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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黑龙江广播电视报》及其官方微博，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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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研究波兰文学的学者心中，特奥多尔·帕尼克是波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没有之一。他是历史小说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开创性地赋予这一文学体裁新的表现形式。
在帕尼克之前，欧洲的历史小说往往是为爱国主义或宗教等思想服务的，是浪漫的、有娱乐色彩的文学形式。而帕尼克将历史小说从这种创作中解脱出来，让历史小说变得严肃、艺术、有时代感，他把人物命运放进时代大背景下来考量，通过对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权力的讨论，得出公正、冷静的洞见。
而在这位大作家自己看来，在第二故乡哈尔滨的生活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晚年在去大学讲座的时候，他明确指出：他人生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是在哈尔滨的那八年。
现在，帕尼克早年在哈尔滨的经历，让很多波兰文学研究者着迷，托马什·马克维卡便是其中卓有成绩的一位。自从1998年起成为特奥多尔·帕尼克文学研究学会成员，托马什用20年的时间研究帕尼克的著作和生平，完成了多部关于帕尼克的小说和书信的编辑工作。
去年，他作为研究帕尼克的权威学者来到哈尔滨，探访帕尼克笔下如诗如梦的美丽城市。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希望更多的哈尔滨人了解帕尼克——这位杰出的“哈尔滨人”。
波兰“孤儿”流浪记
特奥多尔·帕尼克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波兰犹太人，可是除了波兰血统，他12岁以前的人生和波兰似乎没有关系。
1908年3月5日，帕尼克出生于夏洛滕堡——现在是德国柏林的一部分。他的父亲布朗尼斯是个孟什维克积极分子，一位持德国护照的波兰裔工程师。1912年，在父亲拿到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帕尼克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帕尼克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一战爆发之后，作为德国的正式公民——帕尼克一家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前往乌法，母亲奥古斯塔娜不久后就死在了乌法，那一年帕尼克10岁。帕尼克跟随父亲搬到西伯利亚的西部城市——鄂木斯克。父亲很快再婚，帕尼克的继母是个俄罗斯女人。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11岁的帕尼克被继母送进了军校，那是一所专门招收8-15岁男孩设立的白俄军校。在军校期间，帕尼克跟随亚历山大·科尔切克将军的部队来到海参崴。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父子俩用书信保持联系，直到父亲1928年去世。
因为厌倦了军队枯燥的演练，帕尼克从军校逃跑。1920年8月，他坐火车来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让他成为真正的波兰人
初来哈尔滨，帕尼克连波兰语都不会说，他看上去就是一个“俄国男孩”。可是当时已经很成规模的哈尔滨波兰人社区，还是用同胞的礼遇向这个12岁的小男孩敞开怀抱，这是帕尼克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进入了哈尔滨的波兰中学——显克微支中学，接下来的八年，帕尼克完成了“波兰化”：学习波兰语和接受波兰教区的宗教洗礼。
托马什介绍说，关于帕尼克早年在的德国、俄国和中国的经历，主要收录在他在华沙大学的演讲集和他写于墨西哥的回忆录片段中。在这些资料中，帕尼克将哈尔滨描绘成波兰文化的方舟。
哈尔滨的波兰社区是一个完全封闭、对自己本民族文化完全维护和认同的圈子，强调了俄国人和波兰人的区别。比如，在显克微支中学，学生们日常交流禁止使用俄语，学习的第一外语是英语，还要学习拉丁文，俄语只是一门选修课。波兰本民族的语文和历史是学校的重点课程。
帕尼克自己非常难忘的经历是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戏剧，剧本一般都是以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为蓝本。遥远的东方城市哈尔滨，就这样为零起点的帕尼克创造了一个纯正的波兰语环境。三年后，他的波兰语水平已经非常出色了。到了1925年，他已经将运用波兰语写作当作此生的志向。
也因为帕尼克，哈尔滨成了当今欧洲文学史学者们心中的神话：这座中国城市，把一个生于德国、长于俄国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波兰人，一个优秀的波兰语历史小说家。而帕尼克自己对哈尔滨的描述和形容是：“俄国海上的波兰岛屿，四周被中国海环抱。”
他乡遇故知
引导帕尼克走上写作之路的，还有两位重要的“精神导师”，他们也是帕尼克在哈尔滨遇到的。一位是奥斯托斯基神父，另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斯坦蒂·斯芒诺勒维兹。
那时候帕尼克在教堂作祭坛男孩，这让他对教堂拉丁语了如指掌。显克微支中学是一所宗教氛围浓郁的学校，帕尼克曾回忆说，虽然那里是男女同校，可是学校的整体感觉却有点像修道院，学生们一般都“宅”在宿舍。在哈尔滨的波兰社区，圣·斯坦尼斯教区无疑是社区的核心，而奥斯托斯基神父是教区的精神领袖。也是因为对神父的敬仰，帕尼克迷上了神学和教会历史，并最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天主教”作家。
