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凉亭小厂”，出了颗闻名全国的“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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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待业小青年鼓捣出的大事情
走进高墙上“大学”
监狱里诞生“奇迹”
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尊重工匠精神
江北小厂，为“两弹一星”配套
全国首创“电鼻子”
登上《人民日报》，全厂转制国营

杨之滨家住友谊路，出门就是江边。天气好的时候，77岁的他依然会和老同事走过江桥，在江北的老树下坐一会儿。这两棵老树周边现在已经是一片绿地了，可是凭着这两棵老树，杨之滨和他的同事们在多年以后，找到了曾经的老厂房旧址。那个规模不大却履历辉煌的小厂，名字叫哈尔滨通江晶体管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是中国电子行业第二号先进标杆单位，承担了多项国家尖端武器电子元件的生产任务。

晶体管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通俗点说，它是半导体时代电子产品接收信号的核心部件，重要性相当于集成电路时代的芯片。

七个待业小青年鼓捣出的大事情

6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杨之滨进入哈尔滨电子器材厂当工人，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我中学时就加入了无线电兴趣小组，经常跟着物理老师给教室安个扩大机、装个喇叭什么的，所以有机会进这个厂我特别高兴。我在厂里很受重视，我也喜欢研究技术，最喜欢跟厂里一个老右派聊天，他叫陈永旋，是留德归来的专家，从北京过来的，请教完他我再自己动手。”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国家经济处于起死回生阶段，就业机会很少。进厂没多久，杨之滨就赶上了厂里裁员。“当时领导还挺照顾，安排我去职工夜校当老师，我一点都没考虑，就说这工作我不喜欢，不用管了，我自谋出路。”

二十出头的杨之滨考取了营业资格证，开了一个叫“安国无线电修理部”的门市，在偏脸子一带很有名。“当时做个体户实在不可理喻，因为正规的国营修理部很多，我那点技术又很浅薄，谁找我修呢？我就开始琢磨，发现收音机面临换代。那时哈尔滨的收音机都是日本电匣子，电压110伏改成220伏后，这些收音机就要报废，这样我就给人改造电匣子。”

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你能让他们的“家用电器”起死回生，自然很受欢迎。生意打开局面之后，杨之滨开始有了合伙人，开起了塑料修理部。“当时塑料是新材料，比布匹还便宜，又很实用，很神秘。可是坏了不能缝制是个问题，只能采用高频加热，我就用土法做了个电子热合器。这时有个叫于广珍的大姐就加入进来了，她是外向型的人，负责销售。”

接着杨之滨开始研究晶体管，又有人陆续加入，都是有一定无线电基础、没成家、没工作的小青年，算是7人“创业团队”。就这样，在中央大街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几个小青年鼓捣出了样品。“以往的街道企业都是糊纸盒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干的算‘高科技’，领导都很惊喜，时任市委书记任仲夷说：‘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同时决定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建议我们搬到江北。”

▲两棵树是原通江厂的旧址

1966年3月，杨之滨团队开始筹备建厂，可两个月后“文革”就开始了。“支持我们的领导都被打倒了，自顾不暇。道里党校在江北的疗养所也不能办了，我们就把那里占了。在道里区委李善增等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江北的俄式小凉亭里继续搞研发。”

走进高墙上“大学”

“因为晶体管实验要求洁净车间，我们穿白大褂、穿拖鞋，在街道企业中显得很‘尖端’。”杨之滨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可是这样的老师哪找呢？学校都关门不上课了。”不过，杨之滨还是很快找到了拜师的门路。“我们所属的通江社区，管区内有一所监狱，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社区主任也很热心，说那里知识分子成堆，我给你们联系，进去实习一下。”

监狱局的批准很快下来了，杨之滨和两个同伴一起来到了监狱办的企业——新生开关厂。“我们进去之前被告知，只问技术，不言其他。车间里的人都是白帽子、白大褂，干着一样的工作，区别政府技术干部和犯人的方式是看‘裤脚’，犯人的裤脚是灰色的。”

走进开关厂，杨之滨和同伴们真是大开眼界。“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机会见到生产线的整个流程。我们三个人做了分工，我学整体，副厂长韩德威学化学，研究水的纯净度，还有一个人学电路，因为回头我们办厂没有设备得自己做。”杨之滨回忆说，当时很多服刑人员在技术方面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外文专业书。慢慢的，杨之滨与这些人熟了之后，发现他们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技术人才。他在监狱里的第一位老师是何德和工程师。

监狱里诞生“奇迹”

何德和本来是一位爱国青年，1920年出生于台湾，194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电机大学，然后跟随大学老师、日本著名电工学家难波来到大连工作。1947年，在大连与日本女孩高地富江结婚，妻子改名何新民。

