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外专红色经典(十一) 精英辈出桃李满天下之军界: 叶正大于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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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大
于龙淮

叶正大

叶挺长子，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927年。新中国航空科技领域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制和组织领导工作。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所长、副院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国防科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人和总装备部顾问。苏联齐奥可夫斯基宇航学院国际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将军衔。

叶正大颇具父辈的革命雄风。父亲叶挺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率领北伐军独立团在武汉一举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获得“北伐名将”的声誉，他的部队也被称为“铁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背叛革命后，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是两次起义的前敌总指挥，为创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终因敌众我寡起义失败。中共左倾领导人，非但没有正确吸取失败教训，反诬叶挺对革命产生动摇。叶挺是有血性的人，他因不能容忍别人怀疑他的革命信仰而远去欧洲，从而与党组织失联。虽然赌气却对共产党永远放心不下，时刻关注着党的发展和国家命运，终因国外消息闭塞而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定居澳门。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后，蒋介石仍然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压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叶挺十分激愤并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出山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抢先授衔叶挺组织抗日队伍（即华南新四军)，而叶挺心仪的领导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于是他首先去的是延安，毛主席高度评价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并对他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叶挺将军去江南组织起新四军并亲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挑起“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官兵，并扣押了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在狱中五年，不断有国民党高官前来劝降均被他拒绝。逼得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劝降。他在与叶挺见面时说了三件事：一是指责，指责叶挺“为什么不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指叶挺回延安请示成立新四军一事)”二是辩解，“我关起一百多人（指皖南事变），是我错了么？”三是劝降，“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而叶挺将军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接下来的自然是遥遥无期的牢狱关押。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在狱中抒写的这首《囚歌》，生动地反映了他对蒋家王朝的无比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中，要求蒋介石释放叶挺，释放全部政治犯。被逼无奈的蒋介石终于释放了叶挺将军。特务头子沈醉在释放叶挺时试探地问道：“出狱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叶挺直率地告诉他：“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请求共产党恢复我的党籍!”当戴笠闻知后，惊愕多时方说了一句话:“这就是共产党的可怕之处!”叶挺将军出狱之后果然不出10个小时,就向党的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叶挺被释放后留在重庆，而他的妻子李秀文和四个子女仍在广州。叶挺请张发奎在广州的属下为妻儿讨购5张机票赴渝与他团聚，不料却只讨到3张，只能是李秀文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得以乘飞机去重庆，叶正大只能留在广州。不久，1946年4月28日，叶挺与李秀文和两个孩子乘飞机去延安，途中惨遭蒋介石和戴笠的毒手，飞机失事，叶挺将军和夫人李秀文及九岁的女儿叶杨梅、三岁的儿子阿九，全部遇难。同机罹难的还有博古、邓发和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多年后张发奎感慨地说：如果当年他在广州，出于交情无论如何都会给叶挺讨到5张机票，李秀文和4个孩子都会乘坐飞机赶赴重庆，也都会与叶挺同机去延安。多少年后张发奎感慨地说如果是那样“叶挺全家就无一孑遗了!”由此可见,蒋介石何其毒也!

后来叶正大被接到延安，叶正大见到了周恩来周伯伯，还没有张口说话就已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周总理安慰他说：“好了，孩子，到了延安，就是回了家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你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延安的烈士子女很多，都分别由领导干部照看，叶正大被安排在朱总司令和康妈妈家照顾。在延安时，周恩来把蒋介石反动派制造“四•二八”空难的真相告诉了叶正大：叶挺乘坐的飞机从重庆起飞后，在西安稍事休息加油的时候，军统特务以检视和维护飞机之名，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盘表的背面放了磁铁，致使飞机在从西安飞往延安途中迷航，最终在黄河以东的茶山失事。父亲和母亲及两个弟弟妹妹的牺牲，是叶正大永远的心痛！他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统狗特务的深仇大恨，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叶正大来到延安时16岁，当年秋天正赶上延安外国语学校迁至哈尔滨复校（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也称哈外专)，就与任弼时的侄女任岳、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等烈士和高级干部子女，一起来到这所学校学习俄语。最初抗日民主联军（四野的前身)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东北解放后王季愚和赵洵分别担任校长和副校长。叶正大是延安外语学校1946年11月复校后不久来这所学校的，后因战局紧张叶正大、叶正明跟随学校迁至佳木斯，度过了学校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1947年夏我军把国民党军队打退到长春以南时，学校又从佳木斯迁回哈尔滨。

1948年党中央为了给新中国培养经济和技术人才，决定选送一批会俄语的年轻干部到苏联学习，这些年轻人主要是烈士遗孤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此之前，刘亚楼在哈尔滨建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刘亚楼急功近利急于培养的是为部队服务的俄语翻译，以迎接帮助我建设空军海军装甲兵的苏联专家的到来。哈外专多数学员是从北大、清华、华北大学等国统区和沦陷区大学中招收的学生。叶正大、叶楚梅等烈士和高干子女来到学校，学校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与普通学员一样轮流扫厕所，使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学员非常感动，他们在这些烈士和高干子女身上认识了共产党。1948年中央选送的第一批懂俄语的年轻干部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任岳，还有李鹏、邹家华等人，被派到苏联留学。初到苏联时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伊万诺沃学习俄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到莫斯科去读大学。叶正大与弟弟叶正明商量，决定进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这不仅因为叶正大从小酷爱航模，更是为了报家仇雪国恨！叶正大经常说，我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我下定决心学飞机设计，回国后又为航空事业服务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报这个家仇，一雪国民党反动派的国恨！

