沉重的悲痛无法摆脱，她只有不断地给萧军写信寄托哀思，两个月后她回来，第一时间就和萧军一起祭拜先生，并和许广平、周海婴在先生灵柩前合影纪念。

而鲁迅心中也没放下萧红，在他病危弥留之际，神情恍惚，竟对前来探视他的矛盾说：“红姑娘已然返沪，怎么还不来见我啊？”其时，萧红正在日本，并未返回，这是先生迷离中的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