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金树曾先后任刘亚楼上将和彭德怀元帅的秘书，后因在庐山会议上拒绝为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作证，而被解职并退役。文革结束后，章金树任驻日本国大使馆公使参事、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随大部队转战东北，被推荐到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前身）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员们都简称它为“翻译班”）学习俄语，任第三班班长。阎明复（后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郑拓彬（后来是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翟云英(刘亚楼将军的夫人)、张亿伟（抗联地下工作者张宗伟烈士的女儿，后与章金树结为革命伴侣)等都是这个班的。
经过两年半的半军事化的学习和生活，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三班的同学被陆续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章金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空军司令部，给刘亚楼司令员当秘书，深受刘亚楼将军的器重，原计划派他去苏联深造，不料解放军总参谋部派人来商调他去总参工作。几经交涉，最后聂荣臻总长签署命令，调他到国防部外事局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国防部工作，章金树作为国防部外事局科长、外事秘书直接为彭总服务，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为止。
大家都知道，1959年7-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最初是要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党内外的意见和建议已经反映到会议上来， 毛主席对这些意见并未在意。可是7月7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发言之后，特别是7月14日彭德怀又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被毛主席称之为“万言书”，以更加正式、更加郑重的形式呈报给毛主席，使毛主席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彭德怀在发言和“万言书”中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也提出批评。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向三面红旗的全面进攻，于是将彭德怀的这些材料严肃地批示给全会诸同志。会议从此由批“左”转而批右——批判彭德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 就在彭德怀呈报“万言书”的第四天即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貌似批评本国, 实则暗喻中共，他说“国内战争一结束，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许多人不大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他还断言：“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演讲后，美国杂志立即评论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7月28日胡乔木将这些材料报送毛泽东。
赫鲁晓夫的演讲和西方媒体的言论极大地震动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看来，赫鲁晓夫非难人民公社，不迟不早恰好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几乎与彭德怀是同时，虽然相隔万里，却遥相呼应，何其默契协调乃尔？！ 8月1日，毛泽东把对彭德怀的批判从全会升格为政治局常委会议，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说他“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并说彭德怀这次“向党猖狂进攻，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所谓“从国际取了点经”就是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内外勾结）刘少奇紧接着说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反对唱《东方红》歌曲”。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说话了”。
虽然彭德怀进行了严肃的反驳，但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早已从“心有灵犀”,升为“密谋勾结”。彭德怀自问清白无辜，认为“里通外国”一事同自己毫不沾边，也就从未放在心上认真对待。但是中央对彭德怀的秘密调查取证工作却在抓紧进行，其中调查的重中之重是庐山会议前一个月结束的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对东欧七国和蒙古国的访问。
彭德怀不懂外语，当然也不懂俄语。专案组经查询得知，在地拉那为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晤面担任翻译的是军委办公厅外事处俄语翻译章金树，便立即用专机把他接到庐山一个秘密住处，要他揭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晤谈中涉及到的“里通外国”的问题。章金树坚定地说“没有这样的事”，然后他详细介绍了访问的全过程：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了东欧及蒙古八国，历时近一个半月。陪同访问的有王树声大将和肖华、杨得志、陈伯钧上将及空军海军将领。访问的顺序和日程，是出国之前同对方各国商定的。主要讲话稿和会谈内容都是出国前准备的。4月24日从北京启程首访波兰，途中在莫斯科机场停留，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礼节性地会见并陪同就餐后，即起飞到华沙。然后按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到站顺序访问后，于5月28日到达东欧访问的最后一站地拉那，下榻于“达伊特”饭店。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向彭德怀表示歉意说，我们本来安排你们住“游击队宫”，那里设备条件比这里好，因苏联赫鲁晓夫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已早在25日来访住那里，只好让你们受委屈了。彭德怀当即表示，部长太客气了，我们住这里很好，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请不必为此多操心。