1950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为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到苏联。除夕毛主席周总理出席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会，留苏学生也出席了晚会。休息时，叶正大拿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去找主席和总理题词，总理为他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字。毛主席问他学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是学飞机设计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地为他题写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在这些留学生当中，有几位同学在莫斯科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叶正大夫人的任岳。毛主席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专业后说：“哦，你们在这里学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的学习需要联系实际，还不如回中国结合实际学。在苏联应学技术。”后来这几位同学遵照毛主席指示，改学了技术专业。毛主席说的这番话对叶正大有很大的触动，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党和国家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的目的。叶正大来莫斯科之前已在哈尔滨外专学了一年多的俄语，1952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讨论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其中包括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在与苏联的谈判中，由于随团的翻译在技术词汇方面有欠缺，所以周总理要叶正大给他当技术翻译，总理非常满意。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上用俄文写着“取得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成绩”。毕业后，他与邹家华同一批回国到了北京。组织上希望他们回到苏联去继续深造，读研究生。但是叶正大、邹家华感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愿意尽快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叶正大被分配到军事工业部（二机部）航空工业局，从基层沈阳飞机制造厂做起。1956年，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成立，叶正大等一批航空设计精英开始集结，一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规程。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和整机的产品设计，叶正大任设计室副主任。经过2年多的努力，叶正大等我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们于1958年歼机设计成功并进行了首飞。此后，叶正大以更博大的胸怀、更饱满的热情一次次投入到新战机的设计研制中。他曾与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到苏联，听取专家对我国研制的“东风”7和“红旗”号发动机审核意见。

他曾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赴苏谈判引进米格－飞机生产，并留在苏联消化米格－飞机技术资料；他提出在米格-改进、改型基础上研制双（马赫数5、升限千米）飞机，得到部领导支持，使战机再上一个型号，即歼；他曾在总工程师黄志千遇空难牺牲后，挑起负责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重担。恰在这时文革开始了，叶正大成了“走资派，甚至被扣上“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等帽子，被抄家、关进牛棚，而这正是歼机研制的紧要关头，叶正大只能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和大家一起坚持设计、研制、跟产歼机。“文革”中期，叶正大领导了歼飞机3架全机静力实验加载到12％设计荷载。“文革”后期，在叶正大推动下，空军组织了包括空中格斗在内的歼与歼性能对比试飞，最终达成歼胜于歼的共识。叶正大从事飞机设计期间，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制和组织领导工作。之后走上更高的主管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岗位，直到1989年离休。

于龙淮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澳星”和“长二捆”火箭副总指挥、总指挥, 少将军衔。193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天津复旦大学，母亲毕业于师范学院。1931年迫于时局动荡和生活压迫，一家人从东北辗转到北京、华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后，已是共产党员的于淮龙的舅舅，带领两家人来到延安。那一年于龙淮6岁，被安排在距离延安约45公里的安塞县延安保育学校上小学，两个哥哥参加了剧团。1944年于龙淮升入了延安中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于龙淮一家随共产党干部团回到东北，于龙淮在牡丹江继续上中学。1947年于龙淮中学毕业后，哥哥介绍他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了两年俄语。1947年毕业他被分配到空军沈阳第四航校做翻译。1950年又去了上海空一师任翻译。抗美援朝时，于龙淮任青岛第十四师翻译，之后随大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他又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

1957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炮兵部队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合成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主要任务是承担和接收苏军“P-2”火箭装备和学习、训练、教学工作。所谓“炮兵教导大队”，就是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前身。1958年于龙淮回国时正赶上建设老五院一分院，从此他投身于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他投入创建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开始。于龙淮来到南苑开始建设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时候，既是翻译又是设计人员。1959年9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1959年，于龙淮去沈阳飞机制造厂参与试制“1059”发动机。1960年9月10日上午7时42分，也就是苏联专家撤走17天，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用国产推进剂，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的第一枚地地战略导弹！此后仅1960年底前又连续三次成功地发射了我国仿制的1059地地导弹。1961年，于龙淮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东风二号”于1962年发射成功。从1964年到1965年，“东风二号”取得了发发成功的喜人成绩。1965年，于龙淮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参与了很多型号火箭的计划、指挥、生产、调度工作。