▲杨之滨（右二）

何德和开创了中国电子行业的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块镍铬钴永久磁铁、中国第一块手摇发电机用电压表，他还让中国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实现批量生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何德和所在的沈阳电工一厂奉命迁往我省阿城。1951年，何德和因为被“搜到无线电一部”等罪名蒙冤入狱。在监狱，何德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了场部的送电问题、施工现场的供水问题、让全国闻名的莲江口抽水站投入运行。1955年底，何德和刑满释放，留在劳改系统就业。

1957年，妻子何新民从日本探亲归来，带回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公安部的领导看到后很受启发，何德和很快接到了研制半导体收音机的任务，1958年9月27日，中国第一台七管外差式半导体在哈尔滨新生开关厂研制成功。1979年，何德和获得平反。

何德和(前排右三)，杨之滨(后排右三)

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尊重工匠精神

除了用何德和这样的海归专家，杨之滨也重用了一批监狱里的高级技师。“何德和是大牌专家，有战略思想，但是他们离不开手艺人。咱们现在叫工匠精神，他们理论不深厚，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监狱里有位徐梦然老师傅很厉害，他有一个绝活，能把石英玻璃做成各种形状。”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杨之滨苦苦寻觅的人才，在这里几乎找全了。“我就跟他们聊剩余刑期，刑满后第一时间把他接到我们厂就业。还有一位李金德师傅，手艺好，技术非常全面，我了解到他没家，就对他说，你期满了我来接你，我们工厂就是你的家。”

就这样，当时正在扫大街、干杂活的技术大牛都被揽到了通江厂，解决了技术攻坚的人才困境。因为当时局势，这些高端人才来到通江厂后都是隐姓埋名工作，可是能够学以致用，在厂内受到尊重，他们还是很欣慰。

1967年，杨之滨也遭到批斗，被开除出工厂，每天写检查。“工宣队进来后，说我们穿白大褂是资产阶级，不安置老弱病残，只专不红，还重用那么多有‘问题’的人。”杨之滨说，“我一边忙着写检查，一边安排几个助手继续做实验。”

杨之滨丝毫没有动摇要做的事情。“我就是觉得我的思路没错，刑满释放的人员就是自由公民，为什么不能用？”1969年党的九大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杨之滨也借风回到厂里继续主持工作。“当时过江只有一个大桥，冬天时工人一大早扛着蒸馏水过江，用医院的二连球打气，然后用酒精灯烧结二极管，解决了没有煤气的问题。我们总有土办法，很多老职工回想起来都说，那么苦，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江北小厂，为“两弹一星”配套

进入70年代，哈军工的教授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找到杨之滨。“有一种专用计算机需要开关管，我们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任何顾虑就说：我们试试看。”通江厂派人专门去济南的151研究所学习，研制出样品后就去哈军工调试，请他们提出改进意见。“后来哈军工干脆派人进厂，直接参与团队，同吃同住，这让我们的团队也得到升华和提高。”

1977年，通江厂配套哈工大炮瞄雷达，1978年正式被列为国家尖端武器制造商，包括钱学森所在的航天五院在内的国内顶尖科研单位，都放心地将自己项目所需的二极管交给通江厂生产。“东风五号导弹从试制阶段我们就开始参与，那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

全国首创“电鼻子”

如今每家必备的煤气报警器，最初也是在通江厂诞生的。“那时候研制它不是为了民用。当时大庆的天然气生产，稍有不慎就会爆炸、着火，煤气公司经常发生中毒事件。土办法是把鸟笼子挂在车间，因为鸟比人更敏感，看见鸟不行了，就知道空气中有毒气。还有就是用肥皂泡，如果漏气的话肥皂会吹泡。”如何用电子技术有效预防这些危险呢？研究国外杂志之后，杨之滨得知日本已经出现了“会闻味的电子管”。

▲赴日考察

“一种不服输的感觉！1974年我们把‘电鼻子’做出来了，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然后我们开发了排烟罩市场，让排烟罩能够预警可燃气体泄漏，当时这个东西国内市场不大，我们就瞄准国际市场，上海一家公司做代理，往国际上推。”

那时候，出口商品最大的交流平台是广交会。1976年，哈尔滨通江晶体管厂的产品在广交会上闪亮登场，立刻引起轰动，包括香港《文汇报》在内多家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杨厂长在当时就发现了敏感技术的巨大潜力，可以说非常超前。”张伟17岁进入通江厂做学徒，1987年出任该厂厂长。后来，张伟代表通江厂参加电子工业部答辩，实力战胜郑州一家企业，让黑龙江成为中国敏感技术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