赫鲁晓夫的偏执、多变和一意孤行是人所共知的。他何时决定访问阿尔巴尼亚，我方不得而知，但苏联的外事档案中会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为了会晤彭德怀而来地拉那的。其实这件事，我团刚来地拉那时巴卢库已经向彭总说清楚了。巴卢库说，苏联代表团此次来访是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建立苏阿合作的海军基地，可让苏联军舰从这里进出地中海；也是针对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向西方示威。苏、英、美、法四国外长于5月11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开到6月20日，以未达成协议而结束。赫鲁晓夫可能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一段时间没有进展，决定以访问形式，带马利诺夫斯基到阿尔巴尼亚，想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恰巧先于彭德怀到达地拉那，这纯属偶然。所以在阿方的安排下，彭德怀同赫鲁晓夫的三次晤面，既不是谈判或会谈什么事情，甚至连会见都不是，只能是偶然的晤面而已。
第一次，5月29日，苏联驻阿使馆为苏代表团来访举行招待会，地点在“游击队宫”。阿方党政军领导人及各国使节均出席。在地拉那休假的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和中国军事代表团也应邀到会。彭德怀等赴会时，同赫鲁晓夫及其代表团成员中央书记穆希金诺夫、副外长费留宾、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格罗提渥等，作礼仪性问候交谈。
第二次，5月30日，阿方在地拉那广场举行欢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群众大会。中国军事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会场上飘扬着阿、苏、中三国国旗。彭德怀在主席台就座，自不免要同霍查、赫鲁晓夫等寒喧致意。
第三次，5月30日晚，阿方在“达伊特”饭店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代表团，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宴会前，霍查、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等，先到休息室暂坐。彭德怀同巴卢库坐一张沙发上。巴卢库问彭德怀：苏阿合作建设海军基地，你看怎样？彭德怀答：中国建立完整独立的国防体系。去年苏方提出在华合建潜艇基地和战略空军基地，我们认为这对中苏两国都不利，我国提出由苏联出技术专家，中国出钱主权属中国，对双方都有利。你们国家情况同我们不同，按你们中央决定合建，可能是合适的，此事我没有发言权。
5月30日宴会结束后，又举行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前，彭德怀回到住所。6月2日离地拉那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尚未回苏联。此后，彭德怀再未同赫鲁晓夫见面。
以上就是彭德怀在访问东欧七国唯一的一次与赫鲁晓夫偶然相遇及其三次晤面的全部过程。章金树对访问过程，特别是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晤面的全过程做了详细说明，对两人晤面的传译内容写出证言。据此，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坚定不移地声明彭德怀元帅在那次对东欧和蒙古的访问“我认为没有问题！”
章金树的证言使召他去庐山的人深感失望。经过四天的审查，毫无结果，只好把他送回北京。就这样，章金树虽然没有被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但已不被信任。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拘捕后，专案组又去找章金树，并开导地说，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罪行已经公布任何人都不对他抱有幻想。可是章金树仍坚持他已提供的证词，反复说彭总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就被调到南京军事院校。1976年4月转业到地方工作。
这位在新四军入伍的老战士，虽然对党对军队无愧无悔，但是被迫脱下军装时落泪了。对党的忠诚，使他到地方后依然是自觉的革命者。他在文化部工作时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了很大贡献。当他听到苏方同行泄露勃列日涅夫在远东释放的愿与中国交好的信息，立即通过有关渠道报告中央，为我方争取了工作主动。
2008年2月章金树重病卧床，他没有向家属交代后事，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而是急切地向夫人亿伟说，虽然彭总被诬陷的事早就平反了，但是他最挂牵的事是，他要把彭总1959年访问东欧七国和蒙古国的全过程详详细细地写下来，向历史有个交代 为历史作证。否则对不起彭总，对不起历史。于是他不顾病痛折磨，日以继夜地写作，完成了最后的遗作，安详地闭上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阎明复亲自为章金树的遗作作序，并向广大读者诚挚地推荐此书，为的是还彭总一生的清白。
章金树在译作中十分翔实地记载了彭德怀访问东欧七国和蒙古国的全过程。由于章金树是彭总的外事参谋和访问全程的传译翻译，并且始终捍卫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事实面前，扣在彭德怀头上的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终于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而没有写进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等重要历史文献和历史档案之中，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时通过的公报，只字未涉及“里通”问题。之后于9月12日通过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除完全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外增加了“篡军、篡党、篡国”的“罪行”，亦未有“里通”字句！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为彭德怀彻底平反，还给彭德怀元帅以“一生清白和一世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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