1985年，中国航天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后，向世界郑重宣布：将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这意味着一个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国家将向强手如林的高科技竞争领域挺进。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由于长征系列火箭令人信赖的可靠性、较低的发射费用及保险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公司对我国长征火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86年，被视为世界航天的灾难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72秒钟就发生了大爆炸，震惊了全世界；紧接着，美国的大力神火箭和德尔它火箭也相继失事，美国航天活动几乎陷入瘫痪。同年5月31日，已经赢得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洲空间局阿里安火箭，又因第三级未及时点火而失败。接连发生的失败，使一次性运载火箭市场出现了用户排队等待发射卫星的局面。

就在这一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为适应国际卫星市场的新形势，决定研制运载大吨位卫星的捆绑火箭。他们画出了3张原理草图——在发射成功率很高的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加长箭体作为芯级，再在原有的一级箭体上捆绑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构成一个新的两级液体火箭。

1987年9月，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向美国休斯公司购买了两颗商业通信卫星，代表着当今世界通信卫星的先进水平。卫星成交后，奥赛特公司在悉尼进行发射招标。当时世界航天界有四大集团参加投标。美国开价7000万美元，法国开价5600万美元，我国为了打入国际航天市场，开价较低是3600万美元。

1988年，于龙淮带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代表团和长城工业总公司以黄作义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美，与美国休斯公司进行谈判，过程非常艰苦。发射“澳星”必须拥有可靠的大推力火箭，然而当时我国的运载火箭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只有1.45吨。要使中国航天跨上一个台阶，必须尽快拿出大推力火箭来。在谈判的时候，于龙淮他们还只是拿着一张图纸去谈。面对此种情况，美国人一直表示怀疑，谈判局面始终僵持不下。有一天，于龙淮对美国代表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吧，下午我们还要去其他公司谈判。” 听到这话，本来一直不松口的美国人终于松口了。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真的不和他们合作了，中国开出的低价位与可靠的航天基础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很大。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了发射澳星的服务合同。但是合同文本要求繁杂，条件苛刻：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理由表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用户有权终止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

于龙淮一行回国后，谈判结果上报国务院得到了批准。自批准日计算只有18个月，要研制出一枚具有世界水平的大推力火箭，这在中国航天史上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没有先例。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全国支持这项工作，得到了祖国的全力支持。为了能在18个月内拿出新研制的、高质量的“长二捆”。当时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航天人忘我攻关的情景，于龙淮感动不已。那时候，于龙淮每天都连续工作到晚上才回家，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没有在9点以前吃过晚饭。他的精神始终都是高度集中的，因为他深深知道，火箭研制是绝不能出任何错误的，任何一个小错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中国航天人经过努力拼搏，奇迹真的出现了。1990年的6月底，人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二捆”火箭，比合同规定的苛刻时间提前一天，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塔架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1990年7月16日9时10分，随着“点火”、“起飞”口令的下达，“长二捆”火箭首飞成功啦！它把搭载的巴基斯坦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技术先进的长征三号火箭和发射成功率很高的长征二号丙火箭，曾把十多颗各种类型的卫星送入不同的轨道。“长二捆”火箭发射成功，成为当时中国火箭家族中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使我国实现了从串联组合的多级火箭向串联并联组合捆绑火箭的转变，为大幅度提高运载能力开辟了新的途径。

根据对方的要求，第二次发射的时间定在8月中旬。于是中国航天人立即摆开了赶制一枚新“长二捆”火箭的战场。8月14日晨，西昌卫星发射场，凉风习习，朝霞灿烂，火箭整流罩上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夺目。人们期待着“长二捆”雄风的展现。早上7点，“长二捆”火箭携带着澳大利亚通信卫星腾空而起，直刺苍穹。“成功啦!成功啦！” 激动人心的喜讯从指挥大厅传来。刹那间，整个大凉山沸腾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抑制不住心头激动的人们把于龙淮、王德臣等人抬了起来，一起高声呼喊：“长二捆、长二捆！” 在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们则放着鞭炮大大地庆贺一番。澳星发射成功，使中国在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方面，仅次于美国、苏联，与法国并列第三，这是中国人顶着巨大压力完成的一个伟大壮举。4年多的国际合作，使美国一流的火箭技术专家对中国航天专家做出四点评价：一、技术水平高，难不倒；二、工作效率高，有能力；三、经验丰富，处事果断；四、修养好，有耐心，容易合作。

“澳星”发射成功后，老院长钱学森给研究院寄来一封信，向干“长二捆”的同志们表示了衷心祝贺。当钱老看到《解放军报》的报道中介绍于龙淮业余爱好音乐、唱歌，还翻译过俄罗斯民歌时，他在信中写到：“对于龙淮同志我要道歉！这么多年来，我还不知道他还是一位音乐家、艺术家！而我一直在提倡科技工作者要有文艺修养!将来他离休了,又可以在音乐领域大干一场了！” 字里行间充满着诙谐，充满着感情，流露着一个师长对晚辈才能的赞誉。钱老院长的信让于龙淮、王德臣等欣喜万分，激动无比。作为中国火箭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的风范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航天人。

中国航天的成长历经坎坷曲折，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航天专家梁思礼的话来说就是“一无设备、二无资料，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中国的航天事业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航天人的奋力拼搏、奉献才在这颗种子的基础上生根、发芽、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