而另一位导师康斯坦蒂在帕尼克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多了：老师、朋友、父亲……帕尼克结识康斯坦蒂是在显克微支的课堂上，他当时在班上教波兰语和世界历史。而这并不是他的“主业”，他的正牌身份是外交官——在哈尔滨的波兰领事馆担任副职。
当时，很多在哈尔滨的波兰知识分子都免费到中学里任教，康斯坦蒂就这样认识了帕尼克——一个聪明又敏感的小男孩。康斯坦蒂曾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中文和梵文双学位，是个东方通，很热爱中国，称中国是他的“梦中的国度”。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担任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1920年他来到哈尔滨，此后十年，他作为波兰外交官，致力于中波关系的发展。对于波兰难民，包括像帕尼克这样从俄国逃来的难民儿童，康斯坦蒂非常关照，这让他在波兰移民中很有威望。
帕尼克觉得康斯坦蒂特别亲近，就像父亲一样。受他的影响，帕尼克非常喜欢俄国诗人尼古拉·古米洛夫的诗作。帕尼克在学校里没学过中文，他惟一的一次中文水平展示是在小说《新寓言》中，他用中文从一数到十。
托马什认为，认识到哈尔滨经历的宝贵价值，是帕尼克回到波兰以后的事。作为十几岁的少年，帕尼克那时候推崇西方文化，这让他失去了自己了解中国的大好机会。不过，因为有康斯坦蒂这个中国通做导师，帕尼克还是受到中国文化熏陶，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可以在波兰的大学讲授中文。
1928年，帕尼克的父亲去世以后，在康斯坦蒂的张罗下，帕尼克回到了波兰。此后几十年里，两人一直保持友谊。新版的帕尼克小说《三点零三分》将在2019年问世，书中会有一个新增的补充部分，收录了从1928年到1949年，帕尼克写给康斯坦蒂的157封信，在这些书信中，他们的表达呈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自传体叙事，即一位“年轻艺术家的肖像”。
帕尼克的“后哈尔滨时代”
拿到奖学金后，帕尼克进入利沃夫大学专修文学专业，这所大学当时属于波兰，现在归乌克兰。毕业后帕尼克留校任教，教书、写小说，象牙塔里的生活照理应该是平静的，可是帕尼克的日子却没那么云淡风轻。
1940年1月，因为反对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帕尼克在苏联监狱被关了18个月。获释后，他在波兰驻伦敦大使馆担任文化随员。1945年，他以私人身份来到墨西哥城，从此心无旁骛，专注创作历史小说。
1955年，他战后的首部作品问世。1967年，他返回祖国波兰，直至1988年去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在历史小说中融入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早年在俄国和中国哈尔滨的经历，这也让他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波兰哈尔滨人”之一。
三点零三分——重返哈尔滨
帕尼克一生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阿提厄斯》、《最后一位罗马人》、《民族和睦》等，而其中一部早期作品近年来开始引起学界关注，那就是以哈尔滨为背景的小说《三点零三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部1929年问世的小说被忽视和遗忘了。
当时帕尼克把它连载在《利沃夫日报》上，很受欢迎，可是随着后来《阿提厄斯》等一系列作品的正式出版，《三点零三分》的光芒被彻底掩盖了。然而，今天这部小说值得我们关注，它集流行、异国情调、政治惊悚、冒险和浪漫于一体，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哈尔滨、东三省和远东的一幅全景画卷，故事情节有趣，可读性很强。
小说讲述的是沙俄时代的两名军官彼得和亚历山大，想要在哈尔滨继续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哪怕贫穷和痛苦，仍要衣着庄重的去看歌剧、吃西餐和去东正教堂做礼拜。1927年2月的一个冬夜，他们误陷在日本特情局的阴谋中，他们的案件由一个可怕的秘密法庭代理，最终他们被迫开始担任日本特工，其任务是寻找有关日本与中东铁路交易的秘密文件。
这个故事是对远东生活的一个非常彻底而有吸引力的展示。许多闪回让读者回想起俄日战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甚至一战欧洲前线的惨痛经历。特别有趣的是，小说在女性角色塑造上非常突破，特情局的女特工往往有双重身份，她们的个性强大迷人，有时会把浪漫情节变成政治惊悚片，而其他女性角色则充当重返俄国内战和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创伤的工具。
《三点零三分》中的哈尔滨是不折不扣的“远东巴黎”，在作者生动、细致、亦庄亦谐的笔触下，哈尔滨的教堂、餐馆、报纸、豪华酒店、歌剧和夜总会构成一幅迷人的城市图景，抒情和多愁善感的俄罗斯歌曲与美国爵士乐队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作者用瓦格纳的歌剧象征哈尔滨的西部特色，跟着主人公的冒险，读者可以参观寺庙、回看中国内战、甚至去上海和海参崴做短暂旅行。
帕尼克的史诗视角是客观的，但又是充满激情的。2015年，《三点零三分》再版，立刻引发一波关于老哈尔滨生活的回忆。对于每一位对那个时代的欧洲、中国、日本感兴趣的人来说，这部作品的再版都是一件大事。新版的小说用一幅哈尔滨街景做封面，吉普车、皑皑白雪、罗马大钟、六角街灯、欧式打扮的行人，一切因为朦胧而显得神秘而美丽。据了解，这幅照片的拍摄者也是一位当时定居哈尔滨的波兰侨民。
托马什遗憾地说，帕尼克的部分小说曾被翻译成法语、德语、俄语、爱沙尼亚语、捷克语、匈牙利语等多种语言，却一直没有英文和中文版本。特别是《三点零三分》，对于英语、俄语和中文读者来说，这都会是一部有吸引力的作品。作为帕尼克小说和书信集的编辑者，托马什愿意不遗余力地为各国翻译家提供协助，帮助这部作品在大众中推广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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