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市档案局闫金利先生涉嫌抄袭我原创文章《一百年前哈尔滨欣赏电影的特殊方式：男女分座，不能混杂》部分内容一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借此，本人向所有关注同情此事、包括对此事提出质疑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因为关注的本身也就意味着关爱。
而对于个别朋友提出的质疑，也包括在事实如此简单清楚明了的情况下，某人却节外生枝、罔顾事实、混淆是非，煞有其事地抹黑我是“贼喊捉贼”的抄袭者！那么本人不妨就借此将我对百年前哈尔滨电影出现的“男女分座，不能混杂”的考证经过简略叙述一下，以正视听，给诸多关心、关注此事的朋友们一个交代，给“大话哈尔滨”以及外界一个交代。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国家馆藏的历史史料自然是属于社会资源，闫金利先生若只是引用史料文献抑或是他自己的研究论述，与我何干？然而闫金利先生相关的这段文章部分文字内容明明白白地是抄录于我的原创文章，且将我文中的一点纰漏错误之处也一并地纳入，请问这不是涉嫌抄袭又是什么？再则，与我彼此共事多年的原电影公司史志办主任姜东豪先生生前所编著的两本书，无论是《随风集》（署名江浩）抑或是后来的《哈尔滨电影志》，也都仅仅是将“男女分座”的相关历史文献条文引用列示出来，均无论述内容，更无与我同样的考证过程（在我研究撰写该文前姜老已经过世）、以及同我原文一模一样的论证内容，这又何谈我是抄袭于他的呢？
（姜东豪著，署名江浩）
事情的经过是：1988年的某段时间，我与主任姜东豪先生“驻扎”在省档案馆收集电影史料。某日，在单位办公室姜老拿着复印的一份文献对我说：“这个有意思，呵呵，男女看电影不能坐在一块儿，警察弹压！”这份历史文献便是省档案馆所藏的《五云阁电影戏园简章》。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留心关注着这个问题，想着日后条件成熟时将其作为一个特殊专题来研究。
（见姜东豪著《随风集》第88页）
哈尔滨的电影历史虽只是短短百年的光景，并不遥远，但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与细节或被遗忘或被湮灭。比如说，老一辈电影人口口相传认为自海参崴回国的宫殿甲是哈埠最早的国人电影放映技师，而朱安东“自述”史料的出现，将哈埠国人放映电影的历史提早了十年以上；虽然朱安东是哈埠最早的国人放映师，更是其“男女分座以免混杂”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但是在其后来1950年的多次自述中，却从未提及；而作为当下八十岁上下的老电影人，在当年座谈电影历史回忆往事时，清楚地记得建国后仍有放映师将电影放映机视为“神物”，放映前须上香祷告一番祈求平安、以防祸生的滑稽事，却也并不知道本地在距此事的三十余年前看电影还须“男女分座以免混杂”的这档子荒诞之事！
（见姜东豪著《随风集》第98页）
因而，可以说《五云阁电影戏园简章》是哈埠百年前电影“男女分座”的唯一史料记录。但是，仅仅将其相关的、非常有限的几条电影简章条文罗列起来来说明问题，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我过去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论证成文的原因所在！
2016年在结识了“大话哈尔滨”网站、结交了诸多爱好文史的朋友们后，萌生了发挥一下我曾参加编修电影志的一点专长，写一点本地电影历史的新东西的欲望。如此，百年前哈埠电影“男女分座”的特殊景象被当做专题摆在了案头。不夸张地说，在我将其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考证之前，仅就本市范围内而言，尚无人对其进行研究成文！
我的考证的思路是抽丝剥茧、层层剖析：“男女分座”的现象是仅“五云阁影戏园”一家还是纳其先后（包括先其出现的“王佩萱电影园”与“吉江电影茶社”）而遍及道外？仅是道外还是涵盖于俄控的道里、南岗？是仅本地还是全国普遍？是中国特有还是仿照国外？作为电影起源的欧洲包括俄罗斯有没有过这一奇异现象？他们又是何时取消男女性别上差异的歧视？再者，哈尔滨电影“男女分座”的规定运作执行了多久？为何取消？是由内因还是外因而取消？取消的时间是早于还是晚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抑或是同步？道外的市民到临近俄控的道里、南岗外国人开办的影院看电影是否受限制？等等等等。
问题确定了之后，便是搜寻、参照资料，进行具体的逐项考证与论证，其中也包括一些合理的、相互关联的逻辑推断。这其中我参阅了许多电影历史文献史料与相关的资料，包括网上网下、国内国外、本地与外地的相关信息，也包括直接向大话网站内的历史专家求教。比如一位专家告诉我，他到省档案馆查过，有文件证实当时的道外居民往来于俄控的道里、南岗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不用办理“护照签证”。这也就意味着道外的居民可随时随地到道里、南岗的外国电影院看电影，且不受“男女分座”的限制。这就使“男女分座”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形同了虚设！
