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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益思提神。从古至今，文人们多有酣饮集诗、比才斗学的雅兴，诗人的灵感和激情，除了美酒以外，就是香茶了。茶乃韵事，一种高雅的清新。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多借茶写景抒情，许多传世之作在悠悠茶香中飘荡而出。所以说茶：“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饮茶，让文人变得幽雅、洒脱飘逸。唐代诗人吕岩，即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原型，他在一首《西江月 》云： 道人邀我煮新茶。荡涤胸中潇洒。世事不堪回首，梦魂犹绕天涯。”
萧红在哈尔滨唯有喝白开水
民国女作家萧红在其最重要的小说《呼兰河传》中用了颇多的笔墨写了东北的食物，如手里边在做拉面条了，醋拌黄瓜丝了，黄豆芽丝了，母亲装的咸肉，姐姐晒的干鱼，哥哥上山打猎做腌制雁腿了等等……
萧红没写喝茶，中国茶文化养生之道少年是不能喝茶的。但是她也描述了家乡有卖茶叶的。她写道：“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
后来萧红在哈尔滨非常贫穷，很少有欢快日子，常常辘辘饥肠，只能喝白开水，应该偶尔喝咖啡，她在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中说：“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他从口袋取出烧饼来给我吃。”她内心满是失望和寂寞，吃着烧饼，也好象饿倒下来。散文《度日》叙述了他们家庭的窘态，“火炉台，我开始围着它转走起来。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每天“只能和开水，吃面包，烧饼，包子”。萧红内心敏感纤细，渴望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而萧军性格豪爽粗直，极少顾及女人心里微妙情绪。在散文《当铺》中萧红流露些不满和责怪，“虽然说当得的钱少，可是又愿意吃包子，那么结果很满足。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来比包子还大，一个跟着一个，包子消失尽了。”偶尔有了点钱，萧红家吃饭也很简单，有时候就是一汤一菜一饭，厉戎写过一篇《重见萧军忆萧红》上说：“我们就着红肠、格瓦斯，吃着面包……悄吟活泼起来了，活泼得无拘无束。”
萧红慢慢在写作上有了名气，也有了相应的稿费，他们参加哈尔滨一些进步团体，生活稍稍好一些。在散文《剧团》中反映出萧红的生活有了改观：“当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当然是十分定心了，十分有把握了。散文《几个欢快的日子》中道出了生活的快乐，“牵牛房”那一些人们每夜跳着舞。跳舞结束了，玩捉迷藏，玩得厌了！大家就坐下喝茶，吃苹果、吃糖。有了钱以后，萧红开始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在散文《册子》写出了文章出版的欣悦，“文章小册子快发表了，他们一起去松花江游玩，拾到一条开江死鱼，准备吃。”萧红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萧军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布棚下吹着江风。萧红非常生气，而萧军却说：“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萧军对萧红的不体贴，再穷也不忘自己喝茶。面对日益逼近的日伪当局的迫害，二萧离开哈尔滨奔向青岛，在大连船上被日本警察搜查，一些进步书稿就藏匿在萧军茶叶罐内而未被发现。
萧红喜茶受鲁迅先生影响
二萧到青岛后不久，再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提携，萧红很快成为知名的民国女作家。萧红在上海洋风的熏陶下，喝咖啡吸烟非常在行，而喝茶却不多见。萧红的日本友人绿川英子后来回忆说，萧红“便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萧红到上海以后的作品对食物的描写没有像在哈尔滨那么深刻，但她笔下也确流露出对茶叶的丝丝情怀。
鲁迅先生是浙江绍兴人，终身嗜好喝茶，他的文章和日记中，提及茶事甚多。《戒茶》一文中道：“ 必不得已，只好戒茶。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鲁迅还给我们描述了30年代的上海民众喝茶情形，“每至夏天，沿街店铺备有茶桶，过路者可自行用一种长柄鸭嘴状竹筒舀茶水，渴饮解乏”。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上海喝茶风俗。首先她说：“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鲁迅先生常到上海老靶子路一家犹太人（或许是白俄人）开的小吃茶店悠闲地喝茶，而这家小吃茶店正是二萧和鲁迅初次见面的地方，这里是鲁迅先生约会客人的固定地点。在一九三四年冬季的一天夜里萧红第一次来到鲁迅先生家，和鲁迅夫妻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萧红还写了鲁迅家里环境，写字桌上有一个茶杯，杯子戴着盖。萧红以后经常去鲁迅先生家，而先生经常在家陪客吃饭喝茶。梅雨季的一天萧红高兴地跑到鲁迅先生家去，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萧红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患病后，萧红总看先生，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鲁迅病情日益严重，萧红心情忧伤，再去鲁家时许先生让她吃茶，萧红依着桌子边站着，好象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漂泊重庆时所作作品中茶的踪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从上海辗转到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在她作品中写了一些川茶习俗。四川也是茶叶的故乡，四川人善于制茶和饮茶，喝茶叫“吃茶”。萧红经常和朋友聚会在吃茶馆里讨论问题，在散文《牙粉医病法》写道：“我们一走出那个吃茶店，玻璃窗子前面坐着的两个小孩，正在唱着：‘杀掉鬼子们的头……’其实鬼子真正厉害。”
1939年4月萧红写下温馨的散文《长安寺》:“青茶，素面，不加装饰的……所以这种吃茶的地方确实使人喜欢，又可以吃茶，又可以观风景看游人。”在萧红看来寺庙前的这家小小的吃茶馆比重庆的所有的吃茶店都好。她尤其仔细地写了一位冲茶的红脸老头，老人在战乱的年代总是高高兴兴的，并对老头茶叶技能很是赞美：“这时候他要冲在茶盅开水从壶嘴如同一条水落进茶盅来。他拿起盖子来把茶盅扣住了，那里边上下游着的小鱼似的茶叶也被盖子扣住了。”重庆闹市区的长安寺缕缕檀香和别的香料的气息给漂泊流离的萧红带来短暂的宁静。她说：“反正这地方是安静得可喜的，一切都是太平无事。细心的萧红观察到长安寺的消防设备极其简陋，突然神经过敏起来，她担心某天会落下了日本飞机的炸弹。她悲哀道：“而可能的那两条水龙也救不了这场大火。那时，那些喝茶的将没有着落了，假如他们不愿意茶摊埋在瓦砾场上。”每过多久萧红的担忧不信言中了，在日机的轰炸中长安寺成了一堆瓦砾。
为躲避日机轰炸，萧红搬到了远离重庆市区的黄桷树镇。1939年9月发表的散文《茶食店》描写了黄桷树镇上开了两家西式茶食店，这样的茶食店和蜀人的吃茶店不同，他们以卖面包等西式点心和茶饮为主，面包还要涂外来品奶油、冰激凌和果子酱，并使用刀叉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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