概括地来说，民国初年的电影园管理是源于清朝时期的戏园管理，而清朝明确规定，女子是不能进戏圆看戏的，但是女子若是在自己家里看戏则是不受限制的。到了清末的1911年6月，作为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开端的《取缔影戏条例》做了一点“进步”式的微调：女子可以进入电影园看电影，但“男女必须分座”直至民国初年。据此可以推断，早于“五云阁影戏园”的“王佩萱电影园”与朱安东的“吉江电影茶社”以及其后的电影园，虽然尚未发现有其类似的电影管理条文，但“男女分座以免混杂”当是共同遵守的管理条例。
那么相比之下，俄控的道里与南岗外国人（主要是俄国人）开办的电影院是否也曾有过“男女分座”的现象呢？尽管也同样未曾发现其有类似的管理条文，但答案却是否定的。因为，自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之日起以及电影快速发展的初期，欧洲包括俄罗斯正处在欧洲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之际，俄罗斯是在十九世纪末完成了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当大批的欧洲女性、包括俄罗斯女性已经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入到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时的若干年后，中国的女性才被“羞羞答答”地刚刚允许进入电影园看电影，且被官方明令要求使用“女性专座”、与男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混杂”。
正是基于这些宽泛、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我方能踏实地落笔：“俄控的道里、南岗区域未见异常，买票入场欣赏消费，正常现象，与今无异。”，而“民国管辖的道外区域开办的电影院，欣赏电影竟然是以“男女分座，警察弹压，不能混杂”的特殊方式。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即使是夫妻或恋人一同看场电影也不能同排并坐，否则有伤大雅，是不被允许的。”……
而我将“男女分座”的记录时间段止于1923年8月23日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的《特区电影院暂行规则》，是基于资料有限的保守推断，其实际取消的时间很有可能还要早一些。而即便是保守推断它也早于国内的其他一些城市：成都的第一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成立于1924年，那时看电影要求男女分座；青岛市政府在1929年则明确地颁布了《关于舞台戏院男女不必分座的训令》；有的地方此间还出现了民众与当地政府交涉，要求取消“男女分座”的这一陋习。
历史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虚构、穿越或杜撰，必须力求客观真实。我虽也要求自己尽力做到段段有根据，句句有把握，行文严谨周密，但还是出现了一点点不应有的纰漏，即文中的“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即使是夫妻或恋人一同看场电影也不能同排并坐”的这句。“恋人”看电影？怎会呢？那时的国情还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状态，怎会出现男女恋人堂而皇之地一同逛街、看电影的现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婚姻模式是出现于解放后的新社会！我的这一点小疏漏也被闫金利先生一并纳入。闫金利先生抄录于我原创文章的字数虽不多，但却是我所考证出的重要的结论部分！且闫文又被《东北网》、《东方网》、《网易》等多家媒体、自媒体所转载，流传较广！
（见姜东豪先生编著的《哈尔滨电影志》第148页）
而相对于我的复杂考证过程与论证的全文，某人却打着“仗义执言”的幌子，单单仅凭姜东豪先生编著《哈尔滨电影志》一书中所引用的《五云阁电影园简章》中寥寥20字的两条文献条文作为证据（见上图），置事实于不顾，一口认定我是“原罪抄袭者”，是在贼喊捉贼，这岂不是低级、荒唐可笑吗？！且出现在我与闫金利先生彼此趋于和解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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